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12-25
（本文部分刊登于《鳳凰周刊》12月25日發(fā)行的相關專題中）1942年，席卷中原地區(qū)百年一遇的大旱，讓正處于抗戰(zhàn)最黑暗時期的中國雪上加霜。天災并不會選擇地方，而是毫不留情地覆蓋了大部分中原之地。處在其中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自然不能幸免，從1941年開始旱災席卷了晉冀魯根據地。糧食歉收，災荒降臨，借用一句劉震云的話，根據地也出現(xiàn)了吃的問題。
抗日根據地災情嚴重
部隊夜間走入重災區(qū)時，就如進入了死城，所能聽到唯一的有些生氣的聲息，就是自己的腳步聲。幾乎所有村莊和房屋都寂無一人。推門進去，只見野草叢生，一片荒蕪，各種家具，如桌椅板凳櫥柜等，都凌亂不堪地棄置著，說明主人曾經想把他們拿去變賣，但后來已無力移動放歸遠處。
在家具旁邊往往就是倒斃的尸體，這些人正是從事某種活動時，比如挪動一件家具或正邁出房門，就地死去的；有些人則忍受不了這種苦難上吊自殺。因為無人善后，尸體還掛在房梁或者院中的樹上，黑黢黢地，甚是恐怖。
在重災區(qū)，很少能碰到什么活的生物，只有老鼠例外。夜間行軍時，常常會看到一大片一大片灰褐色的東西，如波浪一般滾滾移動，那便是轉移就食的老鼠群。（注1）
這不是“生化危機”或者災難電影中的畫面，而是1942-1944年中原大旱之下，發(fā)生在共產黨八路軍領導的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的慘狀。大災令根據地遭受重創(chuàng)，餓死因災而死民眾三四十萬，逃荒者上百萬，某些地區(qū)賣老婆孩子，甚至人相食。
晉冀魯豫根據地分為太行、太岳、冀南、冀魯豫四個行政區(qū)，在這次大災中無一幸免，普遍歉收，受災嚴重地區(qū)只有三四成，最嚴重地區(qū)絕收——
1942年六七專區(qū)（太行）大部、一四兩個專區(qū)的一部（注2），麥收僅有三四成。1941年，冀魯豫區(qū)的冠縣、堂邑、莘縣、聊城、高陵、內黃、清豐、南樂諸縣出現(xiàn)旱情，秋糧謙收，冬小麥未能播種；1942年春旱情擴大，秋季又出現(xiàn)蝗災，形成大面積的重災區(qū)。之后整個晉冀魯豫邊區(qū)旱災繼續(xù)發(fā)展，1943年又發(fā)生了更嚴重的旱災。這一年的災情超過以往任何一年。受災面積差不多包括太行和冀南的全部、太岳的大部和冀魯豫的一部分。而以太行四五六專區(qū)，冀南一二四六專區(qū)，冀魯豫沙區(qū)等地最為嚴重，成為百年來第一大災荒。（注3）
百年大災給抗日根據地百姓帶來了極大的災難。相對受災較輕的太岳行政區(qū)，也有部分地區(qū)受災嚴重，豫晉區(qū)地處晉東南與河南交界處，是該區(qū)受災較嚴重地區(qū)之一，被稱之為浩劫——
特別是現(xiàn)在根據晉城的調查，西土河199戶人家中，在去年（1942年）陰歷年關時即有60戶沒有吃的，到今年3月底將有120家陷于饑餓的死亡線上。后里溝74戶人家到2月半就有25戶（成為）貧農，全村共36家貧農已經絕糧。到2月底，中農也有29戶，全村32家勢將無法度生到3月半。3家富裕中農（全村共6家富農）也不得不趨于斷炊的地步。晉城如此，濟源、垣曲更甚之。陽城、陽北、沁水雖比較好些，但也相差不會太多。這也就是說，除了翼城、絳縣還可以勉強維到夏收外，其余各地雖然災情輕重不一，但一般說來也不過堅持生命到3月底而已。（注4）
太岳區(qū)陷入災荒的還有二分區(qū)即有10萬人，士敏、晉北、高平等縣災民，占該縣人口總數的25%以上。據士敏縣賈峰村調查，原有201戶、883人，逃亡的就有38戶，餓死者178人。1943年至1944年受災最嚴重的士敏縣共餓死2647人，逃亡1.1萬人，賣掉牲口3099頭。（注5）
受災較輕的太岳區(qū)已經如此，受災嚴重的冀南區(qū)情況更加危急——
從1943年2月開始，大名、元城每日每村平均死亡5-10人。二分區(qū)僅巨鹿縣就餓死5000人，因患病而死者3000余人。
