晉楚爭霸下的次等諸侯
春秋自齊桓公成為霸主后，長期無人可與之匹敵。然而齊國自齊桓公去后，霸業(yè)衰落，而諸侯又各自為政，南部的楚國則崛起，謀求稱霸中原。宋襄公本想在齊桓公之后接替霸主，然而其能力和宋國實力無法接替齊國的霸業(yè)和地位。而這時，地處如今晉南的晉國經(jīng)歷了近七十年的內戰(zhàn)后在晉獻公、文公治理下開始崛起。前636年，晉文公歷經(jīng)十九年的流亡終于回到晉國，開始了短暫而輝煌的國君生涯。前632年，晉楚城濮之戰(zhàn)，晉國大勝楚國，奠定了晉國的霸主地位。
自城濮之戰(zhàn)后，中原的格局開始了新的變化，即以晉楚爭霸為主軸，夾雜有晉齊、晉秦的爭雄。而地處秦晉齊楚四大強國之中的這些次等諸侯國尤其是宋、衛(wèi)、鄭、魯?shù)葎t是重點的爭奪對象。而秦國在春秋時代一直被晉國所壓制難以插手中原事務。所以次等諸侯主要是在晉齊楚之間做出艱難的抉擇。
宋國是泗上十二諸侯之首，是實力最強、影響最大的次等諸侯之一。而自春秋中期開始，列強對宋國的爭奪是十分激烈的。春秋中期，晉宋兩國建立了良好的邦交關系。前634年，楚國因宋國叛楚投晉而伐宋，次年圍宋。晉文公攻曹、伐衛(wèi)，成功地解救了宋國，兩國之間霸主與盟國的關系隨之確立，宋國自此成為中原聯(lián)盟中忠實的一員。 晉宋兩國邦交關系的建立，不但是政治上共同抗楚的需要，也是文化上共同以“信、義”為重的行為模式使然，政治、軍事和文化三方面的相互認同使晉宋關系愈加密切。宋國處于楚國向東方諸侯進軍的要沖，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故有“得宋則可以致東諸侯”的說法，宋國是晉國在中原最可靠的盟友，也是晉國限制楚國東進的重要棋子。宋國也積極參與晉國主持的會盟，有記載的便有十四次之多。即使遭遇楚國聯(lián)盟的侵伐，宋國仍能堅定地站在晉國陣營。在弭兵之會前，宋國只有兩次從楚，且均是被楚軍圍城又缺少晉國救援的無奈之舉。此外，晉國與吳國相互往來的通道依賴于宋國的彭城。晉吳聯(lián)合抗楚是晉國霸業(yè)復興的關鍵之一，而晉吳兩國的溝通也多賴宋國之力。宋國講信用的政治形象，也為其溝通晉楚，達成弭兵之會奠定了基礎。晉楚兩次弭兵之會皆由宋國竭力促成，可見宋國在這方面有著獨特的優(yōu)勢：第一，宋國位于晉楚兩國的中間地帶，在宋國結盟對兩國來說均可以接受；第二，宋國兩任執(zhí)政華元和向戎，均與晉楚兩國執(zhí)政的卿大夫有著良好的私人關系，這也是宋國能夠有能力積極運作此事的原因；第三，宋國是春秋中期“信義”的代表，宋國是晉楚兩國可以相信的“第三國”，盡管宋國此時從屬于晉國，但楚國相信宋國不會于會盟時加害，可見宋國確是以“信義”示天下的。
衛(wèi)國自復國和滅邢后實力得到了相當?shù)幕謴停驗槭チ撕颖惫释烈约皟日饨坏戎T多原因，衛(wèi)國的實力畢竟元氣大傷，無力與晉齊楚三強中的任何一強抗衡，只能是選擇結盟對象依靠霸主才能生存。春秋中期，晉衛(wèi)兩國在經(jīng)歷了短暫的交兵之后迅速交好，建立了良好的邦交關系，衛(wèi)國成為了中原聯(lián)盟的又一中堅。垂隴之盟是晉衛(wèi)邦交關系建立的標志。伴隨著晉衛(wèi)兩國邦交關系的建立，晉國也開始有意增進與衛(wèi)國的聯(lián)系。前623年，晉國歸孔達于衛(wèi)。