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對“格詩”之理解，與后人并不完全相同，有其歷史性和時代特點。十年前筆者曾在《唐開成年間齊梁格詩考論》一文中通過對白居易文集編排過程、分體觀念和集中相關作品的具體考察，辨明清人馮班、李瑛和近人王力、王利器所持“格詩”即“齊梁格”詩說之誤，認為《白氏長慶集》卷二一、卷三〇卷首所標注的“格詩”系指與“律詩”對舉之詩體——古體詩①。初步厘清了學界一些含混乃至錯誤的認識。但是，由于此文主旨是討論唐開成年間的齊梁格詩，對“格詩”之體式內(nèi)涵及古今誤說只是隨文辨析，所論既不集中，也不全面。近年來，雖然還有學者在討論此問題，但或沿舊說之謬，或產(chǎn)生新的誤解。如葉汝駿的《“格詩”正詮》將古今學者對“格詩”概念的各種詮解作了全面的梳理和辨析，最終仍然沿襲前人舊謬：“從廣義角度來看，'格詩’的本質(zhì)是古體詩而絕非近體詩(律詩)；從狹義角度來看，'格詩’即齊梁體。”②再如林楨的《唐“格律”考辨》雖然在唐代“格律”一詞語源的追溯方面取得了較大的進展，但認為白居易集中所云“格律”曾有過“格律詩”或“律詩”義③，則是新產(chǎn)生的誤說。加上諸文在探討唐人“格詩”體式時，基本上局限于對概念的辨析，很少對所指作品作具體的體格律分析，更未利用最接近白居易手定本原貌的日藏金澤文庫本《白氏長慶集》，立論基礎均有缺失。因此，本文擬在參考學界已有成果和筆者新近思考的基礎上，對“格詩”一詞在唐代的出現(xiàn)背景和使用情況進行全面考察，同時辨析與相關諸詩體之關系，力圖較清晰地還原出其在唐代特定的體式樣貌，并進而探討古今學者在此問題上的致誤之由。 有學者認為，唐之“格詩”之名，系白居易首創(chuàng)。如趙翼《甌北詩話》在論及《白氏長慶集》詩體分類時即云： 古來詩未有以“格”稱者，大歷以后始有。“齊梁格”、“元和格”，則以詩之宗派而言；“轆轤格”、“進退格”，則律詩中又增限制。無所謂“格詩”也。茲乃分格、律二種，其自序謂：“邇來復有'格律詩’?！薄堵逯屑洝芬嘣唬骸胺炙緰|都以來，賦'格律詩’凡八百首?！毙颉对僖芬嘣唬骸爸裨娙舾墒?，律詩若干首?！笔恰案瘛迸c“律”對言，實香山創(chuàng)名。此外亦無有人稱“格詩”者。(趙翼著，霍松林、胡主佑校點《甌北詩話》卷四“白香山詩”，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版，第41頁) 然而，從現(xiàn)存文獻看，唐代的“格詩”之名并非白居易首創(chuàng)，它最初是包含在中唐人所云“格律”④一詞中，以與“律詩”并稱的形式而出現(xiàn)的⑤。早在貞元初年，高仲武就在其所編《中興間氣集序》中使用了“格律”一語： 今之所收，殆革前弊。但使體狀風雅，理致清新，觀者易心，聽者竦耳，則朝野通取，格律兼收。(傅璇琮、陳尚君、徐俊編《唐人選唐詩新編》[增訂本]，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451頁) 此處“格”“律”并稱，應指《中興間氣集》中所收的“格詩”和“律詩”這兩種詩體。同書卷下“孟云卿”評語亦曰： 雖效于沈、陳，才得升堂，猶未入室，然當今古調(diào)，無出其右，一時之英也。余感孟君好古，著《格律異門論》及譜三篇，以攝其體統(tǒng)焉。