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歷史上的封建地主制時代，存在著比西歐發(fā)達的市場。這種市場是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之上的。小農與市場的聯系相當密切，以至流通已成為小農經濟再生產的一個必要環(huán)節(jié)。但這種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的市場(可稱為傳統(tǒng)市場)和建立在現代社會化大生產基礎上的現代市場存在著很大區(qū)別，它具有自己特殊的經濟概念、經濟現象和經濟運行方式。我國封建地主制形成時期小農經濟與市場的聯系，以及在這基礎上形成的經濟概念、經濟現象和經濟運行方式。在《管子》書中有生動的反映。
《管子》是先秦諸子中對經濟問題論述最多、最集中的一部。在現存《管子》76篇中，涉及經濟問題者超過1／2，以論述經濟問題為主者約占1／3強?！豆茏印穼洕鷨栴}的論述是站在封建國家的立場上，始終圍繞國家對社會經濟生活的管理而展開的，它并沒有直接講述小農或地主的經營與運作。但農民是當時入耕出戰(zhàn)的主力，是封建國家依以存在的根基，因此《管子》的論述不能不涉及農民經濟的各個方面。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管子》的經濟學正是在封建地主制的小農經濟的條件下形成的特殊的經濟學。
對《管子》的著作年代和思想體系。學術界存在很大分歧?！豆茏印贩且蝗酥P，亦非一時之書，已成定論。現在的問題是，《管子》成書于戰(zhàn)國呢?還是分別成書于戰(zhàn)國至秦漢?它是不同學派著作的雜湊呢，還是大體屬于同一學派的著作?我贊成張岱年先生關于《管子》是戰(zhàn)國時代推崇管仲的學者的著作匯集的主張[1]?！豆茏印犯髌獌热?、風格雖不完全一樣，但它們所論述和回答的問題彼此相聯系，具有基本一致的思想體系，其內容則深深打上戰(zhàn)國時代的烙印。關于這個問題，本文不可能展開討論。不過本文的目的，既不是論述《管子》的思想和理論，也不是考證《管子》時代的某些歷史事件，而是通過《管子》的思想、主張和有關論述，探討其所反映的社會情態(tài)的一個側面：封建地主制興起時期小農經濟與市場之關系。因此，退一步說，即使《管子》中果真有屬于漢代的作品，也并不對本文的目的構成妨礙。因為我們要探討的是較長時段的情態(tài)史，而不是較短時段的事件史。
本文擬分上下兩篇。上篇主要談戰(zhàn)國小農與市場聯系之加強及其種種表現。下篇主要談建立在以自給性生產為依托的小農經濟基礎的傳統(tǒng)市場的一些特殊經濟概念和經濟現象。
上篇
小農經濟是指在農業(yè)領域內與使用手工工具相聯系的個體經濟，它最本質的內涵，一是以個體家庭為生產和消費的單位，即把物質再生產和人口再生產結合在一個家庭中，二是以直接生產者的小私有制為基礎，這種小私有制包括對土地、農具、耕畜和其它生產資料程度不同的所有權。小農經濟曾經存在于不同時代，它并非一成不變的。我國小農經濟并非始于戰(zhàn)國，但戰(zhàn)國時代是它發(fā)展的新階段。
一、戰(zhàn)國小農經濟獨立性的加強
在我國，小農經濟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原始社會的晚期。我國中原地區(qū)從仰韶文化開始已普遍出現小型住房的遺址，其中有的房子遺址除有生活用具外，還有農業(yè)、手工業(yè)工具、糧食、窖穴等伴隨出土；這種情況到了龍山文化時期更為普遍，并出現了在小房子基礎上擴展而成的雙室和套室等較大的房子。這些住房的主人顯然已不是與生產分離的對偶家庭，而是具有獨立經濟的個體家庭[1]。按照恩格斯的說法，這種個體家庭的“最后勝利乃是文明時代開始的標志之一”[2]。這可以說是我國小農經濟之肇始。
不過，在很長時期內，這種小農經濟仍很幼弱，未能擺脫原始共同體的襁褓。他們在農作中主要使用木質耒耜，后來還有钁和錢镈等青銅農具，生產能力較低，荒地的開辟、農田溝洫排水系統(tǒng)的修建都要依靠集體的力量，田間勞動雖由各家單獨進行，但仍需在共同體內實行必要的互助協作，從而形成公有私耕的農村公社。我國上古時代長期存在的井田制，正是農村公社及其變體。虞夏商的奴隸社會、西周春秋的封建領主制社會，都是建立在井田制基礎之上的。[3]
在我國西周春秋封建領主制時代，全國土地和臣民的最高所有權名義上屬于周天子，實際上這種所有權是在同姓和異姓貴族中按等級分配的。貴族的領邑建立在農村公社的殘骸上。貴族領主在其領邑中不但擁有實際的土地所有權，而且實行政治上的統(tǒng)治，可以置官屬、養(yǎng)私兵、設刑戳、收族黨，同時擁有大片自營地(“公田”)和各項設施，形成一定的勞動分工和共同的經濟生活。在這種領邑中作為當時主要農業(yè)勞動者的庶民，不但在人身上依附于領主，實際上處于農奴的地位，而且在經濟上與領主相互依存，結合形成封閉程度頗高的經濟實體。起源于農村公社的井田制已蛻變成貴族領主的授田制。農民從領主那里領到一塊分地——“私田”和宅圃，用自己的農具在實際上歸他們使用的田宅上種植糧菜桑麻，并在村社的公有地上放牧、漁獵，形成其相對獨立的私有經濟。這也是小農經濟的一種模式。不過這種經濟的獨立性十分有限。農民必須首先在領主的“公田”中完成各種勞役，這是由農村公社公積勞動演化而來的徭役勞動，實質是封建勞役地租。由于單個家庭經濟力量不足，還流行著“耦耕”等農村公社換工協作的遺俗；家庭生產不能自我滿足的需要，則可從領邑內部的勞動分工中求得解決[4]?！兑葜軙?#183;大聚》談到周代的鄉(xiāng)邑，“興彈相傭，耦耕俱耘。男女有婚，墳墓相連，民乃有親。六畜有群，室屋既完，民乃歸之。鄉(xiāng)立巫醫(yī)，具百藥以備疾災，畜百草以備五味。立勤人以職孤，立正長以順幼，立職喪以恤死，立大葬以正同。……山林藪澤。以攻其利。工匠役工，以攻其材，商賈趣市，以合其用。……分地薄斂，農民歸之。”又據《鹽鐵論·水旱》載：“古者干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農民不離田畝而足乎田器，工人不斬伐而足乎陶冶，不耕田而足乎粟米。”這些均可視為對封建領主制時代貴族領邑內部勞動分工和自給自足生活的一種模糊的、詩化的回憶。
我們在西周春秋的一些文獻中(例如《詩經》中的農事詩)可以找到對農民生產和生活各個方面的描述，唯獨沒有農民在市場上交換的記載?！对?#183;衛(wèi)風·氓》有“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的詩句，好像是講農村的物物交換；但這位打著“貿絲”的招牌來相親的漢子，實際上是一個“士”，不能以此說明農村中的商品交換?！蹲髠鳌焚夜吣攴Q晉文公之治，“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征其辭”。這里“民”的概念比較籠統(tǒng)，在多大程度上與農民有關，難以確定。除此以外，很難找到與農村沾邊的商業(yè)活動的記載了。不是說當時沒有交換、市場和商業(yè)。有的。但在很大程度上這時的商人和商業(yè)是依附于貴族領主，并為貴族領主服務的，即所謂“工商食官”(《國語·晉語四》)。我國封建領主制時代市場的主體不是農民而是貴族領主。
這種情形，春秋戰(zhàn)國時代逐步發(fā)生了變化。大抵從西周末年起，公田勞役制已為農民厭棄，實際上難以維持。春秋初年，管仲在齊國率先實行“相地衰征”，即按土地數量和質量的等差收稅。稍后魯國實行的稅畝制與此相類。這種制度是以公田制被廢棄，農民份地固有化，并出現質量與數量的差別為前提的。它的實行反過來促進了農民份地的私有化。接著，農民逐步獲得了充當甲士的資格(在這以前，只有貴族下層的“士”才能充當甲士)，提高了政治地位，但卻以在稅之外增納軍賦為代價。軍賦則逐漸轉向以“田”為征納單位。從公田力役到相地衰征，其性質是從勞役地租轉變?yōu)閷嵨锏刈?。以后各國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削弱貴族領主勢力，相繼把賦祿以邑制度改為“賦祿以谷”的制度，貴族領主直接治民的權力被剝奪了，井田制的樊離被突破了。農民遂由領主的農奴轉化為封建國家的自耕農，他們向封建國家繳納的賦稅也成為真正的課稅意義上的稅。戰(zhàn)國時代，國家授田制的外殼雖然維持著，但農民份地已實際私有化，并出現貧富分化、土地占有不均現象。這一切變化的基礎是鐵農具的推廣，農民個體家庭獨立生產能力的大大加強[5]?？傊?，隨著生產力的發(fā)展和生產關系的變革，戰(zhàn)國時代小農經濟取得更為完整的形態(tài)，從而導致小農經濟與市場關系的深刻變化。
一方面由于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小農生產生活上的需求增多了，小農能提供市場的產品也增加了。另一方面，由于井田制的崩潰和領主制的破壞，在農民家庭經濟之上，已不存在前述貴族領邑那樣半封閉的經濟實體，農民經濟雖然力求自給自足，但由于規(guī)模狹小，總有不能自給的部分，這些部分一般只能從市場上取得；而他多余的產品，或用以換取其它必需品的產品，也只能到市場上出售。因此，戰(zhàn)國小農已擺脫從前對領主和領邑的依賴，獨立地出現在當時的市場上。
孟子對陳相的批評是大家所熟知的。他揭示了當時農民“紛紛然與百工交易”[6]的事實，指出“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于子”[7]。這種“通功易事”，在《管子》中被稱為“交能易作”(《治國》，本文引《管子》文，只注篇名，下同)和“通財交假”(《輕重甲》)。其意思都是互通有無，交換產品。總之，戰(zhàn)國小農已有較大的經營自主權，相當程度上已成為當時市場上的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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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閱李根蟠、黃崇岳、盧勛：《中國原始社會經濟研究》第十章，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
