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經(jīng)》與蜀國史新探
1 神話傳說中的蜀山氏
相對中原華夏族而言，蜀族居住在西南邊陲地帶，在華夏族的眼中，蜀只不過是化外之邦。到了東晉，常璩《華陽國志·蜀志》中才有較詳?shù)年P(guān)于蜀國歷史和傳說記載。先秦的蜀國并不是一脈相承的單一王朝，在秦滅蜀之前，蜀分別由蜀山、蠶叢、柏灌、魚鳧、杜宇、開明等諸族系的首領（君長）統(tǒng)治。正如
《四川通志·建制沿革》曰：“蜀自人皇，肇辟帝嚳，分封及虞夏間，為梁州之域。嗣是任土作貢，世隸侯伯，自儀錯入，而蠶叢、魚鳧開國之跡茫然?！?sup>［2］（559－67）常璩《華陽國志·蜀志》亦曰：“蜀之為國，肇于人皇，與巴同囿”。［3］（175）“華陽”，指的是陜西華陰縣境內(nèi)的華山之南，華陽即為古梁州之地域，華山之東為豫州，華山之北為雍州。而梁岷，指的是梁山與岷山，代表巴、蜀之地區(qū)也。梁山即四川劍閣縣境內(nèi)之大劍山，《山海經(jīng)·山中次九經(jīng)》中的記載曰：岷山“又東三百里，曰高梁之山。其上多堊，其下多砥礪。其木多桃枝鉤端，有草焉狀如葵而赤華，葵實、白柎?？梢宰唏R。”［4］（158） “如葵而赤華”的“草”就是這枝“神花”，這里就是“中華”的發(fā)祥地之一。所謂“人皇”，即殷墟卜辭中的“人方”，指的是今四川汶川縣冉駹之地?！端拇ㄍㄖ尽氛f：“蜀之先肇于人皇為蜀山氏，黃帝次子昌意娶蜀山氏女，后封其支庶于蜀，為蜀國”。［2］（559－67－68）（在考古學分期的舊石器時代，民族學分期的蒙昧時代，傳說中的伏羲氏時代，蜀人的部落，就已經(jīng)形成了。他們活動的地域，是在產(chǎn)野蠶的蜀山(岷山)一帶，所以名曰蜀山氏，而蜀山就是岷山，岷山即“人方”所在地。《山海經(jīng)·西次二經(jīng)》又說：“皇人之山，……皇水出焉。”［4］（158）“皇人”即“人皇”，“皇水”即“湟水”。是為氐、羌發(fā)源之地， 其后有遷至岷江河谷之蠻夷，應即是甲骨文中的“人方”，而以“人皇氏”稱也。華夏民族信奉的龍圖騰，在《山海經(jīng)》中以各種面目出現(xiàn)的龍就有48（包括6次重復）次，龍的形象在《山海經(jīng)·中次九經(jīng)》中作了描繪：“凡岷山之首，自女幾山至于賈超之山，凡十六山，三千五百里。其神狀皆馬身而龍首”。［4］（156）馬頭龍或馬身龍首的神，據(jù)傳是駹的形象。信奉馬頭龍的冉駹人，又是岷江上游的遠古蜀人，而廣漢三星堆出土的青銅樹座上纏繞的龍，與《山海經(jīng)》就是最有力的印證。《華陽國志·巴志》上又說：“《洛書》云：人皇始出，繼地皇之后，兄弟九人，分理九州島，為九囿，人皇居中州，制八輔。華陽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國則巴、蜀矣。”［3］（20）洛書是東漢年間的一種讖諱之書，它是當時黃老讖諱方術(shù)盛行的產(chǎn)物。三皇（天皇、地皇、人皇）之說源于戰(zhàn)國陰陽家，陰陽家把人分為三才，頭部為天；胸部為人；腿部為地，由此演繹出三皇之說法。《史記·秦始皇本紀》載李斯等奏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泰皇最貴?！?/span>［5］（56）西漢末年后，陰陽家將讖諱書加以發(fā)揮，泰皇始變?yōu)槿嘶?。從歷史角度講，在秦王贏政之前雖有蜀王杜宇、開明先后稱帝，卻沒有“皇帝”的稱法，假如在秦王之前有的話，秦王贏政怎能大言不慚地稱自己為始皇帝呢？由此可見，三皇、軒轅皇帝等等都是后人杜撰出來的虛構(gòu)人物，與歷史相去甚遠。到了唐代被某些文人越傳越奇，時間越推越久遠，例如：《初學記》卷九引《春秋緯》說：“天皇、地皇、人皇，兄弟九人，分九州島，長天下。”羅泌的《路史·前紀》卷二之“泰皇氏”條據(jù)《洛書》云：“地皇氏逸，九男相象，其身九章。……相厥山川形成，勢集才為九州，謂之九囿?！绷_蘋注引《洛書》又曰：“人皇出于提地之國，兄弟別長九州島，己居中州以制八輔?！?/span>［6］（383－6）這些虛構(gòu)的東西，使人越來越相信也。
