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時隔20年，中央再次表彰一批優(yōu)秀縣委書記，意義非常，說明中共深得“郡縣治，天下安”之深意。
司馬遷在《史記》中寫道：“縣集而郡，郡集而天下，郡縣治，天下無不治?！逼鋵嵨髦鼙緹o郡縣，周朝搞的是分封制，但時間長了，天下之亂由分封而起，諸侯爭霸，周室衰微，變成可憐蟲。這前車之鑒諸侯看在眼里，記在心里。自己要是再行分封制，就等于走老路、走邪路，那樣分封下去，誰能保證被封者有一天不造自己的反，把自己當玩偶？為了吸取周王室的教訓，各國諸侯不得不尋找新的統(tǒng)治方法，在奪得新的土地、人口時，不再分封親貴，而是委派官吏去管理，分封制轉(zhuǎn)變成郡縣制。
在郡縣制下，地方政令制于中央，郡守、縣令等地方官員均由國君任命，并可視其政績優(yōu)劣隨時擢升撤換。他們只是作為君主的代理人來暫管當?shù)厥聞?wù)，并不具有該縣的歸屬權(quán)，自然也就無法以此為據(jù)點形成盤根錯節(jié)的私家勢力。
通過郡縣制削弱了地方貴族勢力，形成了一個等級森嚴的金字塔形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帝王站在塔尖上，總攬權(quán)力，各級官吏，都要向皇帝負責，官吏的德行政績、提拔任免、獎罰升降最終由皇帝評判掌握，各級官吏不得不俯首聽命于中央，不易出現(xiàn)分封制的諸多弊病。
“楚邦之法，祿臣二世而收地”。由于郡縣制采取委派官員代理管理，不同于分封宗親自治，官員的職位不行終身制，多數(shù)不世襲，可以防止權(quán)力固化，增加社會流動?！霸紫啾仄鹩谥菘?，猛將必發(fā)于行伍”，這是一大進步。
在傳統(tǒng)社會中，皇權(quán)止于縣政，縣是最基層的行政建制，縣政是一切政事的開端，“萬事胚胎，皆在州縣”；縣制具有完整性、規(guī)范性、法理性和條文性等特征?！肮僦巍钡闹刃蚝土α炕镜酱藶橹梗姓C構(gòu)的管理基本沒有滲透到鄉(xiāng)村一級，那里主要依靠宗族特有的勢力維系?！肮僦巍蹦軌蜃龅娇h一級安穩(wěn)，基本上可以保天下太平。過去，新科進士去赴任知縣，皇帝要與之親自談話，對于干得好的縣官，朝廷也會大加提拔重用。
二
縣委書記在古代就相當于知縣、縣令，一縣最大的長官。而一提起古代的優(yōu)秀縣官，似乎總繞不過海瑞。海青天在做知縣的時候，如果要做全國評選，應(yīng)該算是優(yōu)秀的縣委書記之一，可以拿獎的。
▲海瑞雕像
話說這海瑞在做淳安知縣時期，不僅以清廉聞名，而且可謂一個能吏，推行了一系列非常有力度的改革。他“度田定稅”，解決“有田者無稅，無田者反當重差”、“苦樂不均，民窮為甚”的現(xiàn)象，使“賦役均平、民得安生”。此一善政贏得了百姓的極大贊譽。
當時，每當朝覲之年，地方官都會“盛輦金帛以奉京官”，這一陋習帶來的費用都攤到老百姓身上，是一項不小的負擔。比如淳安縣民眾為此每年額外增加負擔白銀400多兩，另外還有許多不能以白銀數(shù)量計算之米石、紙張、夫役等。海瑞到任后，取消了朝覲進奉京官的諸多舊例，他自己在淳安任職期間，兩次晉京朝覲，一路舊服素食，路費僅用銀48兩，其他一概裁革。
