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60年代末，不到二十歲的金宇澄隨時代洪流從上海到黑龍江的農(nóng)場，一待就是八九年。那段知青生活給他留下難以磨滅的記憶，成為他寫作的重要題材之一。年輕時熱愛文學，很早開始寫小說，后來做了多年文學編輯，經(jīng)手無數(shù)或精彩或平庸的文稿。有這幾十年人生閱歷與寫作鍛煉、文學鑒賞力打底，他六十歲時寫出《繁花》這樣成熟的佳作實在是水到渠成，2017年出版的《回望》講述的是他父母的往事，呈現(xiàn)出他在寫作上的更多可能。
今年早些時候，金宇澄的《方島》《輕寒》《碗》三本書同時問世，其中收入的多為他寫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作品。《方島》包括九個短篇，《輕寒》則是中篇單行本，《碗》一書比較特別，收入他關于知青歲月一段回憶的同題不同體裁兩部作品，《碗》是非虛構，《蒼涼紀念日》則是小說。這些文字的寫作時間跨度差不多三十年，地域則涵蓋東北鄉(xiāng)村、江南小鎮(zhèn)和上海，與《繁花》《回望》相較讀過來，他這些年的寫作脈絡隱現(xiàn)其中。
“金宇澄作品”（《輕寒》《碗》《方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8月第一版，45.00元、42.00元、55.00元
此前金宇澄來到北京和作家笛安對談，活動主題為“制作時間標本的人”，聯(lián)想到他的寫作，耐人尋味又恰如其分。他就是在用文字一點點把時間具體成作品，留下來。金宇澄的寫作保持著可上溯至明清話本小說的某種傳統(tǒng)，提煉生活經(jīng)驗與見聞，用精心營造的故事細膩刻畫人間百態(tài)。
在他現(xiàn)在的年紀，寫作或畫畫，仍有熱情和懸念，是很難得的狀態(tài)。在回答記者的問題時，他所流露出來的誠懇，理性，從容，和他的寫作本身相契合。
金宇澄（攝影：王寅）
中華讀書報：這次集中推出的三本書中的作品，寫作上其實是早于《繁花》《回望》的，以您資深文學編輯的視角回看這些作品是怎樣的感覺？您是那種時常對舊作進行修改和調整的作家嗎？
金宇澄：這三本中的《碗》，寫于《繁花》之后；《方島》是中短篇集，內容很有特點，經(jīng)得起當下讀者的挑剔，改動很少；常常改動的舊作是《繁花》，單行本的前十個印次，我每次都有三四張A4紙的修訂，責編很不習慣。
中華讀書報：在您的作品中，《碗》的個人情感流露是不多見的，這部作品的內容基于您當年在東北插隊的記憶，“親歷”以及非虛構決定了《碗》的情感基調？
金宇澄：在我熟知的范圍里，即使是非虛構方式，回顧以往，難免嘆息，就比如回頭看屬于我的這一伙人，一路留下來的、積壓下來的內容，難免情感意味的流露——發(fā)現(xiàn)這些往事仍然堵在某一個瓶頸，沒什么答案和出口，仍然引發(fā)那么多的波瀾。
中華讀書報：不過，在這樣的非虛構寫作中，其實也還有些文學性存在，有些寫法也有點小說的味道。您此前在北京與作家笛安的對談中以《碗》為例，您坦言在非虛構寫作中亦有小說寫作般的處理。在您看來，如何把握小說寫作和非虛構寫作間的界限和分寸？
金宇澄：非虛構屬于文學的范疇，就該有文學性。其實毫無虛構的非虛構，是不存在的，比如說，記錄一件真實的事，完全按照當事人口述實錄，也難免有個人的色彩，一經(jīng)口述、轉述，就有了個人色彩的虛構。40年前馬蹄濺雪，落在我脖子里的感受，究竟是當時的事實，還是我現(xiàn)今的想象？這界限是說不清了。往往是在抒情部分、描寫部分，非虛構方式很容易跨入到虛構領域，這是無傷大雅的。
另外來說，追求一種更大程度的生活真實、文學的真實，可以這樣把握。如今我更喜歡非虛構的文字和影像——大概這個時代人人都這樣吧，因為每天那么多真實訊息蜂擁而來，那么快捷的網(wǎng)絡傳遞，形成這個時代求真的口味，這不是20年前的閱讀需要，是現(xiàn)在的需要。因此說，虛構或非虛構，都不能滿足于早前的老標準，要有很多的手法交融，目的是建立一種更真的文學樣式。
中華讀書報：已成回憶的人生是無法假設的。那幾年的東北插隊經(jīng)歷，對您后來的人生乃至寫作產(chǎn)生了怎樣的影響？
金宇澄：對我這個江南上海人，有這個經(jīng)歷，眼界會更寬，也更懂得兩地差異，更能體會溫暖和寒冷的滋味。
