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居河南說”之文獻考辨：兼說二里頭文化非夏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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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夏人居于河南說和河南偃師二里頭為夏都斟鄩說都缺乏可靠的文獻依據(jù)，那些文獻都是由于古代學(xué)者把《逸周書·度邑》中武王所說的“有夏”錯誤地理解成商以前的有夏后，逐步附會、演繹出來的，并非真是的古史記載；《度邑》中的“有夏”實乃周人的自稱；河南伊、洛地區(qū)應(yīng)是商人的活動區(qū)域，二里頭應(yīng)為先商時期某商王的都邑；夏都斟鄩當以山東濰坊的斟城說為是；夏人的活動區(qū)域是在今山東省及其周邊地區(qū)，考古學(xué)上的“龍山文化”、“岳石文化”和歷史學(xué)上的“東夷文化”才是真正的夏文化。 ［關(guān)鍵詞］度邑；有夏：河南；山東 現(xiàn)在史學(xué)界和考古學(xué)界多把河南伊、洛地區(qū)當成夏人之居，把偃師二里頭遺址當成夏都斟鄩，研究夏史者也多以此為研究的重點對象?！断纳讨軘啻こ?/span>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說：“古本《竹書紀年》稱‘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另據(jù)《逸周書·度邑》、《國語·周語上》和《戰(zhàn)國策·魏策一》等文獻，太康、羿、桀諸王之都斟鄩應(yīng)在洛水附近。二里頭遺址面積達9平方公里，發(fā)現(xiàn)有宮殿、大墓、鑄銅作坊遺址與精美的玉器、青銅器和陶器，因此有學(xué)者認為二里頭遺址是夏都斟鄩”［1］。 “夏商周斷代工程”就是根據(jù)此論又配合考古發(fā)掘和C14測定二里頭文物來確定夏代紀年的。確實，古史記載中有夏人居于伊、洛地區(qū)說、禹都陽城或陽翟說、啟享鈞臺說和太康、羿、桀都斟鄩說，這些地方都在今河南省。但筆者認為，這些記載如果仔細加以考查，都缺乏說服力。 現(xiàn)在研究古史，是文獻材料與考古材料并重，文獻材料需要考古材料的證明，考古材料更需要有文獻材料的支持，準確地說是需要真是可靠的文獻材料的支持。因此，對于古籍中關(guān)于夏史記載的材料，需要窮本究源加以考查，以確保它的可信度。很不幸。筆者經(jīng)過一番系統(tǒng)深入地考察分析后認為，關(guān)于夏人居于今河南省的那些古史材料，都是極不可靠的。這不僅是考古學(xué)上的一個大問題，而且也是關(guān)于夏史研究的一個極重要的原則性問題，因此實有必要予以澄清。 一 首先我們來看看有關(guān)夏人居于伊、洛地區(qū)說的文獻依據(jù)。主要就是《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中提到的那三條，茲錄于下： 1、《逸周書·度邑解》：“武王曰：‘……自洛汭延于伊汭，據(jù)陽（《史記·周本紀》作易，當是昜之形訛）無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過于三涂，我北望過于有岳，鄙顧瞻過于河，宛瞻于伊洛，無遠天室。’” 2、《戰(zhàn)國策·魏策一》：“吳起對曰：‘……夫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而右天溪之陽，廬睪在其北，洛伊出其南。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湯伐之。’” 3、《國語·周語上》：“伯陽父曰：‘……昔伊洛竭而夏亡。’” 這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條，據(jù)學(xué)者考證，《度邑》確為西周文獻，是一篇真《周書》，司馬遷把它錄入了《史記·周本紀》中，是可信的古史資料?？墒且哑渲形渫跽f的“有夏”理解為殷商以前的有夏可就大錯特錯了，因為武王說的這個“有夏”實是指周人，也就是周人的自稱。楊寬云：“‘其有夏之居’，舊注以為是說原是夏代的國都，這是錯誤的，屈萬里說：‘周人自謂其國曰夏，《尚書》……區(qū)夏、有夏皆謂周也。