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道士的文化苦旅
清朝道士王圓箓在余秋雨的《道士塔》里被描述為一個愚昧至極的文盲、一個見財起意的小丑、一個出賣民族文化瑰寶的千古罪人，而他為保護敦煌石窟所做的努力卻為世人所淡忘，更沒有誰會去體會這個苦守莫高窟30余載的卑微小民，在那個國家羸弱、文化衰微的時代所承受的辛酸苦楚。
佛教圣地的守護者
王圓箓大約在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出生于湖北麻城一戶農(nóng)家，年幼時家鄉(xiāng)連逢災荒，餓殍遍野，他能活下來已屬萬幸，因此成為文盲毫不奇怪。后來，他因天災人禍逃到肅州（今甘肅酒泉），入巡防營（相當于現(xiàn)在的地方警察）為兵勇。退伍后，無家可歸的他為生計在當?shù)爻黾遥闪艘幻朗俊?/p>
當王道士于清光緒十八年（1892年）來到敦煌莫高窟時，已過不惑之年。當時的莫高窟經(jīng)過嚴重的自然和人為破壞，加之年久失修、無人管護，已經(jīng)相當破敗。現(xiàn)在人們所知道的敦煌瑰寶——那些寫卷、印本、畫幡、銅佛等等，都是掩埋在藏經(jīng)洞內(nèi)，當時還無人知曉。而從表面上看，彼時的莫高窟不過是一片半埋在黃沙里的殘破雕像，絲毫沒有引人駐足的光彩。
然而當王道士看到規(guī)模宏大的佛祖圣地因無人看護而被風打沙埋時，卻毅然地選擇了將這些荒涼戈壁上的洞窟作為自己后半生的駐留地。這絕非是出于利益的考量，而是出于那種當代多數(shù)人認為是愚昧的宗教虔誠——同為落難的宗教后人，相惺相惜的感情摻雜著莊嚴的宗教使命感，讓這個窮困潦倒的道士發(fā)下大愿，四處化緣地籌集資金，用來清沙修窟。
余秋雨在《道士塔》中有這樣一段描述：“清晨，王道士……辛辛苦苦地清除著一個洞窟中的積沙。沒想到墻壁一震，裂開一條縫……王道士急忙把洞穴打開，嗬，滿滿實實一洞的古物！”事實上，發(fā)現(xiàn)藏經(jīng)洞的是王道士雇來抄寫經(jīng)文的一個當?shù)匚娜?，此人偶然地在甬道墻壁上磕煙袋鍋，聽出了墻壁背后空洞的回音，隨后告知王道士，一起發(fā)現(xiàn)了藏經(jīng)洞。這段描述真實地記載了王道士辛辛苦苦地清除洞窟中的積沙的過程。
從王道士來到敦煌到意外地發(fā)現(xiàn)藏經(jīng)洞，之間的8年時間里，他一邊雇敦煌貧士楊果為文案，冬春間抄寫道經(jīng)以供發(fā)售，夏秋間于莫高窟甬道內(nèi)設案接待香客，收取布施；一面四處奔波勸募，省吃儉用地積攢錢財來雇傭民工幫助清理洞窟中的積沙。據(jù)記載，僅清理第16窟的淤沙就花費了近2年的時間。正是因為他堅持多年地做了大量的清除淤沙工作，藏經(jīng)洞的洞門才可能最終顯露出來，但這之前的工作王道士是自愿去做的，是不圖回報的。
竭力尋求支持
另外，余秋雨在《道士塔》中也沒有提到王道士在私賣敦煌文物之前，為尋求各方對敦煌文物的重視所做的努力。
在1900年發(fā)現(xiàn)藏經(jīng)洞伊始，王道士就懷揣專門挑選的兩卷經(jīng)文，徒步五十余里，專程拜訪當時的敦煌知縣，可惜這個知縣不學無術，只把兩卷經(jīng)文當作發(fā)黃了的廢紙，一笑了之。失望而歸的王道士怕物件流失，只好將洞門重新封閉起來。