前619年，“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wèi)，且復致公婿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面對晉國合于禮的邦交示好，衛(wèi)國也以堅定的跟隨作為回報，衛(wèi)國遂成為晉國聯(lián)盟中宋國之后另一個堅定的支持者，這種關系在晉國霸業(yè)中衰時也沒有改變。邲之戰(zhàn)后，晉國不競于楚，與盟國家大量減少，前597年，衛(wèi)國仍積極參與晉國主持的清丘之盟，其他與盟國也只有宋、曹兩國而已，這是衛(wèi)國一心向晉的最好表現(xiàn)。衛(wèi)國在地理位置上極其重要，這使它成為晉國必須爭取的對象。“晉欲救宋，則不得不先伐衛(wèi)；晉欲服鄭，則不得不先服衛(wèi)，衛(wèi)服而鄭、魯諸國從風而靡矣。蓋衛(wèi)踞大河南北，當齊、晉、鄭、楚之孔道，晉不欲東則已，晉欲東則衛(wèi)首當其沖?！币虼?，在晉衛(wèi)兩國建立良好的邦交關系以后，正是衛(wèi)國的積極配合，晉國才能夠從容地向中原地區(qū)用兵，東能服齊，南能與楚爭鄭。 衛(wèi)國也十分需要晉國這樣一個盟主的出現(xiàn)，晉國不但可以克制東方的齊國和南方的楚國，使衛(wèi)國免于大國的頻繁征伐，晉國還能夠堅決地貫徹“尊王攘夷”的這一為姬姓諸侯國所推崇的邦交原則。在“攘夷”這一原則下，衛(wèi)國與晉國取得了更多共識。衛(wèi)國在春秋早期屢受戎狄侵伐，疆域也在戎狄的攻擊下急劇縮小，衛(wèi)懿公時期衛(wèi)國甚至被戎狄滅國，在齊桓公的幫助下才復國。衛(wèi)國的都城也在戎狄勢力的威脅下逐漸南下，從朝歌遷到楚丘、再遷到帝丘。衛(wèi)國進入中原聯(lián)盟后未再遷都，說明衛(wèi)國的這一困境在其與晉國結盟后得到緩解。兩國在抗擊戎狄方面也已達成一致，即使在霸業(yè)中衰時期，晉國仍在不遺余力地解決中原北部的戎狄問題，這對衛(wèi)國來說意義重大。后來晉國通過對戎狄的征伐占據(jù)了衛(wèi)國以北的廣大區(qū)域，東面與齊國接壤，這樣晉國成為了衛(wèi)國北部防御戎狄的屏障，晉衛(wèi)關系也在晉國對衛(wèi)國的保護中良性發(fā)展，然而隨著衛(wèi)國原來的河北故土逐漸被晉國所納入版圖，衛(wèi)國對晉國的重要性終將也會下降。
魯國地處齊國南部，是周天子之至親之國。而齊國長期對魯國心存覬覦之心，這點魯國是心知肚明的。魯國雖然實力不俗，起初疆域“封土不過百里”，后來陸續(xù)吞并了周邊的極、項、須句、根牟等小國，并奪占了曹、邾、莒、宋等國部分土地，成為“方百里者五”的大國。還曾在長勺之戰(zhàn)中憑借曹劌的杰出才能戰(zhàn)勝了齊軍，但是總體實力上魯國遠非齊國的對手。齊魯歷史淵源深厚，邊境沖突不斷，汶陽之田的歸屬是齊魯矛盾的主要表現(xiàn)。齊國自桓公時起其國力便超過了魯國，魯國需要借助大國之力才能與齊國對抗，這促使魯國傾向于和能夠壓制齊國的大國進行邦交往來。相應的，與魯國的聯(lián)合則成為晉國限制齊國的必要手段，楚國便曾聯(lián)合魯國戍兵谷地以限制齊國。當晉國能夠壓制齊國時，晉魯之間邦交關系融洽；而當晉國武力上不能夠壓制齊國，或是犧牲魯國的利益交好齊國時，魯國則會尋求南方楚國的保護，晉魯關系因此轉入低谷。