(《唐人選唐詩新編》[增訂本]，第524頁) 此之“格”者，“格詩”也，亦即前文所述孟云卿擅作之“古調(diào)”詩，“格律異門”，是說“格詩”與“律詩”在作法上具有明顯的差異。而白居易明確標舉“格詩”一體，用“格律”一詞概稱“格詩”與“律詩”，則是在四十多年后的寶歷(825-827)至開成(836-840)年間。所以，白居易使用“格詩”一語，疑受高仲武之影響，而非其首創(chuàng)。 對于唐人所云“格詩”的詩體內(nèi)涵，清代以來即有諸多說法。如汪立名云： “格”者，但別于律詩之謂。(白居易著，汪立名編《白香山詩集》卷二一，卷首按語，《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1081冊，第282頁) 他認為，白居易集中之“格詩”，乃是除“律詩”之外諸詩體的總稱。趙翼《甌北詩話》則明確指出“格詩”應包括五七言古詩、樂府、歌行諸詩體： 既以格與律相對，則古體詩、樂府、歌行，俱屬格詩矣。(《甌北詩話》卷四“白香山詩”，第41頁) 但是，現(xiàn)當代一些學者對白集中“格詩”的理解則有異。如王利器認為，“格詩”即“齊梁調(diào)詩”： 齊、梁調(diào)律詩又叫做“格詩”，《白氏長慶集》卷二十一、卷三十有格詩，卷三十六有半格詩。(弘法大師原撰，王利器校注《文鏡秘府論校注》“前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13頁) 鄺健行亦云： 齊梁格詩或可簡稱作“格詩”?！谩案瘛焙汀奥伞毕啾?，也可以說拿齊梁體詩和律詩相比。(鄺健行《吳體與齊梁體》，《詩賦與律調(diào)》，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48頁) 他們都認為，“格詩”實際上就是唐人所云之“齊梁體”“齊梁格”詩。而陳寅恪的理解又有所不同。他在《元白詩箋證稿》中云： 就廣義言之，格與律對言，格詩即今所謂古體詩，律詩即今所謂近體詩，此即汪氏所論者也。就狹義言之，格者，格力骨格之謂。則格詩依樂天之意，唯其前集之古調(diào)詩始足以當之。(《論元白詩之分類》，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文學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第319頁) 他認為“格詩”有廣、狹義之分，廣義的“格詩”是“古體詩”，狹義的“格詩”則是“古調(diào)詩”。陳寅恪的這種觀點，得到了謝思煒的認同，謝思煒對狹義“格詩”的認識更為明確： 狹義之格詩即古調(diào)詩，亦即五言古詩。(白居易著，謝思煒校注《白居易詩集校注》卷二一卷首“格詩”注，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4冊，第1657頁) 葉汝駿雖然同意陳寅恪和謝思煒關于“格詩”有廣、狹義之分的看法，但他對狹義“格詩”的理解與陳、謝稍異： 陳寅恪先生對“格詩”概念作廣、狹二義的界定方法值得借鑒，在此借以言之：從廣義角度來看，“格詩”的本質(zhì)是古體詩而絕非近體詩(律詩)；從狹義角度來看，“格詩”即齊梁體。(《“格詩”正詮》) 由上可見，唐人高仲武、白居易所云“格詩”之體式為何?是否有廣、狹義之分?如果有，又各指哪些詩體?“格詩”與“律體”“齊梁格”“古體詩”“古調(diào)詩”“歌行”“雜體”諸詩體之間存在著怎樣的關系?