《山海經(jīng)》上共說了約105個國家，這時的國家，可能就是些部落。《山海經(jīng)·海外西經(jīng)》說軒轅國的地域，在“穹山之際”、“女子國北”。［4］（379）《山海經(jīng)·大荒西經(jīng)》進一步指出：“軒轅之國，江山之南”。［4］（401）如果“穹山”是“沒有山”之義，即傳說中的昆侖，“女子國”就在恒水上游，而“江山”即“岷江之山”，那么，這“軒轅國”，就只能指今日之茂汶盆地——即《山海經(jīng)·大荒西經(jīng)》所說的“有沃之國”。［4］（221）按《太古帝王表》，軒轅氏是在禪通紀，早于伏羲氏和女媧氏。當然就更早于疏仡紀的黃帝。因此，很可能是在伏羲、女媧再造人類之前?！渡胶＝?jīng)·大荒西經(jīng)》說：“有軒轅之國，棲為吉，不壽者八百歲?！?sup>［4］（401）居住在這個國家的人，是吉祥如意的，他們至少也要活八百歲。但軒轅古國，不知是什么時候消失的。按照緯書《春秋命歷序》的說法，從開天辟地到孔子的時代，總共二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為十紀，人皇（人方）在第一紀。那么巴蜀的開國史總在二百萬年以上了。為此唐代大詩人李白在他的《蜀道難》中曰：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峨眉巔。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后天梯石棧相鉤連。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下有沖波逆折之回川。黃鶴之飛尚不得過，猿猱欲渡愁攀援。青泥何盤盤，百步九折縈巖巒。捫參歷井仰脅息，以手撫膺坐長嘆。
李白《蜀道難》用詩歌概括了蜀國的傳說，詩人描繪了渺茫的歷史，艱難險阻的山川，為遠古的蜀國披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詩人通過豐富的想象，將古代巴蜀的歷史上溯到了“四萬八千年”，我們不禁要問，這“四萬八千歲”是如何推算得來的呢? 不過，四川境內(nèi)的“巫山人”距今約有二百零四萬年，［7］ 是我國迄今發(fā)現(xiàn)的最早的古人類化石之一。1975年，在四川漢源縣大渡河北岸富林鎮(zhèn)發(fā)現(xiàn)的“富林舊石器文化遺址”，獲取5000多件石器。1976年，在嘉陵江流域又發(fā)現(xiàn)了銅梁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址，出土刮削器120件，砍砸器73件，尖狀器33件，石錘5件，各種動植物化石計有東方劍齒象、印度象、中國犀、巨貘、水鹿、水牛、豪豬等。遺址的年代據(jù)C14測定，為距今21550±330年。進入新石器時代后，蜀國境內(nèi)人類文化遺址更加豐富多彩，總數(shù)在250余處以上，大體可以分為川峽地區(qū)新石器中晚期的大溪文化，川西南山區(qū)新石器晚期的禮州文化等和盆地中部新石器末期原始文化這樣三大部分。［8］其中，盆地中部的新石器時代末期原始文化與后來的巴蜀文化有直接的淵源關(guān)系，可以命名為“早期巴蜀文化”或“早期蜀文化”。早期巴蜀文化的分布范圍西起漢源，東到宜昌，北抵綿陽、南充、南達長江兩岸，包括漢源背后山、麻家山、桃坪，廣漢中興場一帶的月亮灣及三星堆，新繁水觀音，成都羊子山，綿陽邊堆山，南充淄博寺，閬中蘭家壩，墊江林場，銅梁西廓水庫，巫縣大昌壩等遺址。這些遺址基本不出青銅器，石器以錛、斧、鑿為主，有一些粗玉質(zhì)的矛、斧、鑿之類，制作比較精美，并常出土石璧及璧心，頗具特色。
《山海經(jīng)·海內(nèi)經(jīng)》同時還說：“黃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處若水”。［4］（442－443）若水在哪里？就是今四川境內(nèi)的雅礱江。司馬遷在《史記·五帝本紀》中寫道：“黃帝居軒轅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為嫘祖。嫘祖為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為青陽，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陽，高陽有圣德焉。黃帝崩，葬橋山。其孫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為帝顓頊也。”［5］（1－2）《山海經(jīng)·大荒西經(jīng)》說：“顓頊生老童，老童生祝融，祝融生太子長琴，是處榣山，始作樂風”。［9］（499）顓頊出生于雅礱江，后去中原成為華夏部落站首領?！邦呿湵?。而玄囂之孫高辛立，是為帝嚳?！?sup>［5］（1－2）巴蜀不僅中原的黃帝扯上了關(guān)系，而且還出了帝顓頊、帝嚳，五帝之中竟有兩位是來自蜀國！那歷史的悠久，的確是超乎想象的，難怪詩人李白要感嘆“開國何茫然”了。