[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57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3] 參閱拙著《井田制及相關諸問題》，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89年第2期；《耦耕縱橫談》，載《農史研究》1981年第3期。
[4] 參閱拙著《井田制及相關諸問題》，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89年第2期；《耦耕縱橫談》，載《農史研究》1981年第3期。
[5] 參閱拙著《春秋賦稅制度及其演變初探》，載《中國史研究》1979年第3期。
[6] 《孟子·滕文公上》。
[7] 《孟子·滕文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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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流通成為小農再生產過程的必要環(huán)節(jié)
戰(zhàn)國小農要從市場上取得哪些產品呢?《管子》的作者從小農再生產的角度歸納為“耒耜械器，種穰糧食”(《國蓄》)兩大項。
戰(zhàn)國時鐵農具在黃河中下游地區(qū)已經普及?！逗Ｍ酢罚?#8220;今鐵官之數曰……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若其事立。”《輕重乙》：“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銚、一鐮、一鎒、一椎、一铚，然后成為農。”除“椎”以外均為鐵制。我們知道，西周時人們仍主要使用木質耒耜從事耕播，農家自己就可以制造或修理這些農具，無須購買，所以《詩·豳風·七月》說：“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據毛傳，“于耜”就是修耒耜。是農民自己的活。但鐵農具就非購買不可了。正因為這樣，《海王》作者提出用每個“耜鐵”(即耜的鐵刃套)加價十錢的辦法增加財政收入。《輕重乙》的作者甚至認為春耕即將開始時，通過什伍組織向農民攤售“耜鐵”，其收入可抵得上一季的收成。不管這些設想是否曾付諸實現，戰(zhàn)國時農民要從市場購買其必需的鐵農具，當系不爭之事實。
農業(yè)生產季節(jié)性強，一年一收。收獲后農民糧食比較寬裕，但要完納租稅，清償債務，購買必需品，又由于缺乏足夠的儲糧設施，他們往往急于出售糧食，而到春耕或青黃不接時，又要從市場購進多少不等的種子和口食?！吨螄菲研∞r經濟的這種特點概括為“凡農，月不足而歲有余者也”。商人利用這一特點買賤賣貴，“秋糴以五，春糶以束(十)”?！豆茏印穭t主張由政府發(fā)放農貸，限制商人的剝削。所謂“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貸之新”(《揆度》)。種子作為商品在其它文獻中也有記載。如《韓非子·內儲說下六征》載：“韓昭侯之時，黍種常貴甚，昭侯令人覆廩，廩吏果竊黍種而糶之甚多。”戰(zhàn)國大商人白圭也說過“長斗石，取上種”(《史記·貨殖列傳》)。這些記載表明，戰(zhàn)國時農民購買谷種是有一定普遍性的。
農業(yè)生產的季節(jié)性又導致勞動力使用忙閑不均的現象。小農經濟主要依靠家庭勞動力從事生產。《乘馬》說：“均地分力，使民知時也，……是故夜寢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為而不倦，民不憚勞苦。”這是在份地實際私有、賦稅均平合理、家庭獨立經營條件下，小農生產積極性高漲的寫照[1]。但即使這樣，在農忙時也往往感到人手不夠。尤其是勞動力緊缺的家庭。過去，這些困難可以通過村社或領邑內的換工互助來解決，現在卻不能不求諸市場了?！吨螄罚?#8220;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則民倍貸以取傭矣。”
不但農業(yè)生產，蠶桑生產的忙月，“口食薄曲”往往也要從市場購取(《輕重甲》)。
僅從以上材料看，戰(zhàn)國小農的生產已離不開市場，流通已成為小農經濟物質再生產的必要環(huán)節(jié)?！盾髯?#183;富國》說：“裕民則民富，民富則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這就是說，農民富裕了才能增加對農業(yè)的投入，精耕細作，多施肥料，奪取農業(yè)的豐產。這些農業(yè)投入中就應該包括通過交換取得的農業(yè)擴大再生產所必要的生產和生活資料。
農民從市場上購買的物品當然不止上述這些。例如農民普遍需要的食鹽釜甑，部分農民需要購買的衣物履冠等等，在這里就不細說了。
戰(zhàn)國小農能向市場提供什么商品呢?這需要對當時的農業(yè)生產結構和水平作些考察。
《管子》所反映的農業(yè)生產結構以谷物生產為主，谷物中又以粟占首位。五谷被認為是“民之司命”(《國蓄》等)，粟被認為是“有人之途，治國之道”(《治國》)。戰(zhàn)國的糧食產量，據《漢書·食貨志》所載戰(zhàn)國初年魏李悝的說法，是畝產一石半。這畝是周畝，石是大石。[2]《管子》中有些記載比這高。后者如《治國》篇講嵩山以東，河汝之間“中年畝二石”?！遁p重甲》說“一農之事，終歲耕百畝，百畝之收不過二十鐘”，每畝二“釜”，也是兩石。這和前些年出土的銀雀山竹書《田法》關于“中田小畝(周畝)畝二十斗，中歲也”的記載一致[3]。當時的勞動生產率，《臣乘馬》有“民食十五之谷”的說法。即農民生產的糧食中農民家庭食用量要占一半左右。以李悝所說每人每月平均食粟1.5石，每年18石算，五口之家食用90石，六口之家食用108石。一個農戶耕種百畝的產量應倍于此數，每畝正在二石上下?！掇穸取罚?#8220;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是指一個農業(yè)勞動力生產量除自己外能供養(yǎng)多少人。《乘馬數》也有類似說法。以“中農挾四”論，一個農業(yè)勞動力的產量供養(yǎng)連自己在內的五個人。如一家五口兩個勞動力，每個勞動力負責供養(yǎng)的家庭人口連本人在內是兩個半人。他的生產量除此以外還可以再供應兩個半人，正好是一半對一半。這和“民食十五之谷”完全合轍。我在這里是就一般情況算的一筆大帳，撇開一些特殊事例和具體情節(jié)。它說明當時作為整個農業(yè)生產基礎的糧食生產已經能夠提供可觀的剩余。很有經濟頭腦的《管子》的作者是懂得這一點的?！秶睢氛f：“且君引錣量用，耕田發(fā)草，上得其數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計本(生產)量委(蓄積)則足矣。”這是戰(zhàn)國秦漢商品經濟和各項經濟文化事業(yè)蓬勃發(fā)展的基礎，也是中國封建地主制之所以能實行“見稅什伍”的租佃制的基礎。
糧食生產以外，戰(zhàn)國小農還經營哪些生產項目呢?我們先看《揆度》的記載：
食民有率，率三十畝而足于卒歲，歲兼美惡畝取一石，則人有三十石；果蓏素食當十石，糠秕六畜當十石，則人有五十石；布帛絲麻，旁入奇利未在其中也。故國有余藏，民有余食。
這里的“畝”是指“東畝”(齊畝)，每一東畝相當于0.64周畝。一人30畝，五口之家150畝，折成周畝為96畝。畝產1石，折成周畝則是1.56石／畝，比李悝所說的1.5石稍高。但總產150石，與李悝所說一致。可見《揆度》作者和李悝對戰(zhàn)國小農糧食生產規(guī)模和產量的估計很接近，但《揆度》所載除種糧外，還臚列了園藝、畜牧、桑麻紡織等生產項目，這些多種經營的收入占農家生產總收入40％以上。相比之下，《揆度》較可信，李悝所言則有片面性；片面性不在于對糧食產量的估計，而是在于忽略了農家的副業(yè)生產。
對當時的生產結構，我們還可以從《立政》的有關論述中獲得進一步的認識：
山澤救于火，草木殖成，國之富也，溝瀆遂于隘，障水安于藏，國之富也；桑麻殖于野，五谷宜其地，國之富也；六畜育于家，瓜瓠葷菜百果備具，國之富也；工事無刻鏤，女事無文章，國之富也。
對以上五項主要生產事業(yè)，分別設置五種職官。虞師管山澤“以時禁發(fā)”，為老百姓提供建筑用材和柴薪等。司空管水利。桑麻、五谷同屬大田作物，政歸司田。園藝畜牧為農家副業(yè)，政歸鄉(xiāng)師。更有意思的是“女事”與桑麻分開，與“工事”同歸工師掌管。
種植桑麻，從事紡織，從總體看應是農家僅次于糧食的生產項目。戰(zhàn)國時小農家庭耕織結合的最明確記載見于《尉繚子·治本》：“夫在耘耨，妻在機杼。民無二事，則有儲蓄。……春夏夫出于南畝，秋冬女練[于]布帛，則民不困。”商鞅改革規(guī)定“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史記·貨殖列傳》)，說明農民家庭男耕女織相當普遍。何況紡織業(yè)素稱發(fā)達的齊國呢?不過應當指出，從事紡織的不光是農家婦女，一些“士”和官僚貴族的妻妾以至女奴亦以紡織為務。吳起因其妻織組不中度而把她趕走即為顯例(《韓非子·外儲說右上》)。故戰(zhàn)國文獻中常把農事與女工并列。從上引《八觀》記載看，可能有部分從事“女事”生產者不種桑麻，而從農民那里取得原料。另外，也有些農民家庭由于各種原因不事紡織，而象李悝所說那樣買布制衣。但無論如何，農家婦女仍然是紡織業(yè)的主要力量。
關于當時紡織業(yè)的勞動生產率，《揆度》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的記載。這說明家庭紡織業(yè)不完全是自給性生產，她們是可以提供不少剩余產品進行交換的。如不進行交換，就會出現孟子所說的“女有余布”的現象。
家庭紡織業(yè)產品和農業(yè)主要產品糧食同為市場上最重要的商品?！渡絿墶份d：
桓公曰：行軌數(準則)奈何?對曰：某鄉(xiāng)田若干，人事之準(按指社會需要)若干?谷重(谷價)若干?上曰：某縣之人若干?幣(貨幣)若干而中用?谷重(谷價)若干而中幣(貨幣)；終歲度人食，其余若干?曰：某鄉(xiāng)女勝事者終歲績其功業(yè)若干?以功業(yè)直(值)時而櫎(估計)之，終歲人已衣被之后余衣若干?