三分區(qū)館陶北辛頭村400戶人家有400人餓死。四分區(qū)以清江、邱縣、企之、廣曲最為嚴重，至4月上旬，四縣因饑餓致死者已達4941人。逃亡人數也不斷增加，如邱縣共有人口8萬，其中死亡2萬余人，逃亡3萬余人。據不完全統(tǒng)計，第四軍分區(qū)各縣，由于災荒疾病死亡8萬余人。
六分區(qū)以清河、垂楊等縣災情最為嚴重，清河縣王世公村曾在一天之中死亡400余人，黃金莊死亡200余人。垂楊縣段蘆頭一個集日因饑餓倒街而死者30人，有些村莊逃亡人口占2/3。（注6）
再如冀南新河、任縣、寧南三縣共有人口389613，因災死亡人數就有6797（其中因餓致病，因病致死者多）；據隆平二區(qū)21個村的調查統(tǒng)計，原有人口20463，逃亡人數為4238，占總人口20.7%。（注7）
據統(tǒng)計，這期間冀南全區(qū)死亡人數約20-30萬人，占總人數的6%，逃亡達100萬人，占總人口的30%。(注8)
在冀魯豫區(qū)，成群結隊的災民拋家離業(yè)，攜帶妻子，逃往非災區(qū)。如井店全鎮(zhèn)475戶，逃荒者占70%。1943年8月5日至10月17日，在不到兩個半月時間，威縣南胡帳村170戶中死亡230余人，邱縣梁二莊300戶中死亡人數更多。
據不完全統(tǒng)計，高內縣逃荒者占50%；魯西北的堂邑縣逃荒者達64%。還有大批人在饑餓中倒下。據不完全統(tǒng)計，沙區(qū)的高內縣餓死27000人，南樂縣餓死17000人，清豐縣餓死27000人；魯西北的聊城縣餓死6萬余人，冠縣的大花園頭、煙莊等33個村子餓死11000人。在沙區(qū)的東半部，茫茫大地，餓殍橫野，戶無炊煙，一片荒涼。（注9）災區(qū)人吃人的慘劇也時有發(fā)生，原中野一縱旅參謀長黃銳回憶文章中講到一位母親吃掉了兩歲的兒子，另外在高內縣南野莊農民吃掉被打死的土匪。（注10）
根據以上統(tǒng)計，在晉冀魯豫根據地因為此次大災，受災群眾達到150-160萬人（注11），餓死或因災而死的人數35萬-45萬之間，逃荒者百萬以上，也就是說幾乎所有受災群眾非死即逃。
抗日根據地救災措施
面對如此大災，共產黨八路軍進行了相應的救災措施。最早的措施是搶種，42年的旱災在春季已經出現(xiàn)，七月份，八路軍各部隊根據野戰(zhàn)政治部的緊急訓令，幫助群眾補種雜糧，搶種蔬菜。七月中旬，太行北部地區(qū)下暴雨，當地黨政軍民搶救了一批禾苗，補種了一批雜糧和蔬菜。（注12）
42年秋收后才有了首度直接應對災害的措施——免糧，給五、六兩專區(qū)減免公糧45000石，1943年麥收時，又給一五六專區(qū)減免公糧15500石。（注13）
而到了大災之勢已成的1942年的10月，所撥出的旱災救濟貸款不過十萬元。而且僅僅是無利借貸，尚需災戶償還。（注14）
但另一方面因為需要，仍然要出口糧食，比如災害最嚴重的42年10月到43年6月，邊區(qū)運了12萬石糧食出口，調劑敵占區(qū)游擊區(qū)災民，同時換回必需品；調劑內陸災區(qū)糧食，共有89133石（注15）。
太行區(qū)的救災工作，是以“不餓死一個人”的口號下進行的，但減免公糧所占比例仍不高，以太行區(qū)為例，1942年減免公糧675萬斤（注16），該區(qū)屯糧數（征收公糧）為58.8萬石（注17）。
太岳行署在岳北減免公糧37.5萬公斤，在岳南減輕公糧75萬公斤、公款15萬元。（注18），該區(qū)屯糧數（征收公糧）為11.5萬石（注19）。
太行區(qū)在1943年-1944年，由邊區(qū)公糧中撥出賑濟和低利借貸糧21000石，發(fā)給災區(qū)人民運輸腳力費45000石，付給紡織工資米5萬石，社會救濟7萬石，實際用于救災的各種政府貸款2000萬元。總計38.6萬石。（注20）兩年間人民負擔的21%用于賑濟。（注21）
太岳區(qū)43年向災荒最嚴重的士敏縣貸款626020元，全縣負擔糧款4760石，政府發(fā)給群眾達2415石，占全區(qū)負擔總數的50%。1944年發(fā)給群眾救濟款折合糧2688石。
據統(tǒng)計，1943年春天，太岳行署給災民發(fā)放貸款93.8萬元，救濟糧7.1萬公斤，救濟谷糠5.87萬公斤、麥麩350公斤。44年春天，又發(fā)放救濟谷糠6.67萬公斤。（注22）
在冀南，1943年總計，春荒急賑500萬元，救濟款108萬元（冀鈔），糧19.4萬斤；運輸紡織等放款35萬元；貸出麥種190萬斤。