此有夏亦當指周言。其，將然之詞，言此地將為周之居處（意為京都）也。’這個解釋是正確的。周人自稱‘我有夏’（見《尚書》的《君奭》、《立政》），‘有夏之居’既是‘周居’，所以《史記·周本紀》下文接著就說‘營周居于洛邑而去’。”［2］ 楊先生的解釋無疑是正確的。周人自稱為“有夏”，是因為周原是夏王朝方國部落聯(lián)盟的成員方國，而且是軸心集團姬姓氏族的成員，周人的姬姓實際上就是姒姓，姬與姒只是同一姓的不同寫法而已，就像春秋時期齊國的陳氏又寫作田氏一樣［3］。因此，自夏朝以降，周人一直以夏人的嫡系正宗自居，自稱為“夏”、“區(qū)夏”或“有夏”；奪取天下后，把姬姓和與姬姓有親緣關(guān)系的國族稱為“諸夏”，其他姓氏的國族便是“蠻夷”。因此，周人文獻中的“夏”或“有夏”，只有極少數(shù)是指殷商以前的夏，大部分是周人的自稱。 《史記集解·周本紀》載徐廣說引《周書·度邑》曰：“武王問太公曰：‘吾將因有夏之居也，南望過于三涂，北詹（瞻）望于有河。’”徐廣不知道根據(jù)的是什么本子的《周書》，與今傳的《度邑》不同（疑心是《六韜》的佚文）。有人可能會因此認為這是武王說將因襲夏人之舊居。那也是理解錯誤，關(guān)鍵是對“因”字的理解。“因”當從《說文》訓(xùn)“就”，“吾將因有夏之居”是說“吾將就處的有夏之居”，“有夏之居”仍是指周人的居地，即后來營建的成周洛邑。所以這個“有夏”仍然是指周人。 二 再來看《戰(zhàn)國策·魏策一》中載吳起的話，其中的天門、天溪、廬睪是指哪些地方，各家所釋都出于推斷和臆測，至今也不能明確，這里也不好瞎猜。而《史記·孫子吳起列傳》中也記錄了吳起的這段話，就好明白多了：“起對曰：‘……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河、濟即黃河和古濟水，泰華即西岳華山，伊闕又名龍門，在河南洛陽南，羊腸即羊腸阪，在山西晉城縣南。吳起說的這個地區(qū)，顯然指的就是成周洛邑；《戰(zhàn)國策》所在雖有三個地名不詳所在，但說“伊、洛出其南”，結(jié)合《史記》所載，可知也是指洛邑。吳起的這個說法的根據(jù)何在？很明顯，他這是看了《度邑》中武王的話，把其中的“有夏”錯誤的理解成了殷商前的“有夏”了——吳起是最早把《度邑》中的“有夏”理解錯了的人。 據(jù)《呂氏春秋·當染》，吳起學(xué)于曾子，《史記·儒林列傳》又載吳起受業(yè)于子夏，曾子、子夏都是孔子的弟子，是儒學(xué)大師，可吳起又寫了兵法書《吳起》四十八篇（見《漢書·藝文志》，已佚），還是《春秋》的傳人（見《春秋左傳正義·春秋序》引劉向《別錄》），所以郭沫若認為吳起既是儒，又是兵法家，同時還是一位史家［4］。《度邑》是《逸周書》中的一篇，楊寬認為它是戰(zhàn)國時代兵家所編輯的著作［5］。這部書在吳起的時代已經(jīng)流傳于世，《左傳》中已引用其文句，稱“《周書》曰”。而其中的《度邑》作為一篇真《周書》，也有可能被選入儒家經(jīng)典的《尚書》，同時它還是一篇重要的歷史文獻。因此，吳起無論是從兵家的角度還是從儒家、史家的角度，都有可能看到這篇《度邑》，應(yīng)非臆斷。 吳起認為洛邑地區(qū)就是武王所說的“有夏之居”，這本來是不錯的，可他把這個“有夏”理解成了殷商以前的夏，因而把成周洛邑的地理位置描繪了一番，安在夏桀身上，那便是大錯特錯了。吳起的這個錯誤既被載入《戰(zhàn)國策》，又被司馬遷寫入《史記》，因此影響很大，對后人認識夏代疆域及國都的位置起了很大的誤導(dǎo)作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作于西漢中葉的《書序》，它在《五子之歌序》中說：“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這是作者看了《度邑》和吳起的話，相信洛邑之地原是殷商以前的有夏之居，又因為古史中有太康和桀共用一都的說法（如《竹書紀年》），所以才這樣寫。偽古文《五子之歌》說：“（太康）乃盤游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這更是根據(jù)《左傳·襄公四年》所載“羿因夏民而代夏政”及《書序》的說法編造出來的，難以據(jù)信。 三 下面我們再來討論一下《國語·周語上》伯陽父的那句話。 