以及經(jīng)常被人與“格詩”放在一起討論的“半格詩”又應作何解?都是學界尚未完全厘清的問題。 當然，要真正理解唐人“格詩”概念的體式內(nèi)涵及與相關詩體之關系，不能離開其使用的具體語境，更應與其所指具體作品的體式特征結(jié)合起來分析。 我們先來考察一下高仲武《中興間氣集》中之“格詩”究竟何指? 前文已述，高仲武《中興間氣集序》所云“格律兼收”之“格律”，乃“格詩”與“律詩”之聯(lián)稱。換言之，此集中之非律詩部分，即可視為“格詩”。據(jù)統(tǒng)計，此集共收作品一百四十二首⑥，其中古體詩四十二首，占29.58％；近體詩一百首，占70.42％⑦。則“格詩”有四十二首，“律詩”一百首，確是“格律兼收”，只不過“格”詩少而“律”詩多。再從句式分布看，此集中除了五言一百二十四首，還有七言十五首，雜言三首。則高仲武所云之“格”詩，除了五言古體，還應包括七言古體和雜言詩。如七言古詩就有錢起的《山中寄時校書》(七言五句，押入聲韻)、李季蘭的《從蕭叔子聽彈琴賦得三峽流泉歌》(七言歌行，平仄換韻)等，雜言歌行則有朱灣的《題遐上人院壁畫古松歌》(五、七言，平仄換韻)、郎士元的《塞下曲》(五、七言，平仄換韻)等，這些作品應該都屬于高仲武所云“格”詩。 值得注意的是，高仲武《中興間氣集》中還收有一種“變律詩”，它到底是“律詩”還是“格詩”呢?高仲武《中興間氣集》卷下“蘇渙”條下云： 三年中作變體律詩十九首，上廣州連帥李公勉，其文意長于諷刺，亦育有陳拾遺一鱗半甲，故善之。(《唐人選唐詩新編》[增訂本]，第491頁)⑧ 集中共收蘇渙《變律詩》三首，分別為： 日月東西行，仄仄平平平 A 不照大荒北。仄仄仄平仄 a 其中有毒龍，平平仄仄平 ! 靈怪人莫測。平仄平仄仄 ! 開目為晨光，平仄平平平 A 閉目為夜色。仄仄平仄仄 ! 一開復一閉，仄平仄仄仄 b 明晦無休息。平仄平平仄 a 居然六合內(nèi)，平平仄仄仄 b 曠哉天地德。仄平平仄仄 b 天地且不言，平仄仄仄平 A' 世人浪喧喧。仄平仄平平 ! 韻譜：德、職、職、職、德、元。 毒蜂成一窠，仄平平仄平 B 高掛惡木枝。平仄仄仄平 A' 行人百步外，平平仄仄仄 b 目動魂亦飛。仄仄平仄平 A' 長安大道旁，平平仄仄平 B 挾彈誰家兒。仄仄平平平 ! 右手持金丸，仄仄平平平 A 引滿無所疑。仄仄平仄平 A' 一中紛下來，仄仄平仄平 A' 勢若風雨隨。仄仄平仄平 A' 身如萬箭攢，平平仄仄仄 B 宛轉(zhuǎn)迷所之。仄仄平仄平 A' 徒有疾惡心，平仄仄仄平 A' 奈何不知幾。仄平仄平平 ! 韻譜：支、微、齊、之、支、之、微。 養(yǎng)蠶為素絲，仄平平仄平 B 葉盡蠶不老。仄仄平仄仄 ! 傾筐對空林，平平仄平平 ! 此意向誰道。仄仄仄平仄 a 一女不得織，仄仄仄仄仄 ! 萬夫受其寒。仄平仄平平 ! 一夫不得意，仄平仄仄仄 b 四海行路難。仄仄平仄平 A' 禍亦不在大，仄仄仄仄仄 ! 福亦不在先。仄仄仄仄平 A' 世路險孟門，仄仄仄仄平 A' 吾徒當勉旃。平平平仄平 B 韻譜：皓、皓、寒、寒、先、仙⑨。 通過上面的體格律分析，我們可以看出，這三首作品不僅作意、遣辭大類漢魏文人古詩和陳子昂的《感遇詩》，而且比陳作還要古樸，無一字面對仗、平仄合律之聯(lián)，用韻方式更不合近體詩律：其一先押入聲韻，結(jié)尾換平聲韻；其二雖全篇押平聲韻，然屬支微部與齊祭部通押；其三先押上聲韻，后轉(zhuǎn)平聲韻。