因此，是否能夠壓制齊國，保證魯國的利益，成為了影響晉魯邦交關系發(fā)展的重要因素。晉國在文公、襄公時代很好地處理了上述兩對矛盾，晉魯關系融洽。晉國通過城濮一戰(zhàn)后建立了中原聯(lián)盟，魯僖公參與了晉國主持的踐土之盟，成為了晉國霸主事業(yè)的第一批參與者。前630年，公子遂初聘于晉，這是魯國首次在邦交中正式以晉國為霸主，也是晉魯之間霸主與盟國之間的邦交關系建立的標志。在晉文公分配曹地時，魯國使者臧文仲率先到達，晉國將“自洮以南，東傳于濟”的大片土地分給了魯國，其后公子遂再次入晉，拜謝曹地。魯國通過與晉國的邦交，既得到了晉國的保護，還得到了相應的物質獎勵。與此同時，晉國既可以借助魯國的力量來克制齊國，又可以利用魯國的影響力來吸引一些東方的諸侯前來會盟，可見晉魯兩國的邦交對雙方均是大有裨益的。但晉魯關系自晉靈公時期開始走下坡路，原因便是晉國沒能處理好齊魯兩國的矛盾。面對齊國對魯國的征伐，晉國起初只是采取綏靖政策，雖然有興兵之舉，但皆收賂而還，魯國被迫與齊國盟，晉魯邦交關系出現(xiàn)裂痕。面對不的形勢，晉國及時調整了邦交策略，先是通過斷道之盟明確了“討貳”的態(tài)度，之后數(shù)次討伐齊國，鞍之戰(zhàn)中更是大敗齊軍，并使齊國將汶陽之田歸還給魯國，晉魯兩國重歸于好。前583年，晉國為了聯(lián)齊抗楚，再次使出了犧牲魯國的老辦法，讓魯國將汶陽之田歸還齊國，魯國不滿晉國的做法，貳于楚。晉國則拘留魯成公，以懲罰其貳于楚。晉魯關系在晉國親齊疏魯?shù)恼呦掠钟兴鶒夯?。?62年，魯國三桓“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魯之軍政大權俱歸于三桓。隨著晉魯之政俱歸于卿族，兩國國君漸被架空，晉魯兩國之邦交已由兩國公室之邦交被卿族之邦交所取代。
比起總體上傾向于晉國領導的中原聯(lián)盟的宋衛(wèi)魯三國，鄭國則是最具實力和騎墻技巧頗為高超的，而鄭國因鄰近周王畿，晉楚爭霸的核心就是爭奪鄭國，故而這對鄭國是個極為艱難的考驗。晉盛于楚時，鄭國多叛楚從晉；晉弱于楚時，鄭國多叛晉從楚；晉楚實力相當時，鄭國則“唯強是從”。鄭國這種極富功利色彩的邦交原則，使晉鄭兩國的邦交關系伴隨著晉楚實力對比的變化時有起落，“恩威并施”逐漸成為晉國與鄭國邦交的主要原則。在晉國的努力之下，叛服不定的鄭國終于在晉楚弭兵前夕與晉國結盟，并以晉國屬國的形式參加了晉楚第二次弭兵之會。鄭國與身為霸主的鄰國晉國的關系也成為當時晉楚爭霸的縮影。
第一階段，晉鄭兩國的第一個結盟期。前630年，晉、秦聯(lián)軍伐鄭，“以其無禮于晉，且貳于楚也”。鄭國以燭之武退秦師，以親晉的公子蘭為太子與晉國平，自此鄭國處于晉國的控制下。晉國對鄭國十分重視，對其他國家的侵鄭之舉十分在意。衛(wèi)孔達侵鄭，晉國遂伐衛(wèi)。秦國遠襲鄭國，晉國以崤之戰(zhàn)作為回應。前627年，楚伐鄭，晉亦及時相救，迫楚退兵。這三次軍事行動不但維護了晉國的霸業(yè)，也增強了鄭國跟隨晉國的信心。前618年，“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俘虜了鄭國公子堅等三位大夫。晉趙盾率領的諸侯聯(lián)軍出師遲緩，救鄭不及，鄭國隨即與楚國結盟。晉鄭兩國邦交關系的第一次惡化是晉國不能保護鄭國造成的。