中華讀書報：您在對談中還提到，會盡量在有回憶成分的寫作中淡化一些年輕讀者不易理解的說法，比如您不太用“知識青年”“知青”這樣的字眼。但這些字眼本身就是時代印記的一部分，保留不是更好嗎？
金宇澄：“知識青年”已經(jīng)用濫了，事隔了幾十年，假如改用“小青年”“青年”“年輕人”來面對如今的青年讀者，應該是更自然、更有對照意味的，也有去除了舊套路、舊塵灰之意，告訴如今的年輕人，這書里講的并不是他們的父輩，是普通小青年的事，是屬于他們懂的范疇——青年和青年，是最相通的。
中華讀書報：《碗》和《蒼涼紀念日》的同題寫作，小說在先，非虛構在后，這是遵從于不同階段、順其自然的寫作狀態(tài)，還是有心設計的？
金宇澄：《蒼涼紀念日》寫于1990年代，我當時完全不知道，到了2010時會重寫一次，而且是用非虛構的方式，直接就來真的。我也根本想不到，會以同一個事件，用虛構和非虛構樣式，印在同一本書里，有沒有雷同??？它們確實一點兒也不重復，人物、故事、情緒、風景等等，好像都不一樣了。整體來說，《碗》是那么的自由自在，《蒼涼紀念日》就顯得更單純了。
中華讀書報：和《繁花》相比，寫于80年代的《輕寒》今天看來是有些先鋒色彩、帶些實驗性的寫作，從《輕寒》到《繁花》，再到非虛構的《回望》，這種題材和敘事方式上的變化，對您來說是必然的嗎？
金宇澄：有變化是必然的。《輕寒》的寫作年輪，同現(xiàn)在的樣式多么不一樣，讀者可以借此看到當年實驗文本運動，有多么影響作者的狀態(tài)?！遁p寒》的樣子幾乎是《繁花》的反面。兩者沒任何繼承的痕跡，我記得批評家程德培這樣說過。
中華讀書報：與很多同齡作家相比，您對于網(wǎng)絡世界的熟悉和接受程度算高的，就如同當年您是先把《繁花》發(fā)在網(wǎng)上的，還會根據(jù)網(wǎng)友反饋來進行寫作上的一些調整，這樣做自然有其必要，但您考慮過其中的弊端沒有？
金宇澄：這個問題一直被問，大概只有經(jīng)歷了每天寫了就發(fā)的作者，才有另外一種體驗。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清末民初的連載作者，都是每天寫了就發(fā)的，每天看到讀者的反饋。歐洲沙龍的朗讀，也是寫了一節(jié)，一首詩，就念給讀者聽，尤其長篇的每日連載，作者在第一時間就接觸到眾多從一而終的讀者，就享受無數(shù)的讀后感，這是一種極奢侈的寫作過程。我最近看一老編輯的回憶，1980年代初，在外地為一位作家改稿，當時的出版社，都有專門給作者改長篇的招待所，以我現(xiàn)在的角度立刻就會想，就憑一個編輯的個人意見，作者就改？這“個人意見”不對怎么辦？是有風險的感覺。雖然我這老編輯，常常也發(fā)表“個人意見”，我竟然也會在作者立場上這樣想？是因為我有另一種寫作的經(jīng)歷。說到弊端，面壁多年的作者，也是有弊端的。
中華讀書報：您在寫作上的心態(tài)很開放，也坦承是會考慮讀者感受。但不同年齡不同人生閱歷的作家和讀者之間，差異或者說代溝還是存在的，在寫作上盡力縮短或者彌合這種差距是必要的嗎？
金宇澄：如果在“了解讀者”的情況下寫作，應該能更嚴謹一些。
在我眼里，所謂網(wǎng)絡寫作也就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連載。我最大感受是，第一次面對真正的讀者，網(wǎng)上每天的更新，同時領略到讀者的復雜背景和挑剔，讓我養(yǎng)成了謹守“熟知范圍”的這種敘事姿態(tài)——作者的敘事范圍，其實都是窄的，哪一天我只要偏移了自己不熟的領域，讀者就會提出疑問，就會提醒你，因此我充分感受了“讀者比作者更聰明”、讀者藏龍臥虎、讀者里有一百個編輯老師、他們更懂文學的感受。這種種感受，是面壁寫作者完全領略不到的。“為讀者寫作”，是我在這過程里一直這么想的一句話。
我們的常規(guī)就是，作者花了數(shù)年寫的長篇，經(jīng)過幾位編輯，最后印成了紙書，然后，是開討論會、朗讀會，這些討論和朗讀，其實都集聚了關于作品不少的疑問，但卻起不了什么作用，因為作品已經(jīng)印成了書，無法改變了。假如出版社面對一部重要長篇，是在紙書之前，就召開重要的討論會、朗讀會，有沒有更實際的意義？但是這可不行啊，作者尊嚴在哪里??？我是那種特別愛聽意見的作者。
中華讀書報：從古至今，上海（或者將范圍擴展到江浙滬）始終是“世情小說”作家的沃土，從馮夢龍、凌濛初，到寫出《海上花列傳》的韓邦慶，再到張愛玲、王安憶，也包括您，再到年輕一代的小白、張怡微等等，對于人情世故、市井民情特別是人與人之間內心的微妙關系都寫得到位傳神，地域環(huán)境乃至城市氣質是否對此有影響？或者說，您如何看待您的寫作和上海這座城市的關系？
