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傳說中的大禹時代，約公元前21世紀，建立了第一個奴隸制王國——夏朝。據(jù)考古和文獻資料，夏朝的中心地區(qū)在今豫西嵩山附近的潁河上游伊洛河流域和黃河北岸的古濟水流域，晉西南也是其重要統(tǒng)治區(qū)?，F(xiàn)在一般認為代表夏文化的二里頭類型文化的遺址，分布主要集中在以上兩個地區(qū)。文獻記載中的禹都陽城，很可能就是近年在河南登封縣告成鎮(zhèn)王城崗發(fā)現(xiàn)的古城址。以后所都的斟尋、陽翟也都在這一帶。夏朝東面疆土還擴展到了豫東黃河下游地區(qū)，夏朝后期都城斟灌、帝丘、老丘、西河等都在這一地區(qū)。其勢所及南至江漢北，東近淮泗。中國的主體民族華夏族就是在這一地區(qū)發(fā)展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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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夏代的疆域問題，歷來是史學界的爭論熱點，目前關于夏代國家疆域的所在大體有以下三種說法：
1、傅斯年的說法：“夏之區(qū)域，包括今山西省南半，即汾水流域，今河南省之西部、中部，即伊洛嵩高一帶，東不過平漢線，西有陜西一部分，即渭水下游。東方界線，則其盛時曾有濟水上流，至于商邱，此便是與夷人相爭之線。”目前史學界持此論者較多。
2、以河南偃師二里頭為中心的地區(qū)。史學界同意這種說法的人不少，尤其是考古界持此論者較多。
3、楊向奎的說法：“夏在中世以前之政治中心實在今山東、河北、河南三省間，而以山東為重點。”“中夏以前，啟以后，夏之政治中心在今山東，其勢力及于河北、河南，晚夏則移居于河東及伊洛，東方仍有孑遺。”目前學界持此論者不多。
關于第一種說法，顧頡剛在對有關夏代的一些地名進行了全面考訂后，曾有一段論述，足以否定此說：“總合其一代觀之，夏都不可能在今山西。故山西之為大夏必在夏亡之后，商歷年六百，夏族之變化多矣，昔其事跡未克留下，所留下者惟其地名，我輩只得憑藉地名以作猜想矣。”
對于第二種說法，目前的爭論比較大，但是說這里是夏文化或者說是夏人的度邑，都缺乏堅實的文獻依據(jù)，關于這個問題，筆者有專文論述，此不贅。
筆者認為，關于夏代國家疆域的問題，第三種說法最有說服力，史學界識之不深者，蓋因持此論者如顧頡剛所言“只得憑藉地名以作猜想”，未免有管中窺豹之嫌。筆者不揣淺陋，擬從整體上來探討一下夏王朝國家疆域之所在。
一、夏朝故國的名稱
《說文》云：“夏，中國之人也。”但是，許慎所說的這個“夏”應該是指“諸夏”，也就是周人及其有血緣關系和親緣關系的諸國，《左傳·閔公元年》：“諸夏親昵”，杜注：“諸夏，中國也。”周人自稱為“夏”或“有夏”，因為他們是夏人同姓分支，把他們勢力的中心區(qū)域稱為“中國”，金文中寫作“中或”，《何尊銘》曰：“惟珷（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于天曰：‘余其宅茲中或（國），自之薛（乂）民。’”是周人稱其居為中國也。
不過，“中國”一名似乎唐虞夏之時即有，也是指當時人的主要居住地，如《孟子·滕文公上》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泛濫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谷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于中國，堯獨憂之。……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國可得而食也。”又《滕文公下》：“當堯之時，水逆行，泛濫于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使禹治之。”又《史記·河渠書》：“《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然河菑（災）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時為務。”可見古人把唐虞夏時代人們所居之地也叫作“中國”，所以說夏朝人稱為“中國之人”也是有根據(jù)的。