由于谷和衣(女工為鄉(xiāng)中之人，主要應為農家婦女)是當時最主要的商品。作者要求根據一個地區(qū)耕地、人口、勞力等比例，算出該地區(qū)能進入市場的余糧數量和余衣數量，以便投放與商品數量和價格相適應的貨幣量。
作為副業(yè)的園藝、畜牧和采獵，也有相當部分產品進入市場。如《八觀》把草木、桑麻、六畜稱為“時貨”，其豐盛與否成為貧富的標志?！遁p重甲》談到依靠山林、菹澤、草萊之所出來“通財交假”。該篇還講了這樣一個故事：齊國北澤發(fā)生大火，管仲認為是有利于農業(yè)和農民的好事。果然這一年農民早早就交納了租稅。這是因為北澤燒了，城中居民無法就近取得薪柴，“農夫得居裝而賣其薪蕘，一束十倍，則春有以倳耜，夏有以決蕓”。故事可能是虛擬的，但農民以副助農的事實必定是存在的，他們的生產費用相當程度上是依靠經營商品性副業(yè)取得的。
由于農民要從市場上購買必要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以維持其再生產，因此農民必須有意識地安排一部分能用以交換的產品的生產。從這個意義上講，戰(zhàn)國小農經濟中，已經包含了部分商品性的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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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術界不少人主張“均地”是實行土地國有制下的授田制，我認為授田制只是一個虛殼，農民份地巳實際私有化，此問題，容另文詳述。關于“均地”的實際意義是“相地衰征”、平均稅負，可參閱巫寶三《管子經濟思想研究》第二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
[2] 參見昊慧《中國歷代糧食畝產研究》，農業(yè)出版社1985年版。
[3] 參閱李學勤《銀雀山簡<田法>講疏》，載《中國文化與中國哲學》，東方出版杜1986年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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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村集市的出現
“市”在我國起源很早。相傳神農氏之時“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周易·系辭下》)。這實際上是原始部落間互通有無的交換活動，這種“市”未必形成固定的地點與時間。固定的“市”出現在原始時代向文明時代過渡之際。這些“市”是設在城中的，一直到春秋時代仍然是這樣?！掇穸取氛f“百乘之國，中而立市”，“千乘之國，中而立市”，“萬乘之國，中而立市”，就是指這種市。《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國”即都城，其布局中，宮室前面是“朝”，后面是“市”，市的面積占有“一夫”、即方百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之地?！秶Z·齊語》載春秋初年管仲相齊，對國都和鄙野居民分別進行編制，“國”中居住士、商、工，商人安排在“市”區(qū)附近，劃分為三鄉(xiāng)。而野只居住農民，無市，無商?！蹲髠鳌分兴d的“市”，都是指“國”中之市?？梢姡覈呵镆郧安淮嬖谵r村集市，起碼不存在有一定普遍意義而足以引世人注意的農村集市。在封建領邑制和井田制尚未瓦解，農民還離不開他依以生存的共同體的條件下，要形成以農民為主體的農村集市恐怕是不可能的。
戰(zhàn)國時代情形不同了，農村集市的確出現了。《乘馬》云：
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無市則民乏。
方六里，一乘之地也。……則所市之地六步一斗，名之曰中，歲有市，無市則民乏。
方六里名之曰社，有邑焉，名之曰央。立關市之賦。黃金百鎰為一篋，其貨一谷，籠為十篋，其商茍在市者三十人，其正月(按正月指征稅之月)十二月，黃金一鎰，命之曰正布。
暴、部、聚是《乘馬》作耆設計的各級行政組織(“官制”)的名稱，聚之上還有鄉(xiāng)和方。一聚包括25個暴。(有些學者認為聚是方150里，不確。這是把暴、部、聚當作土地面積依次遞進的計量單位。而據“方六里命之曰暴”推算出來的。如果按這樣計算，暴方六里是36方里，聚方一百五十里是22500方里，聚相當于625暴。顯然是不對的。)暴是一個什么樣的組織呢?《乘馬》在談到“邑制”即居民組織時說：“五家為伍，十家為連，五連為暴。”一暴50家，要承擔一乘之賦?？梢?，“暴”實際上是一個村邑，或在村邑基礎上編制的基層組織，是一個經濟實體。聚是一級行政單位，未必是經濟實體。所謂“聚者有市”，是指在“聚”這一級行政單位管轄范圍內必須設市。市實際上設置在位置比較適中的村邑中。所謂“方六里名之曰社，有邑焉，名之曰央，立關市之賦”，應即指此?！墩f文》：“央，中央也。”《玉篇》：“央，亦位內，為四方之主也。”從集市的要求看。這個置市的“邑”的應在“聚”的中央。名之為“央”，也就是中心村邑的意思。顯然這是農村集市，而不同于以往的“國”中之“市”。這種集市的交易圈的半徑有多大，我們也可以根據《乘馬》的記載作些推算。如果把一個“聚”范圍內的25個“暴”依次排列為一個整齊的方陣，如下圖。
在這個方陣中，每一小方格代表一暴，方六里，每一行代表一部，整個方陣代表一聚，方三十里。中間那個方格代表的“暴”是設市的“央”邑。從“央”的正中心到正方形每邊的中點距離為15里，到四角的距離為21里。折算為公里則分別為6.24和9.73。我們可以大致把6—9公里視為《乘馬》所設計的農村集市制度的交易半徑，而把一聚的范圍方三十里(即900方里＝l55.6平方公里)視為交易腹地?！冻笋R》作者的這種設計是合理的，有根據的，因為在古代農民趕集主要靠步行，頂多是用牛車，走6—9公里大約需3小時左右，符合農村集市在一天內往返并完成交換活動的要求。這和近世山東農村集市的布局相當接近。例如據許檀等的研究，明清山東農村生產資料集市的交易半徑一般在4～8里之間，個別最長也只10.3公里。從戰(zhàn)國到明清相隔二千余年，在同一地區(qū)的農村集市竟有如此相似之處，這不應該是巧合，而是由農村集市活動的內在規(guī)律所使然。由此可見，《乘馬》所載并非向壁虛構，一定是農村中相當普遍地出現了集市，《乘馬》作者才會據此作出上述設計，試圖使農村集市制度化，并把它納入封建國家對社會經濟生活的管理體系之中，對農村集市的參與者征收攤位稅和貨物稅。
《乘馬》的這套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曾付諸實施的。設市的村邑人物薈萃，為了管理方便，“聚”的行政機構很可能設置于此。因此，市與聚結下不解之緣，其影響及于后世。朱桂昌先生育《古“聚”考說》之作。他認為“聚”作為里落的一種的名稱與一般里落的區(qū)別，正是聚中有市。除舉《乘馬》上引文為證外，又指出漢代長安西的細柳聚有市，故又稱“柳市”，王褒《僮約》中也有“擔荷往來市聚”句等。他從《史記》三家注、《漢書》及顏注、《后漢書》及李注、《續(xù)漢書》及劉注、《晉書》、《水經注》等文獻中收集了專稱聚的地名99個，詳細列表，并繪出分布圖。這篇文章的貢獻在于突破了中國農村集市到唐宋時代才出現的流行觀點。但文章認為市聚形成于西漢則是可商的。這與作者把《管子》當作西漢作品有關。其實，即使在認為《管子》中許多篇章出于漢人之手的學者中，也幾乎一致認為《乘馬》是戰(zhàn)國時代作品。因此，把《乘馬》“聚者有市”看作漢代情形反映顯然是不妥當的。
戰(zhàn)國時代的其它文獻也能證明當時農村集市的存在。
例如《戰(zhàn)國策·齊策五》載蘇代對齊閔王說：如果打起仗來，“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止事而奉王”。這種“置社有市之邑”，與上引《乘馬》所述完全一致。
臨沂銀雀山漢墓中出土的戰(zhàn)國竹書中有《市令》一篇。其中談到了兩種市。一種是“國市”：“國市之法，外營方四步，內宮爯(稱)之”。規(guī)模比《考工記》所載的市還大。其中還有“肆邪市列之數”。另一種是“邑市”：“……吏者具，乃為市之廣陜(狹)小大之度，令必爯(稱)邑，便利其出入之門，百貨財物利。市必居邑之中，令諸侯、外邑來者毋□□□……”。前一種是傳統(tǒng)的都城中的市場，后一種與《乘馬》、《齊策》所載的“市”性質相似，屬于新興的農村集市。但從參與交易的有從“諸侯外邑來者”看，某些邑似有向小城鎮(zhèn)發(fā)展之趨勢。
上舉諸例，恰好都是屬于齊地的。這說明戰(zhàn)國時齊國的市場與商品經濟相當的發(fā)達。不過，當時的農村集市，并非只存在于齊國。例如《韓非子·外儲說左下》載：“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曰：‘道遠日暮，安暇語汝’。”這就很象到農村集市中趕集賣豬的?！俄n非子》還有類似記載。不過這些記載尚欠明確，我們不妨從另一個角度作些考察。