第二階段，晉楚爭鄭。在前618年前589年的這三十余年間，楚國出兵鄭國8次，晉軍救鄭或伐鄭7次，晉國在對抗中處于下風，并在邲之戰(zhàn)中敗于楚國。面對來自晉楚兩國的軍事威脅，鄭國子良認為：“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故鄭國改變其從晉的單一立場，而是將“唯強是從”作為與大國邦交的原則。晉鄭關系伴隨著晉、楚兩國的每一次出兵鄭國而發(fā)生著變化，鄭國亦在晉楚之間叛服不定，且從楚多于從晉。與此同時，鄭國也在謀求與晉、楚兩方邦交關系的緩和。前598年，鄭國與楚盟于辰陵，且又同時從于晉國。這是鄭國邦交政策改變的標志，鄭國同時與晉楚兩國開展和平邦交，是“唯強是從”邦交原則的輔助手段。到前589年，楚國會合十四國諸侯在蜀地會盟，鄭國畏晉而竊與楚盟，晉楚兩國的軍事威脅已使鄭國無法真心歸附任何一方，“化干戈為玉帛”是其迫切愿望，這也為下一階段的晉楚弭兵奠定了政治基礎。
第三階段，晉鄭兩國的第二個結盟期。這一時期，晉國相繼制秦、平戎、服齊，并在鄢陵之戰(zhàn)和湛阪之戰(zhàn)中兩勝楚國，重振霸業(yè)。前563年，晉國率諸侯軍隊伐鄭后，在虎牢筑城戍守?！盎⒗伪迸R黃河，南側山嶺綿延，崗巒高峻，難以筑路通行，其旋門關至板渚數(shù)十里長的路段為東西交通干線的咽喉。晉軍占領這一戰(zhàn)略要地，可以守住豫西走廊的門戶；楚軍若來爭鄭，晉國能夠以逸待勞，隨時從這里發(fā)兵反擊，不用再于河東興師動眾，跋山涉水進入中原。另外，虎牢距鄭都新鄭不遠，皆為坦途，在此駐軍即形成威懾，將鄭國統(tǒng)治中心置于控制范圍之內，使它不會輕易背盟投敵?！鼻迦祟櫁澑邔Υ松畋碚J同：“城虎牢者，所以保鄭，非所以爭鄭也。鄭未嘗不愿服于晉，特慮為楚所擾，故欲兩事以茍矣，其心蓋不得已。戍之則鄭在晉之宇下，楚不敢北向以爭鄭，以鄭屏楚，而東諸侯始得晏然。攘楚以安中夏，其計無出于此”。自此，鄭國在晉國的軍事保護下叛楚從晉，晉鄭兩國的結盟關系一直持續(xù)到晉楚第二次弭兵之會。
在春秋中期的晉楚爭霸時代，因為晉國的實力和地緣優(yōu)勢較楚國更強，所以比較長的時間內，宋魯鄭衛(wèi)四國是比較傾向于晉國的，通過與晉國的結盟，各國可以確保自己的安全，但是長期依靠晉國的霸主地位來維持自身的安全，無形之中也使得自身實力在日漸下滑，產(chǎn)生了茍安之心。而晉國的保護又不是白給的，各國除了要承認晉國霸主地位之外，還必須得出出血，即向晉國納貢，而這些貢賦往往是不少的，這樣的結果很明顯就是強大了晉國而削弱了自己，使得這些諸侯國只能仰人鼻息，而到了春秋后期，這些次等諸侯的實力則越來越弱了。
弭兵之盟后的次等諸侯
公元前546年7月，宋國大夫向戌約晉、楚兩國在宋國都城商丘（今河南省商丘市）開會，調停兩大強國間的戰(zhàn)爭，與以往的會盟不同的是，以前的會盟都由國君親自參與，這次弭兵會盟卻由各國有勢力的大夫參加。晉、楚、宋、魯、衛(wèi)、陳、鄭、曹、許、蔡等十四國的有勢力的大夫都參加了會議。會議約定各國間停止戰(zhàn)爭，奉晉、楚兩國為共同霸主，平分霸權，除齊、秦外，各國須向晉、楚同樣納貢，誰破壞協(xié)議，各國共討之，這次大會史稱“弭兵會盟”。結束后，春秋爭霸戰(zhàn)爭暫時停止。戰(zhàn)爭減少使得中原小國承受的戰(zhàn)爭災難與負擔減輕很多。但是，這些小國此后，“仆仆于晉、楚之庭”，“犧牲玉帛，待于二境”，受到晉國、楚國兩國的嚴重剝削。