郭沫若認為夏人本來是居于中原的：“夏民族當為中原之先住民族，然自遭殷人驅(qū)逐以后，……有一部分（或其全部）朝北方遷徙了。”此說是確鑿無可易者，蓋夏人本居于中原，湯伐夏桀，夏人戰(zhàn)敗，被商人驅(qū)逐到了今山西、陜西一帶，故今所知夏之地名有些在陜晉，是因為夏人逃避于此而將故國的地名帶過去的，非其故地，楊向奎說：“古人遷徙往往把舊居的地名也放在新居，有些山川河流的名稱亦可以任意搬遷”，其說得之。但是古代中原范圍廣大，夏人居于何地呢？
夏人最初的國家叫做“土方”，《詩·商頌·長發(fā)》：“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楚辭·天問》：“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方”，郭沫若云：“余意此‘土方’當即卜辭中所常見之敵國名‘土方’，……朔、馭、土古音均在魚部，則所謂土方當即朔方、馭方，知此，則所謂土方即是夏民族，夏字古音亦在魚部，夏、土、朔、馭一也。是則‘禹敷下土方’當為禹受上帝之命下降于土方之國（即后之華夏、禹跡、禹甸、禹域），以敷治洪水。”殷墟卜辭中恒見“土方”之名，乃殷商之敵國，胡厚宣有專文論證卜辭中之土方即夏民族，認為“土通杜，杜通雅，雅通夏，是土即夏也”，但是，卜辭中的土方已經(jīng)是遠徙西北之后的夏人，此土方已非其故國之地也?！对?#183;長發(fā)》說湯伐桀“九有有載”，《叔夷鐘銘》云：“虩虩成唐，有嚴在帝所，敷受天命，剪伐夏嗣，敗厥靈師。伊小臣惟輔，咸有九州，處禹之堵。”這是說成唐（即成湯）受天命伐夏，打敗了夏的軍隊，在伊小臣（即伊尹）的輔佐下，完全的占據(jù)了九州，居處于“禹之堵”，這里面所說的九有、九州、禹之堵實際上就是夏人之國。根據(jù)這些資料，我們可以知道，古代對夏國的稱呼有夏、土方、朔方、馭方、九州、九有、禹跡、禹甸、禹域、禹之堵等等。土方最早應該是在今天的山東歷城東北的華不注山一帶，《書·堯典》載帝堯“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可知道朔方（即土方）是在幽都附近。幽都是一座山名，就是現(xiàn)在的華不注山，又稱華山、金輿山，其下有華泉，華水出之，北注于濟水，朔方即在此地。土、朔、馭、夏和華古音都是在魚部，讀音相近，其方國很有可能就是來源于山名。夏人就是在土方的基礎上壯大勢力，建立了夏王朝。
湯所伐的夏就是夏的故國所在，所以我們要確定夏國的位置，可以從關于湯伐夏桀的記錄中找出答案。
二、湯伐夏所反映夏國的位置
下面把有關論述的湯伐桀的記載錄于下：
《史記·殷本紀》：“湯始居亳，從先王居。”《正義》：“按亳，偃師城也；商丘，宋州也。湯即位，都南亳，后徙西亳也?！独ǖ刂尽吩疲?#8216;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師縣西十四里，本帝嚳之虛，商湯之都也。’”
《詩·長發(fā)》曰：“武王（湯）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孽，莫遂莫達，九有有載。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左傳·昭公四年》：“夏桀為有仍之會，有緡叛之。”
《左傳·昭公十一年》：“桀克有緡以喪其國。”
《墨子·非攻下》：“湯焉敢奉率其眾，是以向有夏之境。帝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少少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于天，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間西北隅。’湯奉桀眾以克有夏，屬諸侯于薄。”
《呂氏春秋·慎大》：“桀愈自賢，矜過善非，主道重塞，國人大崩。湯乃惕懼，憂天下之不寧，欲令伊尹往視曠夏，恐其不信，湯由親自射伊尹。伊尹奔夏三年，反報于亳，曰：“桀迷惑於末嬉，好彼琬琰，不恤其眾。眾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積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湯謂伊尹曰：“若告我曠夏盡如詩。”湯與伊尹盟，以示必滅夏。伊尹又復往視曠夏，聽於末嬉。末嬉言曰：“今昔天子夢西方有日，東方有日，兩日相與斗，西方日勝，東方日不勝。”伊尹以告湯。商涸旱，湯猶發(fā)師，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師從東方出於國西以進。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身體離散，為天下戮。”