與黃帝聯(lián)姻的蜀山氏，是文獻上出現(xiàn)的蜀人的第一位先祖。從蜀字演變過程看：蜀山氏與桑蠶有必然的聯(lián)系。野蠶性孤獨，各據(jù)一葉，以保證其食葉充足。故蜀字又引申為孤獨之意。楊雄《方言》曰：“一，蜀也。南楚謂之獨。”［10］（97）孔穎達為《爾雅·釋山》疏曰：“蟲之孤獨者蜀。是以山之孤獨者亦名蜀也?！薄墩f文》曰：“蜀，葵中蟲也。從蟲，兩目象蜀頭，中（謂勹）象其身蜎蜎?！倍斡癫米ⅲ骸翱?，而雅釋文引作?！薄！盎茨献釉唬盒Q與蜀相類”。［11］（665）“蜀”與“葵”兩字是蜀方言，與中原華夏族皆指稱“蠶，任絲蟲也”。［11］（574）“桑，蠶食葉木”。“蠶”在甲骨文中是象形字，后來演變?yōu)樾温曌帧?/span>“桑”在甲骨文中是象形字，上部是樹冠，下部有樹根，極像一棵樹。在甲骨文中，蜀字有二十多種形式，無論是哪一種形式，字的上方都有一個蠶的大眼睛，下方是一個蠶的彎曲的身體。最早的甲骨文
至于這蜀山氏最早又是從何處來的, 也是眾說紛紜。一說是古彝人從滇池一帶出發(fā)，來到昭通, 沿岷江而上，到岷山聚居的。另一說則認為蜀人是古羌人的一支。我們知道蜀人很早就在岷江上游生存下來，人類的進化是共時性的，雖不同步，但原始群體原本就是獨立進化的，接受外來影響僅僅是進化的過程，并不起決定性作用。古羌人是游牧民族，他們到了岷江河谷，怎么變成了用野蠶抽絲的蜀山氏呢？羌人來到岷江河谷，并非一帆風順，他們受到先在那里定居的戈基人──遠古蜀人的反抗。羌族未到達岷江上游之前，那里居住的是戈基人，以“日補壩”為中心，“日壩”為“冉駹”的同音異寫。理縣桃坪鄉(xiāng)羌族巫師唱經(jīng)中曰：“戈基人供神馬頭龍，馬王神主能上天?！?/span>《山海經(jīng)·中次九經(jīng)》曰：“凡岷山之首，自女幾山至于賈超之山，凡十六山，三千五百里。其神狀皆馬身而龍首”。［4］（156）馬頭龍或馬身龍首的神，據(jù)傳是駹的形象。信奉馬頭龍的冉駹人，就是岷江上游的遠古蜀人（戈基人），因為他們“居住在半山腰的石洞中”，應該還處于母系氏族社會晚期，蜀山氏可能就是部落首領。這段史實，反映在羌族最早的史詩《羌戈大戰(zhàn)》和《嘎爾都》中?！肚甲遽尡冉?jīng)詞》說，羌、戈基人擺陣比武，比劈柴，比用石頭和雪坨拚打, 比用木棍和麻稈打斗。三次交戰(zhàn)，戈基人都失敗了，羌人終于戰(zhàn)勝了戈基人，在岷江河谷站穩(wěn)腳跟。從這首史詩中雙方使用的工具看(石斧、石頭、木棍), 這場戰(zhàn)爭大約發(fā)生在石器時代?！案昊恕?，被羌人稱為“窯人”，說他們居住在半山腰的石洞中。［12］從文字學上看“氐”字，甲骨文未見，而金文卻像地上之洞，而戈基人其語音中的“基”，與“氐”音近，因此，疑羌人稱為“戈基”的人，實則就是氐人。羌人的史詩《嘎爾都》說：“羌人戰(zhàn)勝窯人(戈基人)之后，雙方便歃血為盟，保證今后互不侵犯?！边@樣，兩民族漸漸融合，于是，才有蜀人來自氐、羌的說法。
從甘青之“三河”(黃河、賜支河、湟河)地區(qū)南遷的西羌（三河地區(qū)原本是華夏文明起源地之一），可這些進入岷江流域的羌族卻沒有類似的伏羲女媧神話，從而也就證明了伏羲女媧神話是西南土著民族的神話；《山海經(jīng)》也絕不是南遷的西羌人的神話，而是遠古巴人、蜀人的神話。因此，南遷進入岷江流域的羌人與遠古蜀人（冉駹人、戈基人）應是不同族源的民族。《后漢書·西羌傳》認為四川有羌人是在公元前5世紀末，也就是戰(zhàn)國時期。其時，無弋爰劍的曾孫忍的季父卭，“畏秦之威, 將其種人附落而南，出賜支河曲西數(shù)千里……其后子孫分別各自為種，…… 或為白馬種廣漢羌是也，或為參狼種武都羌是也?！?sup>［13］（2875－2876）因而認為《羌戈大戰(zhàn)》是寫此次南遷之役。這樣，蜀人和羌人就毫無瓜葛了。但是，《西羌傳》所說的羌人南遷，并非第一次。《竹書紀年》有“成湯十九年氐羌來貢”［14］（303－102）的記載?！对娊?jīng)·商頌》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王?！?sup>［15］（73－271）這里的氐、羌，遠非公元前5世紀。古羌人在青海、甘肅及四川西北部聚居，年代十分遙遠?！肚几甏髴?zhàn)》雙方使用的是最為原始的武器，這絕不是戰(zhàn)國時代的戰(zhàn)事。因此，認為羌人是公元前5世紀以后才到四川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
羌人和氐人融合后，共同開發(fā)岷江河谷。發(fā)現(xiàn)野蠶的—支，才有了蜀的稱謂。因為，我們知道，草原，特別是高寒草原，是沒有野蠶的。野蠶多生長在山上的闊葉林中。當然，《羌戈大戰(zhàn)》又和“蜀之為國，肇于人皇”有矛盾。此矛盾只能用《山海經(jīng)》才能解開：《南山經(jīng)》開篇即曰：“南山經(jīng)之首曰鵲山。其首曰招搖之山，臨于西海之上”。郭璞注云：“在蜀伏山山南之西頭，濱西海也”。［16］（1）“伏山”，即“蜀山”，“西?！?，即還沒有干涸的四川內(nèi)陸海。
