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徐向前元帥回憶錄記載：在西安事變前，我軍曾與張學良、楊虎城等西北勢力商議聯合組建“西北聯合政府”。但是，這個計劃因蔣介石親臨西安督促圍剿而流產。
“加之，當時陜甘寧邊的數萬紅軍，在敵人重兵封鎖下，缺衣少糧，難以過冬，不得不進行新的戰(zhàn)略轉移。”（《歷史的回顧》第311頁 人民出版社 2016版）
此時毛主席已經決定，這個新的戰(zhàn)略轉移方向為：先南下平涼、涇川、長武、寧縣、正寧，然后根據情況再東進山西，或者南下河南和湖北。準備在外線作戰(zhàn)一年左右的長途征戰(zhàn)，再設法返回西北地區(qū)。
11月5日，中央正式作出決定：紅軍準備全部從甘北南下，執(zhí)行這一戰(zhàn)略任務。這個決定被通報給前線的朱德、張國燾、彭德懷等人。除此之外，中央還通知了張學良。
張學良收到消息后，“力主紅軍留在現地，'熬過一、二個月’，等待西北局勢的變化?！?/span>
當時中央并不知道張學良所謂的“西北局勢的變化”是什么，但因為張學良“力主”，“中央推遲了'新計劃’的執(zhí)行，令李富春、李維漢等緊急籌集一個月的軍糧，并著西路軍停止西進，在永涼地區(qū)創(chuàng)立根據地，作為一支戰(zhàn)略機動力量，待機策應河東?！?/strong>
一個月后，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爆發(fā)?！安粌H使國國民黨統(tǒng)治集團亂如麻團，同時，也完全出乎我們黨的預料……事變發(fā)生后，全局改觀，中央遂決定放棄主力紅軍東出或南出的戰(zhàn)略戰(zhàn)役計劃。”
從徐帥的回憶可以看出，中央之所以要準備進行“新長征”，這兩個原因是最重要的：
10月22日，蔣介石來到西安，他要求在3個月之內將陜北紅軍全部消滅。10月30日，在西路軍30軍、9軍渡過黃河之際，胡宗南部的先鋒突然逼近靖遠，負責看守渡船的紅五軍被迫西渡。
于是紅軍渡河發(fā)起寧夏戰(zhàn)役的行動被迫中止，不僅如此，最嚴重的是：一條黃河把河東的大部隊和河西的西路軍截成了兩段。
河東部隊在失去西路軍三個軍的情況下，實力無疑被削弱了。而在當時我軍被敵人幾十萬大軍圍剿的情況下，這幾乎是致命的。
而且還有蔣介石的30萬大軍，還有馬家軍的威脅，以及嚴重的匪患。
但是，就是這么貧困的陜甘寧，不僅要養(yǎng)活陜北紅軍，還要養(yǎng)活長征到陜北的中央紅軍，還要養(yǎng)活剛剛北上的紅二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除去西路軍的3個軍，紅四方面軍余部尚有紅4軍5700人、紅31軍5000人及部分直屬部隊和紅29軍1200人，人數也已過萬）。.
想想看，在抗戰(zhàn)中，我軍在兩個師出擊前線、且外部壓力不那么嚴重（畢竟抗戰(zhàn)中兩黨沒有直接兵戎相見）的情況下，都需要通過“大生產運動”來維持經濟，就能知道陜北是如何的貧瘠。
而且，冬天馬上就要到來，部隊的棉衣問題和糧食問題完全無法解決，大部分戰(zhàn)士的單衣和單鞋都已經破爛不堪。偏偏天公不作美，這一年的冬天來的特別早，才11月初就已經下雪，戰(zhàn)士們忍饑挨凍，傷病情況與日俱增。
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張聞天同志曾在一封給共產國際的求援電報中如是寫道：“不論五萬十萬都要快，你們推遲一日，則紅軍的凍死餓斃即多增加一人！”
為了籌集錢款，中央不得不再次請求張學良和宋慶齡的幫助，但遠水解不了近渴，杯水救不了車薪。
正是在這種軍事、經濟的雙重壓力下，陜北已經不是能繼續(xù)停留的地方了，中央于是作出了準備進行“新長征”的部署。
在得知這一消息后，張學良“力主”我軍留下。為什么呢？
徐帥說：“張學良從與我黨建立聯系起，就殷切期望打通與蘇聯的聯系，取得蘇聯的支持。為此，他曾一再建議紅軍及早占領寧夏及甘西；還專門派出代表，專程赴新疆與盛世才聯絡。從一定意義上說，他與紅軍聯合，目的就是為了進而同蘇聯聯合，把蘇聯作為抗日反蔣的后盾。”
自九一八之后，張學良將軍不僅在國內背負著巨大的壓力，在東北軍內部也遭受著巨大的壓力，無論是為了報國恨，還是為了報家仇，他都必須打回東北去。
而在蔣介石消極抗日、無力抗日的情況下，張學良認為，要想打回東北，強大的蘇聯無疑是他唯一能依靠的力量。
這就是徐帥說的：“從一定意義上說，他與紅軍聯合，目的就是為了進而同蘇聯聯合，把蘇聯作為抗日反蔣的后盾。”
而張學良和蘇聯的關系在之前又是很糟的，因為中東路事件和李大釗事件等，他要想接通蘇聯，就必須通過我黨。
在得知我黨計劃進行“新長征”，離開陜北的消息之后，張學良將軍不想失去自己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關系，所以他才“力主”我軍留下，等待“西北局勢的變化”。
從這個角度講，我軍“新長征”的計劃在一定程度上，不經意地推動了張學良發(fā)動西安事變的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