從上引《乘馬》文得知，農村集市是要征稅的，攤位稅征糧食，貨物交易稅征貨幣。農村集市中雖有商人插足其間(詳后文)，但市場主體仍為農民。關市之征遂成為農民負擔之一。如《治國》就把“關市之租、府庫之征(軍賦)、什一之粟(田租)、廝輿之事(力役)”并列為農民對國家的四大負擔。對關市之征應該采取何種政策，是戰(zhàn)國思想家們討論得沸沸揚揚的一個問題。以荀子為代表主張“平關市之征”?！盾髯?#183;富國》提出“裕民”主張，認為“裕民則民富，民富則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如何“裕民”呢?政策措施是“輕田野之稅，平關市之征，省商賈之數，罕興力役，無奪民時”。這里的“民”明明白白指農民，其政策建議條條都是為農民排憂解難。這里的“市”主要應指農村集市，起碼是包括了農村集市。蓋荀子看到農村集市與農民再生產關系密切，“平關市之征”意在降低農民的交易費用。以商鞅為代表則主張“重關市之賦”?！渡叹龝?#183;墾令》說：“重關市之賦，則民惡商。”他也看到農民要把他們的產品(主要是糧食)拿到市場上(主要是農村集市)出售，他設想用“重賦”限制農民在集市中的交易活動，又用“出粟授爵”的辦法吸收農民余糧，使“農不得糶”、“商不得糴”。主要用意在“抑商”，而迫使農民專一勉力于農業(yè)生產。荀、商所代表的政策思路可以說是截然相反的，但卻從不同側面反映了戰(zhàn)國時農村集市的普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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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商人插足于小農的再生產過程
前面說過，戰(zhàn)國以前的商業(yè)和商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附領主貴族并為領主貴族服務的，他們主要從事遠途販運貿易，很少和小農的再生產發(fā)生聯系。最典型的材料是《國語·齊語》：
令夫商，群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jiān)其鄉(xiāng)之資，以知其市之賈，負任荷擔，服牛軺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旦暮從事于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
《管子·小匡》是在《齊語》基礎上修收補充而成的，它在士農關系方面對《齊語》作了很大改動，上引談商人這段則大體保持原樣，但在“市賤鬻貴”后加了“是以羽旄不計而至，竹箭有余于國，奇怪時來，珍異物聚”等語，把這種遠途販運貿易為領主貴族服務的性質反映得更加清晰，而為人們所樂于引用。因為當時工商是為領主貴族服務的，所以他們居住在“國”(城)中，而與居于野的農民分開。《齊語》載管仲“制國以為二十一鄉(xiāng)：工商之鄉(xiāng)六；士鄉(xiāng)十五”。“士”脫離生產，平時講求禮義，戰(zhàn)時充當甲士，屬下級貴族，故“士鄉(xiāng)”實際上是貴族之鄉(xiāng)。管仲以士鄉(xiāng)為基礎把“國”分為三部分，由齊君和國子、高子二卿分別各帥五個士鄉(xiāng)，即為“三軍”。而把六個工商之鄉(xiāng)(工鄉(xiāng)、商鄉(xiāng)各三)分別搭配到這三部分中。即所謂“參國起案，以為三官……工立三族，市立三鄉(xiāng)”。商人之從屬于領主，反映得清清楚楚；而后來之軍市，亦即淵源于此。
由于商人主要從事遠途貿易，故上古時代往往“商旅”連稱?！兑?#183;復卦》：“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考工記》：“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直到戰(zhàn)國初年，墨子說“商人之四方，市賈倍徙，雖有關梁之難、盜賊之危，必為之”，仍是遠途販運商。
春秋時代，工商食官的制度逐漸松弛，私營工商業(yè)者陸續(xù)出現，但從《左傳》《國語》的材料看，當時的商人仍然主要在各諸侯國之間進行貿易，而且他們并沒有擺脫對貴族領主的依附。有關情形，李劍農先生已論之甚詳。
首先指出戰(zhàn)國商人與農民發(fā)生密切關系這一不同于前代的特點，也是李劍農先生。他說：
春秋時期，“封建”領主為商人之重要顧客，贏利之取得，亦以得自領主者為多，下層農民尚未直接感受商人剝削之勢力。迨入戰(zhàn)國以后，則大異矣?！秶摺酚浫躅D說秦王曰：“天下有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耙銚推耨之勞，而有積谷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也。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也。”此言農民受商人之剝削，農民之收獲，全被商人榨取而去也。蓋自春秋晚期，諸侯兼并之土地日廣，政權集中，下層農民，身份上漸趨解放，近于自由之佃民，因農業(yè)技術之進步，農作物之數量亦漸加，多數農民，皆成為商人之顧客；商人剝削之勢力，遂直接及于農民。
李氏的觀察是敏銳的。但對農民之所以受商人剝削的原因的分析，則義有未盡。前面已經提到，戰(zhàn)國時代的農民已擺脫對原有封建領主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依附，以獨立的商品交換主體的角色參與市場活動，成為市場上重要的商品供應者，同時又要從市場上購取維持其再生產的一些必要的物質資料，流通已成為小農經濟物質再生產的必要環(huán)節(jié)。只有在這樣的前提下，商人插足小農再生產過程，并居間剝削，才成為可能的和必然的。
在戰(zhàn)國有關文獻中，把商人對農民剝削的問題提得最尖銳、分折得最透徹的，要數《管子》。例如：
彼時有春秋，歲有賑兇，政有急緩，故物有輕重。歲有賑兇，則民有羨不足；時有春秋，則谷有貴賤。而上不調徭，故游商得以什佰其本。(《七臣七主》)
歲有兇穰，故谷有貴賤；令有緩急，則物有輕重。然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國蓄》)
今天下起兵加我，民棄其耒耜出，持戈于外，然則國不得耕，此非天兇也，此人兇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財物與其五谷，為售厭分(按，分，半也；厭分指滿足于半價)而去。賈人受而廩之，然則國財之一分(按，分，半也)在賈人。師罷民返其事，萬物反其重(按，“反其重”指恢復原來的價格)。賈人出其財物，國幣之少分(按，指少半)廩于賈人。若此則幣重三分，財物之輕三分。賈人市于三分(按，文中之“三分”均指三分之一)之間，國之財物盡在賈人……(《揆度》)
今君之籍取以征，萬物之賈(按，賈通價)輕去其分(按半也)，皆入于商賈……故賈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時，貧者失其財，是重貧也；農夫失其五谷，是重竭也。(《輕重甲》)
古人有行商坐賈之說?！墩f文》：“賈，市也。一曰坐賣售也。”故上引《管子》文中這些被稱為“賈人”、“蓄賈”和“商賈”的人，已不是那種通四方之珍異、為領主服務的行商，而是一方面收買農民的農副產品、另方面向農民供應所需物資的坐商了。他們是利用農副產品和農用物資的價格波動，買賤賣貴，囤積居奇，從而攫取巨額利潤的。什么因素導致農副產品和農用物資的價格發(fā)生波動呢?根據《管子》的分析，可以歸納為自然因素和社會因素兩個方面。自然因素就是所謂“時有春秋，歲有賑(按，賑，富也，指豐年)兇”。豐收年份或秋收季節(jié)，一般谷多價賤，受災年份或春耕青黃不接之時一般谷缺價貴。社會因素主要是政府的急征暴斂。為了應付政府的需索，農民只好賤價拋售手頭的糧食和財物，而政府需索的物品則因此價格倍徙。戰(zhàn)國時戰(zhàn)爭頻繁的社會環(huán)境，又使政府的賦斂變得更加急迫和苛重。上述因素導致的價格波動，給商人買賤賣貴、侔取暴利提供了機會；而商人的興波助瀾、囤積居奇，又反過來成為加劇價格波動的重要社會因素。不過，上述諸種因素在一定意義上說都屬于外部因素，更根本的因素要從小農經濟自身尋找。也就是說，這種價格大幅度波動，是在封建地主制形成時期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的市場所固有的現象。關于這個問題，我們下文還要展開分析。
商人插足農民再生產過程的現象的出現，不晚于春秋戰(zhàn)國之際。春秋末年計然的“平糶齊物”和戰(zhàn)國初年李悝的“平糴法”，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提出來的。因為如果不是農民與市場發(fā)生了聯系，而商人從中漁利，就沒有必要提出這類政策。而著名的商人范蠡和白圭。都做農副產品的生意。由于商人插足于農民再生產過程，而農業(yè)收成與“天時”(包括氣候的季節(jié)變化和豐歉的年度變化)關系密切，于是又從農時中衍生出經商活動的“逐時”的“趨時”的觀念。計然、白圭等人還根據太陰(木星)運行周期中在天穹中的不同位置判斷年成的水旱豐歉，并從而進行商情預測，以此作為一切商業(yè)活動的基礎。這些現象表明戰(zhàn)國商人已經和小農經濟的再生產結下了不解之緣。
戰(zhàn)國中晚期，一些商人通過插足農業(yè)、剝削農民積累了大量財富，并力圖在政治上尋找代理人。由于他們對農民的剝削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封建統(tǒng)治的基礎，對中央集權國家構成威脅?！遁p重甲》說：“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非君之所賴也，君之所與也。”指這些蓄賈富商形成與國君抗衡的力量?！渡叹龝氛劦睫r貧商富的現象?！俄n非子》也談到“富賈”“奸賈”及其買爵鬻官的活動。如《五蠹》說：“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財，蓄積待時而侔農夫之利。”又說：“爵可買則商工不卑矣。奸賈貨財得用于市則商人不少矣。聚斂倍而數尊，過耕戰(zhàn)之士，則耿介之士寡而高價之民多矣。”可見《管子》所述現象并非孤立的。正是針對這種現象，戰(zhàn)國法家的代表人物提出了激烈的抑商政策。
下篇
我國封建地主制下的小農經濟雖然與市場有著密切的聯系，并且已包含了部分商品生產，但它仍然是以自給性生產為基礎和依托的一種經濟。這種經濟從根本上說并未脫出自然經濟的范疇，雖然它已經是一種不完全的、半開放型的自然經濟。在這種小農經濟的基礎上形成的市場，具有不同于近代市場經濟的特殊經濟概念、經濟現象與經濟運行方式。作為封建地主制形成階段的戰(zhàn)國時代，又具有不同于封建地主制發(fā)展比較成熟階段的若干特點。茲將這些特點在《管子》一書中有所反映者，略舉數端如下：