春秋晚期弭兵會盟后，作為霸主的晉國也出現(xiàn)了新的變化，即執(zhí)政的卿大夫的實力和權欲也越來越大，漸漸凌駕于公室之上。晉國內部卿族斗爭，無法全力對外，崛起的卿大夫勢力也無意愿再維持中原聯(lián)盟，鄭、衛(wèi)、魯、宋等國也相繼脫離中原聯(lián)盟。
就宋國而言，從弭兵會盟后到前501年，晉宋同盟總體維持良好，宋國積極參與晉國主持的盟會。這期間晉國主要主持過7次盟會，宋國均出席。即使召陵之會后齊、鄭、衛(wèi)、魯?shù)葒嗬^叛晉，宋國仍然堅定地支持晉國。此時晉、宋兩國對晉宋關系有著相同的認識，宋樂祁有“諸侯唯我事晉”之語，晉趙鞅亦有“諸侯唯宋事晉”之見。但晉國內部的政治斗爭將兩國的良好邦交關系毀于一旦。前501年后，史料中再無晉宋兩國互訪的記載，可見宋國已不再出使晉國。晉宋關系發(fā)生轉變，宋國脫離晉國的控制，以獨立的姿態(tài)與晉國進行邦交。當晉國趙簡子趙鞅與韓、魏、智聯(lián)合與范氏、中行氏對抗的晉國內戰(zhàn)時，宋國支持作亂的范氏集團。前496年“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后宋國見范氏、中行氏大勢已去，重新附于晉。前488年，宋國以鄭叛晉為由直接侵伐鄭國。但當鄭國重新服晉時，宋國則又叛晉攻鄭。宋國亦在不同階段結好于楚國、吳國和越國，此時晉宋之間的邦交關系已變成宋人征伐鄭國的借口。不過總體上來說，宋國在春秋晚期還是頗具實力的，僅次于晉齊楚秦四大國，與鄭國不相上下。史載宋國令薛、滕、郳三國代役，以至于薛宰抱怨：“宋為無道，絕我小國于周?！笨梢娖鋺B(tài)度之強橫。此后宋國又有侵鄭、拘執(zhí)小邾國君的戰(zhàn)績，完全就是一個二流霸主。前492-前487年，宋景公歷經(jīng)三年努力最終滅掉曹國，而曹國的都城即是日后大名鼎鼎的陶邑。據(jù)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四》載：“宋在春秋兼六國之地，宿、偪陽、曹三國其見于經(jīng)傳者也，杞、戴及彭城則經(jīng)傳俱不詳其入宋之年，而地實兼并于宋。”宋國疆域在春秋時得到了較大增長，并向東南發(fā)展，達到淮泗流域。
衛(wèi)國在春秋中期長期依靠晉國的鼎力支持才能生存，而衛(wèi)國也成為晉國的鐵盟之一，但春秋晚期兩國的邦交關系從盟主與盟國的關系逐漸走向為敵對關系。衛(wèi)國脫離中原聯(lián)盟后，參加了齊國聯(lián)盟。在齊國聯(lián)盟解體后，衛(wèi)國遂成為晉、齊兩國爭盟的對象，但衛(wèi)國此時在政治態(tài)度上已偏向于齊國，故雖晉軍力仍勝于齊，但始終無法獲得衛(wèi)國的青睞，晉衛(wèi)兩國的邦交關系也在頻繁的軍事對抗中走向終結。晉衛(wèi)兩國邦交關系的發(fā)展可以大致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衛(wèi)國在晉齊間搖擺不定并最終叛晉，晉國的一系列失禮行為是促使衛(wèi)國叛晉的直接原因。