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方舟六歲的時候，就與常童有異。幼年成名，而未為名毀，殊為不易。我讀蔣方舟文章，常為之拍案。
下面是蔣方舟在《新周刊》（2010年6月15日）發(fā)表的文章《沒有想過退學的學生，不是好學生》之片段。
同一個夢想，同一種絕望
“張華考上了北京大學；李萍進了中等技術學校；我在百貨公司當售貨員：我們都有光明的前途。”我想，只要是上過學的人都見過這句話。它印在中小學語文課本最后幾頁，示范冒號的用法，被譽為課本上被隱藏得最深的冷笑話。
中學的時候，老師每每講到這句話時，總會面露尷尬地說：“現(xiàn)在時代不同，這三者的命運差別還是非常大的，所以還是要好好學習。”
看每年錄取季的新聞圖片，接到錄取通知書的大學生或喜不自禁或涕泗縱橫，他們的高興，不僅僅來源于十八年后，終于被教育海關大手一揮，允許通過，馴服和隱忍終于換得網開一面的大赦。更多的，他們開心是因為得到了來自未來的承諾，一個光明的前途，至少是一個區(qū)別于上技校的李萍，和當售貨員的“我”的前途。
然而，上了大學之后，我們才發(fā)現(xiàn)，知識改變命運的說法是錯的，知識只能延遲命運，而一星半點不能改變——“考不上大學，18歲就失業(yè)；上了大學，22歲就失業(yè)”。我周圍許多同學也認識到這個悲涼的現(xiàn)狀，他們攢眉抿嘴沉痛良久，又迷茫仰頭望天半晌，才轟然嘆氣道：“那就讀研吧。”
把未來推得更遠一點，也許人生就好過一點。
我小學的同學大多數(shù)都上的是三類學校，或者二級學院之類似是而非的大學。我假期回去和他們交流，總是被他們身上籠罩的巨大絕望所震撼。他們雖然上了大學，但沒有半點優(yōu)越，對未來也沒有一點憧憬和期待。其中有些人，會做些務實的打算，比如為了好找工作去當兵。大多數(shù)人，過早就有了將來被社會拋棄的預期，拒絕去改變這種認知，可是又不敢去面對迎面而來的現(xiàn)實，他們變換各種花腔嘲諷大罵社會，既冷漠又易燃易爆。青春僅存的遺物只是戲謔冷笑的面孔。而內心已自視為泥土般，早就把身體平攤成一塊讓人踩踏的土地。
而我的大學同學，就讀于國內最頂尖的大學。相對于我“三類高校”同學的無所事事，他們總是顯得那么忙碌，有志，對前途胸有成竹，對自己勝券在握。無論是走在學校什么地方，我都可以聽到我大學同學們談論的問題，這些問題永遠不離以下任何一個：成績排名、獎學金、推研保研，GRE分數(shù)……對于“未來”這個未知項 X，這些是他們僅有已知的題設，好像完美解好了這些問題，就能擔保導出一個美麗的X。
這導致老師和學生、學校和學生之間有了一種心照不宣的默契。學生毫不隱瞞自己是為了好分數(shù)而學習，老師也無奈卻善解人意地發(fā)放學生所需要的分數(shù)。學生毫不隱瞞自己是為了累計個人資本而積極參與學?；顒樱鴮W校也大發(fā)慈悲地允諾一個和苦累程度相應的報償。
大學里無論是學風森嚴還是嚴肅活潑的集體美感，揭開了都是學生對個人利益的錙銖必較。
而具體到每個大學生，每個排得滿滿當當?shù)恼n程表和日程表，揭開了看，都是表演結束后的空虛啊都是空虛，虛無啊都是虛無。
可近段時間，我發(fā)現(xiàn)，我忙碌有為的精英同學的絕望并沒有比我的“三類高校”的同學更少。尤其是這段時間連續(xù)發(fā)生的名校學生自殺，更是讓這種絕望日漸明朗。
去年9月，一個浙大的講師跳了樓，他當年是清華水利年級第一，西北大學全額獎學金，六年博士后畢業(yè)。有六篇google學術收錄文章，三篇被“科學引文索引“SCI收錄（SCI目前是衡量國內大學科學工作者學術水平的唯一標準）。
他擁有一份完美的履歷表，大學生活需要解決的所有已知選項他都交出了完美的答案，可是發(fā)現(xiàn)最后導出的X是每個月僅僅2000塊的工資。
用工資來衡量前途固然功利而不公平。但是對于入學第一天就被成功學洗禮的大學生來說，似乎也沒有其他更為高級的評價尺度。不同形態(tài)的青春，大家都只有“買得起房子”的同一個夢想。同一個夢想，也共享著同一份絕望。在高校錄取又將進入新一輪的瘋狂擴招之際，大學生們恐怕也只能用冷笑話來解嘲：
“張華考上了北京大學，李萍進了中等技術學校，我在百貨公司當售貨員：我們都沒有前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