因此，這三首“變律詩”顯然都不是近體律詩，而是刻意與近體詩律相左的古體詩，當然亦屬高仲武序所云之“格詩”。杜甫在《暮冬送蘇四郎徯兵曹適桂州》詩中稱贊蘇渙：“早作諸侯客，兼工古體詩。”亦可為證! 對于《中興間氣集》明嘉靖本(即《四部叢刊》初編影印之底本)、汲古閣刻本此詩題中異文“變律格詩”之“格詩”二字，林楨推測：“或為高氏增題，但也不能否認蘇渙原注的可能?！?《唐“格律”考辨》)我則認為，鑒于《中興間氣集》影宋抄本和宋人計有功《唐詩紀事》所引詩題，及宋人錢易《南部新書》、洪邁《容齋隨筆》諸書引“蘇渙”條評語，均作“變律體”，詩題中的“格詩”只是在明清刊本《中興間氣集》中才開始出現(xiàn)，加上此“格”字疑為“律”之近義而衍，所以，蘇渙詩題中“格詩”二字不可能是高仲武增題，更不大可能是作者原注，應是明清人因?qū)Α案裨姟痹妼W內(nèi)涵之理解發(fā)生變化后的增注或衍文(詳后)。 因為《中興間氣集》中并無明確標為“齊梁格”或“齊梁體”的作品，所以要討論高仲武所說的“格詩”與“齊梁格”“齊梁體”關系為何，似乎不可能。但是，如果要找具有齊梁風格的作品，《中興間氣集》中還是有幾首。如高仲武在李嘉祐評語中即云： 與錢郎別為一體，往往涉于齊梁，綺靡婉麗，吳均、何遜之敵也。如“野渡花爭發(fā)，春塘水亂流”，又“朝霞晴作雨，濕氣晚生寒”，文華之冠冕也。(高仲武編《中興間氣集》卷上“李嘉祐”條評語，《唐人選唐詩新編》[增訂本]，第470頁) 不過，高仲武此處所云“齊梁”，應是指李嘉祐詩“綺靡婉麗”的辭藻風格與齊梁詩有相近之處。而且，他所例舉的這兩聯(lián)都屬于典型的律聯(lián)： 野渡花爭發(fā)，仄仄平平仄 a 春塘水亂流。平平仄仄平 B (李嘉祐《送王牧往吉州謁王使君叔》) 朝霞晴作雨，平平平仄仄 b 濕氣晚生寒。仄仄仄平平 A (李嘉祐《仲夏江陰官舍寄裴明府》) 二聯(lián)所出之《送王牧往吉州謁王使君叔》《仲夏江陰官舍寄裴明府》二詩亦為標準五言律詩，與后來中晚唐人明確標識的“齊梁體”和“齊梁格”詩無涉⑩。 另外，前文已引《中興間氣集》卷下“孟云卿”評語中，被高仲武許為“格詩”作手的孟云卿，則完全是繼承陳子昂、沈千運五言古詩的創(chuàng)作傳統(tǒng)，高仲武因“感孟君好古”所撰詩學著作《格律異門論》書名中之“格”，顯然也主要是指古體詩，與綺靡麗艷的“齊梁體”“齊梁格”詩并無關系。 因而，就《中興間氣集》觀之，高仲武所云“格”詩，乃諸古體詩之總稱，并非“齊梁格”“齊梁體”之代稱，而此集所收具有齊梁風格的作品又均為近體律詩，不屬于“格詩”。 接下來，我們再來探討白居易集中“格詩”一詞的詩體內(nèi)涵。 首先我們也要注意，白居易對“格詩”一詞的認識和使用，也是有一個過程的。大致說來，在寶歷元年(825)之前，白居易是用“格律”聯(lián)稱的形式，指“格詩”和“律詩”，“格詩”一詞并未獨立出現(xiàn)。林楨認為寶歷元年是白居易“格律”觀的分水嶺，此前白氏所說“格律”仍應是詩歌的形式規(guī)范、技巧或律詩，此后所說“格律”則屬“格”“律”雙分。其理由是白居易在元和十年(815)《編集拙詩成一十五卷因題卷末戲贈元九李二十》詩所云“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中之“格律”，不應解作寫作技巧或格調(diào)氣韻，“實為格律詩的簡稱”(《唐“格律”考辨》)。此說甚誤。