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寧偉 華東理工大學商學院
自亞伯拉罕·馬斯洛在1943年在《心理學評論》第50卷上發(fā)表的《人類動機的理論》中提出“需要層次理論”(Hierarchy of Needs Theory)以來，工作與安全感就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雖然在“五層次需要說”中，“安全感”(Need of Security)僅僅位居倒數第二位，屬于較低層次的需要。然而，筆者發(fā)現在當代中國，特別是沿海發(fā)達城市，由“工作安全感”引發(fā)的一系列問題越來越重要。從某種意義上，“工作安全感”也可以成為一種追求個人能力極限的驅動力，它極大地促進了個體成長，潛能發(fā)掘和自我實現。
遺傳的證據
早期直立人或稱南方古猿，生存年代距今300萬至150萬年?？脊艑W家一般認為，亞洲的人類是由非洲遷移或演化而來。傳統(tǒng)理論認為，古人類出于捕獵的需要進行團隊協(xié)作，這種協(xié)作對大腦的發(fā)展起到了關鍵的推動作用。然而，美國華盛頓大學的羅伯特·薩斯曼最近在美國科學促進會年會上幾乎顛覆了這種迄今為學術界公認的觀點。
薩斯曼仔細觀察了大量南方古猿和原始人的骨骼化石樣本，并在很多樣本上發(fā)現了野獸的齒痕。這顯然是野獸在捕殺體形比現代人小得多的原始人時留下的。這些食人猛獸有劍齒虎、鬣狗和鱷魚。此外，猛禽也曾啄食我們的祖先。要捕獵這些兇狠的野獸，原始人必定要冒極大的風險。另一方面，薩斯曼根據南方古猿的牙齒判定，當時這種古猿可能從未吃過肉。他由此得出結論：古人類進行團隊協(xié)作是為了抵御猛獸而非狩獵。他推測，我們的祖先很少主動攻擊兇狠的野獸，反倒時常驚慌失措地逃竄，尋找躲避野獸襲擊的藏身之地。不僅自衛(wèi)行為如此，儲物行為也被認為具有其神經生物學的基礎，可以追溯到人類住山洞，必須儲藏食物過冬的時代。由此看來，至今影響人類大腦的并非捕獵所帶來的“成就感”，而是祖先出于強烈的求生自衛(wèi)經歷，通過分工協(xié)作而苦苦尋求的“安全感”。
幼兒的啟蒙
2006年一個周日的早晨，一堂高級工商管理碩士(EMBA)進修課正在上海市中心商業(yè)區(qū)內舉行。這一課程進修班已經開辦兩年，共有約1500名學生學成出山。項目負責人維維安·劉說：“我們教學生如何建立自信。”與其他商務學習班相比，其獨特之處在于：如果經濟學或是人際學等科目太過深奧，課堂上學生可能會嚎啕大哭，或是嚷著見媽媽！因為這項EMBA課程不是針對企業(yè)經理，而是鎖定那些“即將成為經理的人”——“Early MBA”，課堂上最年長的學生不過6歲！“我三歲的兒子進步明顯！”政府職員何家晨(音)說：“課堂上，他不害怕當眾演講，在小組討論中也喜歡充當組長角色。”現在，中國大城市中60%的家庭要把1/3的收入用于孩子的教育。整個中國的父母似乎都陷入這樣的兩難中：一方面他們希望孩子一生幸福，認為刻苦讀書和頂級教育能夠增加孩子成才率；但是許多家長也暗自擔心，一味按自己的意愿給孩子施加巨大壓力會帶來負面的影響。
有教育學專家從亞洲地區(qū)歷史形成的“不安心理”找到亞洲父母尤其熱衷于子女教育的原因。越南、朝鮮、印度和臺灣地區(qū)等地的家長大部分都經歷過動蕩不斷的歷史，如革命、洪災、饑荒、逃難、政變甚至獨裁，他們在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里經歷了由窮變富的急劇變化。所以，他們堅信“教育才是最安全的資產”，教育是工作的必需，也是一躍進入上流社會的手段。這種人力資本的投資具有“惟一性”、“長期性”和“難以剝奪性”。即使各個國家完成了經濟轉型，金融危機或是非典疫情仍會觸動人們不安全的心理。
青年的夢想
除了望子成龍、望女成風的觀念之外，中國根深蒂固的家族榮譽感和面子觀念也是原因之一。另外，單是考慮到整個亞洲地區(qū)經濟的飛速增長，便足以解釋為何每個人都對孩子那么苛刻。新加坡南洋科技大學副教授埃斯特·譚說：“教授們希望自己的孩子子承父業(yè)，成為醫(yī)生或是工程師。沒有得到良好教育的家長則希望孩子能夠受到更好的教育，有更好的未來。”而所謂的“繼承”，正是亞洲家長和子女對于工作穩(wěn)定性和保障性的追求。
