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身為春秋五霸之首的齊桓公，生平最得意之事，便是拜自己曾恨之入骨的管仲為相，三杯吐然諾，一笑泯恩仇；而最后悔之事，則是沒能聽從管仲臨終的諄諄告誡，寵信易牙、豎刁和開方，到頭來落得個孤獨餓死的凄涼結(jié)局。
管仲之于齊桓公，就好比火刀之于火石，二者互擊才能迸射出耀眼的火花，如果失去了火刀，火石也就失去了意義。
齊桓公成就了管仲，管仲也成就了齊桓公。這對君臣的相遇，點燃了改革的燎原之火。此后的四百余年，天下大勢，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直到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廢分封而立郡縣，這場轟轟烈烈的改革才算塵埃落定。管仲是這場改革的先行者和引領(lǐng)者，其目光之敏銳，思想之超前，每每令人懷疑他是從當(dāng)代穿越回了春秋。
二
或許與早年從商的經(jīng)歷有關(guān)，管仲對經(jīng)濟手段運用得爐火純青，治國強軍，尊王攘夷，無不可以經(jīng)濟手段來解決，且往往能于潛移默化中克敵制勝，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
管仲最著名的一句話是“倉廩實而知禮節(jié)，衣食足而知榮辱”，他執(zhí)政的核心理念可濃縮為八個字——“以人為本，藏富于民”。他說：“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管子·霸言》）又說：“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管子·治國》）這比西方亞當(dāng)·斯密所提出的“國富論”早了兩千余年，堪稱世界經(jīng)濟學(xué)鼻祖。
管仲從不諱言人的欲望，欲望乃人之趨利本性，而大多數(shù)人的欲望，也不過是想要吃得飽，穿得暖，行得穩(wěn)，住得安，此之謂民心。民心似水，可順而不可逆，可導(dǎo)而不可抑。所以管仲拍著胸脯保證，你想要什么，我就給你什么——“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管子·牧民》）他明白，予之于民即是取之于民，“知予之為取者，政之寶也”。（《管子·牧民》）
三
為了兌現(xiàn)承諾，管仲一面對內(nèi)鼓勵生產(chǎn)，一面對外擴大貿(mào)易，用商品和貨幣雙向調(diào)節(jié)市場，使之達(dá)到供求平衡。
在所有商品中，有三樣最為要緊，一是谷，二是鹽，三是鐵。它們代表著三大支柱產(chǎn)業(yè)，掌握了它們，也就掌握了國家命脈。所以管仲上任伊始，就建立了國家糧食儲備，并將鹽鐵收歸國有官營。
貨幣是商品與商品之間交換的媒介，欲通天下之貨，先通天下之幣。管仲修太公“九府圜法”，在齊國設(shè)立了專管貨幣的機構(gòu)——“輕重九府”，統(tǒng)一鑄造貨幣。這種規(guī)范的貨幣呈刀形，俗稱“刀布”。不過在管仲的貨幣體系里，除了刀布，還有黃金和珠玉。按照稀缺程度，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
商品和貨幣都有價值，價低則賤，賤即為輕；價高則貴，貴即為重。輕重是由流通量來決定的，散之則輕，藏之則重。而商品與貨幣的輕重剛好相反，幣重則物輕，幣輕則物重。
四
“輕重之術(shù)”乃管仲的獨門絕技，他正是通過調(diào)節(jié)貨幣供給，來控制市場上物價漲跌的。當(dāng)國家實行財政緊縮，減少流通中的貨幣，則意味著貨幣的購買力提高，物價相應(yīng)下跌；當(dāng)國家實行財政寬松，增加流通中的貨幣，則意味著貨幣的購買力降低，物價相應(yīng)上漲。
根據(jù)輕重原理，管仲還首創(chuàng)了均輸平準(zhǔn)之法。即以谷為例：豐年之際，糧食過剩，谷賤傷農(nóng)，此時國家應(yīng)大量采購，使谷價回升；荒年之際，糧食歉收，谷貴傷民，此時國家應(yīng)大量拋售，使谷價回落。鹽、鐵亦同此理。低價采購而高價拋售，國家只是打了一個時間差，怎么著都是穩(wěn)賺不賠。通過這種方法，管仲就把谷、鹽、鐵這三大戰(zhàn)略物資牢牢掌握在了國家的手里，正所謂“手中有糧，心中不慌”。
而如果想要掌握別國的戰(zhàn)略物資呢？依此類推即可。管仲曰：“今谷重于吾國，輕于天下，則諸侯之自泄，如源水之就下。故物重則至，輕則去，有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之，天下即已于我矣。”意思是說，現(xiàn)如今糧食在我國價高，在其他諸侯國價低，各國的糧食就像水源向下一樣流入我國。所以價高則貨來，價低則貨走。若有跌價而未走者，乘機買入囤積起來，則天下的這項物資就盡歸我國了。
這一招，管仲屢試不爽，曾用它發(fā)起了三次貨幣戰(zhàn)爭，每一次都贏得干凈利落。