1902年，王道士聽說敦煌的新任知縣是進士出身，對金石學有所研究，于是他再次遠赴縣城匯報。這次新縣令雖然有所重視，并通過他的上司建議將這批文物轉(zhuǎn)移到蘭州保護，但卻因為需花費五六千兩銀子的運費而作罷，只是命令王道士就地看守，從此沒了下文。
仍不甘心的王道士又從藏經(jīng)洞中挑出兩箱經(jīng)卷，用毛驢馱著，冒著狼吃匪搶的危險，風餐露宿半個多月，行程800余里，來到肅州拜訪據(jù)說深諳金石之學的甘肅兵備道臺。結(jié)果道臺既沒有評價這些文物的價值，也沒有提到藏經(jīng)洞的保護問題，而只是從書法角度認為經(jīng)文上的字沒有他的書法好。無奈之下的王道士只好再次將洞門封閉起來。
此后，王道士又求訪了當時著名的金石學家、時任甘肅學政的葉昌熾，此人給出了“確為唐經(jīng)生體，與東瀛海舶本無異”的評價，但仍舊沒有對藏經(jīng)洞采取有效的保護措施。直到1904年甘肅省府才下令敦煌縣清點經(jīng)卷，就地保存，藏經(jīng)洞第三次被封閉。這一決定與之前敦煌知縣的舉措如出一轍，都是把責任一推了之。
幾年過去了，王道士一次次求助朝廷和官府，但他的苦心求助如同對牛彈琴，沒有得到任何保護這些文物的建議和舉措。王道士在萬般無奈之下，還曾斗膽給慈禧太后寫了一封密報信。然而隨著八國聯(lián)軍的入侵，密信如泥牛入海，杳無音信。這讓王道士失望之極——難道這些書卷古籍果真毫無價值，自己為保護石窟而做的不懈努力都是沒有價值的嗎？
時代的悲劇
正當王道士在官府和學者那里四處碰壁之時，嗅覺靈敏的西方探險家們卻來到了敦煌，他們從王道士那里買走了大量的敦煌文物——英國人斯坦因兩次買走寫本29箱、佛像5箱；法國人伯希和買走5000余件文書精品；日本人吉川小一郎買走600余件……后人在提到這段歷史時，往往一邊譴責這些外國人的強盜行徑，一邊大罵王道士的監(jiān)守自盜和愚昧無知。然而我們可曾認真想過，那些西方探險家們到底是用何種方式來到敦煌，又是如何說服王道士出賣文物，而王道士又是在怎樣一種困境下選擇去出賣文物的呢？
西方探險家們當初并非是偷偷摸摸地溜進中國，來到敦煌強取豪奪的。事實上，他們都是握有清政府護照和相關文件，甚至由清政府派兵護送至敦煌的，就連購得文物之后，也是大搖大擺地經(jīng)過海關將文物運出的，斯坦因在運出之前甚至還在北京六國飯店舉辦了公開展覽。所以說無論是不負責任地拒絕保護，還是放洋人進入中國腹地敦煌，最大的責任在羸弱腐敗的清政府，而不是小小的王道士。
再者，敦煌藏經(jīng)洞里的這批文物對今人而言，幾乎是人盡皆知的“國寶”，但在當時卻并非如此。且不說王道士多年的四處求鑒沒有得到任何肯定的評價，這些敦煌遺物幾乎被清朝的學者和官吏當成了沒有價值的廢品。即便是在受到重視之后，國內(nèi)外也曾一度流行“廢棄說”，即認為敦煌藏經(jīng)洞不過是古代敦煌各寺院集存作廢不用的佛經(jīng)斷紙、文書、破舊佛典、木刻雕像，甚至是堆積“錯抄的廢卷和涂鴉之雜寫、作廢的文書和過時的契約”的地方，其中“并沒有整部的大藏經(jīng)和其他珍貴物品”?？梢?，在當時看來，王道士發(fā)現(xiàn)的只是一批“古物”，到底有多大的價值誰也沒說清。
卑微的堅守者
