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先生提出著史者需具史德、史才與史識，三者缺一不可。其史才指“貴能分析，又貴能綜合”；史識指“自然能見其遠。又要能看出每一事之隱微處，不單從外面看，須能深入看”；史德指“不抱偏見，不作武斷，不憑主觀，不求速達”。
其實我覺得還可以再簡化一些：史德者惟真相是求也；史才者作史之才能也；史識者對于歷史之真知灼見是也。無史德而有史才，則史才越大越易扭曲歷史真相；有史德而無史才，則不能形成獨到之見識，不能成就真正之信史。而史識也只有在前二者之基礎上方能形成。
呂思勉先生，無疑便是具備史德、史才、史識之史學大家也。讀先生之《中國政治常識》，其史德、史才固不必論，只其史識，就令人嘆服！
關于六國之破滅，秦之一統(tǒng)，歷史上論之者多矣，如“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zhàn)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蘇洵《六國論》）。
而呂先生則認為：秦人所以能收成功之利，則——
（一）他地處西垂，開化較晚，風氣較為誠樸。
（二）三晉地狹人稠，秦地廣人稀，秦人因招致三晉之民，使之任耕，而使自己之民任戰(zhàn)。
（三）又能奉行法家的政策，裁抑貴族的勢力，使能盡力于農(nóng)戰(zhàn)的人民，有一個邀賞的機會。該是其最重要的原因。
（《中國政治常識》第五章《春秋戰(zhàn)國的競爭和秦國的統(tǒng)一》）
最后一個原因論者較多，而前兩個原因，則少人談及，尤其“秦人因招致三晉之民，使之任耕，而使自己之民任戰(zhàn)”。此三點較之蘇洵的“弊在賂秦”，更接近歷史之真相。
高帝本是無賴子，文、景兩帝亦只是個尋常人，凡事都只會蹈常習故之故。當這時候，天下新離兵革之患，再沒有像戰(zhàn)國以前年年打仗的事情了……
這時候的中 央政 府，又一事不辦，和秦始皇的多所作為，要加重人民負擔的，大不相同。在私有財產(chǎn)制度之下，人人都急于自謀，你只要不去擾累他，他自然會休養(yǎng)生息，日臻富厚。（《中國政治常識》第十章《漢武帝的內(nèi)政外交》）
劉邦是個無賴并非什么新論。
而史書上對文、景二帝的無為而治、與民休息則評價甚高。似乎整個社會的財富積累，都與此二帝之政策密切相關。然先生獨獨指出，“在私有財產(chǎn)制度之下，人人都急于自謀，你只要不去擾累他，他自然會休養(yǎng)生息，日臻富厚”。
這也并非皇 帝一人的功勞，是人性使然，當然其大前提是“在私有財產(chǎn)制度下”，小前提是你不去擾累他。假如你像前面的秦始皇、后面的隋煬帝那般，雖大前提沒變，然其好大喜功，大興土木，百般萬般地去“擾累”百姓，那他又如何能休養(yǎng)生息，日臻富厚呢？而古往今來，統(tǒng)治者擾累民眾之事還少嗎？
他對漢武帝的評價也不甚高，與《漢武大帝》電視劇所展示的“漢武帝的雄才大略使?jié)h朝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簡直判若倆人：
漢武帝并不是真有什么本領的人，但是他的志愿，卻較文、景兩帝為大，不肯蹈常習故，一事不辦，于是久經(jīng)擱置的問題，又要重被提起了（同前）。
漢武帝的用兵，是很不得法的，他不用功臣宿將，而專用衛(wèi)青、霍去病等椒房之親。紀律既不嚴明，對于軍需，又不愛惜，以致士卒死傷很多，物質(zhì)亦極浪費（衛(wèi)青、霍去病大出塞的一役，漢馬死者至十余萬匹，從此以馬少則不能大舉兵事。李廣利再征大宛時，兵出敦煌的六萬人，私人自愿從軍的還不在其內(nèi)，馬三萬匹，回來時，進玉門關的只有一萬多人，馬一千多匹。史家說這一次并不乏食，戰(zhàn)死的也不多，所以死亡如此，全由將吏不愛士卒之故，可見用人不守成法之害）。
只因中國和匈奴，國力相去懸絕，所以終能得到勝利。然此乃國力的勝利，并非戰(zhàn)略的勝利（同前）。
我沒有看過《漢武大帝》，不知漢武是如何“大”的。但“漢武帝并不是真有什么本領的人”“漢武帝的用兵，是很不得法的”，這些無論如何談不上雄才大略的。希望該劇的編劇與導演可以反駁呂先生的話。
先生認為，清朝的統(tǒng)治者對待漢人的方式，為“明目張膽摧折漢人的民族性”——
從來開國的君主，對于前代的叛臣投降自己的，雖明知其為不忠不義之徒，然大抵把這一層抹殺不提，甚且還用些能知天命、志在救民等好看的話頭，替他掩飾，這個可說是替降順自己的人留些面子。清朝則不然。對于投順他的人，特立貳臣的名目，把他的假面具都剝光了。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大興文字之獄，以摧挫士氣。乾隆時開四庫館，編輯四庫全書，卻借此大燒其書。從公元1763到1782二十年之中，共燒書二十四次，被燒掉的書有五百三十八種，一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部之多。不但關涉清朝的，即和遼、金、元等有關涉的，亦莫不加以毀滅。其不能毀滅的，則加以改竄……
他又開博學鴻詞科，設明史館，以冀網(wǎng)絡明季的遺民。然被其招致的，全是二等以下的人物，真正有志節(jié)的，并沒有入他彀中的??！（《中國政治常識》第三十一章《清代的盛衰》）
清朝的大興文字 獄，借編輯四庫全書之名而行燒書、改竄之實，這是許多人都知道的事實。然特立貳臣名目，將叛臣的假面具都剝下，其用意正與大興文字獄同，為的是摧挫漢人之士氣。如此見識，就遠超許多人，更非那些寫《康熙大帝》《雍正皇 帝》《乾隆皇 帝》之人所能比擬的了！
而類似之真知灼見，書中比比皆是，感興趣的朋友自可去閱讀全書，不勞我在此羅嗦。
在結束本文之前，我想回到書名《中國政治常識》之“常識”二字上來?！秶Z辭典》解釋“常識”是“謂一般人所應有且能了解之知識，對專門學識言”。但請別小看這一般人都應有且能了解之“知識”，就上述呂先生所拈出之常識，又有多少人能夠具有呢？呂先生此“常識”，其實就是他的史識，是他本著一顆求真之心，在掌握大量歷史事實之基礎上所形成的。雖曰常識，得來非易。
朱學 勤先生曾言：“知識是一個境界，見識是一個境界，知識、見識之上的膽識，則更是一個境界。說得淺白一點，大概一桶知識換來一滴見識，而僅有見識卻還是不能換來膽識，只有再加一點其他稀有元素，一桶見識才能化為一身膽氣?！保ā独︻櫆省罚?br>
而呂先生的“常識”，大約就是朱學勤先生眼中的“膽識”吧。郁土微信相關文章
————————
郁土：乾隆的皮鞭
郁土：康熙的軟硬兩手
郁土：王錫侯與約翰遜
“文章者窮人之具也”
康熙是如何巧妙地“剔除被支配民族的脊骨”？
本站僅提供存儲服務，所有內(nèi)容均由用戶發(fā)布，如發(fā)現(xiàn)有害或侵權內(nèi)容，請
點擊舉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