五
第一次是針對魯國和梁國。兩國與齊國毗鄰，沖突不斷，齊桓公視為心腹大患，便問管仲：“今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仲遂獻(xiàn)“魯綈之謀”。
綈是魯梁地區(qū)的一種紡織品，以絲線為經(jīng)，棉線為緯。管仲先是勸齊桓公穿綈衣，并下令左右臣子都穿綈衣。一時上行下效，身著綈衣在齊國蔚然成風(fēng)，齊國的綈價立時大漲。
管仲又對魯梁兩國商人說：“子為我致綈千匹，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斤?！币磺ソ惤o黃金三百斤，一萬匹綈給黃金三千斤，如此天價，轟動魯梁，引得兩國百姓紛紛織綈，連兩國國君也不遺余力地大加推許，以期販賣到齊國以獲巨利。一年后，管仲派人往魯梁探查，只見“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盡是忙著運綈的車隊，而農(nóng)田荒廢，無人耕種。
管仲心知時機成熟，便讓齊桓公改穿帛衣。于是，綈衣很快便成了“過時”的象征，無人再愿購買。管仲趁勢閉關(guān)，中斷了與魯梁的貿(mào)易往來。這下魯梁的綈賣不出去，大量積壓，兩國國君只好命百姓停止織綈而去種田。可是農(nóng)田荒廢已久，又豈是短期恢復(fù)得了的？兩國無奈只能向齊國進(jìn)口糧食，齊國毫不客氣地以百倍于國內(nèi)的價格出售。齊國只賣每石十錢，魯梁買要每石千錢，魯梁百姓買不起，十分之六都投奔了齊國。三年后，魯梁兩國國君也不得不請服于齊。
六
第二次是針對南方的楚國。楚國地域廣闊，民風(fēng)彪悍，齊桓公擔(dān)憂“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又向管仲討教，管仲再獻(xiàn)“楚鹿之謀”。
齊桓公言聽計從，當(dāng)即在齊楚邊境修建了一座百里之城作為基地，并派中大夫王邑帶著二千萬錢去楚國大肆收購生鹿。楚國的生鹿每頭八萬錢，王邑攜巨資而來，楚王自然喜出望外，告其相曰：“彼金錢，人之所重也，國之所以存，明王之所以賞有功。禽獸者群害也，明王之所棄逐也。今齊以其重寶貴買吾群害，則是楚之福也，天且以齊私楚也。子告吾民急求生鹿，以盡齊之寶?！?/p>
想必楚王覺得，生鹿這種東西，不過禽獸而已，楚國多得都要成災(zāi)了，白給都無所謂，齊國居然巴巴地趕著來買，實在是人傻錢多，楚國占這么大便宜，真是楚國的福氣，此時不撈，更待何時？于是在他的一聲令下，楚國男女老少都投入到了狂熱的捕鹿行動，頗有“全民炒鹿”之勢。
管仲還煞有介事地對楚國商人說：“子為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倍^生鹿給黃金百斤，二百頭生鹿給黃金千金，這與“魯綈之謀”的劇情如出一轍，連臺詞都幾乎沒改，當(dāng)然也同樣轟動了楚國上下。因為這筆生意若能做成，楚國就算不向百姓征賦，財用也足夠了。
就在楚國漫山遍野捕鹿的當(dāng)兒，管仲卻派隰朋悄悄地開始收購楚國的糧食。楚國賣鹿賺的錢比往常多了五倍，齊國囤積的糧食也比往常多了五倍。管仲判定：“楚可下矣！”斷然閉關(guān)，中止通商。楚國因捕鹿而耽誤了農(nóng)時，谷價瘋漲，每石高達(dá)四百錢。齊國便運糧到芊南去賣，結(jié)果楚國十分之四的人口都逃往了齊國。楚國元氣大傷，不過三年就降服了。
七
第三次是針對北方的衡山國。衡山國盛產(chǎn)兵器，衡山利劍，天下無雙。齊桓公早就想征服衡山國，卻一直苦無良策，管仲又獻(xiàn)“衡山之謀”。
管仲這次謀劃高價收購的是衡山國的兵器，十個月后，燕、代、秦、趙等國都跟著到衡山國收購兵器，可謂天下爭購。衡山君見自家的兵器如此受歡迎，便將價錢提升到二十倍以上，衡山國百姓遂紛紛棄農(nóng)打鐵。
一年后，管仲派隰朋到趙國購運糧食，趙國每石十五錢，齊國卻按每石五十錢糴入。天下聞之，蜂涌而往齊國運糧，衡山國也在其內(nèi)。就在各國為發(fā)財歡呼雀躍的時候，齊國突然封閉關(guān)卡，既不再收購糧食，也不再收購兵器。夏收之前，齊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大軍壓境，攻打衡山國。此時的衡山國，欲守而無糧可繼，欲拒而無兵可用，唯有舉旗投降。
“魯綈之謀”也罷，“楚鹿之謀”也罷，“衡山之謀”也罷，其實說穿了很簡單，無非是以高價誘使敵國放棄本業(yè)，追求某種商品的畸形利潤，最終造成敵國經(jīng)濟癱瘓。魯綈、生鹿、兵器都不過是炒作的噱頭，糧食才是壓垮敵國經(jīng)濟最重要的砝碼，黃金則扮演了偽裝者的角色，欲取先予，欲揚先抑，變化莫測。
華爾街的金融大鱷們也每每利用貨幣操縱一國之經(jīng)濟，敲骨吸髓不說，甚至顛覆政權(quán)，1997年和2008年的金融危機便是前車之鑒，可不慎歟？
文 | 悠然 圖 | 度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