一、“貨”的多層次含義與用法
“商品”這一概念是近世從西方傳入的。在中國古代，商品和貨幣往往用“貨”來表示?！稘h書·食貨志》說：“《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谷可食之物，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鄧福秋女士據此認為“貨”指貨幣或商品。時人已把布帛怍為自然經濟瓦解后具有普遍性之商品，認識其既有“可衣”的使用價值，又有“分財布利通有無”之交換價值，與西方資本主義出現后之經濟學頗相吻合。又引《左傳》、《孟子》文論證“貨”字早在春秋戰(zhàn)國時即指商品或貨幣[1]。
其實，“貨”這個概念有一個發(fā)展變化的過程。從戰(zhàn)國談經濟最多的《管子》一書看，“貨”字的含義和用法比《漢書·食貨志》的說法復雜得多，反映了一種更原始的觀念?！豆茏印分械?#8220;貨”起碼有四層含義和用法：
1，泛指生產品或財物。如《權修》：“家(民家)與府(政府的倉庫)爭貨。”泛指財物。《乘馬》：“事不治則貨不多。”“事”指生產，“貨”指產品。泛指產品或財物時又往往以農副產品為主。例如《乘馬》講對農民實行“均地分力”政策，“與民分貨”，即收獲之農產品政府與農民分成，實際上是征收實物稅。由于“貨”出自農，《八觀》又有“本貨”之稱。
2，指糧食之外的其它產品或財物。如《八觀》：“山澤雖廣，草木毋禁；壤地雖肥，桑麻毋數；薦草雖多，六畜有征，閉貨之門也。故曰時貨不遂，金玉雖多，謂之貧國也。”這些“貨”不包括糧食在內，但主要還是廣義的農副產品，其生產有季節(jié)性，故稱“時貨”。
3，指商品。《乘馬》：”市者，貨之準也。是故百貨賤則百利不得。”進入了市場的“貨”自然是商品。
4，指貨幣?！遁p重乙》：“黃金刀幣者，民之通貨也。”“通貨”可理解為用作流通手段的一般商品。
“貨”的這些含義和用法，根據何在，彼此有何聯系，是如何變化發(fā)展的?“貨”字是由“化”字演變而來的，兩字原通。“化”有化生、化育之意。古人認為天地化生萬物，即所謂“造化”?，F代語言叫“自然再生產”。自然再生產的產品為“化”。古代主要生產部門是農業(yè)，農業(yè)以自然再生產為基礎，手工業(yè)則以農業(yè)產品或天然產品為原料，故其產品均可稱“化”，即“貨”。于是“貨”成為一切產品或財物之泛稱。這可能是“貨”比較原始的含義。由于食物對人的生存至關重要，被人們突出出來，這才產生了糧食產品和其它一般產品與財物，即“食”與“貨”的區(qū)分。人類社會之初，一切產品均直接為滿足自身的某種需要而生產，只是偶然地用于交換，自然不能產生區(qū)別于一般產品的商品的概念。如前所述，戰(zhàn)國小農經濟中已包含商品生產的成分。但仍以自給性生產為基礎，而且小農的自給性生產和商品性生產是糾結在一起難以分開的。當時社會上已存在從事個體手工業(yè)的小商品生產者，但在整個社會經濟中不占主要地位。在這種條件下，人們還未能創(chuàng)造出一個區(qū)別于一般生產和一般產品的，用以表示商品生產和商品的特殊的名詞。在《管子》中一般產品和商品都用“貨”來表示，區(qū)別它們究竟屬于產品，抑或屬于商品，只能根據具體行文中“貨”是否進入市場，是否與商業(yè)活動有聯系來判斷。至于貨幣，《管子》一般稱“幣”，或直稱黃金刀布，“通貨”只是對貨幣性質的一種解釋。但出土的齊國刀幣中往往有“齊邦法化”或“即墨法化”等鑄文，“化”即“貨”，可見齊國貨幣確實稱“貨”。貨幣所以稱“貨”(“化”)，是因為它最初是利用珠貝金玉等比較珍稀的自然物充當的，是一種特殊的“貨”(“化”)。鄭玄注《周禮·大宰·九職》：“金玉曰貨。”注《九貢》：“貨貢，珠貝，自然之物也。”注《儀禮·聘禮》：“貨，天地所化生，謂玉也。”頗得其古義。但這只是“貨”中之一種，即后來被用作貨幣材料的特殊的寶貨。
《管子》中“貨”的這種含義與用法，在春秋戰(zhàn)國文獻并非特殊情況。拿上引鄧文提及的《左傳》和《孟子》說，其中的“貨”字，作名詞用時指財貨，作動詞用時指以財貨行賄賂[2]。《左傳·襄公四年》：“貴貨易土，土可賈也。”是說狄人重視財物，輕視土地，故可以財物換取狄人土地。“貨”指財物，由于它用以交換土地，帶有某些商品性質；但把它作為商品或貨幣專稱則不妥?！睹献?#183;公孫丑下》：“無處而饋之，是貨之也。”意指無正當理由的饋贈是一種賄賂，這里的“貨”與商品、貨幣無關。鄧文的兩處解釋均屬可商。最可注意的是《周禮》?！洞笤住肪怕氃疲?#8220;商賈阜通貨賄。”這里的“貨賄”自可理解的商品。但又有“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之文，這些作為貢賦物的“貨賄”則只能理解為一般的財物?！吨芏Y》有時單用“貨”表示商品，而不包括貨幣。如《司市》職文：“以商賈阜貨而行布(指作為貨幣之‘布’)。”《大宰》職文“九貢”中又有“貨貢”一項，與“祀貢”、“嬪貢”、“器貢”、“幣貢”、“材貢”、“服貢”、“斿貢”、“物貢”并列。這里的“貨”不是商品，不是貨幣，而是指珠貝一類可充當貨幣材料的特殊的自然物?！吨芏Y》中是否有用“貨”表示貨幣呢?《職金》職文中有“掌受士(主刑獄的官員)之金罰、貨罰”的記載，鄭注認為這里“貨”指“泉貝”。是否確當，尚待研究。不管怎樣，《周禮》中的“貨”有多種含義，并未形成專指商品或貨幣的“貨”的概念。這與《管子》情形相似，都是商品經濟發(fā)展局限性的反映。
現在再回頭看《漢書·食貨志》。《洪范》八政是指八種職官，“食”和“貨”是分別掌管糧食生產和其它生產的官。如把這是的“貨”理解為商品和貨幣，則意味著殷代已有專管商品和貨幣的官，這是匪夷所思的。班固對食貨作了新解釋。他取了前代“貨”的多層含義中的兩種，一是以布帛代表食物以外的產品，二是以金刀龜貝代表的貨幣。布帛的功能是“可衣”，“金刀龜貝”的功能是“分財布利通無有”。如果認為當時人已認識到布帛作為商品代表具有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兩重性，未免把古人現代化了。但班固確實強調“貨”的流通意義的?！稘h書·食貨志》上篇講以農業(yè)為主的社會生產，這就是“食”，下篇講以貨幣為中心的流通過程，這就是“貨”。應該講這是反映了對商品流通認識的一個新水平。中國古代沒有形成現代意義“經濟”一詞，“食”“貨”相連，即相當現代“經濟”的概念，并形成歷代沿用不替的正統(tǒng)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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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鄧福秋：《西漢前期的商業(yè)經濟區(qū)和全國統(tǒng)一市場》，載《中國史研究》1986年第4期。
[2] 楊伯峻，徐提編：《春秋左傳辭典》第651頁，中華書局l985年版；楊伯峻：《孟子譯注》附《盂于詞典》第449頁，中華書局l960年版。
[page_break] 二、“本”的概念的特殊性
戰(zhàn)國小農經濟由于和市場發(fā)生了密切關系，農業(yè)生產中“本”的概念已經產生。但它和現代成本的概念有很大的不同。現代講的生產成本，應包括在生產過程中所消耗的物化勞動和活勞動的總和。所消耗的活勞動的價值表現為工資。小農主要使用家庭勞動力，“工資”即相當于維持家庭勞動力生存和再生產所需的物質資料，首先是糧食。但這部分消耗，基本上不包括在戰(zhàn)國小農“本”的概念中。在物化勞動的消耗方面，農戶自己生產的產品也不計算在內。他們的“本”只包括用貨幣或其它手段從市場上取得的維持再生產的必要的物質資料。這在《管子》中已看得比較清楚。
《管子》中的“本”也是一個多義詞，表示農業(yè)生產中的“成本”的，只是其中的一個義項。茲先把有關記載摘引如下，然后再作些分析：
（1）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賡(按，償也)本之事。(《國蓄》)
（2）物適賤，則半分[1]而無予(按，買也)，民事不得償本。(《國蓄》)
（3）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鐘之藏，藏繦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鐘之藏，藏繦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蕓，耒耜械器，種穰[2]糧食，畢取于君，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然則何?君養(yǎng)其本謹也。(《國蓄》)
（4）民之無本者，貸之圃繦[3]。《(揆度)》
（5）事再其本，民無*[米+亶]賣其子；三其本，若為食；四其本則鄉(xiāng)里給；五其本則遠近通，然后死得葬矣。(《揆度》)
（6）故事再其本，則民有[4]賣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食足，事四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死得藏。(《輕重甲》)
（7）無本者予之陳，無種者予之新。(《輕重丁》)