20世紀末，四川營盤山遺址聯(lián)合考古隊經(jīng)過3年多的考古發(fā)掘，出土了具有奠基性質(zhì)的殉人坑，以及國內(nèi)發(fā)現(xiàn)的時代最早的人工使用朱砂的遺物，四川地區(qū)發(fā)現(xiàn)的年代最早的陶質(zhì)雕塑藝術(shù)品，長江上游地區(qū)發(fā)現(xiàn)的時代最早及規(guī)模最大的陶窯址等，出土的彩陶器數(shù)量也為四川之最。岷江上游這一大型中心聚落遺址是長江上游地區(qū)目前發(fā)現(xiàn)的面積最大、年代最早、文化內(nèi)涵最豐富的大型中心遺址，它代表了5000－6000年前整個長江上游地區(qū)文化發(fā)展的最高水準。［17］營盤山遺址出土了數(shù)量驚人的文物，表明了長江文明與黃河文明之間有著眾多的交流、傳播及融合。以營盤山遺址為中心，包括波西、金龜包、波西臺地、上南莊、勒石、沙烏都、馬良坪等十余處新石器時代遺址在內(nèi)的營盤山大型遺址群，在時間及空間之上均有各種聯(lián)系，從而組合成較為完備且頗具特色的聚落體系?？脊刨Y料表明，岷江上游地區(qū)的新石器文化，與古蜀文明之間存在著淵源關(guān)系。三星堆遺址、金沙遺址均流行在玉器、石雕像上涂抹紅色顏料的風格，從這一風格中可以找到營盤山遺址的朱砂涂紅現(xiàn)象的影響。在遺址的灰坑中出土了一尊雕像，其造型與甘肅秦安縣大地灣遺址出土的彩陶瓶較為相似，瓶口都是人頭形，陶塑人像有甘肅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的特征，表明可能是受甘肅、青海地區(qū)文化傳播影響的產(chǎn)物。同時，考古隊又對屬于營盤山文化一部分的波西遺址進行了小規(guī)模試掘，出土了距今6000年的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特色的彩陶缽、斂口缽等器物，證明了黃河文明與長江文明在6000年前就有了文化交流?？脊抨犜?span lang="EN-US">2002年還發(fā)現(xiàn)了文化面貌與成都平原的寶墩文化相似的沙烏都遺址，年代距今約4500年，以沙烏都遺址為中介，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與成都平原的新石器文化，即以三星堆、金沙遺址為代表的古蜀文明的前身的關(guān)系變得更為密切，從而為探討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與古蜀文明的關(guān)系提供了難得的新材料來與《山海經(jīng)》的神話傳說相印證。《山海經(jīng)·大荒西經(jīng)》載曰：“有沃之國，沃民是處。沃之野，鳳鳥之卵是食，甘露是飲。凡其所欲其味盡存。爰有甘華、璇瑰、甘柤、瑤碧、白木、白柳、視肉、瑯玕、白丹、青丹、多銀鐵。鸞鳳自歌，鳳鳥自舞，爰有百獸，相群是處，是謂沃之野?！?/span>［4］（379）岷山之下河谷——茂汶小盆地，那就是蜀山氏的發(fā)詳?shù)亍形种畤谀抢?/span>鸞鳳的和鳴與共舞是幸?？鞓返南笳鳎[鳳最重要的模特是鷹鷲，雉雞和孔雀。因為沃民吃的鳳凰卵就是這種鳥蛋，因為一般大鳥蛋是“采集”的重要內(nèi)容，初民借以補充蛋白質(zhì)，不限于某種鳥。鳳鳥，一般說來是遠古人類的神鳥，是蜀山氏（戈基人）的早期圖騰。
根據(jù)2003年取得的實物資料分析，營盤山遺址群歷經(jīng)了三個大的發(fā)展階段。以波西遺址為代表的遺存為第一階段，文化面貌與營盤山遺址有一定差異，受到了黃河文明之一——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的強烈影響，外來文化因素占據(jù)較為明顯的主體優(yōu)勢。第二階段是以營盤山遺址的主體遺存為代表，當時岷江上游的新石器文化發(fā)展到高度繁榮階段，遺址數(shù)量眾多，外來文化因素、主要是西北地區(qū)馬家窯類型文化的影響仍然占據(jù)相當重要的地位。第三階段的遺存以沙烏都遺址為代表，距今4500年左右，出土遺物與成都平原各史前古城遺址為代表的寶墩文化相同，更多地表現(xiàn)出濃郁的本地文化特色，表明此階段岷江上游地區(qū)的本土文化因素已勝于外來文化因素，從而使長江文明占據(jù)了優(yōu)勢地位。