實際上，白居易所云“每被老元偷格律”的“格律”，正是沿用的大歷年間高仲武的用法，是“格詩”“律詩”的聯(lián)稱。因為白居易在此句下有一自注：“元九向江陵日，嘗以拙詩一軸贈行，自是格變?！币饧窗拙右桩敃r贈與元稹的詩卷中格詩、律詩均備，元稹在研讀這一卷白詩之后，自己作品的氣格或者格調(diào)也得到了提高。白居易此處意在調(diào)笑元稹向己偷學詩。白居易的下句“苦教短李伏歌行”也是嘲謔好友李紳，其自注云：“李二十嘗自負歌行，近見予樂府五十首，默然心伏?！笔钦f自己的《新樂府》五十首已經(jīng)在藝術上超過了此體的首倡者李紳(11)。此處上下兩句的末二字，各指兩種詩體。唐人對歌行體的認識與今人不同，今人通常將歌行視為一體，白居易則每每將“歌”“行”別為二體，如在《白氏長慶集》的《前集》卷一二卷首標注“感傷四·歌、行、曲、引·雜言”，在《后集》卷二九卷首標注“格詩·歌、行、雜體”，均應作如斯觀(12)。所以，下句末二字“歌”“行”為二體，上句末二字“格”“律”亦當為二體。而且，不僅白居易，即便整個唐代，亦未發(fā)現(xiàn)用“格律”一詞指“律體”的用例。到長慶四年(824)，白居易雖然心目中已經(jīng)有“格詩”“律詩”之別，但在編《白氏長慶集·前集》時尚未用“格詩”一體與“律詩”對舉。此時，他是先將詩歌分為非律詩和律詩兩大類，對卷一至卷一二的非律詩，他只是分為“古調(diào)詩”“新樂府”與“歌行曲引”等詩體，并未用一種詩體統(tǒng)稱之(13)。但是，到第二年，即寶歷元年，白居易在為元居敬文集作序時，就使用了“格詩”一詞：“二十年，著格詩一百八十五，律詩五百九?！?14)稍后，他在大和二年(828)所作《后序》中亦云，“邇來復有格詩、律詩、碑、志、序、記、表、贊，以類相附，合為卷軸”(15)?？梢姡瑥膶殮v元年起，白居易開始明確將其詩歌作品分為“格詩”與“律詩”二體進行編集，“格詩”顯然是指與“律詩”相對的諸古體詩。開成五年(840)，白居易在《香山寺白氏洛中集記》中亦云其在分司東都時“賦格律詩凡八百首，合為十卷”(16)，此之“格律”，亦指“格詩”與“律詩”。到會昌二年(842)，白居易在將自己的新作編入《后集》和會昌五年編《續(xù)后集》時，就在某些卷的卷首，明確標注出“格詩”這一詩體，如《后集》卷五一，標“格詩歌行雜體”，卷五二標“格詩雜體”，《續(xù)后集》卷六二標“格詩歌行雜體”，卷六三亦標“格詩”。 如前文所引，陳寅恪、謝思煒、葉汝駿等學者根據(jù)國內(nèi)通行本白集卷首“格詩”與“歌行雜體”或“雜體”并列的現(xiàn)象，認為白居易在這幾卷卷首所標的“格詩”，應是狹義的概念，指不包括“歌行”“雜體”或“雜體”的古體詩，亦即五言古詩。實際上，這是由于不明《白氏文集》舊抄本編撰體例和卷首原始格式所致之誤解。 從大量保留《白氏文集》手定本原始格式的日藏金澤文庫本可以看出，白居易在自編文集時大多喜歡在每卷卷首作多重標識。如他在《前集》前一二卷卷首標注順序和格式則為： (1)先用大字標出“古調(diào)詩”“新樂府”“古體”“歌行曲引”和“律詩”諸體，作第一層標注； (2)再在非律詩部分各詩體后，用小字標注“諷諭”“閑適”“感傷”等題材，作第二層標注； (3)復用小字標出“五言”或“雜言”等體式，作第三層標注； (4)最后又用大字標出該卷所收作品數(shù)目(“凡×首”)，作第四層標注； (5)卷六卷首標注的信息，比其他各卷又多出一層，在體式和數(shù)量之間插入一個篇幅特征：“自兩韻至一百卅韻?！?nbsp; 據(jù)此，《白氏文集·前集》的卷首標注信息，最多時竟有五個層級(17)。