從上述引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當時確已有農業(yè)生產“成本”的概念。“本”包括什么呢?例（3）“君養(yǎng)其本謹”。這里的“本”非泛指農業(yè)，而是指農業(yè)生產中之“本”。《說文》：“養(yǎng)，供養(yǎng)也。”《荀子·禮論》楊倞注：“養(yǎng)猶奉也。”“養(yǎng)其本謹”，猶言“謹供其本”。那么“本”即應主要包括上文的“耒耜械器，種穰糧食”。是不是包括農民所有的口糧呢?不是的?！冻汲笋R》說“民食十五之谷”，即農民一家口糧要占收獲總量一半左右，本文第一部分已通過各種材料的比較證明它是符合實際的。如果“本”包括農民全部口糧，則“本”起碼占收獲量的一半以上，這就根本不可能出現“三其本”、“四其本”、“五其本”的事。因此“糧食”一項只包括春耕夏耘期間農民所缺而需要從市場購進的部分。例（7）(《輕重丁》)“無本者予之陳”，《揆度》作“無食者予之陳”。這也說明農家所缺口糧包括在“本”之中。不但糧食如此，種子和械器也是如此，只包括需在市場購進部分。正因為這部分“耒耜械器、種穰糧食”都要從市場上購買。“大賈蓄家”才可能居間盤剝?！豆茏印纷髡咛岢鲆⒆銐虻募Z食和貨幣儲備，用借貸方式以供農“本”之需。例（4）則指對既缺土地又缺本錢的農民貸款，扶助他們發(fā)展需地較少的園圃業(yè)生產。
由于農家要用貨幣購買必要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對貨幣的需要量需有大致的計算?！渡街翑怠罚?#8220;幣準之數。一縣必有一縣中田之筴，一鄉(xiāng)必有一鄉(xiāng)中田之筴，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用。”最后一句指的就是家庭支出所需貨幣數量[5]。
那么，構成“本”的內容的，是需從市場購買的維持小農再生產所必要的物質資料，即農民生產中的貨幣性支出；它在農民的收入中占多大比例呢?我們不妨作些粗略的推算。按本文第一部分對戰(zhàn)國時農業(yè)勞動生產率的估算，農民已能提供較可觀的剩余，口糧和余糧約各占一半。因此，在正常情形下，應該是“四其本”、“五其本”，至少也是“三其本”。若農業(yè)生產收獲量的正常變幅在“三其本”至“五其本”間，農業(yè)生產上的貨幣性支出約占生產收入的33％～20％。若按（2）例，糧食按正常價格的1/4也賣不出手就要虧本，則“本”應占正常收入的25％。這種估算很難說有多大的準確性(當時也沒有可供精確計算的材料)，但它總可以使我們稍為具體地了解戰(zhàn)國時小農經濟與市場聯系之程度與局限。
魏金玉先生曾談到“特殊的封建的經濟計量的概念和方法”，其特點是“只計算貨幣的收入和支出，不計算非貨幣的收入和支出”[6]?！豆茏印返挠嘘P記載提供了一個早期的例證。
[1] “半分”，原作“半力”，據《管子集校》改，“半分”指正常價格的1/4。
[2] “穰”原作“馕”與下文“糧食”義重，據《管子集校》改。
[3] “繦”，本作”疆”，假為“繦”，指貨幣。
[4] “有”原作“無”，按上引《揆度》(例⑤)文意收。《管子集?！窊遁p重甲》改(揆度)，在“民無者賣其子”句“民”字加一“無”字，但“民無無*[米+亶]者賣其子”欠通，“賣其子”成了贅文。據下文估算，小農生產的“本”占其收入約25％，“再其本”則只有正常收入的一半，僅勉強供其口食而或不足，而且農民還要交稅還債，在這種情形下，“民無*[米+亶]者賣其子”恐怕是必然的現象，不誤。倒是《輕重甲》“事再其本，則民無賣者”與下文“三其本”才“衣食足”相矛盾，故需據《揆度》予以改正。
[5] 參見巫寶三《管子經濟思想研究》第53頁。
[6] 魏金玉：《封建經濟·自然經濟·商品經濟》，載《中國經濟史研究》l988年第2期。[page_break]
三、糧價的劇烈波動與糧食市場的局限
戰(zhàn)國小農經濟以至整個社會經濟是以糧食生產為中心的。研究糧價的變動對了解當時市場發(fā)育程度以及小農與市場的關系至關重要。現存文獻中缺乏戰(zhàn)國時代系統(tǒng)而精確的糧價資料，但從《管子》的有關記載亦可窺見當時糧價波動之巨大。
首先，不同季節(jié)間糧價差異明顯。《七臣七主》：“時有春秋，則谷有貴賤。”《治國》：“秋糴以五，春糶以束，是又倍貸也。”古以十為束。這是說商人春荒時的售糧價是秋收時收購價的一倍。
豐歉不同年份間糧價的變幅更大?！秶睢罚?#8220;歲有兇穰，故谷有貴賤……歲適美則市糶無予，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兇則市糴釜十鏹，而道有餓民。”鏹通繦，是穿錢的繩子，一鏹即一串錢，具體數目失載；若一繦為一貫，則十繦達萬錢，似太高?！秶睢酚终f：“物適賤則半分而無予……，物適貴則十倍而不可得。”即物賤時按平常價格l/4也賣不動，物貴時按平常價格十倍也買不到。兩者相差40倍以上?！遁p重甲》：“食三升則鄉(xiāng)有乏食而盜，食二升則里有乏食而盜，食一升則家有乏[1]食而盜。今操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民之無失，不可得矣。”“三升”指五谷中只有三種有收成，“二升”、“一升”類此。“不反之事”，即生產所得不償其本。所謂“食四十倍之粟”，殆指粟價四十倍其“本”。上文推算谷“本”為正常谷價的l/4，則這里“四十倍之粟”，實為平常谷價的十倍。若然，則與上引《國蓄》記載一致。這大概是相當普遍的情形，而非特例。
戰(zhàn)國比較正常的粟價是多少?《輕重甲》載：
粟價釜四十，則鐘四百也，十鐘則四千也，二十鐘則八千也。金賈四千，則鐘四百也，則二金中八千也。然而一農之事，終歲耕百畝，百畝之收不過二十鐘，一農之事，乃中二金之財耳。
上文談到“百畝之收二十鐘”與其它材料碰得攏，大體代表戰(zhàn)國后期產量水平，則“粟價釜四十”也應較可信，且與《漢志》載李悝所言粟每石三十文相近。但《山權數》又有“能明于農事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的記載。按《輕重甲》金價四千標準算，每石“食”高達500錢，為上例的十余倍。即使是米價，也相當高，而且沒有說是兇年糧價?！豆茏印分兴d糧價，最低釜十錢，高的有達千錢(上引“釜十繦”記載除外)者，相差百倍。從漢代糧價記錄最低者每石五錢(《漢書·宣帝記》)。最高的每斛萬錢(《漢書·高帝紀》)看，《管子》所述并非胡編，大致是戰(zhàn)國實際情形之反映。
糧價這種大幅度的波動有自然條件和生產力發(fā)展水平的原因，但更根本的因素存在于地主制下小農經濟自身。我國農業(yè)生產條件有著相當嚴峻的一面，自古以來，災害頻仍。春秋戰(zhàn)國鐵農具推廣以來，農業(yè)生產力有了很大進步，但農業(yè)生產仍然不穩(wěn)定。農產量的年變率很大。分散、孤立、經營規(guī)模狹小的小農經營使這種不穩(wěn)定性更為突出。小農由于其經濟力量的薄弱，儲糧手段不足，又處于受剝削的地位，即使是在正常的年份，也表現為“月不足而歲有余”的特點。遇到兇荒之年，這種“不足”就更形嚴重了。因此，小農既是糧食的供應者，在許多場合下又是糧食的需求者。在豐熟之歲，或正常年景的收獲季節(jié)，他們糧食“有余”，急于出售，市場上供大于求，糧價暴跌；在災荒之年，或正常年景春耕夏耘青黃不接的時節(jié)，他們又由糧食供應者變成糧食需求者，糧食市場在供給減少的同時需求劇增，從而引起糧價的大幅度上漲。正是封建地主制下小農經濟與市場聯系的這種特殊性造成了糧價的這種特別劇烈的波動。
在糧價的波動中，政府的政策與行為也起了很大的作用。這就是所謂“令有急緩，物有輕重”(《國蓄》)。如《輕重甲》說：“且君朝令而夕求具，有者出其財，無者賣其衣屨，農夫糶其五谷三分價而去。是君朝令一怒(通弩)，布帛流越而之天下。”類似的論述充斥于《管子·輕重》諸篇中。這種情形說明當時的小農對封建政府仍存在較強的依附關系。遠遠不是一個獨立自由的“經濟人”；同時也說明在當時的市場運作中，非經濟的因素仍起著頗大的作用，價值規(guī)律受到政治權力的扭曲?！豆茏印返淖髡呖浯罅诉@種作用，似乎糧食和其它物價都可以由政府通過對糧食和貨幣的聚散而一手操縱起來，形成極有特點的“輕重”理論。但這已不屬于本文的議題了。
《管子》中還有一些關于不同地區(qū)糧食價格差異的記載。如《輕重乙》載：“昔狄諸侯，畝鐘之國也，故粟十鐘而錙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錙金。”[2]。這是高產區(qū)和低產區(qū)的不同糧價，相差20倍。《輕重丁》：“齊西雨潦而民饑，齊東豐康而糶賤，……今齊西之粟釜百泉，則鏂二十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鏂二錢也。”則是一國之中受災區(qū)和豐收區(qū)糧價相差十倍。
中國幅員廣闊，各地自然條件不同，糧食產量，從而糧價差異頗大，不足為奇。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自然條件的相對嚴峻，自然災害時有發(fā)生，今年此地受災，明年可能彼地受災。今年此地未受災，但不能擔保明年不受災。西周春秋時期，諸侯國間有一種受災“告糴”的制度。所謂“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國語·魯語上》)。接受“告糴”的國家，則有救助義務，所謂“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左傳·僖公十三年》)。這實際上是在農業(yè)生產不穩(wěn)定條件下各地之間的一種特殊的相互依存的經濟聯系。戰(zhàn)國時代，農業(yè)生產力雖有較大發(fā)展，而農業(yè)生產的不穩(wěn)定狀況依然存在。但這時周天子的權威已蕩然無存，列國爭雄，告糴制度成為陳跡，各國在糧食貿易方面一般采取吸引外糧流入而防止糧食外流的保護主義政策?！豆茏印愤@方面的論述很多。如：
粟行于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于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于五百里，則眾有饑色。(《八觀》)
五谷興豐，君賤而天下貴，則稅于天下，然則吾民常為天下虜。(《地數》)
今谷重于吾國，輕于天下，則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揆度》)
商鞅也有相似的主張：