而持續(xù)升溫的國家和地方公務員考試也說明了這一點，公務員被許多家長和學生視為最有保障、最為穩(wěn)定的“定心丸”。據統(tǒng)計，2001年招考報名人數為32904，2002年則上升到62268人，增加了89%；2003年招考報名人數為121165人，比上年增長95%；2004年招考報名人數達到了360240人，增長了197%。統(tǒng)計數據表明，2005年中央國家機關招考報名人數為541552人、通過資格審查的合格人數達到310656人，均創(chuàng)歷史新高。同時，經過四年高等教育的本科畢業(yè)生工作期望卻不容樂觀。據中國高校就業(yè)信息網“2005大學生就業(yè)薪酬調查報告”結果顯示：67.9%的本科畢業(yè)生實際薪資標準主要集中在2001～4000元，而近半本科生期望薪金只有1000～2000元。
中年的困惑
中國家庭對于子女前期的教育投入不可以說不巨大，然而是不是就能夠“一勞永逸”呢？“安全感”是否可以因自身工作經驗的豐富和教育投資的完善而塵埃落定呢？事實并非如此。以中國香港為例：香港城市大學管理學系在2004年1月進行了一項港人超時工作的調查，以電話訪問了505名全職雇員，年齡集中在20至49歲，工作平均年數為15.7年。結果發(fā)現：港人工作時間為全球最長，每周平均工作51.3小時，比政府建議的44小時長7.3小時。超過2/3人需要超時工作，每周平均超時工作5.2小時。其中約24%的人每周工作50至60小時，12%的人超過60小時！香港人每周的平均工作時間比歐洲工作時間最長的國家如英國、希臘、奧地利等長8小時。
無獨有偶。香港中文大學課題組于2006年初成功以電話訪問500名本地私營機構雇員，發(fā)現49%的受訪者經常超時工作，每周平均工作時間約50小時。多數高超時受訪者認為，自己職能超然，無法被其他同事取代，加上自覺“有責任”完成手頭上工作，故“自愿超時工作”。即使只有1/3的雇主提供超時津貼，高超時的受訪者也表示不太介意：“講心不講錢！”不過，他們也承認，每周工作44小時較合理，由于長期超時會令身心疲憊，萌生離職念頭。心理學系副教授區(qū)永東指出：“高職位打工仔為獲取滿足感和成就感，自愿超時工作，有異于藍領人事為賺取更多報酬而超時工作。”他認為這種現象可以歸結為“價值觀問題”——當老板經常超時工作，員工也“不敢準時下班”，超時工作便習以為常。
工資PK工時
“工作不安全”的現象之一是擔心因工作不努力被解雇，或者因價值觀不匹配而被“炒魷魚”；而另一種“就業(yè)貧窮”的狀況則更為普遍，即全職工作的收入都不足以維持基本的生活水平。此時，雇員會加班加點，還是選擇尋求法律和社會保障支持，或者采取其他極端措施？不可否認，“就業(yè)貧窮”會增加員工的心理和生理負擔。試想在“溫飽”這一基本需要都不能保證的前提下，員工還會努力工作嗎？由此而引發(fā)的不安定因素將層出不窮。
香港大學“最低工資及標準工時意見調查”課題組在2005年7月對510名年齡分布在15至60歲的香港居民進行了詳細的抽樣電話調查。其中只有35.7%的被訪者知道“就業(yè)貧窮”一詞。在告知其意義后，有64.0%的被訪者認為制定最低工資是一個減少“就業(yè)貧窮”的有效方法，有23.6%的被訪者表示反對。與此類似，高達59%被訪者認為立法制定最低工資的好處是“保障工人的最基本生活水平”，有15%的被訪者認為能夠“減少雇主剝削的機會”，6%認為可以“防止工資持續(xù)下滑”。關于制定最低工資的壞處，有17%的被訪者認為“增加成本，削弱香港的競爭力”，13%的被訪者認為“最低工資最終會變成員工最高工資”，8%認為“破壞自由市場調節(jié)的原則”以及“雇主會解雇、增加工作量或減少其他福利”。另外，本調查中有23%的市民認為“沒有壞處”，28%的市民認為“不知道或者不好講”。
最終結果顯示，在被訪者中有45%的市民贊成設置最低工資和最高工時，9%的市民雙雙反對；7%的市民贊成最高工時但反對最低工資，8%的市民贊成最低工資但反對最高工時；另有31%的市民選擇“無所謂”或者“不知道、很難講”。課題組認為：市民普遍支持立法制定最低工資及最高工時，但亦普遍認為應該根據不同工種、行業(yè)分開處理。倘若立法制定最低工資及最高工時，市民傾向接受比較嚴格的立法標準，即規(guī)定最低工資的水平比最低工資的合理水平略低，而規(guī)定最高工時的水平則比最高工時的合理水平略高。
值得關注的是，從某種意義上說，香港走在中國經濟發(fā)展的最前沿。因此，香港昨天遇到的問題，也是中國內陸現今所面對的難題；港人當下面臨的困惑，也許正是我們即將碰撞的頑石。所以，香港三所大學連續(xù)三年的調查結果不僅具有回顧性，更具有前瞻性。我們必須時刻準備著，讓政府、企業(yè)和雇員一道盡快脫離為“工作安全感”而奮斗的局限和尷尬，協(xié)調雇員和雇主的關系，謀求工作與生活的平衡，早日實現和諧社會的宏偉愿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