《呂氏春秋·簡選》：“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zhàn)於郕，遂禽推移、大犠，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
《書序·湯誓》：“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zhàn)于鳴條之野。”
《史記·夏本紀》：“湯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鳴條，遂放而死。”《正義》：“《括地志》云：‘廬州巢縣有巢湖，即《尚書》成湯伐桀，放于南巢者也。’《淮南子》云：‘湯敗桀于歷山，與妹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國語》云‘滿于巢湖’。”
《史記·殷本紀》：“桀敗于有娀之虛，桀犇于鳴條，夏師敗績。湯遂伐三鬷，俘厥寶玉。”《集解》：“孔安國曰：三鬷，國名，桀走保之，今定陶也。”
根據(jù)這些記載可知，商湯在伐夏之前是都于偃師的西亳，地在今河南偃師，他伐夏的路線是一路東進的先伐了韋、顧、昆吾，韋即豕韋，在今河南滑縣，顧在河南范縣東南，昆吾在今河南濮陽，都在偃師之東。然后他命令伊尹當間諜，到夏去和被桀拋棄的元妃妹喜交往，探聽虛實。妹喜告訴他夏桀做了個夢：兩日相斗，西方日勝，東方日不勝，結果湯就出兵了。因為什么？因為從方位上講，當時商應該是在西，而夏在東，西方日代表商，東方日代表夏，這個夢就預示著商能勝夏，所以湯才出兵。他是“從東方出于國西以進”，就是從商國的東方出兵于夏國的西境開始進攻，有人把這句話標點為“故令師從東方出於國，西以進”，解釋說是從東方出兵，然后繞了個180度大彎子掉頭向西面的夏進攻，不僅不符合常理，而且那樣商就成了東方日，而夏是西方日了，所以這個標點和解釋是不對的，那個“國”是指夏國。
《書序》言他們“升自陑”，這個陑其實就是仍，即“桀為有仍之會”的有仍，也就是《殷本紀》所說的“有娀之虛”，有仍在《韓非子·十過》里是寫作“有戎”，娀即從戎聲，陑、仍古音同（如乘切），與戎乃雙聲（日母），故有仍又作有戎，而戎、娀古音同冬部，音近而假也，其地在山東濟寧，《殷本紀》言湯敗桀于此。此后或言戰(zhàn)于郕，或言戰(zhàn)于鳴條，或言敗桀于歷山，郕古有二，一為魯孟氏邑，在山東寧陽東北；一為國名，在山東汶上縣西北的郕城，二地都在魯西，相去不遠。鳴條或以為在山西，非是，《孟子·離婁下》曰：“舜生于諸馮，遷于負夏，卒于鳴條，東夷之人也”，趙歧注：“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負海也，在東方夷服之地，故曰東夷之人也。”可知鳴條之地固在東夷。歷山當時舜所耕之歷山，在河南范縣和山東鄄城間。以上地名，除了鳴條不詳具體地點外，其它地方都在今山東西部。湯敗桀之后，回師的路上又伐滅了三鬷，在山東定陶，也在魯西，可見湯伐桀的主要戰(zhàn)場就是在今天的魯西一帶。根據(jù)《墨子·非攻下》的記載，除去其神怪的表面，可知湯在夏城里有內(nèi)應，為了幫助湯攻城，他們破壞了夏邑的西北城墻，并放火給商軍信號，讓他們從此進攻，因為商軍從西攻來，要攻打的正好是夏邑的西城。
在桀這方面，《左傳》說他是征伐了有緡之后喪失了國家，有緡在山東菏澤的金鄉(xiāng)，也是在魯西。根據(jù)《竹書紀年》，本來桀的都邑是在斟鄩，在今山東的濰坊，而他跑到魯西的有仍舉行方國大會，會上有緡叛了，桀就討伐有緡，之后不久桀就亡國了，說明桀為有仍之會后，一直沒有回到東方的斟鄩，而是在魯西的某個城邑，這個城邑當是《書·太甲上》里所說的“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的“西邑夏”，蓋桀時有兩個都邑，一個在斟鄩，還有一個在魯西，在魯西的都邑相對于斟鄩來說是在西，故曰“西邑”也，其具體地點待考。桀沒有回到東方的原因，可能和他伐岷山得岷山之女有關。《韓非子·難四》說：“桀索岷山之女而天下離”，這個“岷山”，《楚辭·天問》作“蒙山”，岷、蒙雙聲音近而假，也就是今天山東的蒙山，當時有個岷山國，其故地當即春秋時為魯邑的蒙，在今山東蒙陰縣西南，也在魯西南地區(qū)。