(金)[粟]生而(粟)[金]死；粟死而金生。……金一兩生于竟內，粟十二石死于竟外；粟十二石生于竟內，金一兩死于竟外。國好生金于竟內，則金粟兩死，倉府兩虛，國弱；國好生粟于竟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實，國強。(《去強》)[3]
所謂“粟生而金死”是指花掉金錢，買回糧食；所謂“粟死而金生”是賣掉糧食，換回金錢。商鞅極力鼓吹發(fā)展糧食生產，強烈反對輸出糧食。
《管》《商》這些主張雖然是為了足食足兵、統(tǒng)一天下。但也反映了戰(zhàn)國時各地區(qū)間土特產的交流雖然很活躍，但糧食的貿易卻受到很大的限制。這本質上與糧食生產還不穩(wěn)定，地方自給的封閉的經濟仍很強固有關。直到漢代還有“千里不販糴”(《史記·貨殖列傳》)之說。地區(qū)間糧食的余缺調劑主要靠政府調撥。其實，糧價的大幅度波動和各地之間糧價的巨大差異，本身就說明糧食市場發(fā)育程度甚低。這和明清時代一定程度上形成地區(qū)生產分工，糧食大規(guī)模長途販運，相關地區(qū)糧價波動呈現一致的趨勢等情形相比，差別是相當明顯的。從這個角度看，所謂戰(zhàn)國秦漢我國已經形成統(tǒng)一的國內市場的說法是很可懷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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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文中三“乏”字，原作“正”，今據《管子集?！犯?。
[2] 按《荀子·富國》，八兩為錙，以一金四千錢計，一錙(八兩)含2 000錢，為10鐘之價，則1釜20錢，這是高產區(qū)糧價。低產區(qū)則為釜四百錢。
[3] 高亨：《商君書注譯》第49頁中華書局197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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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糧價與其它物價變動的負相關
關于糧價與其它物價的動態(tài)關系，《管子》中有以下記載：
凡五谷者，萬物之主也，谷貴則萬物必賤，谷賤則萬物必貴，兩者為敵，則不俱平。(《國蓄》)
……管子對曰：“布織財物，皆之其貲(按，價也)。財物之貲與幣高下，谷獨貴獨賤。”桓公曰：“何謂獨貴獨賤?”對曰：“谷重則萬物輕，谷輕則萬物重。”(《乘馬數》)
彼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彼谷重而萬物輕，谷輕而萬物重。人君操谷幣準衡而天下可定也。(《山至數》)
粟重萬物輕，粟輕萬物重，兩者不衡立。(《輕重乙》)。
這是《管子》輕重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和顯著特色之一。學術界對此作了見仁見智的解釋。
最初提出和試圖解答這一問題的是梁啟超，他說：“吾初讀之而不解其所謂，及潛心以探索其理，乃知當時之谷兼含兩種性質，一曰為普通消費目的物之性質，二曰為貨幣之性質。當其為普通消費目的物也，其價格固與百物同，為貨幣之價格所左右。當其為貨幣則反是，而其價格常能左右百物之價格。”[1]梁氏此說，至今仍為一些學者所宗。其根據之一是《管子》中有“以谷準幣”(《山國軌》等)之語[2]。胡寄窗否定梁說，但他自己的解說矛盾頗多。他認為生產谷物所支付勞動量是恒定的，假如兇年減產50％，每石谷物所含勞動量(價值)及其以貨幣表現之價格倍于往年，須加倍之萬物始能與之交換，故產生谷貴萬物賤之錯覺。豐年則相反。胡氏立論依據是勞動價值論。問題是《管子》根本沒有形成勞動價值論的觀念，從上文分析《管子》所載農業(yè)生產中“本”的概念已充分證明這一點；又據上文所述，當時的糧價是經常偏離價值的。這又如何能用勞動價值論來衡量呢?在解說谷何以“獨貴獨賤”時，胡氏說：“因為食糧是勞動者消費的極大項目，而勞動費用又是商品成本中的極大項目，谷物價格對其它商品價格所起的決定影響是很顯然的。”照此說谷價和其它物價是正相關才對，何以谷貴萬物反賤呢?最后胡氏說谷物“還以一般等價物的姿態(tài)出現”，又回到他所否定的梁氏的淪點中去了。[3]馬非百與巫寶三力辟《管子》中谷物亦充當貨幣之說，認為這種理解與《國蓄》等篇所述“黃金刀幣者，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zhí)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按“司命”正指“五谷食米”)”之說相矛盾，而《管子》中“以谷準幣”或“以幣準谷”，不過謂在某種場合下，可以按時價將貨幣折成谷，或將谷折成貨幣，作為臨時的支付手段，但谷仍不是貨幣。但馬氏雖強調谷物對萬物以至貨幣之輕重處于主動地位，但實際上并沒對何以“谷貴萬物賤”作出解釋。巫氏則認為，谷物雖非一般等價物，但可通過貨幣的中介形成對萬物的一定比價；當谷物由于其特殊性而價格上漲或下跌時，其它物價及幣值不變，就會引起谷物和萬物比價的下降或上升。[4]
我完全同意馬巫二氏對“谷幣”說的批評。以谷為幣不但有悖《管子》論說之原意，在先秦其他文獻中也找不出以谷為幣的事實。“谷獨貴獨賤”比較好理解，因為谷物在當時社會生產中占主要地位，且是以自然再生產為基礎的，其收成受自然條件等因素很大影響，其價格的升降有自己的規(guī)律而基本不受其它商品價格所左右。“谷為萬物之主”，誠然包含了“五谷為萬物中之最要者”(巫著中引唐慶增語)的意思，但不止于此，它更重要的是表明了谷物價格對萬物價格的主宰關系，故說“谷貴則萬物必賤，谷賤則萬物必貴”。這就不是相對比價所能解釋得了的。如果谷價變，其他物價不變，只是比價發(fā)生變化，這體現不了谷物的主宰地位。因為其它物價變了，谷價不變，比價同樣可以發(fā)生變化。民以食為天，在古代以至近代，糧價對其他物價處于某種支配地位，不光是一種理論，而是一種事實。問題在于，當糧食以外的其它產品主要由吃商品糧的勞動者制造出來的時候。糧價和其它物價的動態(tài)變化應該呈現正相關；但如果糧食以外的其它產品是由以自給性生產為基礎和依托的小農經濟作為副業(yè)生產出來的時候。糧價和其它物價的動態(tài)變化就會呈現某種程度的負相關。
我在1988年論證我國封建地主制下的小農經濟，其商品性生產部分是以自給生產為支撐和依托的。當時我說過：
舉例說，《管子·國蓄》有這樣的話：“谷貴則萬物必賤，谷賤則萬物必貴。”這在商品經濟統(tǒng)治的社會是不可想象的；但當時的商品主要來源于地主制下小農的農副產品，他們有自己獨特的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當糧食豐收時，谷價雖賤，農民有較多糧食可賣，收入足供所需，其副業(yè)生產可以收縮，或把較多的產品留作自用，產品投放市場數量較少，故谷賤萬物貴。當糧食歉收時，谷價雖貴，農民沒有什么糧食可賣，收入不足以抵償其各項開支，甚至還要買進口糧，這樣，只好增加副業(yè)生產，把較多的產品投放市場，以彌補生計之缺，故谷貴萬物賤。這說明在當時地主制下的小農經濟商品生產是自給生產的補充，副業(yè)生產是糧食生產的補充，其農副產品投放市場的多寡，主要不是取決于市場的需要，而是取決于自身的需要。即以足夠換取自己不能生產的那部分物質資料和交納貢賦為度，其副業(yè)生產的規(guī)模及其產品投放市場的數量，則依據糧食生產滿足上述要求的程度來調節(jié)。[5]
我對上引《管子·國蓄》文的這一解釋，友人或以為非，我卻深信不疑。茲作補充論證如下：
論證之一：我在上文所講的“在當時地主制下的小農經濟，商品生產是自給生產的補充，副業(yè)生產是糧食生產的補充”，不但是當時農民的行為，而且是《管子》中政府的政策。
上文談到，在《管子》中，桑麻、六畜、草木等是農民重要副業(yè)，這些副業(yè)產品提供市場交換的比例較大，被稱為“時貨”。其重要生產基地是“山澤”?！栋擞^》：“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但當時以糧食生產為主，為了保證糧食生產的勞動力，政府對以山澤為基地的副業(yè)生產實行限制。所謂“山林雖廣，草木雖美，禁發(fā)必以時”；“江海雖廣，池澤雖博，魚鱉雖多，網罟必有正。”“非私草木、愛魚鱉也，惡廢民于生谷也。”(《八觀》)《小問》：
飄風暴雨不為人害，涸旱不為民患，百川通，年谷熟，糴貸賤，禽獸與人聚，食民食，民不疾疫。當此之時，民富且驕。牧民者厚收善歲，以充倉庫，禁藪澤。……飄風暴雨為民害，涸旱為民患，谷不熟，歲饑，糴貸貴，民疾疫。當此之時，民貧且疫，牧民者發(fā)倉廩山林藪澤，以供其財。……
《輕重甲》在談到在賈人乘時盤剝，“農夫失其五谷”的情況下，人君要“謹守其山林、菹澤、草萊”。因為“山林、菹澤、草萊者，薪蒸之所出，犧牲之所起，故使民求之，使民籍(通稽，刺取也)之，因以給之，私愛之于民，若弟之與兄，子之與父也，然后可以通財交假也”。由此可見，豐收之年，農民糧多富足，不必要生產和出賣許多副業(yè)產品，政府也采取某種限制副業(yè)的措施，于是出現“市不成肆，家用足也”(《權修》)的現象。根據供求規(guī)律，當是“谷賤萬物貴”?；那钢?，農民糧缺貧困，不得不多生產和出賣副業(yè)產品，政府也在政策上給予某些方便，涌向市場的非糧食產品增加。根據供求規(guī)律，于是出現“谷貴萬物賤”的形勢。
論證之二：“谷貴則萬物必賤，谷賤則萬物必貴”這一價格變化規(guī)律，不但記載在《管子》書中，而且被戰(zhàn)國的商人實際運用于商業(yè)活動之中。
《越絕書·計倪內經第五》：“太陰在陽，歲德在陰，歲美在是。圣人動而應之，制其收發(fā)。常以太陰在陰而發(fā)，陰且盡之歲，亟賣六畜貨財，以益收五谷(按。因這時谷賤而萬物貴)，以應陽之至也，陽且盡之歲，亟發(fā)糴，以收田宅、牛馬，積斂財貨，聚棺木(按，因這時谷貴而萬物賤)，以應陰之至也。此皆十倍者也。”[6]白圭經商，“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谷，予之絲漆；繭出取帛絮，予之食”。按，繭出在初夏，正是青黃不接之時。這里所遵循的，仍然是“谷貴萬物賤，谷賤萬物貴”的規(guī)律。