首先要肯定的是這句話確是可信的古史記載，但用它來證明夏都在伊、洛附近便用的不是地方，因為“伊、洛竭而夏亡”只是商人的一個觀察結(jié)果而已。 商湯滅夏之時，正逢商國內(nèi)大旱，旱情極為嚴重且歷時很長，《說苑君道》曰：“湯之時，大旱七年，雒（洛）圻（伊）川竭，煎沙爛石”，說的就是當時的情況。在這種旱情嚴重的情況下，湯猶發(fā)兵滅夏，《呂氏春秋·慎大》說“商涸旱，湯猶發(fā)師”，因此引起了國人的不滿，《書·湯誓》載湯指責眾人說：“今爾有眾，汝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夏’”，這是因為商之眾人認為當前抗旱救災(zāi)、保證莊稼的收成（即穡事）是最重要的，“舍我穡事而割正夏”是錯誤的行為，但湯不聽，結(jié)果發(fā)師滅夏成功。滅夏之后，商的旱情仍然沒有終止，后來逼得湯沒有辦法，只好自己“以身為牲”去祈雨（見《太平御覽》卷八七九引《尸子》、《尚書大傳·湯誓》等書），若非老天開眼下了雨，差點被燒死。 由這些記載可以明確的知道，“伊、洛竭”是由于“商涸旱”造成的，說明當時洛、伊二水是在商國的地盤上，所以《說苑》用“洛、伊川竭”來描繪商國大旱的嚴重。二水枯竭為商人所見，也就在此時商湯滅夏，故傳下來這么一句“伊、洛竭而夏亡”的話，它不僅不能證明伊、洛地區(qū)是夏人之居，反而恰好說明這里是商人之居。所以，用這句話來證明夏人原居于伊、洛地區(qū)是缺乏說服力的。 在古史傳說中。夏人確實與洛水有很大關(guān)系，不過夏人所說的洛水并非是周以后所說的洛水，而應(yīng)當是今天的瀰河，瀰河古亦有洛水之名，至今其河南有洛城鄉(xiāng)，其河北有北洛鎮(zhèn)，皆是古地名之遺存，亦是古瀰河名洛之明證。瀰河與太康、羿、桀之都斟鄩相近，故夏人之事跡多與洛水有關(guān)，而非是今天所說的洛水也。 四 下面我們再來看看“禹都陽城或陽翟說”的文獻依據(jù)。 《竹書紀年》：“禹都陽城。” 《世本·居篇》：“禹都陽城，在大梁之南。” 《史記·夏本紀》：“禹避舜之子商均于陽城。”《集解》引劉熙曰：“今潁川陽城是也。” 《國語·周語上》韋昭注：“夏居陽城，崇高所近。”（《史記·周本紀》《集解》引作“禹都陽城，伊洛所近。”） 筆者認為“禹居陽城說”既見于《竹書紀年》，應(yīng)該世可信的古史記載，但它沒說夏代的陽城是在什么地方。最早說陽城實在今河南的，就是作于秦末漢初的《世本》，后來的諸家之說應(yīng)該都是本此?，F(xiàn)在一般認為陽城在今天河南省登封縣東南30里的告成鎮(zhèn)。 “禹都陽翟（今河南省禹縣）說”最早見于《漢書·地理志》，其于《潁川·陽翟》下注云：“夏禹國。”但后來諸家之說就有分歧，或是或否，應(yīng)劭曰：“夏禹都也。”而臣瓚不同意，他說：“《世本》：‘禹都陽城。’《汲郡古文》亦曰居之，不居陽翟也。”顏師古則認為：“陽翟本禹所受封耳，應(yīng)、瓚之說皆非也。”又《史記·貨殖列傳》：“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集解》引徐廣曰：“禹居陽翟也。”而張守節(jié)大約看了《竹書紀年》、《世本》和臣瓚的話，認為這種說法不妥，就在《正義》中調(diào)和說：“禹居陽城，潁川南陽，皆夏地也。”其實，這些理解均誤，《貨殖列傳》中所說的“夏人”是指周人，并不是商以前的夏人，因為潁川南陽是周代諸夏的聚居地，故曰“夏人之居”，周人自稱曰“夏”也，此與商以前的夏人毫不相干。 那么，把河南的陽城和陽翟說成是禹（夏）都的根據(jù)是什么呢？我認為有兩項材料可以給我們啟示： 1、《水經(jīng)注·潁水》：“潁水自堣東經(jīng)陽翟縣故城北，夏禹始封于此為夏國，故武王之周曰：‘吾其有夏之居乎？’遂營洛邑（寧按：此乃隱括《度邑》之文）。徐廣曰：‘河南陽城、陽翟，則夏地也。’” 2、《史記·周本紀》：“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昜）毋固，其有夏之居。”（寧按：此亦《度邑》之文）?！都狻罚?#8220;徐廣曰：‘夏居河南，初在陽城，后居陽翟。’”《索隱》：“言自洛汭及伊汭，其地平易無險固，是有夏之舊居。”《正義》：“自禹至太康與唐、虞，皆不易都城。然則居陽城為禹避商均時之都也?！兜弁跏兰o》云：‘禹封夏伯，今河南陽翟是。’” 看了這兩項資料便可明白，“禹都陽城和陽翟說”的根據(jù)，仍然是《度邑》！我們看看這些古人，哪一個不是把《度邑》中的“有夏”當成了商以前的有夏？