前529年，晉軍以兵車四千乘赴平丘之會，司馬叔鮒在晉軍經(jīng)過衛(wèi)國時向衛(wèi)國索求賄賂，晉衛(wèi)邦交關系自此每況愈下。召陵之會上，晉國欲讓蔡國先衛(wèi)國歃血，衛(wèi)國據(jù)理力爭，在周卿士劉公的幫助下才得以先歃。這表明晉衛(wèi)邦交關系已不受晉國重視，晉衛(wèi)邦交的降格導致衛(wèi)靈公對晉國不滿，開始尋求叛晉的機會。前503年，齊、鄭兩國盟于咸而徵會于衛(wèi)，衛(wèi)靈公欲叛晉，但國內貴族不同意，衛(wèi)國在晉齊間搖擺不定。此時晉衛(wèi)邦交仍有挽回的余地，但晉國趙簡子的強硬態(tài)度葬送了這種可能。同年冬，衛(wèi)靈公與鄭獻公盟于曲濮衛(wèi)國正式加入齊國同盟，成為了叛晉集團的一員。 第二階段，晉衛(wèi)交兵。在衛(wèi)國叛晉后，衛(wèi)國與晉國范氏的往來成為了晉衛(wèi)之間的主要聯(lián)系。范氏、中行氏作亂的晉國內戰(zhàn)時，衛(wèi)國積極與齊國聯(lián)系謀救范氏，并屢次與晉國作戰(zhàn)。晉趙鞅在平定范氏、中行氏之亂后，占據(jù)了邯鄲等地，趙鞅為了擴張勢力，屢次伐衛(wèi)，衛(wèi)國在趙氏的征伐中逐漸削弱，晉衛(wèi)之間也已無正常邦交可言?！白允切l(wèi)非復衛(wèi)有，并不為晉有，而為晉、鄭大夫所營狡兔之三窟也?！毙l(wèi)國在這一階段的實力被削弱的極其嚴重，實力不如晉國的一個卿大夫。而晉國內部的強硬派事實上已經(jīng)不再將衛(wèi)國視為諸侯，晉國大夫成何說：衛(wèi)，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成何的語氣很傲慢，自然有失大國禮儀，但言下之意也很明確，衛(wèi)國也就相當于晉國的溫縣、原縣一般大小，焉能視為諸侯。這也恰恰說明了衛(wèi)國在當時的實力已經(jīng)極其弱小了。
魯國遠離晉國，齊國是對魯國最大的威脅，在晉國維持中原聯(lián)盟的時代，魯國與晉國的關系一直比較緊密。在晉楚共霸時期，晉魯兩國的邦交關系仍是盟主與盟國的關系。此時晉楚雖同為霸主，但晉國對于魯國有著更大的影響力。魯為晉的忠實盟國，晉國主持的會盟魯國積極參與。但隨著晉國內部卿族的斗爭，晉國對外邦交不力，齊國便趁機攻伐魯國，晉魯邦交在晉國對外軍事強勢下降和齊國軍事強勢提升的雙重影響下趨向于不穩(wěn)定。前500年，魯國與齊國結盟。第二年，魯國與齊國盟于鄭，這是魯國與齊、鄭、衛(wèi)三國結成叛晉聯(lián)盟的標志，自此魯國退出中原聯(lián)盟。之后的晉魯關系基本處于停滯狀態(tài)。在晉魯兩國的同盟關系告一段落后，晉魯之間很長一段時間內并無邦交往來。此時魯國已走上了與大國靈活邦交的道路，在齊、吳、越三國之間唯強者是從，相較于晉楚爭盟時期的鄭國而言，魯國有著更多的靈活性和自主性。前 475 年廩丘之會，齊人欲合諸侯之師為鄭伐晉，鄭人辭諸侯，魯師還。前471 年，晉將伐齊，乞師于魯，魯亦派臧石率師會晉師，取齊國廩丘。由此可見，此時魯已將晉、齊兩國等而視之了。