巴國吞并了巫臷國的鹽泉，同時承襲巫臷運售食鹽這種人類早期商業(yè)活動。正因為巴國占據(jù)了巫臷食鹽生產(chǎn)與販運，并進行五谷種植，從而經(jīng)濟實力大增。后世《華陽國志·巴志》上記載：巴人“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蠶、麻、纻、魚、鹽、銅、鐵、丹、漆、茶、蜜、靈龜、巨犀、山雞、白雉、黃潤、鮮粉，皆納貢之。其果實之珍者：樹有荔芰，蔓有辛蒟，園有芳蒻、香茗、給客橙、葵。其藥物之異者有巴戟、天椒；竹木之璝者有桃支、靈壽。”［8］（25）川東河谷地區(qū)巴人種植水稻、燕麥，采摘桑葉養(yǎng)蠶?！拔骞取笔侵傅?、黍、稷、麥、豆。農(nóng)耕文明改變了他們一成不變的生活方式，優(yōu)質(zhì)的稻米被制成脂粉，用上好的糧食釀制特有的清酒。山區(qū)則以黍(黃米)、稷(小米)、麥、豆為主，實行刀耕火種。白居易《南賓郡齋即事寄楊萬州》詩中寫道：“山上巴子城，山下巴江水。中有寡獨人，強名為刺史。時時竊自哂，刺史豈如是？倉粟喂家人，黃縑裹妻子。”自注曰：“忠州刺史以下，悉以畬田粟給祿食，以黃絹支給充俸，自古相傳，風俗如是。”這種自古相傳的風俗，一定有很古的歷史淵源。所謂畬田，就是刀耕火種的開墾方式，主要施行于山區(qū)。范成大《勞畬耕》并序稱：“畬田，峽中刀耕火種之地也。”20世紀80年代初，川東、川北山區(qū)刀耕火種還較為普遍，古代山區(qū)人口稀少，刀耕火種尚可取得較好收成，巴人農(nóng)產(chǎn)品除了食用，還用于釀酒，巴人釀造的酒聞名于后世?！度A陽國志·巴志》記載一首古代民歌唱道：“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養(yǎng)父。野惟阜丘，自稷多有。嘉谷旨酒，可以養(yǎng)母?！?span style="vertical-align: baseline;">［8］（28）所謂“黃潤”，是指一種細麻布；“鮮粉”，是巴人制造出來用于化妝的粉，巴人擅長制作鮮粉，所產(chǎn)之粉又稱為“墮林粉”?！靶辽X”又名扶留藤，胡椒科植物，古人和鹽、蜜汁為醬而食之，是一種調(diào)味品?！胺忌m”即今四川人所謂磨芋?！跋丬?，茶也。茶圣陸羽曾記載道：“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數(shù)十尺。其巴山同峽川有兩人合抱者。”巴人的制茶飲茶已有悠久的歷史。“給客橙”似桔而非，若柚而芳香，夏秋花實相繼，今稱四季柑，或壽星桔，又名盧桔。“巴戟”為茜草科植物，根可以補腎壯陽、壯筋骨、祛風濕?！睹t(yī)別錄》上說：“巴戟生巴郡及下邳山谷。”“天椒”就是花椒，入藥能溫中祛寒，驅(qū)蟲。“桃枝”是一種灌木枝條，可以為杖，《山海經(jīng)·山中次九經(jīng)》有載“高梁之山。其上多堊，其下多砥礪。其木多桃枝鉤端?！?span style="vertical-align: baseline;">［3］（158）“靈壽”為似竹之木。有枝節(jié)，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合杖制，不須削制。左思《蜀都賦》中“靈壽、桃枝”，劉淵林注曰“靈壽，木名，出涪陵縣，可以為杖”。
史書所記之物產(chǎn)，有的屬自然物品，有的則為人工制品。在巴人經(jīng)濟生活中，魚鹽占了相當重要的地位。巴人早期神話傳說中遭遇鹽水女神的故事，暗示了巴與鹽之間的關(guān)系，漢代朐忍縣(今云陽縣西)、南充國(今南部縣)均設有鹽官，管理鹽業(yè)生產(chǎn)。巴人制鹽，主要是利用天然的鹽泉煮鹽，或是利用暴露在地表的巖鹽。此外，巴國的丹砂也很有名，丹砂即琉化汞，可以用作藥物或染料?！妒酚?/span>·貨殖列傳》記載：“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shù)世，家亦不訾?！?/span>［15］（244－931）
手工業(yè)方面，巴國的制陶、制漆、金屬冶鑄、編織技術(shù)也很發(fā)達。在巴縣冬筍壩、昭化寶輪院和涪陵小田溪發(fā)現(xiàn)的船棺葬中，曾出土大量陶器、銅器、漆器和編織物。銅器成分含量：銅占82.11%，錫占15%左右，鋁占1.5%。與《考工記》記載的標準接近。涪陵一號墓出土編鐘14枚，鐘面有精美的錯金變形蟠虺紋和旋渦紋；三號墓出土的銅，用極為纖細的銀絲綴以曲形的銀片，錯成大小不同，連續(xù)對稱的云水紋圖案，線條流暢，制作精美。這種“金銀錯”工藝與同時期中原地區(qū)同類器物相比，也是毫不遜色的。巴族女子在戰(zhàn)爭間隙，展示著她們短暫的美麗。充分顯示了巴蜀物質(zhì)文明的進步當不在中原地區(qū)之下。