正因為如此，他們堅信禹（夏）之°必定在河南的伊、洛地區(qū)。但為什么又出現(xiàn)了陽城和陽翟兩種說法呢？其實，問題就出在《度邑》中武王所說的“居陽無固”上。前面說過，古史中確有禹都陽城的記載，可沒說明是在哪里。唯《度邑》中武王說“有夏之居”的伊、洛地區(qū)“居陽無固”，于是古人就把其中的“陽”理解成“居于陽”了，也就是把“陽”理解成了古史中的地名，而伊、洛附近恰有兩個帶“陽”字的地名，一個是陽城，一個是陽翟，而且都和武王所說的“有夏之居”的位置相近，于是在附會時便產(chǎn)生了分歧，有說在陽城的，有說在陽翟的，其實不過都是臆斷，因為他們都拿不出確切的證據(jù)來證明“陽”到底是陽城還是陽翟，否則就不會產(chǎn)生這樣的歧異。這兩種說法，至少在漢代就同時存在了，雖然那個時候沒有《竹書紀年》，可《世本》里明明白白地寫著“禹都陽城”，而《漢書·地理志》里還是要寫陽翟是“夏禹國”，因為當時就有這種說法。漢代人都無法抉擇，當然后來的人要辨別就更不容易了。徐廣、張守節(jié)也覺得這個問題不好解決，于是就從中打馬虎眼，調(diào)和二說，何嘗有真憑實據(jù)？！ 《世本》認為是在陽城，這大概是比較早的一種說法，因為《竹書紀年》里也這么說，特別是《竹書紀年》再現(xiàn)于世之后，這種說法成了影響較大的一種。由于陽城在大梁（今開封市西北）之西南方，故《世本》說它“在大梁之南”了；《度邑》中又有“無遠天室”的話，天室即崇高山（今河南嵩山），所以韋昭就說“崇高所近”了；武王又說“宛瞻于伊、洛”，吳起也說過“伊、洛出其南”，所以韋昭又說“伊、洛所近”了。以上的這些說法，后來附會的痕跡十分明顯，實在是經(jīng)不住推敲的。 其實，《度邑》中的“有夏”即非商以前的有夏，其中“居陽無固”的“陽”也不是指陽城。“陽”當從《說文》訓(xùn)“高明也”，指高燥朗亮之地。蓋古人擇居地，高燥明朗之地為善地，卑濕陰暗之地為惡地，武王認為伊洛地區(qū)高燥明朗而且地勢險固，是個好地方，因此才說“其有夏之居”，即我周人之居，并在此營建了成周洛邑，此與禹都陽城之事并無關(guān)系。因此，河南的陽城和陽翟為禹都或夏人之居的說法，根本就沒有可靠的文獻依據(jù)，那些所謂的文獻都不是真正的古史記載，而是后人在對《度邑》誤解的基礎(chǔ)上逐步附會演繹出來的。 近年來，據(jù)一些學(xué)者研究，禹所居的陽城實際上就是春秋時還存在的陽國的故城，在今山東省青州東南，后來齊逼遷之于今沂水縣西南，其地一直有陽都城，并非在河南也。［5］ 五 下面我們再來分析一下關(guān)于“夏后啟有鈞臺之享”的說法。 《左傳·昭公四年》：“夏啟有鈞臺之享”，杜預(yù)注：“啟，禹子也。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陂，蓋啟享諸侯于此。” 《水經(jīng)注·潁水》：“（嵎水）東經(jīng)三封山東，東南歷大陵西連山，亦曰啟筮亭。啟享神于大陵之上，即鈞臺也。《春秋左傳》曰：‘夏啟有鈞臺之享’是也，杜預(yù)曰：‘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按：“……連山，亦曰啟筮亭。啟享神于大陵之上”，孫詒讓校訂為“《連山易》曰：‘啟筮享神于大陵之上’”，見《札迻》卷三，或是也。） 首先說“夏啟有鈞臺之享”的說法確系古傳，是可信的，關(guān)鍵是鈞臺的位置，杜預(yù)、酈道元認為鈞臺在今河南的禹縣（即古之陽翟）?？墒枪乓讜稓w藏》卻有不同的說法： 1、昔者夏后啟享神于晉之虛，作為璿臺，于水之陽?！段倪x·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 2、夏后啟筮享神于晉之靈臺，作璿臺?！短接[》卷一七七 3、昔者夏后啟筮享神于大陵而上鈞臺，枚占皋陶曰：“不吉。”——《太平御覽》卷八二 這是記載了夏后啟兩次享神的地點，一在晉之虛，在那里作了一個璿臺；一在大陵，鈞臺就在大陵之上。 晉之虛一般認為在今山西省翼城西，傳言為堯之封國唐的故墟，故成王封弟叔虞于晉而號唐叔虞?！蹲髠?#183;昭公元年》：“遷實沈于大夏，主參，……故參為晉星。”楊向奎由此認為“晉地即大夏，亦即夏虛也。”［3］王國維、楊向奎、程德祺諸先生認為夏民族本起源于東方，所謂“東方”是指以今山東省為中心及其周邊地區(qū)，后來河北、陜西、山西乃至甘肅、四川等地有了夏人的遺跡，那是夏朝滅亡后，一些夏朝的方國氏族遷徙過去的，是一種“后夏文化”［6］［7］［8］。