1943年-1944年兩年中，冀魯豫區(qū)含冀南用于冀南救災的糧食達1000萬斤（粗糧），1943年秋季種麥，80%的種子是由政府貸出的。冀魯豫（冀南除外）救濟貸款達一億元（魯西鈔），沙區(qū)受災嚴重村莊，每戶平均可得2400元。（注23）
除了急賑和低利借貸的糧款之外，以工代賑是根據地救濟災民的主要手段之一。共產黨邊區(qū)政府提出“救災不救懶漢”的口號，希望通過自救和耕種搶種渡過災荒年。
第一種是趕腳，組織災民或外來災民協(xié)助邊區(qū)政府運送糧食——
42年10月太行區(qū)一五六專區(qū)為根據地自西向東的運糧出口，所以在此地組織災民參加運輸工作，災民獲得腳價。參加運輸之災民共賺的71萬1710斤小米腳價。初時非災民組成運輸隊（牲口多），腳價一元（每斗）；后來規(guī)定災民運輸四次，牲口運輸一次，這樣讓災民獲得利益更多。
第二種是組織紡織，由42年秋天開始，43年冬季初春大規(guī)模展開。五專區(qū)組織各縣婦女23960人，紡布16萬多斤，得工資38萬6255斤小米，22萬5698元?？傆嬑辶鶎^(qū)，僅以紡織工資數，可解決8138人半年生活問題。
第三種其他工作，如興修水利，磨面等。共付工資24萬2129斤小米，能養(yǎng)活3668人半年。（注24）
其余各地也組織了相應的興修水利工作，如太岳區(qū)開渠1150里，變旱田為水田1000頃。（注25）
其他的賑災手段包括——生產自救、搶種補種、募捐互濟、調糧借糧、勤儉節(jié)約、采集野菜等等。
以太行區(qū)為例，在43年大旱兩個半月后，7月28才下雨，于是黨政軍組織搶種補種，蔬菜和快熟作物，甚至彭德懷也親自開荒，八路軍總部種蘿卜三百畝。根據地總結的經驗是，通過蔬菜的種植可以減緩糧荒，渡過最危急的時刻。另外根據地的氣候特點是43年冬春雨雪足，于是動員原來災民種冬小麥，結果全區(qū)幾乎所有災民都種了小麥，收成160萬石。（注26）
根據地軍民經過三年奮斗，直到43年秋雜糧蔬菜豐收，太行區(qū)的災情得到緩解，44年秋天秋麥豐收，根據地內軍需民食才基本有了保證。（注27）
安置逃荒災民
大災當前，吸引了大量敵占區(qū)和國統(tǒng)區(qū)的災民來到根據地。僅在1943年1月份內，據不完全統(tǒng)計，太行區(qū)外來災民已達20000以上；僅左權、和東及太南數縣安置外來災民6000余人。政府設置招待站，招待過往災民食宿。命令各縣按當地居民3%的標準進行安插，借給他們食物和組織他們參加生產，并對無辦法生活者實施賑濟。（注28）
自顧不暇，愛莫能助，是當時根據地對逃荒而來的災民的態(tài)度，雖然想對災民進行救助，但全部接納根據地能力有限。根據1943年1月30日頒布的“根據地外來災民登記安置辦法”已來根據地之災民，擁擠于被災區(qū)域者，須有當地縣政府協(xié)同救委會勸令轉回原籍，與敵人進行斗爭。（注29）
于是部分區(qū)域對于多余的災民只能“禮送”處境——
太行區(qū)于43年春雪降后，撥3萬元，300石糧食，組織外來災民還鄉(xiāng)春耕?！芭c資送災民出境相并進行的工作還有勸阻災民入境，在邊沿地區(qū)大都抓緊做了?！保ㄗ?0）
絡繹于途趕往太岳豫晉分區(qū)的難民截至1月底，已有5萬人以上，陽城一縣即達4萬人之多，平均兩個根據地人中即有一個饑民。這些饑民一路棄兒丟女，賣衣充饑，或者沿村乞討不得一飽，仍免不了面黃肌瘦，疾病呻吟，甚至饑寒交迫倒斃中途。
豫晉區(qū)的干部哀嘆：“然而我們也是自顧不暇，愛莫能助??！”為了恐怕救人不成反被累死，聯(lián)辦決定除抗屬、決心在根據地安家者外，一律動員處境，勸其回去與敵斗爭。
要把剛剛逃出虎口的饑民送回災區(qū)，談何容易。有些村子做了一堆煎餅，然后以村為單位開個歡送會，往每個難民手里塞兩張煎餅“禮送”出境。難民回去也是個死，就跟當地政府打起了游擊，他們離開甲村卻跑去乙村，反正就呆著不走。
豫晉區(qū)對“歡送”難民回家工作不力十分不滿，批評下面——
大多數縣區(qū)干部均存在著慈悲觀點，沒有從政治上了解這個問題，故對這個指示執(zhí)行的并不積極，以致難民強索或我們不得已時而加以救濟。這樣零零碎碎的消耗就使根據地的困難更趨嚴重了。