根據(jù)《韓非子》的說法是桀索要了岷山之女導致了天下人心離散而亡國，這個在《竹書紀年》里也有明確記載：“后桀伐岷山，岷山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桀受二女，無子，刻其名于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而棄其元妃于洛，曰末喜氏。末喜氏以與伊尹交，遂以間夏。”這是說桀沉迷于琬、琰二女，拋棄了元妃妹喜，滿懷憤恨的妹喜才和伊尹串通，毀滅了夏。正因為夏桀迷惑琬、琰二女，所以長時間地居留于位于魯西的西邑夏，所以商湯才抓住機會向夏桀發(fā)動進攻，在今濟寧一帶一番激戰(zhàn)，夏桀措手不及，被打得大敗而走，夏朝隨即滅亡。
《呂氏春秋·慎大》說桀失敗后被“逐之至大沙”，這個大沙應該就是古說的流沙，恒見于《山海經(jīng)》中，乃是一條河川，何幼琦云：“流沙是一條河川，決不是沙漠瀚海，它只能是現(xiàn)在的泗水”，說良是也。是桀失敗后沿著泗水乘舟難逃，逾淮至江，浮江溯流乃可至于南巢氏也。今有云桀都在山西者，則桀非神人，何能跨越商人控制的河南地區(qū)浮江至南巢？豈不妄哉？
根據(jù)以上記載，我們已經(jīng)可以明確知道夏王朝國家的位置，就是在今天的山東境內(nèi)。
三、夏國之范圍：四海與九州
夏王朝國家的大體位置已明，下面就來探求一下其范圍。夏代疆域范圍主要就是“四海”和“九州”。
夏之先人大禹的事跡和四海、九州的關系最為密切：
《書·大禹謨》：“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
《書·益稷》：“禹曰：‘……予決九川，距四海。’”
《書·禹貢》：“九州攸同，……四海會同。”
《大戴禮記·五帝德》：“（禹）巡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為神主，為民父母；左準繩，右規(guī)矩；履四時，據(jù)四海；平九州，戴九天，明耳目，治天下。舉皋陶與益，以贊其身，舉干戈以征不享、不庭、無道之民；四海之內(nèi)，舟車所至，莫不賓服。”
此類的記載很多，同時有不少先秦文獻記載，在夏代以前，已經(jīng)有“四海”之說了，唐、虞時代的帝王已經(jīng)居于四海之內(nèi)，蓋夏王朝是在前代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所以也是居于四海之內(nèi)，這是因為當時他們國土疆域的四周的確有四個海，是他們疆域界限的重要標志，關于這一點，筆者已有專文論述，這里把四海的具體位置再引述如下：
東海：今山東半島以東的黃海海面。
北海：即今渤海。
西海：即古之巨野澤，又作鉅野澤，或稱大野澤，宋代稱梁山泊，在山東巨野縣，今已堙沒，東平湖即其遺存。
南海：今江蘇省江蘇連云港以東的海州灣。
在歷史地圖上一對照就可以知道，東海、北海、河、濟、西海、泗、南海恰好形成了一個相對封閉的疆域范圍，基本上就是今山東省全境和河北省南部、江蘇省北部的部分地區(qū)。在陶唐虞夏時期，這就是真正的“四海之內(nèi)”的地區(qū)。
四海之內(nèi)的地區(qū)禹跡范圍內(nèi)，古代又稱為九州，“九”本來是虛數(shù)，意為很多，并不是說就是實實在在的九個，蓋當時四海之內(nèi)遭洪水，而有許多高起的地方露出水面，可以居人，稱之為“州”，《說文》：“州，水中可居者曰州，水周繞其旁，從重川。昔堯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但是古書記載“九州”的劃分實際上在鯀禹之時，《山海經(jīng)·海內(nèi)經(jīng)》：“禹鯀是始布土，均定九州”，又曰：“帝乃令禹卒布土以定九州”，所以后來九州就叫禹跡、禹之堵等等，如《左傳·襄公四年》：“于《虞人之箴》曰：‘茫茫禹跡，畫為九州。’”《叔夷鐘銘》：“咸有九州，處禹之堵。”每個州便自然形成了一個人類的聚居地，算得上一個方國或部落，所以《廣雅·釋詁一》曰：“州，國也。”《莊子·天下》云：“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置萬國。”《淮南子·修務訓》云：“（禹）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國。”這個“置萬國”和“定千八百國”與“均定九州”自是一回事，只不過說法不同而已。這些州國皆禹治水時所定，故稱為禹跡、禹績、禹甸。禹之堵（緒），而整個夏王朝的疆域就是由九州組成，故夏國又稱為“九州”。