故夏代的晉之虛不當在山西，而當在今山東省境內(nèi)。 春秋之時，今山東境內(nèi)的魯國仍有地名曰鄑，《左傳·莊公十一年》：“公敗宋師于鄑”，杜預(yù)注：“魯?shù)?#8221;。《說文》：“鄑，宋魯間地。”在今山東省濟寧市汶上縣，在其東約50里處的兗州地古亦稱負夏，其地有大丘曰夏丘，后亦寫作瑕丘。此夏丘當即最古老的夏虛，亦即夏代的晉之虛。蓋夏代時的晉國曾在此附近，而夏都一度曾建于此，故此地即曰晉之虛，又稱大夏或夏丘也。夏后啟享神于此，做了一個璿臺，于水之陽，水當即古泗水，水北為陽，夏丘正在泗水之北也。夏亡后，晉也西遷至山西，仍名曰晉，而其故地則加邑部為地名矣。 大陵當即大陸，原為夏王朝疆域西南部的一座大山，夏人西遷后，用之名澤藪，《爾雅·釋地》：“晉有大陸”是也。《說文》：“陸，高平地。”《山海經(jīng)·海外西經(jīng)》作“大樂之野”，又作“大遺之野”，其《大荒西經(jīng)》作“大（一作天）穆之野”。 《海外西經(jīng)》云：“大樂之野，夏后啟于此舞《九代》。乘兩龍，云蓋三層；左手操翳，右手操環(huán)，佩玉璜。在大運山北。一曰大遺之野。” 《大荒西經(jīng)》云：“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兩青蛇，乘兩龍，名曰夏后開（啟）。開（啟）上三嬪（賓）于天，得《九辨》與《九歌》以下，此大穆之野，高二千仞，開（啟）焉得始歌《九招》。” 此陵、陸、樂古音皆來母字，雙聲音近；遺古音為余母字，與來母為準雙聲，音亦相近；陸、穆音同覺部，疊韻音近。故大陵、大陸、大樂、大遺、大穆其實一也?！洞蠡奈鹘?jīng)》言“大穆之野高二千仞”，古以八尺為仞，二千仞約為一萬六千尺，約合十里強，可見此是一座高峻而頂平的大山，故可曰陸、曰野也。此即崮類山，地理學(xué)上又稱為方山，夏后啟享神的鈞臺即筑于其上。可是在河南禹縣一帶，哪里有這樣高大的方山？《水經(jīng)注·潁水》所言的大陵只不過是一座小山丘陵而已，鈞臺陂之情形更是與古記不符，這明顯是出于古人的附會，因為按照古人的想法，禹（夏）都陽翟，啟也應(yīng)都陽翟，那么啟享神的大陵鈞臺也必然要在陽翟附近，所以才在陽翟附近找了個地名附會上去，其實夏人從未居過河南，禹也根本不曾都過陽翟，啟又何曾享神于此呢？ 《山海經(jīng)·大荒西經(jīng)》說大穆之野在“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但是這句話明顯被篡改過了，因為據(jù)《海內(nèi)西經(jīng)》說：“流沙出鐘山，西行又南行昆侖之虛，西南入海、黑水之山。”又說：“赤水出（昆侖）東南隅，以行其東北（此五字乃別處文字誤兌于此者，《淮南子·地形訓(xùn)》用此文無之，是其證），西南流注南海、厭火東。”由此可知，流沙是一條河流，先是西流，又向南流經(jīng)昆侖之虛，又向西南流入海；赤水則是發(fā)源于昆侖東南隅，又向西南流的河流。由此，赤水只能是在流沙之東，二者有一段基本是平行而流，那么大穆之野在赤水之南，決不可能再到流沙之西；同理，在流沙之西也決不可能在赤水之南。因此其原文當是“赤水之西，流沙之南（或東）”。據(jù)何幼琦研究，赤水即沂水（沂河），流沙即泗水（泗河）［9］，在沂水之西、泗水之東的魯西南地區(qū)以多山著稱，其山中有許多是高峻的崮類山，沂蒙山區(qū)素有“七十二崮”之說，較有名者如孟良崮、五王崮、抱犢崮等等，皆山勢高峻而山頂平整寬闊，如抱犢崮，原名君山，《嶧縣志》卷五云：“君山，……一曰抱犢崮，山頂有平田數(shù)頃，昔有隱者王老，抱犢耕種其上，后仙去，因得此名。又《齊乘》：‘高九里，周四十五里，漢曰樓山，魏曰仙臺山’。”其情形與大穆之野頗似。因此，大陵（大樂之野、大穆之野）當是在今魯西南一帶的某一座崮類大山，只是目前不能確定是哪一座，但有一點是確定的：夏后啟享神的大陵鈞臺不在河南禹縣，那里的大陵鈞臺純系后人的附會，與古記并不相合，因而不可信。 六 下面我們再來探討一下太康、羿、桀都鄩邑說，現(xiàn)在學(xué)界把偃師二里頭遺址當成夏文化來研究，主要原因就是認為二里頭就是夏都斟鄩，因此這個問題相當重要。 實際上，雖然自秦漢以降說夏人居于河南的不少，但在《竹書紀年》沒出土之前，還沒有人說夏都斟鄩實在河南鞏（舊作鞏）縣的鄩邑的，如《說文》說鄩是“周邑”，《左傳昭公二十三年》：“郊、鄩潰”，杜預(yù)注：“河南鞏縣西南有地名鄩中，郊、鄩二邑皆子朝所得”，都不言是斟鄩。