這是單指糧一項而言，其實像他們成批流動，對根據地的秩序也都值得注意的。因為這種流動很便利壞人之活動，做出破壞根據地的事情。只有從大處著眼，考慮全局，這個工作才能做出成績。
像今天縣區(qū)干部的單純慈悲觀點，是應該教育糾正的。（注31）
解放日報稱逃往太岳區(qū)20萬，逃往太行區(qū)5萬災民，都找到了自己的新家。（注32）根據以上資料顯然是不確實的。根據邊區(qū)救災總結，43年春天在春荒嚴重時期就遣返災民1萬人。（注33）
根據地導致重大損失的原因
1、負擔太重
農民負擔問題無論國統(tǒng)區(qū)還是根據地都存在，而在旱災的42年，問題更加突出。特別是在大災已露苗頭的42年4月28日，晉冀魯豫邊區(qū)政府還下發(fā)了“關于超額完成財政任務的獎勵辦法”里面提出——
因之，我們必須以百倍努力保證完成今年任務，爭取超過計劃，否則不只困難難以克服，且連日常開支都將無法應付。
對于征收糧款，個別地區(qū)還組織了尾欠征收隊，抽調各部門干部，聘請不脫產干部、在鄉(xiāng)知識分子、半知識分子等編為小組或隊，到尾欠多難以征收的地區(qū)、敵占區(qū)、游擊區(qū)去專門作征收工作。他們的經費不另外開支，但在征收的尾欠中，抽出一部分作為獎金，按全部完成數百分之二至三獎勵之。（注34）
對于田賦，計劃從五月份由各縣組織臨時征收外，由軍政各單位，抽人突擊征收。而且特別提出對各縣游擊區(qū)敵占區(qū)的積欠，在特殊困難情況下，要洗手不脫離生產的知識分子和熱心人士組織臨時征收隊，突擊收清。另外強調故意不完成今年任務拖到明年的惡劣意識必須防止。
42年春季旱情已經出現(xiàn)，但四五月份，邊區(qū)政府還在下發(fā)對財政田賦征收獎勵辦法，強調防止拖欠，顯然當局對對旱災的嚴重性認識不足。結果這一年根據地政府的征收卻是創(chuàng)紀錄的——
?。ㄌ袇^(qū)）三十一年（1942年）實際收入，比原概算超過24.31%，實際尾欠比三十年超過17.4%，計20萬8885元。
在屯糧方面，從42年11月起到43年10月底，除了減免五六專區(qū)5萬3569石之外，實屯數達到原概算96.5%。（注35）等于除了重災區(qū)之外，其他地區(qū)如受災的一四專區(qū)并沒有減輕負擔。
但就算受災嚴重的五分區(qū)，減免幅度仍然微乎其微，42年每人平均負擔一斗六升，43年每人仍然要負擔一斗五升。每人只減輕0.9%。這點減少無異于杯水車薪。（注36）
“一年來太行區(qū)財政工作”報告承認，“三十一年度的征收工作，成績甚好，是空前的一年，不只完成計劃，而且超過比額，打破了幾年來的征收記錄?！?/strong>
在旱災開始之初，如果說重視不夠還情有可原，但災情已經十分嚴重的43年秋收，某些災區(qū)的負擔依然沒減少。太行區(qū)的林縣在9月20日收到五專署的征糧命令，征收數6000石。而且要求“克服干部因災荒消極抵抗之片面認識。并特別認真檢查，要真實屯起?！钡搮^(qū)受災嚴重，困難很大，到了10月10日縣里才接到免糧的命令，減免數額只有100石，占征收額的1/60。（注37）
在冀魯豫區(qū)，負擔問題同樣存在，這點在《冀魯豫邊區(qū)革命史》有明確指出——
從主觀上檢查，我們過去一個較長時間內組織群眾發(fā)展生產的工作做得不夠……根據地經濟和人力的過度消耗必然導致人民生活貧困，無力支持戰(zhàn)爭……邊區(qū)在很長一段時間，沒有認真實行減租減息，合理負擔，使基本群眾的抗日和生產積極性受到影響。又由于在經濟工作上存在片面的索取觀點，沒有能大力組織群眾發(fā)展生產，也是造成根據地人民抗災能力脆弱的一個原因。（注38）
2、救災存在問題
雖然抗日根據地在共產黨八路軍的領導下，采取了許多抗災措施，但救災過程中仍然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特別是一些地區(qū)救災缺乏長久認識，對嚴重性認識不夠；還有的犯了平均主義，沒有突出重點，人人有份，導致真正重災戶沒有得到足夠的幫助；而且還有存在不少干部貪污，流氓懶漢得到救濟，貧農卻嗷嗷待哺等等現(xiàn)象。
邊區(qū)政府于1943年7月24日頒布的“晉冀魯豫邊區(qū)政府號召克服連續(xù)災荒”的文件，總結了過去一年救災情況存在的問題——