同樣，白居易在編《后集》和《續(xù)后集》時，也延續(xù)了這樣的標注方式，各卷卷首標注的大字“格詩”，也是該卷所收詩體之統(tǒng)稱，其后標注的“歌行雜體”或“雜體”則屬于第二層級，是對前面“格詩”的補充說明，意在突出該卷“格詩”中數(shù)量較多或他自認為較為重要之詩體，并不是說該卷只有此種詩體。當然，白居易也并不是在每一卷的“格詩”后面，都會用小字標注作補充說明。他的這種標注帶有一定的隨意性，如卷三〇卷首的“格詩”后面就沒有再加注。實際上該卷并非只有五言古詩，也有其他句式的古體詩，其中七言歌行就有《閑吟》《詔下》《哭師皋》《偶以拙詩數(shù)首寄呈裴少尹侍郎蒙以盛制四篇一時酬和重投長句美而謝之》等，雜言則有《和裴令公一日日一年年雜言見贈》《雪中晏起偶詠所懷兼呈張常侍韋庶子皇甫郎中》等。 今人施蟄存在論及此問題時云： 格詩即古體詩……《白氏長慶集》前集目錄中的古調(diào)詩，就是后集目錄中的格詩。(施蟄存《唐詩百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87頁) 他認為“格詩即古體詩”沒錯，但是說“前集目錄中的古調(diào)詩，就是后集目錄中的格詩”則不全對。“古調(diào)詩”確實是“格詩”，但“格詩”又不等同于“古調(diào)詩”。因為白居易前集中的“古調(diào)詩”都是五言古體詩，而后集中的“格詩”則如上文所論，除了五言古體詩(18)，還包括七言、雜言等各種篇式，歌、行、曲、引諸多詩體。 至于明確標為“齊梁格”的詩作，白居易現(xiàn)存兩首：一為《九日代羅樊二妓招舒著作》，題下有小注“齊梁格”三字，現(xiàn)存最早的白集刊本南宋紹興本收在卷五一(金澤文庫本闕此卷)“格詩”中；一為《洛陽春贈劉李二賓客》，題下亦有小字注“齊梁格”三字，南宋紹興本和日藏舊抄金澤文庫本均收于卷六二“格詩”中?？梢?，白集中的“齊梁格”詩，只是“格詩”大類下之一種詩體，二者不能等同視之。而且，就現(xiàn)存材料看，白居易也從未用“格詩”指代過“齊梁格”詩。 另外，白居易《續(xù)后集》卷六九卷首還有“半格詩律詩附”的標目，這也是學界聚訟紛紜的一個問題。有些學者認為，白集中的“半格詩”也是一種獨特的詩體。如納蘭性德即云“《長慶集》中尚有半格體”(19)。趙執(zhí)信在《聲調(diào)譜》中更列有“半格詩”一目，且以白居易《小閣閑坐》詩為例，說此種詩體是前半古體、后半“齊梁格”，故曰“半格詩”：
對趙氏此解，清人汪立名和翁方綱均已有辨析。汪立名謂： “半”者，本謂卷內(nèi)半是“格詩”，而附以“律詩”云爾。乃直標“半格詩”而注“附律詩”于其旁，是又將以“半格詩”另為一體矣。其誤不幾于眇者之捫燭揣籥以為日乎?(《白香山詩集》卷二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81冊，第282頁) 翁方綱《趙秋谷所傳聲調(diào)譜》亦云： 白香山集中所云半格詩者，謂此卷中半是格詩也。此乃以半格二字聯(lián)讀，作體格之標目者，誤也。(《清詩話》，上冊，第257頁) 汪、翁二人所言均極是，然今人仍有不少沿襲趙氏之說者，如王利器云： 為啥叫做半格詩?