杜預(yù)《春秋左傳注》、應(yīng)劭《漢書注》等都認為夏都斟鄩就是今山東濰坊的斟城，看法很一致。但晉咸寧五年（公元279年，或曰太康元年或二年，即公元280年或281年）《竹書紀年》的出土，給史學(xué)界帶來了大量翔實寶貴的史料的同時，問題也就跟著來了。 最早把夏都斟鄩說成在河南的，是晉代的薛瓚（或以為于瓚或傅瓚，古書多稱為臣瓚）的《漢書集注》?！稘h書·地理志上·北?？?#183;平壽》下應(yīng)劭注曰：“故斟鄩，禹后，今斟城是也。”其地在今濰坊市西南50里（一說在濰坊市東清池鎮(zhèn)冶渾村，漢代于此置斟縣）?？裳Ν懖煌?，他說：“斟鄩在河南，不在此也。《汲郡古文》云：‘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亦居之。’《尚書序》云：‘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此即太康所居為近洛也。又吳起對魏武侯曰：‘昔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河南城為值之。又《周書·度邑篇》曰：‘武王問太公曰：吾將因有夏之居，南望過于三涂，北瞻望于有河。’有夏之居即河南是也。” 薛瓚的觀點很明確，《汲郡古文》（即《竹書紀年》）說斟鄩是夏王之都，而《尚書序》、吳起和《度邑》都說夏人本居于伊、洛地區(qū)，那么斟鄩自然應(yīng)該是在河南。他不僅理解錯了《度邑》中的“有夏”，而且相信了吳起和《書序》的話，因而他的說法表面上看根據(jù)很充分，可實際上沒有一個靠得住，從根本上就錯了。 酈道元在《水經(jīng)注·巨洋水》中對薛瓚的說法做了辨析，他說：“余考瓚所據(jù)，今河南有尋（鄩）地，衛(wèi)國有觀土?！秶Z》曰：‘啟有五觀，謂之奸子。’五觀，蓋其名也，所處之邑其名曰觀，皇甫謐曰衛(wèi)地。又云：‘夏相徙帝丘，依同姓之諸侯于斟尋氏’，即《汲冢書》云‘相居斟灌’也。既依斟尋，明斟尋非一居矣。……是蓋寓其居而生其稱，宅其地而表其邑，縱遺文沿褫，亭郭有傳，未可以彼有觀目謂專此為非，舍此尋（鄩）名而專彼為是。以土推傳，應(yīng)氏之據(jù)亦可按矣。” 酈道元指出薛瓚說的斟鄩可能就是指河南鞏縣的鄩邑，但他不同意這個說法，其理由是從地名的沿褫上來看，應(yīng)劭的斟城為斟鄩說是自古就有的，推傳之跡斑斑可按，而薛瓚的說法是“創(chuàng)新”，雖然他引了一些古材料為證，可在此之前還沒有說鄩邑就是夏都斟鄩的，因而他傾向于應(yīng)劭的說法。明顯的證據(jù)就是他在注《洛水》的鄩中、南鄩（上鄩）和鄩水時，只引了京相璠曰：“今鞏洛渡北有鄩谷水，東入洛，謂之下鄩，故有上鄩、下鄩之名，亦謂之北鄩，于是有南鄩、北鄩之稱矣。又有鄩城，蓋周大夫鄩肸之舊邑。”對于夏都斟鄩的事情只字未提，可見酈道元對薛瓚的說法根本就不相信。 另外，《后漢書·郡國志一》云：“雒陽，周時號成周。……河南，周公時所城雒邑也，春秋時謂之王城。……鞏，有尋谷水。”劉昭注：“鞏伯國，《左傳》曰：‘商湯有景亳之命。’”也是沒提夏都斟鄩的事情，可見劉昭也不采信河南鄩邑是夏都斟鄩的說法。 不過，薛瓚在文中并沒有明確地說斟鄩就是鄩邑（鄩城），把這個說法明確下來的，是唐代張守節(jié)的《史記正義》。他在《夏本紀正義》中先引用了臣瓚的那段話，然后說：“《括地志》云：‘古鄩城在洛州鞏縣西南五十八里’，蓋桀所居也。”他大約是看過酈道元在《水經(jīng)注》里的辨析，而且前人也鮮有持此論者，因而說這話的時候底氣不足，不敢十分肯定，故用了個“蓋”字，就是蓋然之辭，但后人不加考察，把這些都一一承認下來，于是河南鞏縣的鄩城就是桀都斟鄩的說法便這樣“三人成虎”地確定下來了。后來相當于夏代的二里頭遺址被發(fā)掘出來，學(xué)界便自然而然地把它和夏都斟鄩相聯(lián)系，一唱百和，于是二里頭為夏都的說法也被肯定了下來，可是誰也沒有去仔細考察一下其文獻依據(jù)的可信性。 現(xiàn)在我們來看一下，凡是持河南鞏縣鄩邑或偃師二里頭為夏都斟鄩說的，基本上都是引《度邑》、吳起說、《書序》來做最古的證據(jù)材料，然后便是薛瓚和張守節(jié)的話，其他證據(jù)便更后了，甚至還有引今本《竹書紀年》做證據(jù)的，這本書本身的問題就有很大爭議，就更難以據(jù)信。窮本究源，都是因為吳起首先誤解了《度邑》中的有“有夏”，把洛邑的地理位置當成了有夏之居安在了夏桀身上造成的，此后便以訛傳訛，積重難返了。