一、樹立救災的長期觀點。去年有地區(qū)只是一時的“頭痛醫(yī)頭，腳痛醫(yī)腳”，死人的現(xiàn)象逼來，才做緊急措置，這樣吃了不少虧，誤了不少事，今年絕不應該再重復。
二、樹立整體觀點，重視根據地整體性，發(fā)揚高度的民族友愛及互助互濟精神……
三、強調自救觀點，……等待的結果，即使外援來了，放賬、貸款，因缺乏自救觀點，在發(fā)放者就必然犯平均主義，在被救者就必然浪費揮霍，不久依然災情嚴重，繼續(xù)“呼吁”；如果外援不能繼續(xù)再來，剩下的只有埋怨和苦悶，最后真的陷入“災情十分嚴重”之中。
四、今年救災，必須從實際行動中，體現(xiàn)生產觀點，所謂“生產自救”，不少地區(qū)還是停留在紙上或嘴上的口號，否則為什么坐吃山空現(xiàn)象相當不少呢？為什么流氓懶漢得到賑濟，而血統(tǒng)農民（特別是貧農）得不到救濟呢？為什么有些村干部貪污中飽，輕視勞動，形成抗戰(zhàn)“新貴”。而廣大災民卻啼飯喚貧呢？而且經過檢查，這些現(xiàn)象并不是個別的和偶然的。（注39）
至于一些地區(qū)則因為對災荒危險沒有足夠警惕造成了無法挽回的損失，如冀南根據地1942年變成游擊區(qū)，黨政軍領導機關全部精力注意敵情發(fā)展，對災荒的危險沒有足夠警惕，指望用借糧和急賑的辦法來解決人民的困難，沒有從根本上生產備荒來解決問題。直到1943年7月之后，才將全部工作轉入生產救災，但已經形成不可挽回的損失。（注40）冀南區(qū)因而成為了晉冀魯豫四大區(qū)中餓死人最多，逃荒人數最多的區(qū)域。
旱災是天災，但在旱災前后，根據地的稅收政策以及救災措施都存在問題，某種程度上便是人禍。三年大災，天災人禍給根據地及其人民帶來了極大的創(chuàng)傷。
注1：《一個根據地的成長》P163-164
注2：太行區(qū)
一專區(qū)：和東、昔東、平東、內邱、臨城、贊皇、元獲、井陘、高贊元。
四專區(qū)：黎城、潞城、平順、壺關、長治
五專區(qū)：涉縣、林北、磁武、安陽
六專區(qū)：武安、武北、邢西、邢臺、沙河、偏城。
七專區(qū)：林縣、輝縣、輝嘉、新鄉(xiāng)、汲淇、安陽、修獲武。
?。〞x冀魯豫抗日根據地財經史料選編二P773-774
注3：《晉冀魯豫邊區(qū)史》齊武著P404、405，轉引自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抗災救災工作論述——陳剛著
注4：“豫晉區(qū)工作檢查總結”中共河南黨史資料叢書——太岳抗日根據地P199
注5：《抗日戰(zhàn)爭時期晉冀魯豫邊區(qū)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第一輯P420，轉引自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抗災救災工作論述——陳剛著
注6：《冀南軍區(qū)戰(zhàn)史》P191
注7：《1944年上半年生產救災工作總結報告》河北省檔案館38-1-7-1，轉引自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抗災救災工作論述——陳剛著
注8：《抗日戰(zhàn)爭時期晉冀魯豫邊區(qū)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第一輯P420，轉引自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抗災救災工作論述——陳剛著
注9：《冀南革命斗爭史》P347、348
注10：《平原晨曦冀魯豫黨史資料選編之五》P327，《難忘歲月冀魯豫黨史資料選編之一》P200
注11：《太行革命根據地史稿》P170
注11：《晉冀魯豫邊區(qū)財政簡史》P37轉引自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抗災救災工作論述——陳剛著
注12：《太行革命根據地史稿》P172
注13：“太行區(qū)42、43兩年的救災總結”1944年8月11日，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財經史料選編二P138