還應指出，“谷貴萬物賤，谷賤萬物貴”作為戰(zhàn)國時代突出的經濟現象反映封建地主制形成時期商品經濟雖有蓬勃發(fā)展，但其發(fā)展程度本質上仍十分有限。這時的小農經濟仍然是以自給性生產為依托和歸宿的。加上戰(zhàn)國小農一般占有的土地比后世農民為多，他們首先要集中力量把地種好；小農經濟中商業(yè)性副業(yè)生產的比重還不甚穩(wěn)定，視糧食生產的豐歉為盈縮。“谷貴萬物賤，谷賤萬物貴”就是建立在這種條件上的市場之價格規(guī)律。封建地主制到了更成熟的階段，如明清商品貨幣經濟有進一步發(fā)展，這時，糧價的漲落就往往成為萬物價格漲落的帶頭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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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梁啟超：《管子評傳》第11章第4節(jié)。轉引自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上》第326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2] 如趙靖主編的《中國經濟思想通史》第一卷564—565頁說；“在當時自然經濟占主要地位，商品經濟還不很發(fā)達的情況下，谷物經常以一般等價物的姿態(tài)出現，其它商品價格的高低，在很多情況下表現為同谷物比價的變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
[3] 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上冊第324～328頁。
[4] 馬非百：《管子·輕重篇新詮》上冊第167～169頁，中華書局l979年版；巫寶三：《管子經濟思想研究》第241～245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l989年版。
[5] 《自然經濟商品經濟與中國封縫地主制》，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4～l5頁。
[6] 上海古籍出版社校點本第32頁，1985年版。
[page_break] 五、小農經濟與市場機制
《管子》對市場的作用多有論述。如說：“市者，天地之財具也，而萬民所和而利也。”(《問》)它肯定了市場供應農民再生產的必要的物質資料的作用，指出“無市則民乏”(《乘馬》)?！冻廾摇菲踔林赋隽耸袌鰧r業(yè)生產具有某種激勵的機制：“市者，勸也；勸者，所以起本事也。”[1]如此說來，農業(yè)生產的發(fā)展應與市場的繁榮同步。但《管子》又揭示了一些與此相悖的現象。
如前引《權修》：“市不成肆，家用足也。”這是一個倒裝的句式。[2]意思是農業(yè)生產發(fā)展了，農家用度豐足了，市場上的攤鋪就不成行列了。而“市不成肆”則是“治之至”的標準之一。與此相似還有《揆度》的說法：“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則市朝閑。市朝閑則田野充，田野充則民財足……”“有”通“賄”，即貨賄(商品)，“省”是裁省之意[3]。這是講善于管理商業(yè)的應通過抑制市場的過度發(fā)展，充實農業(yè)勞動力，促使生產發(fā)展、農民富足。這表明當時小農雖與市場有密切聯系，但仍以自給性生產為基礎，農業(yè)生產尤其是糧食生產發(fā)展了，就不用太多發(fā)展商品性副業(yè)，也不用常到市集上去做買賣了。
與此相聯系的另一相悖的現象是：貧苦農民比之富裕農民對市場的依賴程度似乎更大些。《輕重甲》載：
桓公憂北郭之民貧，召管子而問日：“北郭者盡屨縷(編草鞋)之甿也，以唐園(菜園)為本利，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禁百鐘之家不得事鞽(通屩，即草鞋)，千鐘之家不得為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菜。若此則空閑[4]有以相資給，則北郭之甿有所售其手搔之功、唐園之利，故有十倍之利。
以上所述不必實有其事，但在《管子》的時代，社會上城郊的貧苦農民靠編草鞋、種菜出賣以謀生計的，肯定是存在的。由于市場需求并不大，《管子》作者建議限制富人編鞋、種菜，以至限制郊區(qū)以外農民種菜的辦法，減少競爭、用保證這些城郊貧民所占有的市場份額的辦法以維持其生計。這種情形，在我國封建地主制社會中有一定代表性。它不是表明商品經濟的發(fā)展水平多高，而是反映了其發(fā)展的局限。
由于小農經濟已和市場有聯系，流通已成為小農再生產的一環(huán)，糧價的高低對農業(yè)生產的發(fā)展產生重要影響?！豆茏印返淖髡呖吹搅诉@一點，多次提出用提高糧價的辦法刺激農民生產積極性。如《山至數》主張由國家開礦鑄幣，以幣代谷支付官俸，國家掌握大量糧食，使“谷賈(價)十倍，農夫夜寢蚤起，不待見使”，以至達到“五谷十倍”的結果?！掇穸取份d管仲說：“一歲耕，五歲食，粟賈(價)五倍；一歲耕，六歲食，粟賈(價)六倍。”這是倒過來說，意即若把粟價提高五、六倍，則一年耕種收獲的糧食可供五、六年的食用。《輕重乙》說得更明白：“請重粟之賈(價)釜三百。若是則田野大辟而農夫勸其事矣。”
或據此認為當時價值規(guī)律或市場機制已在社會生產中充分發(fā)揮作用。這是值得商榷的。實際上，上引《管子》文只是一種設想，不但把效果設想得太美妙，而且價格的確定僅憑主觀愿望，本身就違背價值規(guī)律。是行不通的。
實際上當時價值規(guī)律并不能正常發(fā)揮作用。如我們上文談到的糧價波動，就不是在價值規(guī)律的正常作用下，價格圍繞價值的正常波動。糧價雖有高有低，時高時低，但低的都是農民的出售價、商人的收購價，高的都是商人的出售價，農民和其他居民的購買價。
農民出售其糧食的價格低于其價值是經常性的。例如《漢書·食貨志》記載李悝為戰(zhàn)國初小農算的那筆收支賬，五口之家的農戶每年收獲150石粟，每石粟售價為30錢，算起來不敷衣食費和什一之稅兩項的支出，這顯然是遠遠低于其產品的實際價值的。因為農民所生產的農產品的價值，應包含生產過程中所消耗的物化勞動的價值、活勞動的價值(在這里相當于衣食費)、以及為社會生產的剩余產品的價值(什一之稅只是其中一部分)。這種低于價值的糧價在戰(zhàn)國時代是很普通的，據云夢出土秦律推算，禾粟一石也是值30錢。即使按《輕重甲》所載百畝收粟二十鐘，每釜四十錢計，其價格亦未必能抵其實際價值。[5]為什么農民經常以低于價值的價格出售其產品呢?就小農自身說，是因為其經營的目的是為了謀生，而非盈利，其經營的界限并非資本的平均利潤，只要售糧所得扣除貨幣性支出、完納租賦后，尚能維持一家衣食，就被認為是正常的樂于接受的價格。[6]即使糧食價格達不到這一要求，只要以其家庭勞動力從事副業(yè)生產的收入能填補上這個缺口，這種價格也是他們可以接受的。這樣，在商人高利貸者和封建國家的重重盤剝下，農民更不得不經常以比其實際價值低得多的價格出賣其農產品。
另一方面，商人所面對的是孤立、分散的、經濟力量薄弱的小農，正如上篇所指出的，諸多因素導致的價格波動，又給商人提供了買賤賣貴的無數機會，使他們可能獲取幾乎不受限制的高額利潤。這樣，商品價格遂在農副業(yè)生產和商業(yè)流通兩端發(fā)生了方向相反的對價值的偏離。這種差別戰(zhàn)國時人是普遍感到的?！豆茏印穼覍姨岬缴藤Z“什佰其本”，而“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治國》)。商鞅也談到“農貧”“商富”，“農之用力最苦，而贏利少，不如商賈，技巧之人”(《商君書·外內》)。農商之間這種比較利益的差距及其導致的農民“棄本趨末”，與其說是反映了價值規(guī)律的作用，毋寧說反映了價值規(guī)律的作用被扭曲，無法正常發(fā)揮其作用。
本文上篇著重談了戰(zhàn)國小農與市場的聯系，由此可見，把戰(zhàn)國小農經濟等同于歐洲中世紀或中國西周時代屬于封閉的自然經濟范疇的小農經濟，是錯誤的。本文下篇著重談了建立在這種小農經濟基礎上的市場的特殊經濟現象和經濟概念。由此可見，把戰(zhàn)國小農經濟等同于現代資本主義國家屬于市場經濟范疇的家庭農場，或完全等同于封建地主制比較發(fā)達階段的小農經濟同樣是錯誤的。我們應該從歷史實際出發(fā)，找出我國小農經濟固有的發(fā)生發(fā)展規(guī)律，而不要把它納入某種先入為主的理論框架之中。
[1] “事”原作“善”，據《管子集?！芬i飼彥博意見改。
[2] 原文前后為“故野不積草，農事先也；府不積貨，藏于民也；市不成肆，家用足也；朝不合眾，鄉(xiāng)分治也。”每個分句都是先說結果或標志，后說原因或實質。
[3] 馬非百認為“省有肆”是官府設市肆，不通。
[4] “閑”原作“聞”，據《管子集?！芬跄顚O意見改。
[5] 收入200石(釜)，扣除購買物質資料費用(”本”)按25%計為50石，口糧以五口之家計90石，什一之稅20石，余40石，每石40錢，合l 600錢，按李悝說的標準，衣服費花l 500錢，僅余l(xiāng)00錢，按《治國》所說，農民對國家負擔除“粟什一”外，還有“關市之租、府庫之征”和“廝輿之事”，l00錢是打發(fā)不過去的，更無論疾病死喪之費了。
[6] 上文我們曾引用《國蓄》“物適賤，則半分而無予，民事不得償本”的話，并推論小農生產中的“本”占正常價格下糧食生產收入的25％。反過來說”正常”的價格大約是四倍其本”的。這是一個什么樣的概念呢?《輕重甲》：“事三其本則衣食足，事四其本則正籍給”?？梢娫谶@種“正常”的價洛下的收入就是在扣除購買維持再生產物質資料和完納賦稅后，尚足供其衣食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