實際上，《太平御覽》卷一五五引《博物志》曰：“河南偃師尸鄉(xiāng)，湯所都；河南鞏，東周所都”，才是真實的歷史記載。 就現(xiàn)在能掌握的古文獻記載上看，在夏代，伊洛地區(qū)本來是商人的活動范圍，所以偃師二里頭應(yīng)當是先商時代（時間相當于夏代）某位商王的都邑，劉緒說： “二里頭遺址從調(diào)查開始就懷疑與成湯亳都有關(guān)，爾后的多次發(fā)掘簡報也總是把它同西亳聯(lián)系起來。特別是60年代初一號宮殿的發(fā)現(xiàn)，更堅定了這種認識。在1977年第一次全國夏文化討論會召開之前，這種認識在考古界比較一致，差不多已成定論。”［10］ 二里頭遺址是否確為湯都西亳雖不敢說得那么肯定（因為1983年在偃師市西郊又發(fā)掘出一座大型商城遺址，有學(xué)者認為這才是湯都西亳），但說它是先商時某王的都邑應(yīng)該沒有問題，至少比說它是夏都斟鄩更為可靠。但不知現(xiàn)在學(xué)界為何偏要拋開這個“差不多已成定論”的正確看法而去采信那些不可靠的材料，得出的結(jié)論自然也是錯誤的。若照此路走下去，夏史研究極可能走入一個矛盾百出、一片混沌的誤區(qū)乃至死地。 總之，筆者認為不論是鄩邑還是二里頭，都不是太康、羿、桀所都的斟鄩，夏都斟鄩仍當以杜預(yù)、應(yīng)劭之說為是，在今山東省濰坊市，從地理和古記上看，這是最合理的解釋。 七 另外，還有一條資料是持“夏居河南說”者經(jīng)常引用的，就是《國語·周語上》載內(nèi)史過的話：“昔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韋昭注：“融，祝融也；崇山，崇高山也。夏居陽城，崇高所近。” 韋昭以為這個崇山就是現(xiàn)在河南的嵩山（崇、嵩古今字），其實，現(xiàn)在的中岳嵩山在西周以前不叫嵩山，在《度邑》中武王稱之為“天室”，稱崇（嵩）山當是西周以后的事情。這決不是夏代的崇山。 筆者認為這個崇山也就是《書·舜典》中“放驩兜于崇山”的崇山，虞去夏不遠且相繼，二者自應(yīng)為一。偽《孔傳》以為是“南裔”，《正義》云：“《禹貢》無崇山，不知其處，蓋在衡嶺之南也。”都不認為是現(xiàn)在的中岳嵩山，但《孔傳》以為崇山是“南裔”顯然有誤，《書·舜典》言“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偽《孔傳》云：“幽州，北裔；崇山，南裔；三危，西裔；羽山，東裔。”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認為“幽州”本應(yīng)作“幽都”，是也。幽都亦是山名，見《山海經(jīng)》。那么，《孔傳》說得對不對呢？其實《舜典》的“四裔”之地的說法主要根據(jù)的就是《山海經(jīng)》，只要查一查《山海經(jīng)五藏山經(jīng)》就明白了。 據(jù)《五藏山經(jīng)》，幽都山在《北山經(jīng)》的《北次二經(jīng)》（又見《海內(nèi)經(jīng)》，稱“北海之內(nèi)有山，名曰幽都之山”），三危山在《西山經(jīng)》的《西次三經(jīng)》，羽山在《南山經(jīng)》的《南次三經(jīng)》，沒有崇山。但由此可知，幽都（幽州）在北，三危山在西，羽山在南，那么崇山一定是在東而不是在南，否則“四裔”之說便無著落?！犊讉鳌分屩徽f對了幽州和三危的位置，崇山、羽山的位置都說錯了。 今知羽山在今山東省臨沂南60里處，古今一詞，當無疑義。此為“南裔”，那么崇山為東裔必定還在羽山之東，如果說是今河南省的嵩山，在地望上就不合。溫玉春、張進良認為夏代的嵩山即今山東省濰坊市臨朐縣的嵩山［11］，在地望上庶幾近之。此山海拔758米，其地今設(shè)有嵩山鄉(xiāng)?！端吹洹费苑朋O兜于此，鄒漢勛《讀書偶記》二認為驩兜即丹朱，是也。據(jù)景以恩考察，在嵩山腳下的臨朐縣境內(nèi)古有丹山、丹河、朱虛冢等古跡，丹河即《竹書紀年》言“后稷放帝朱于丹水”之丹水，朱虛即丹朱之虛，丹朱冢即丹朱之墓，又稱朱封，今其地尚有村名曰西朱封也［5］?？芍说毓糯_有丹朱（驩兜）的傳說，則“放驩兜于崇山”之說亦非無據(jù)。 由此可知，虞夏時代的崇山是在今山東省境內(nèi)，實際上，臨朐的崇山一帶當時夏民族的初興地，《連山易》說“鯀封于崇”，當在此；《竹書紀年》說“禹都陽城”，韋昭說“夏居陽城，崇高所近”，他認為是在今河南的嵩山附近，但是臨朐的嵩山下亦有陽城，今在此山東北13里處尚有陽城村，當與此有關(guān)，很懷疑禹都的陽城本來在此，因為古人好遷徙，后遷之青州東南，新地亦常用舊地名命名，故此地亦名陽城。 