1998年，考古人員在忠縣長江邊的中壩遺址，陸續(xù)發(fā)掘出一些造型獨特的陶制器皿。考古學家將它稱為圜底罐。在后來的發(fā)掘中，這種器皿仍層出不窮，似乎總也挖不完。這些圜底罐后來堆成了山，數(shù)以億計。今天我們見到的中壩遺址，處在兩條河流的中間，形似孤島。在這個遺址中，考古學家發(fā)掘出厚達四十多層的文化堆積，它的時代上限到周代。出土器物表明，這是一個罕見的巴人聚落遺址。當中已出現(xiàn)大量農(nóng)耕文明的痕跡?？脊艑W證實，陶器產(chǎn)生于農(nóng)耕文明，而中壩遺址出土的陶器卻罩著另一層神秘的面紗。圍繞著中壩遺址的河流被稱為干井溝。地名，歷來被史學界稱為歷史的活化石，這當中的“井”字耐人尋味。許是一種巧合，甲骨文中鹽鹵的寫法“鹵”就與這種陶罐造型相似。其實，這些數(shù)不勝數(shù)的圜底罐本身就是“鹽”的這種專用符號。古代三峽地區(qū)分布著豐富的鹽源，這在眾多史籍中都有記載。今天在中壩附近已找到鹽的痕跡，但大量的證據(jù)和史載表明，這個地方曾有過豐富的鹽業(yè)資源，并構(gòu)筑出遠古時期的一幕幕生死故事。巴人所在的峽江諸地，當時都盛產(chǎn)食鹽，巴人一開始就出自鹽水，世代與鹽密不可分。直到清末，巴地的人們?nèi)詫⑹雏}用作貨幣，換取生活所需。今天的許多地區(qū)，人們?nèi)园咽雏}叫做鹽巴。離中壩遺址不遠，與之隔江相望的崖腳墓地遺址，考古人員曾在這里發(fā)現(xiàn)了一大批非常奇特的墓葬，在同一墓葬的幾層中，分別具有巴楚不同的文化特征?？脊艑W家推測，因為干井溝豐富的鹽源，巴國與楚國之間的拉鋸似爭奪戰(zhàn)持續(xù)了很長時間。
４ 巴子的刀劍文化
巴子的刀劍文化是在巴國的食鹽生產(chǎn)與販運的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刀劍最初的用途是用來保護運鹽的安全，伴隨食鹽的擴散，對于不產(chǎn)鹽的楚國來說，便產(chǎn)生了一種占有欲望。這樣爭奪鹽泉的戰(zhàn)爭就爆發(fā)了，刀劍文化就在巴楚對鹽泉的爭奪中誕生了。
春秋戰(zhàn)國之交，巴人在與江漢楚國、川西蜀國的分合中日漸強盛，強大的巴國在這一時期可謂如日中天。他們在長江邊的豐都、忠縣、涪陵、江洲都相繼建立過都城。江州是由長江與嘉陵江在這里神奇交匯，勾勒出一座美麗的半島，兩千多年前，這里是巴國最重要的都城。巴族的勢力迅速增強，活動的區(qū)域相當廣泛。在最北面，巴族到達了陜西南部漢中、安康一帶，今天的大巴山名就源于巴人。在東邊，巴族似乎一度控制過漢水中上游地區(qū)；在南面，巴族仍保留了清江上游的老根據(jù)地。到了商代后期，活動在漢水流域的巴人已經(jīng)和中原地區(qū)的商人發(fā)生聯(lián)系，并且一度成為臣服于商王朝的“方國”。但是在公元前12世紀，由于殷商統(tǒng)治者的暴虐，巴人轉(zhuǎn)而與西方的周族結(jié)成同盟，共同反對殷商，在武王伐商紂的戰(zhàn)爭中，巴人曾參加周人的軍事聯(lián)盟。更早一些是《左傳》哀公七年載：“禹合諸侯于塗山，執(zhí)玉帛者萬國，巴蜀往晉。”［12］（171－865）《路史》卷二十二亦有同樣的記載“（禹）會諸侯于會稽，執(zhí)玉帛者萬國，巴蜀往晉?！?/span>［5］（383－226）由此可知，巴國和蜀國已是當時萬國中的諸候國了，立國的時間比楚國早數(shù)千年，因此，殷虛甲骨文中已有“巴方”一名。到了殷商之末，據(jù)《華陽國志·巴志》載：“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著乎《尚書》巴師勇銳，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稱之曰：‘武王伐紂，前戈后舞也’。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span>［8］（21）常璩所記這些史料，可以作為巴國歷史的依據(jù)。因為它在先秦兩漢的史籍中，都得到了印證?！蹲髠鳌氛压拍暧浿芡跏掖蠓蛘不覆f：“及武王克商……巴、濮、楚、鄧吾南土也?！?/span>［12］（171－740）由此可見，當時巴國已統(tǒng)一到周王朝的政治勢力之下。西周初年，成王大會諸候于東都洛邑。《王會篇箋釋》說的是四夷與其貢品之中的幾句話：“西申以鳳鳥。丘羌鸞鳥。巴人以比翼鳥。方揚以皇鳥。蜀人以文翰。方人以孔鳥。鸞揚之翟。倉吾翡翠。”［16］（301－264－271） 在這次盟會上，巴人曾向周天子貢獻比翼鳥?！笆袢艘晕暮?，文翰者，若皋雞”。由周王室宗族分封建立的巴國，還和楚國亦有婚姻關(guān)系?！蹲髠鳌氛压辏骸俺酰餐鯚o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群望，而祈曰：‘請神擇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壁見于群望曰：‘當壁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饶伺c巴姬密埋壁于大室之庭。”［12］（171－755－756）參與此次選擇楚