“九州”本來是虛指，沒有具體的九個州，但后來卻出現(xiàn)了具體的九個州的名字，那是戰(zhàn)國時代的產(chǎn)物。顧頡剛說：“春秋時有九州說，我們已不否認。但我們敢說：那時人只有這一個虛浮的觀念而已，決沒有九個州的具體的地位和名稱，九個州的具體的地位和名稱乃是戰(zhàn)國時人的建設。”他共列舉了《書·禹貢》、《逸周書·職方》、《爾雅·釋地》、《呂氏春秋·有始覽》、《說苑·辨物》等書中的5種關于“九州”的說法，都不盡相同，正說明這些具體九州的說法正在形成階段，說法各異，沒有定論，不可盡信。只有一些內(nèi)容是古代流傳下來的內(nèi)容，具有可信度，比如《禹貢》的最后幾句說：“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說的就是“九州”的范圍。其中“朔南暨”一句文字有缺脫，原文當為“[北至]朔[方]，南暨[交趾]”，即《堯典》中“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和“申命羲叔宅南交”之“朔方”和“南交”。“海”就是東海，流沙就是古泗水（從魯橋鎮(zhèn)南流入海的河段），交趾在今山東省莒南縣，朔方、幽都在今山東歷城北的華不注山一帶，可知《禹貢》作者所知道的九州之域，實際上就是四海之內(nèi)的范圍，這就是夏國的疆域所在，其主體部分就是在今天的山東省境，根本沒有象他寫的那些九州的地域那么廣大?！恫┪镏尽吩疲?#8220;中國之域，左濱海，右通流沙，方而言之，萬五千里”，這個“中國之域”也是“四海”和“九州”的范圍。
四、“四海”、“九州”的考古文化
在這個“四海之內(nèi)”的“九州之域”，先后產(chǎn)生了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等相繼相續(xù)的考古文化，誕生了燦爛的古代東夷文明。特別是從大汶口文化晚期開始，山東地區(qū)的海岱文明蓬勃發(fā)展起來，“海岱地區(qū)各地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已陸續(xù)進入初期文明社會，分別以大汶口、陵陽河等為中心出現(xiàn)了一些大型遺址群，其中有的明顯具有相當于‘都’、‘邑’（上文所謂的‘中心聚落’）、‘聚’（一般聚落）的三級金字塔式社會結構，他們大致就是最初的國家——蘇秉琦所說的‘古國’。”之后，“到龍山文化時期”，城子崖、教場鋪、景陽崗等許多龍山文化聚落群都已是古國，有的可能已發(fā)展成方國，龍山文化已是古國時代。”再后的岳石文化的考古系年正與夏代的系年重合，相當于夏代，此時已經(jīng)是夏王朝建立時期，進入了方國部落聯(lián)盟的酋幫時代。逄振鎬說：“從距今約7000多年前的北辛文化起，中經(jīng)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直到岳石文化，都是同一個文化的不同發(fā)展階段，是同一個族的居民所創(chuàng)造的不同階段的文化，這同一個族就是東夷族。”而實際上，夏人與東夷人本是同族，也就是說東夷人就是夏人，故“在考古界確認北辛、大汶口、龍山、岳石文化為東夷文化的同時，夏民族起源于東方說也一直存在，至今為古史界的一些學者所信從。”[21]所以夏代的故國本來就是在今山東境內(nèi)的說法，也具有堅實的考古學證據(jù)。
總之，夏是一個誕生于山東地區(qū)的古國，它的國家聯(lián)盟和文化是從7000年前的北辛文化開始，經(jīng)歷了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直到相當于夏文化的岳石文化，可謂是源遠流長，輝煌燦爛，它是中華文明的主要源頭。夏代故國的位置應該如楊向奎先生所說，是以今山東省為中心，其勢力及于河北、河南，筆者認為它的勢力還包括淮河以北的蘇北地區(qū)。夏亡后，其主要勢力遷徙到了北和西北地區(qū)，變成了北狄和西戎等族，徐中舒、唐嘉弘云：“特別是 ‘殷革夏命’，夏人作了一次民族大遷徙，大體上說，或南流入越，或北遷為匈奴，或西徙為羌。大移動的過程，同時也是夏族與當?shù)赝林笕诤系倪^程”[22]，可謂得其實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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