因此，虞夏時代的崇山與今河南的嵩山無關(guān)，故“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這句話不能用來證明夏民族是興起于今河南的嵩山一帶（極疑心這個“融”實際上就是指丹朱，因古文“融”通“彤”，“彤”、“丹”音形并近，古文就以彤為丹。是禹和后稷聯(lián)合放逐了丹朱后奪取了帝位才建立了夏政權(quán)，故曰“夏之興也融（丹朱）降于崇山”。此當另文詳之）。 八 通過以上辨析，則河南伊洛地區(qū)為夏人之居說和二里頭為夏都斟鄩說已經(jīng)完全失去了文獻上的依據(jù)，僅靠考古發(fā)掘的成果立論，那是盲人摸象，很難得出令人信服的結(jié)果。王玉哲先生說：“田野考古的發(fā)掘我們當然應(yīng)當同等尊重，但是探索夏文化，如果離開夏文化的文獻記載，肯定是解決不了問題的。”［12］先秦古籍對夏史的記載雖然不如商周的豐富，可還是有不少的，對于這些材料應(yīng)予以特別重視。但這些材料由于多轉(zhuǎn)錄自古史傳說，真?zhèn)?、虛實相雜，特別是漢代以降的夏史材料，更多的是對古史記載的誤解、附會、演繹甚至虛造，還有的以后為先，以真為妄，把夏亡后夏人的遷居地當成了其故地，如此等等，難以勝記。因此在使用時首先要做好兩項工作：一是辨別其真?zhèn)危_定其可信度；二是正確詮釋和理解材料的內(nèi)容，否則就會犯錯誤，其害尤大于無。把伊洛地區(qū)當成夏人之居，把二里頭當成夏都，就是因為錯誤地理解了古史材料而犯的一個極其嚴重的錯誤，對夏史研究起了很大的誤導(dǎo)作用，至今仍有許多學(xué)者在對著二里頭遺址研究其“夏文化”，“成果”連篇累牘，恐怕是郢書燕說。 那么，探索夏史之謎的正確途徑在哪里呢？ 王國維說：“自上古以來，帝王之都皆在東方……夏自太康以后以迄后桀，其都邑及地名之見于經(jīng)典者，率在東土。”［6］他說的“東方”、“東土”即指今山東省及其周邊地區(qū)。楊向奎對古籍中所載的夏代地名作了詳細的考察后，得出的結(jié)論是：“夏在中世以前之政治中心在今山東、河北、河南三省間，而以山東為重點，”［13］“中夏以前、啟以后夏之政治中心在今山東，其勢力及于河北、河南。”［16］程德祺更明確地指出夏就是東夷諸國組建的國家［14］。筆者認為夏王朝故國原本在今山東境內(nèi)，夏人各部族自稱為“夷”，即人，后來桀在魯西一帶為湯所敗，夏朝滅亡，其部族流散于四方（主要是西北），后來的“東夷”就是夏王朝沒有遷徙的遺民，東夷文化實際上就是夏文化［15］。 從考古方面來看，在山東省境內(nèi)大部分地區(qū)都發(fā)現(xiàn)了龍山文化和岳石文化遺址。一部分學(xué)者認為龍山文化即夏文化［16］［17］［18］，但現(xiàn)在一般認為岳石文化的年代與夏代想當。據(jù)王訊的統(tǒng)計，山東發(fā)現(xiàn)岳石文化遺址的縣市有43個，可見分布很廣，內(nèi)容也十分豐富，“岳石文化經(jīng)碳14測定并經(jīng)過校正的年代又多在文獻記載的夏代紀念范圍內(nèi)，因而大部分岳石文化遺存大年代應(yīng)想當于夏代。”［19］“夏商周斷代工程”根據(jù)文獻推定的夏代紀年是前2070－前1600年，而龍山文化為前2200年－前1900年，岳石文化時代為前1900－前1600年，所以，夏代是處于龍山文化時代晚期和整個岳石文化時代，因此龍山文化和岳石文化都是研究夏文化的考古學(xué)資料。 因此筆者認為，夏民族起源于東方說無論是從古獻的的記載上還是從考古發(fā)掘上都有很可靠的依據(jù)，比河南伊洛地區(qū)說更令人信服。今年來，通過一些學(xué)者的努力探索，取得了不少新成果，夏人本起源并建國于今山東省之說已近成定論［20］［21］［22］［23］［24］。所以，加強對山東地區(qū)的龍山文化／岳石文化和東夷文化的考察和研究，是解決夏史之謎比較正確的途徑。 參考文獻 ［1］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M］.北京：世界圖書出版社北京公司，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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