即便如此，王道士面對西方探險家?guī)淼陌谆ɑǖ你y子，也并非是一口答應出買敦煌遺物的。因為他有自己的民族和宗教信仰，他不愿將中國的古物賣予外國人，而且認為擅自出賣佛家遺物是對神靈的不敬。據(jù)記載，王道士與外國探險者周旋時，是極富心計、不卑不亢的。外國人輕而易舉地通過了各級政府機構(gòu)和官僚的層層管理，卻要費盡心機地贏得王道士的信任而換得經(jīng)卷。
例如斯坦因就謊稱自己是玄奘的信徒，沿玄奘取經(jīng)返回走過的路，歷經(jīng)艱辛來到莫高窟，希望一睹大唐留下的經(jīng)卷。王道士最終被他裝出來的宗教虔誠所打動，才答應出賣一小部分文物，不過拒絕了他以巨款全部買下的要求，而只是以200兩白銀的價格出賣一小部分文物。
后來，當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帶到西方，并轟動全世界時，清朝官員們這才懂得了其重要價值，但他們考慮的不是如何地保護它，而是千萬百計地竊為己有。一時間官員盜經(jīng)成風，敦煌卷子損失嚴重。王道士眼看著自己珍視的文物被各級官員作為生財之物瓜分，便將他認為特別有價值的中文寫本另外藏了起來。此后，清庭在國人的壓力下將藏經(jīng)洞剩余經(jīng)卷運至北京保存時，沿途官員仍不失時機地偷竊，每到一處都要丟失一批。王道士的私藏其實讓大批的敦煌經(jīng)卷免遭了劫難。
值得一提的是，《道士塔》里說王道士“從外國冒險家手里接過極少的錢財，讓他們把難以計數(shù)的敦煌文物一箱箱運走”。但事實上，斯坦因第一次用的是4塊馬蹄銀，重200兩，伯希和則是500兩白銀，加上其他各國的探險家，前前后后一共給出了1500多兩白銀。這對于貧寒的王道士來說絕對是個天文數(shù)字——1900年時，清政府一個知府月俸也不過200兩白銀，普通百姓的平均年收入才30兩銀子左右。況且當時清理、維護莫高窟的幾百口洞窟急需經(jīng)費，在王道士看來，與其讓整個敦煌千佛洞在風沙中毀掉，不如賣掉這些更容易損毀的紙質(zhì)遺物來保全石窟。事實上，敦煌的標志性建筑“九層樓”、“三層樓”、“古漢橋”、“太清宮”等設施能夠保存至今日，都離不開王道士和他的那些“贓款”。
可見，王道士只是個極其卑微的文盲道士，但他的本性并不貪婪，人格并不低下。首先他并不清楚這些古物的價值，即便是后來私賣，也既不違反清朝法律，又符合當時的國際慣例，更何況他賣出文物的初衷是讓它們得到更好的保護，獲得的銀錢也悉數(shù)被他用來修復石窟——“積三十余年之功果，費二十多萬之募資”，而沒有卷起銀兩帶著弟子一走了之，這比那些利欲熏心的達官貴人不知要高尚多少倍。
如今，王道士賣掉的那些敦煌文物多數(shù)被完好地保存在英、法等國的博物館里，倒是被留下讓我們自己“保護”的部分經(jīng)過戰(zhàn)亂和“文革”浩劫而損毀殆盡。可以說，王道士只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文化悲劇的犧牲品，而釀成這一悲劇的是積貧積弱的國家，是這個國家里各個階層的人，我們又有什么理由把所有罪責和憤恨全都傾瀉到這樣一個小人物身上，說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呢？
現(xiàn)在，隨著國家的繁榮富強，經(jīng)歷千年風霜的敦煌瑰寶終于得到了越來越多的保護，類似王道士這樣的悲劇再也不會重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