巴國到了春秋初期，楚國逐漸強盛起來，相繼吞并了“漢陽諸姬”。由于巴與楚為鄰，此時，巴不得不臣服于楚。即使如此，楚武王、文 王、成王時期（公元前740－626）強大起來的楚國，連齊桓公在召陵之盟時都要畏懼三分。魯桓公九年(公元前703年)，巴子派使者出使楚國，請求與鄧國締結(jié)睦鄰友好關(guān)系。楚王派使者道朔帶領巴客前往鄧國，不曾想在鄧國南部邊境遭到鄧人的襲擊，殺死道朔和巴國使臣，搶走了巴國的禮物。巴子大怒，聯(lián)合楚國軍隊攻打鄧國，將鄧軍打得大敗。莊公十八年（公元689年），巴師又與楚師聯(lián)合伐申(今河南南陽市)，楚軍驚擾巴師，巴師叛而伐楚，攻破楚國的那處，一直打到楚國國都附近。［9］（19）公元前676年“巴伐楚，克之”。足見當時巴國的力量還是比較強的。公元前611年，楚遭饑荒，庸國(今湖北竹山縣東南)乘機率領江漢間麇、濮等少數(shù)民族起來反抗楚國，連續(xù)擊敗楚軍，最后由于秦、巴兩國出兵助楚，才轉(zhuǎn)敗為勝，滅掉了庸國。三國聯(lián)兵滅庸后，巴分得今重慶市一帶的土地，楚國占領今湖北西部上庸之地。自此以后，巴才打開了由長江三峽通向楚國的門戶，從而與楚國的關(guān)系更加密切了。戰(zhàn)國時期，巴國有亂，將軍蔓子向楚求助，許諾平定內(nèi)亂后割讓三座城邑給楚國。巴亂平定后，楚國要求蔓子實現(xiàn)諾言，蔓子回答說：“感謝楚國的幫助，使我們平息內(nèi)亂。但城邑是沒有的。有的，只是蔓子的頭?！庇谑亲詺?，讓使者持頭答謝楚王。楚王感嘆說：“假使寡人有蔓子這樣的忠臣，要城有什么用!”于是用上卿的禮儀埋葬了蔓子頭。［8］（32）巴國也用上卿的禮儀安葬了蔓子的身體。
春秋晚期，巴國東有強楚侵逼，西有“巴蜀世戰(zhàn)爭”，［8］（1）北有強秦虎視眈眈，加之國內(nèi)常有內(nèi)亂，國勢日衰。周顯王時(公元前368—前321年)，楚國也走向衰弱，于是，巴、蜀與秦國結(jié)盟，巴國企圖通過秦國的幫助恢復或至少是保持其統(tǒng)治地位。蜀王的弟弟苴侯卻跟巴國關(guān)系很好，而巴、蜀之間連年交戰(zhàn)。周慎王五年(公元前316年)，蜀王伐苴侯，苴侯逃往巴國，于是巴國向秦國求救。秦惠王派張儀、司馬錯救苴、巴，于是張儀趁機伐蜀，蜀國遂滅亡。張儀貪圖巴國的財富，于是轉(zhuǎn)兵攻巴都城閬中，俘虜了巴王，其中一個王子逃往枳（涪陵）。楚國已經(jīng)是危在旦夕，但卻趁巴王子喘息未定，一舉滅了最后一位巴王。［8］（32－33）秦將巴、蜀故地設置巴郡、蜀郡和漢中郡。
巴人也許是世界上惟一用戰(zhàn)爭書寫整個歷史的民族。一部巴史就是一部戰(zhàn)爭史，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的對巴人遺址的屢次發(fā)掘中，找到了大量的青銅器。其中以兵器為主，而其它的青銅器物也都與戰(zhàn)爭有關(guān)。遠古民族的對外交流原本是以戰(zhàn)爭為前提的，《華陽國志》記載，巴蜀數(shù)戰(zhàn)爭。這種爭奪土地的戰(zhàn)爭太頻繁，以致史書都無法記載了。除西邊的蜀國外，當時在巴國的東面還有強大的楚國，北面是雄踞關(guān)中的秦國，秦、楚都是當時最強大的國家，國力相對處于弱勢的巴國靠什么與之抗衡？史書記載巴人相繼與秦、楚發(fā)生過大規(guī)模的戰(zhàn)爭，并幾度進逼楚國的都城江陵。從出土的巴人兵器中，我們似乎得到了答案。幾千年前驍勇善戰(zhàn)的巴人，與他們相匹配的一定是同樣優(yōu)良極具殺傷力的兵器。
當秦、楚等中原大國龐大的戰(zhàn)車隊在平原上鏖戰(zhàn)爭城奪地時，在三峽的峽谷溝壑間, 巴子的軍隊卻依靠他們強健的四肢翻山越嶺, 跨江涉水，特殊的地形，巴地金屬原料蘊藏量以及巴人有限的開采能力,使他們不得不放棄沉重的金屬鎧甲而另辟蹊徑。古代巴地，畜牧業(yè)比較發(fā)達，山野中多有堅實的野藤, 巴人將藤條用煙火烤, 使之結(jié)實, 再將其編制成藤甲, 巴人選擇輕便的皮革和藤條制成甲胄, 使他們能靈敏的活動在山谷、丘陵地帶。巴人的盾牌, 多用堅木制成, 這種木料具有很強的吸附力和韌性, 敵方的刀劍砍刺在上面, 通常難于拔出。以儒家史學觀為主導的歷代的史書對巴人的記載，雖然語焉不詳?shù)珔s有一條尚可連貫的歷史脈絡：從夏、商到秦始皇統(tǒng)一天下的漫長時光中，戰(zhàn)爭對于巴國來說，幾乎就是全部內(nèi)容——刀劍文化。對于每一個個體的巴國男人來說，血腥的搏殺和死亡的榮耀也貫穿于他們的一生。他們用浪漫的巴渝舞和頑強的生殖驅(qū)趕著死亡的陰影，延續(xù)著
巴人的起源、文化、民族構(gòu)成等一直缺少讓人信服的證據(jù)，一直是歷史之謎。重慶涪陵小田溪和重慶云陽李家壩先后發(fā)現(xiàn)了戰(zhàn)國時期的巴人墓地，而涪陵小田溪的墓群為戰(zhàn)國晚期，主要以小型墓為主。2003年5月在川東北的宣漢縣發(fā)現(xiàn)了170萬平方米的巴國王城，在對宣漢縣羅家壩遺址33號墓進行發(fā)掘中，考古專家們初步論證這是一座春秋末期至戰(zhàn)國早期的巴國王陵。出土的器物有禮器、兵器、工具、生活用具、裝飾品等，數(shù)量之多、規(guī)模之大、規(guī)格之高，實屬罕見。緊接著，一共發(fā)掘了39個墓穴，發(fā)掘出200多件銅器、100多件陶器，發(fā)掘面積達500多平方米。其中最讓人震驚的是發(fā)掘出的那座頗似王侯墓的33號墓坑，墓址東南部寬