注14：“旱災救濟貸款暫行辦法”1942年10月，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財經史料選編一P189
注15：“太行區(qū)42、43兩年的救災總結”1944年8月11日，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財經史料選編二P138
注16：《太行革命根據地史稿》P172
注17：《中國農民負擔史》第三卷P356
注18：《太岳革命根據地簡史》P213，轉引自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抗災救災工作論述——陳剛著
注19：《中國農民負擔史》第三卷P356
注20：《抗日戰(zhàn)爭時期晉冀魯豫邊區(qū)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第一輯》P366，轉引自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抗災救災工作論述——陳剛著
注21：《晉冀魯豫邊區(qū)史》齊武著P412
注22：《太岳革命根據地簡史》P213，轉引自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抗災救災工作論述——陳剛著
注23：《晉冀魯豫邊區(qū)史》齊武著P411
注24：“一年來太行區(qū)救災工作”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財經史料選編二P110
注25：《抗日戰(zhàn)爭時期晉冀魯豫邊區(qū)財政經濟史料選編》第一輯，P395
注26：“太行區(qū)42、43兩年的救災總結”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財經史料選編二P159-166
注27：《太行革命根據地史稿》P178
注28：“太行區(qū)42、43兩年的救災總結”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財經史料選編二P140-141
注29：“根據地外來災民登記安置辦法”1943年1月30日，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財經史料選編一P215
注30：“太行區(qū)一年來救災工作總結”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財經史料選編一P108
注31：“豫晉區(qū)工作檢查總結”1943年 中共河南黨史資料叢書——太岳抗日根據地P199
注32：解放日報1944年9月29日
注33：“太行區(qū)一年來救災工作總結”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財經史料選編二P114
注34：“冀魯豫邊區(qū)政府關于超額完成財政任務的獎勵辦法”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財經史料選編一P167
注35：“一年來太行區(qū)財政工作”1943年9月12日，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財經史料選編二P52
注36：《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財經史料選編三》P105
注37：《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財經史料選編三》P62、P64
注38：《冀魯豫邊區(qū)革命史》 第348—349頁
注39：“晉冀魯豫邊區(qū)政府號召克服連續(xù)災荒”1943年7月24日，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財經史料選編一P321
注40：《一個根據地的成長》P1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