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6年夏天，乾隆突然頒布諭旨下達了兩個指示：第一，官方史書今后在敘述南明諸王及他們的幾個“小朝廷”時，不再需要冠以“偽”的前綴；第二，對于抗清的明朝大臣，也不應因為他們的反清政治立場而視他們?yōu)椤芭涯妗薄?/p>
將南明政權及其抗清臣子分別視為偽政權與叛逆乃大清立國以來的一貫立場，乾隆此次政治表態(tài)意味著公告天下，正式結束官方對南明史長達100年的否定立場。但由于所涉領域過于敏感，直到1775年年底乾隆才再有大動作—宣布表彰南明殉國者的忠節(jié)。數(shù)月之后，清廷正式宣布纂修《欽定勝朝殉節(jié)諸臣錄》，并于九個月之后成書。
乾隆在文化政策上向來不開明，他為什么會成為這次政治突破的主角？
這是因為，清政權的性質已發(fā)生了深刻轉變。順治與康熙時代的清政權可能更具有“革命”色彩，清帝也被“革命者”的自我定位所捆綁和限制。而到了乾隆時代，清帝的政治角色已完全轉向“執(zhí)政者”的定位，必然也會逐漸與父祖時代的“革命思維”切割，對歷史的觀感與評價，也會更多地從“利于本朝”而不是“防范前朝”的立場出發(fā)。對于此時的乾隆來說，他更需要的是強烈的忠君觀念。只有褒獎忠臣，宣揚忠君價值觀，大清方才具備了與后世鼎革者斗法的理論儲備與政治基礎。
這樣的思維自然也不是乾隆獨創(chuàng)的。朱元璋上臺后似乎遺忘了“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的反元口號，轉而感恩戴德地說：“元雖夷狄，入主中國，百年之內生齒浩繁，家給人足，朕之祖父亦預享其太平?！蓖瑫r，他不斷強調自己參加起義軍反抗朝廷是被裹挾所致。
不得不說，乾隆的理論轉換升級比朱元璋高明多了。在褒獎忠臣價值觀的同時，乾隆還埋下了兩根暗線，以免褒獎過火，傷及清政權的鼎革合法性。
首先，乾隆下令擴大表彰前明忠臣的范圍，在書中不僅加入了明初“靖難之變”的殉難者，還收錄了大量死于“不敢從賊”者，也就是對李自成起義軍進行抵抗的殉難者。由此，乾隆既肯定了南明抗清者的忠節(jié)，又淡化了《欽定勝朝殉節(jié)諸臣錄》的抗清色彩，讓這本書成為一本“宣揚忠臣價值觀”更為集中的健康讀物。
其次，乾隆在大肆表彰明末殉國忠臣的同時，繼續(xù)查禁反清文字，大多數(shù)受褒獎的反清忠臣的文集都沒有逃脫被查禁的厄運。
有了以上舉措的保駕護航，乾隆在理論戰(zhàn)線上的創(chuàng)新步伐明顯加快了起來。很快他又出手了，下令開館編纂《貳臣傳》，重新評價那些投降者。
在《貳臣傳》中，乾隆將這些降臣分為兩類。對那些投降后對大清朝兢兢業(yè)業(yè)的降臣，乾隆只是在道德上將他們打入另冊，而對那些品行不端，特別是降清后對大清沒有全心全意，甚至仍與前朝不清不楚的人，乾隆就沒那么客氣了。
七年后，乾隆又下旨編纂《逆臣傳》，收錄的都是如吳三桂這樣的“降而復叛”者。在乾隆試圖宣揚的忠君邏輯中，投降一次的“貳臣”已很不堪，投降兩次的自然更是大逆不道了。
就這樣，“歷史學家”乾隆冒著否定父祖的政治風險，通過三本書實現(xiàn)了大清朝最為“驚險”的理論革新，徹底完成了從“鼎革者”到“執(zhí)政者”的角色轉換。
春風十里，不如讀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