5 巴子的語言文字
巴人作為一個遠古族系，曾有過自己的燦爛文化——舟與劍文化，可以媲美于中原文化。文化的表現(xiàn)需要語言；文化的流傳需要文字，因為巴人族系紛繁，并無統(tǒng)一的語言文字，歷來就有一些人對巴文的存在持懷疑態(tài)度，那是在過去沒有考古研究，乃至文物稀少之故。
“巴族的文字，在商代以前即以產(chǎn)生。古代巴族居住過的地方出土的青銅器，如戈、矛、鋌、印璽、編鐘、錞于等器物上，銘刻有巴文，字數(shù)不等，大多數(shù)有一個或幾個字，個別銅器（如錞于）上有11個字”。［18］（227）20世紀80年代
《華陽國志·巴志》記載：“武王既克殷，以其姬封于巴，爵之以子?！?/span>［8］（21）巴王族被周王朝敕于姬姓，并娶姬姓女，這樣便與周王朝有了一定的親緣關(guān)系?！蹲髠鳌氛压暧涊d楚共王之妻、平王之母為巴姬，這是有關(guān)巴姓的最早記錄，《史記·楚世家》所記相同。根據(jù)古代“婦人稱國及姓”之制，巴為國名，姬為國姓，巴姬即巴國姬姓嫁于楚的宗室女?！蹲髠鳌坊腹拍辏骸鞍妥邮鬼n服告于楚，請與鄧為好。楚子使道朔將媚客以聘于鄧。”［12］（171－371）韓服為巴行人，韓為中原諸夏的姓氏之一，“邘、晉、應、韓，武之穆也”，顯然操中夏語言。楚王族也是中原語言文字系統(tǒng)。故巴、楚在《左傳》桓公九年、莊公十八年、十九年、文公十六年和哀公十八年等多次交往中，全無語言障礙。［9］（19）這表明巴、楚王族語言相近，同屬華夏語言系統(tǒng)。所以《大荒經(jīng)》、《山經(jīng)》中的部分內(nèi)容，可能是巴人根據(jù)祖先的傳說，直接用華語寫成的。
從上述，可以知道：否認巴國有自己的語言和圖語文字是毫無根據(jù)的。巴國成為周王朝的南土后，巴國王族已經(jīng)開始在軍事外交方面使用中夏語言文字，而下層人民卻仍然是巴語。秦滅巴國，亡國后的巴人的一支，沿用他們最初的獨木舟進入神奇的武陵山區(qū)，將先祖飄飛的魂靈帶回到他們最初的山林，他們帶走的還有關(guān)于古代巴人的最后懸念。晉朝詩人陶淵明在一篇叫做《桃花源記》的文章中，曾描繪出一群居住在奇山秀水間的奇異人，他們是一群生活在時間之外的巴人——自命為土家族。［20］（11－13）但是，大部分巴人定居下來，與中原文化互相融合，所以《華陽國志·蜀志》載之曰：周赧王七年（公元前309年），“司馬錯率巴、蜀眾十萬，大舶船萬艘，米六百萬斛，浮江伐楚，取商于之地為黔中郡”。［8］（194）此時的巴國最后都城閬中——“神花”的發(fā)源地，已經(jīng)成為秦王朝的巴郡，巴蜀強大的船艦和豐富的資源，為秦國掃除了統(tǒng)一天下的最大障礙——楚國。大一統(tǒng)的國家形成了，可具有悠久歷史的巴國從此卻從史冊上抹去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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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王善才主編《〈山海經(jīng)〉與中華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版。
［15］（漢）司馬遷《史記》，《文淵閣四庫全書》，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
［16］《續(xù)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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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姚政《先秦文化研究》，巴蜀書社，200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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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志》，11－13，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