金宇澄：在我眼里，上海是文學的搖籃和故鄉(xiāng)，它感染了幾代的作者，等于說希臘文“城市”是“母親城”之意。上海是我的母親城。在不遠的將來，我感覺中國的文學同樣會完全轉向城市書寫，完全會把城市作為作者的故鄉(xiāng)，這也是城市化進程的必然。對我來說，上海一直是我的故鄉(xiāng)，我唯一的寫作之源，它從來不是所謂冷酷的水泥森林，幾代親友的痕跡都遍布街道和弄堂的深處，浩瀚深廣，綠意盎然，集中了最豐富的性情故事，隱含了最復雜的人聲，藏匿無窮無盡的文學懸念，極為動人。
中華讀書報：您之前的作品更多是建立在回憶既往的基礎上，有沒有想過書寫此時此刻，就寫寫眼前的上海？
金宇澄：眼前的上海，是很難寫的，除非用非虛構的樣式，才可以見到實效。但這不能在書齋里完成，需要作者艱苦的訪問和搜集，花費極大的精力和體力，我做不到。但我也一直遐想，如果我要表現(xiàn)生動的當下，能在上海一千個餐桌安置錄音機，錄他幾千盤的飯局帶子，記錄大上海的蕓蕓眾生、三教九流、無名無姓客人極龐雜的談資，然后交給打印社，打出大量文字稿，然后，嚴格采用非虛構要求，分門別類修訂50遍，恐怕這就是最有野心最大部頭最能反映這偉大城市“鄉(xiāng)野調查”式的非虛構巨制吧，真太誘人了。這都是因為，中國式的飯局談話，最精要也最多彩，每人的言談，其實都經(jīng)過了個人思考和過濾，最是五花八門、五光十色，最能體現(xiàn)當下世相和人心——但我只能是這么想想，我根本沒有這種能力。
中華讀書報：說說您的畫吧。《繁花》中就有您手繪的一些插圖，等到這三本，從封面到扉頁、自畫像、內文插圖，都是您畫的。從什么時候開始對畫畫感興趣的？
金宇澄：因為自小喜歡涂涂抹抹，沒正經(jīng)學過美術，《繁花》的插圖是我第一次（畫插圖），引起了不少讀者的喜歡，我就有了繼續(xù)畫下去的興趣。今年的夏天我來北京做活動，聽雕塑家向京說她不覺得《繁花》的插圖有多特別。直到最近她見了這三本新書，才真正表揚了我。所以看來，我一直生活在對《繁花》插圖的表揚中，多虧這樣的鼓勵，讓我畫到了現(xiàn)在。
金宇澄為新書《碗》所繪插圖
中華讀書報：您對文學作品中插圖的必要性似乎很看重？
金宇澄：是啊，它們的關系向來很緊密。中外的舊小說，幾乎是沒圖不成書的。應該是在1960年代后期開始，插圖慢慢式微了。到了如今，出版一本中外小說，出版社不配插圖就是最正常的反應。只有少量的文學刊物在做，包括《上海文學》，堅持配插圖十多年了。（插圖）稿酬低是原因之一。
中華讀書報：就從事寫作之路特別是“成名”軌跡來看——很早開始寫作，多年文學編輯生涯，年過半百以長篇《繁花》為更多讀者所知。您的經(jīng)歷在中國作家中幾乎是“異數(shù)”。但讀過《繁花》，又會覺得您早有準備，或者說之前的閱歷、積累決定了這些作品誕生的必然。《繁花》是您的成名作，接下來的《回望》反響也不小，但此后您似乎放慢了寫作腳步，為什么？
金宇澄：我是一直沒什么計劃，等待或者寫作，沒有時間表，這就是我自己也不知道的原因，大概需要接受某一種影響的激發(fā)，才會有最大的動力？現(xiàn)在只能說說長期不寫的好處，就是很多內容會集中在某一塊，像是等某個時辰那樣，準備上的一種無意識狀態(tài)。我能夠總結的，就是有長期當編輯經(jīng)驗、較熟悉一般創(chuàng)作面的情況，還有就是，仔細修訂的耐心等等，這些東西慢慢都轉為我自己的某種寫作守則，大概這樣。
中華讀書報：您對年輕作家關注得還挺多的，包括這次擔任寶珀·理想國文學獎的評委，也集中看了不少作品，以前輩作家的角度，如何看待現(xiàn)在中國年輕一代的寫作？
金宇澄：我們都是習慣了用“10”年代來區(qū)分作者，很重視代際的區(qū)分，但是從大歷史角度來看，10年20年的分別，就不會再清晰了，年輕一代和前面這幾代作者都會合為一體，即使年輕作者接受了前一代的推動，大家都屬于一個時代的寫作，受的是同時代的寫作影響和推動，比如說獲得理想國文學獎的王占黑，她寫作上的進退，是表明了年輕一代的寫作特征，那么有變通、有承繼，因此我對年輕人的寫作一直充滿信心，是因為這時代的寫作基礎就擺在那兒。
（中華讀書報記者/丁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