此外，當時縣衙陋規(guī)盛行，吃拿卡要之風已成積弊，老百姓找官吏辦事，不得不奉獻錢財，被稱為“常例”，比如禮房吏的一種常例為“童生入學，每人三錢”，兵房吏的一種常例為“均徭每十兩銀一錢”。海瑞嚴厲地清查縣衙六房積弊，革除一切陋規(guī)，老百姓無不拍手叫好。
他對于官場上的迎來送往，不惜以民脂民膏結(jié)交上司的流俗也十分厭惡。
最為典型的例子，是當時浙江總督胡宗憲，他是權(quán)相嚴嵩的黨羽，勢力很大，他的兒子胡公子仗著父親的權(quán)勢，橫行鄉(xiāng)里。有一次，胡公子冶游到淳安，因為驛站招待從簡，胡衙內(nèi)竟吊毆驛吏，砸壞驛館。海瑞聞訊，即令捕快將其拿下痛打一頓，并沒收敲詐漁利的全部銀兩。但是，胡公子畢竟是胡宗憲的兒子，打胡總督的公子，不是鬧著玩的。不過，海知縣想了一個巧妙的辦法，他修書一封，連同胡公子一起押解送給胡宗憲治罪。內(nèi)稱：此刁民膽敢冒充總督大人之公子胡作非為，明顯違反胡總督關(guān)于“驛費務(wù)從簡”、“體恤民瘼”之官箴，敗壞總督大人的官名、家風，請求胡大人嚴懲。胡宗憲看完文書，再看看被打得鼻青臉腫的兒子，吃了啞巴虧，有怒不敢發(fā)。
海瑞后來調(diào)往興國任知縣，原兵部尚書張鰲退休在南昌頤養(yǎng)天年。其侄子張魁、張豹到興國以買材為名，到處坑蒙拐騙，巧取豪奪，氣焰囂張到“白日越貨”的地步。有百姓告發(fā)，海瑞派人拿下交有司治罪。張鰲上下活動，二人竟被宣判無罪。海瑞非常生氣，將二人的種種罪行具狀上報州府，并附信揭露張鰲“持貴”到處寫信游說，為子侄開脫，“書諫無一衙門不重疊投遞，過往贛州的士大夫無一不請脫求情”。還算州府開明，按《大明律》行事，使二犯伏法，海青天的形象自然也大漲一截。
如此一位權(quán)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不僅自身清廉，又敢于整頓官場弊風的知縣，無論從哪個方面看，都堪稱優(yōu)秀。
三
有一個人叫鄭板橋，讀者都知道他是著名畫家，卻未必知道他也是一個優(yōu)秀的知縣。
▲鄭板橋畫像
乾隆六年（1741年）春，年近五旬、因科舉及第考中進士的鄭板橋被派往山東范縣任縣令，開始了他長達12年的官宦生涯。由于他出身貧寒，做官之前，以賣詩文字畫謀生，長期過著窮困潦倒的生活，所以特別能體味民間疾苦，處處為民著想。
他自己出行不許鳴鑼開道，不許打“回避”“肅靜”的牌子，身著便服，腳穿草鞋到鄉(xiāng)下察訪。夜間去查巡，也不是隨從前呼后擁，而是派一個人提著寫有“板橋”二字的燈籠引路即可。因為他常常微服到“隴上閑眠看耦耕”，而不是坐在府上享清福，以致“幾回大府來相問”，都找不到他的人。
他還時時處處都替老百姓著想，在主政范縣時，村民曾將一對“傷風敗俗”的青年男女扭送至縣衙問罪。審訊才知道，男的是和尚，女的是尼姑，皆出身貧苦，年齡相當，真心相愛。鄭板橋當場拍板，“令其還俗，配為夫妻”，成就一對美好姻緣。
鄭板橋做知縣，最為人稱道的事，是在任濰縣縣令上干的開倉濟民之事。他當時在濰縣干了7年縣令，居然有五年發(fā)生水旱災(zāi)害和蝗災(zāi)，民生涂炭。他一面向朝廷據(jù)實稟報災(zāi)情，請求賑濟；一面以工代賑，興修城池道路，招收饑民赴工就食，并責令邑中大戶輪流開廠煮粥，供婦孺耄耋充饑。同時，責令囤積居奇者迅速將積粟按通常價格賣給饑民。他自己也節(jié)衣縮食，為饑民捐出官俸。