比起宋國和游刃有余的魯國以及弱小的衛(wèi)國而言，春秋晚期的鄭國還是次等諸侯里最具實力的。鄭國脫離中原聯(lián)盟加入了齊國聯(lián)盟后，晉鄭兩國的結盟關系也告一段落。鄭國自身擁有一定的實力且對外邦交始終采取獨立自主的原則，故在晉楚皆衰落的情況下，審時度勢與齊國結盟，成為較早叛晉的諸侯。后齊國聯(lián)盟瓦解，鄭國以獨立姿態(tài)與晉國展開邦交。晉鄭邦交關系的發(fā)展可以大致分為以下兩個階段。晉國后期卿族相爭，不能全力對外。鄭國洞悉晉國問題，在與晉國的邦交中盡力爭取，維護其本國利益。召陵之會時，晉人假羽毛于鄭而未還，“晉于是乎失諸侯。”鄭國則伺機向外擴張，前504年，鄭國趁吳國大破楚國時滅許。同年，“周詹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作亂于周，鄭于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痹谕踝映畞y這一問題上，晉國支持周敬王，而鄭國支持王子朝一方，在這一問題上的分歧引發(fā)了晉鄭兩國進一步的沖突。前503年，鄭國與齊國盟于咸，兩國在叛晉問題上達成共識，鄭國正式叛晉即齊。而后來鄭國又經(jīng)歷了從堅定的叛晉到游移在晉、齊之間，最后終歸于晉的變化過程。前502年，因鄭助王子朝亂黨伐周，晉會合周卿士成桓公侵鄭。兩年后，齊、衛(wèi)、鄭三國會于安甫，三國形成反晉聯(lián)盟。前499年，鄭與魯和，齊、鄭、魯、衛(wèi)四國之好形成。晉國范氏、中行氏作亂時，鄭國支持范氏作亂，與晉國正統(tǒng)派為敵。在晉國平定范氏、中行氏之亂后，趙簡子趙鞅主政，晉鄭關系也趨于和緩。前486年，鄭圍宋雍丘，宋敗鄭師，后宋再伐鄭。晉趙鞅曾欲救鄭，占卜不吉，故未出兵。從鄭國受宋國征伐時晉國計劃出兵營救這點來看，晉鄭邦交已有所好轉。前475年，齊國與魯國會于廩丘，欲為鄭伐晉。鄭國不欲伐晉，故辭諸侯。鄭國亦表示出了不欲交惡于晉國的姿態(tài)。但晉鄭之間和緩的氣氛再一次被打破，這一次是晉國新任的正卿智瑤即智伯，荀瑤依仗知氏勢大，對內專權打壓其他三氏，對外則攻齊伐鄭。
從弭兵會盟到三家分晉進入戰(zhàn)國前，次等諸侯國的生存環(huán)境看似有所緩和，實際則暗藏危機。開始階段晉楚同為霸主，各國都負有向晉楚霸主朝貢的義務，無疑加重了自身的負擔。但是后期開始，隨著各國內部的變化以及晉國內戰(zhàn)的影響，各國又在面臨新的考驗。吳越雖然在春秋后期崛起，頗有問鼎中原稱霸之志，但是中原主要強國尤其是晉齊楚此時都對稱霸漸漸失去了興趣，轉而更注重滅國取地的實際擴張。而且吳越之強相較晉楚齊而言更像是曇花一現(xiàn)。春秋晚期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晉國內戰(zhàn)。晉國內戰(zhàn)實際上是也是新崛起的卿大夫之間的混戰(zhàn)，而晉國因為是諸侯之長，一舉一動不僅關系自身內部的這些變化，而且也波及到了各國尤其是北方各，只不過程度不同而已。晉國內戰(zhàn)中，范、中行兩家得到了周王室和北方諸侯國的大力支持，但是最終敗給了韓趙魏和智氏。晉國內戰(zhàn)使得范、中行兩家最終覆滅，同時因為諸侯國都不同程度的參與了其中，這些諸侯國的實力也都受到了相當?shù)南魅?，尤其是次等諸侯國本來實力就較強國弱，如此一來實力更弱。而隨著戰(zhàn)國時代即將的到來，戰(zhàn)爭將變的更加激烈和殘酷，次等諸侯國的生存也就更加艱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