就是一首詩中一半兒用古體，一半兒用齊、梁體之謂也。(《文鏡秘府論校注》“前言”，第13頁) 而朱金城也認為有“半格詩”一體，只不過他所理解的“半格詩”是一半古體、一半律體： 這種“半格詩”大多是半律半古的作品，如《感舊》，共十六句，前四句合律，第五、六句則有三平調(diào)——古詩的格調(diào)；前四句是兩聯(lián)工穩(wěn)的對仗，五六句以下是古詩的散句。(朱金城《試論白居易詩歌的藝術價值》，《唐代文學研究》第3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朱金城與納蘭性德、趙執(zhí)信、王利器等人同中有異。施蟄存對“半格詩”的理解更與諸人不同： (《白氏長慶集》)第六十九卷的半格詩，都是五、七言古詩，但是有的用對句，有的用散句而平仄粘綴，似古非古，似律非律，故稱之為半格詩。(《唐詩百話》，第487頁) 他雖然不再機械地用“一半”“一半”來理解“半格詩”之“半”，但也拘泥于《白氏文集》卷首“半格詩”三字來作解，思路與納蘭性德、趙執(zhí)信、王利器、朱金城諸人相近。 如果我們?nèi)婕氈碌胤治鲆幌掳拙右住独m(xù)后集》卷六九所收作品的具體情況，而非僅從字面去理解，就會發(fā)現(xiàn)該卷卷首所標之“半格詩”，確如汪立名、翁方綱所云，并非一種詩體，而是說該卷所收一半是“格詩”，一半是“律詩”。卷六九系白居易《續(xù)后集》中的最后一卷，收的是前幾卷編成之后，詩人新創(chuàng)作(或搜集整理)出來的九十五首新作。然而，其中“格詩”“律詩”的數(shù)量都很有限，前者僅三十八題四十首，后者也只不過五十三題五十五首。若按前幾卷的編排方式，將“格詩”“律詩”各自分體別卷的話，均不足以湊成一卷之篇幅。無奈之下，白居易只得將這些新作無論“格詩”還是“律詩”，索性合為一卷。又因為此卷已然是“格律兼收”，且只有一半是“格詩”，故而白居易就在卷首標上了“半格詩”。但是，鑒于此卷前半部分的作品，從《立秋夕涼寄汴州李二十尚書》至《達哉樂天行》，均為五七言古體詩(其中有歌行、雜體)，白居易又生怕讀者開卷展讀后誤以為此卷都是這樣的“格詩”，遂在卷首“半格詩”后，又增注“律詩附”三字(20)，特指此卷后半部分自《春池閑泛》之后的五十五首作品為律詩(五、七言律絕均具)。所以，此卷卷首的“半格詩”與“律詩附”所指相同，即此卷所收詩體，前半是“格詩”，后半還附有不少“律詩”，并不是說此卷所收為一種特殊詩體——“半格詩”(21)?？傊?，白居易集中之“格詩”，也與高仲武《中興間氣集》一樣，并無廣、狹義之分，都是指除“律詩”之外的諸古體詩，包括五、七言古詩，當然也包括歌行、雜體，更未單指“齊梁格”一體。 那么，中唐人所云“格詩”之“格”又是何義?他們用“格詩”與“律詩”對舉有何深意呢? 前文已述，“格詩”一詞，是在“律詩”體式定型之后的中唐才出現(xiàn)的。自盛唐起，人們在創(chuàng)作律詩時，普遍注重近體聲律規(guī)則，愈加追求詩律之謹嚴，對詩歌的立意和意境則有所忽視，因此一些有識之士對之不滿，起而糾偏，詩歌革新的方式之一就是開始標舉和強調(diào)詩歌的“意義”和“格力”。 這種詩歌創(chuàng)作趨勢和審美趣味的變化與革新，除了體現(xiàn)在盛中唐詩人的具體創(chuàng)作或詩評中，也反映在當時的詩格類著作中(22)。如舊題王昌齡所撰《詩格》云： 作語不得辛苦，須整理其道、格。(格，意也。