在最危急之時，他毅然決定打開官倉放糧。僚屬勸他不要貿(mào)然行事，等呈報上司批準后再作決斷，他凜然答道：“待到層層報批，延誤了時日，恐怕老百姓都餓死了，還要我這個縣令干什么？”他的善意之舉畢竟違反了規(guī)定程序，也因此得罪了上司，大戶富豪對他也有意見，幾方力量排擠，讓他郁郁不得志。乾隆十七年（1752年），他憤然辭官，回到故鄉(xiāng)江蘇興化定居，繼續(xù)以詩、書、畫為生，直到終老，但他為政之優(yōu)秀終被時間所證明。
四
大家都知道王安石是個大政治家，可能不知道他也曾是個優(yōu)秀的“縣委書記”。
1047年，27歲的王安石被派到鄞縣做縣令。他剛到任沒多久，就體現(xiàn)出了強烈的實干精神，深入基層，調(diào)查走訪，他在《鄞縣經(jīng)游記》中寫道：“凡東西十有四鄉(xiāng)，鄉(xiāng)之民畢已受事，而余遂歸云。”也就是說，在短短的時間里，他徒步走遍14個鄉(xiāng)。
深入的調(diào)查，了解民風民情，為其施政提供了可靠依據(jù)。他在調(diào)查中了解到，當?shù)亟?jīng)濟非常脆弱，農(nóng)民窮苦，年成好時尚可勉強糊口，一旦遇到災(zāi)害，就要靠高利貸度日，于是他清理縣庫存糧，救濟災(zāi)民。但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為此，他實施了一件改善民生的政策措施，即“貸谷于民”，就是當農(nóng)民青黃不接時，可向政府借貸糧食，到收獲之時以低息償還。后來王安石在朝中當政，推行青苗法，基本就是這個意思，可見知縣的歷練對他后來的政治生涯有非常大的幫助。
王縣令做的另一件事是興修水利工程，在抗風險極低的社會，發(fā)生干旱是要命的事。在鄞縣任上，王縣令就遇到“鄞縣大旱”，他大膽提出組織民眾“大浚治川渠”的施政方略，這一方略記錄在他的《上杜學士言開河書》中。在他帶領(lǐng)下，各鄉(xiāng)民眾積極響應(yīng)，興起治水熱潮，極大地提高了地方的抗風險能力。
王安石還非常重視全縣的教育工作，他在《慈溪縣學記》提道，“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建議大興儒學。當?shù)貨]有師資，他就遍訪山野碩老，找到杜醇、樓郁、楊適、王說、王致五位飽學之士，史稱“慶歷五先生”。在王安石的倡導下，形成了官學、書院、蒙學三個教學系統(tǒng)。從那以后，鄞縣文教之風大興，開始出進士，大批文人進入朝廷高層，到了南宋，更有“滿朝朱衣貴，盡是四明人”之說。
此外，王安石還在鄞縣進行了兵農(nóng)結(jié)合、加強治安等系列改革舉措，這些實踐，都成為他以后執(zhí)掌中央，進行變法的“初稿”。
值得一提的是，王安石從政以廉，在鄞縣時，他曾拒收別人贈送的一方硯臺，留下了“縱得一擔水，能直幾何”的鏗鏘之語，確確實實是一個既能干又清廉的“縣委書記”，這樣的人后來被提拔為朝中大臣盡在情理之中。
來源:《文史天地》雜志總第21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