意高為之格高，意下為之下格)(舊題王昌齡撰《詩格》卷上《調(diào)聲》，《全唐五代詩格匯考》，第148頁)(23) 凡作詩之體，意是格，聲是律，意高則格高，聲辨則律清，格律全，然后始有調(diào)。(《詩格》卷上《論文意》，《全唐五代詩格匯考》，第160頁) 夫作文章，但多立意。(《詩格》卷上《論文意》，《全唐五代詩格匯考》，第162頁) 凡屬文之人，常須作意。(《詩格》卷上《論文意》，《全唐五代詩格匯考》，第163頁) 據(jù)此可知，王昌齡所云詩之“格”，主要是指作品所表達的意旨(24)。若詩之立意高，詩之“格”即高。同書還指出，古文、古詩頗重立意，多能“見意”，故而“格高”： 古文格高，一句見意，則“股肱良哉”是也。其次兩句見意，則“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是也。其次古詩，四句見意，則“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是也。(《詩格》卷上《論文意》，《全唐五代詩格匯考》，第161頁) 后來元稹也認為，與古文、古詩“格高”恰相反，駢文、律詩則多缺乏“意格”“骨格”和“格力”。如他在元和年間所撰的《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并序》中曰： 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以簡慢、歙習、舒徐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為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陵遲至于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劇，又宋齊之所不取也。唐興，官學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wěn)順聲勢，謂之為律詩。由是而后，文變之體極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于魏晉，工樂府則力屈于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秾莫備。(元稹撰，冀勤點?！对〖肪砦辶?，中華書局1982年版，下冊，第600-601頁) 意即律詩過分追求聲律之精美，導致缺乏剛勁的“骨格”“格力”。而且，元稹還追溯了此一問題產(chǎn)生的歷史根源。他認為詩歌作品中缺乏“意義格力”的現(xiàn)象，其實從南朝宋齊之際人們肆意追求文采時就已出現(xiàn)，梁陳更等而下之，到初盛唐之交，沈宋提倡近體詩律之后，人們在創(chuàng)作律體時越加“研練精切，穩(wěn)順聲勢”，最終因為聲律過于“精切”，遂使作品“骨格不存”。后來，元稹在長慶年間所寫的《上令狐相公詩啟》中說得更為明確：“律體卑下，格力不揚?！?25)因此，“律”與“格”，儼然成了對立的詩學概念，似乎不可兼得了(26)。 所以，我雖然不同意陳寅恪對“格詩”有廣、狹義之分的觀點，但是他認為“格詩”之“格”是“格力骨格之謂”的說法，還是切中肯綮的。所以，唐代“格詩”之得名，應是因為盛唐人已用“格”指詩之“意義骨格”“格力”，而與近體律詩相比，古詩又明顯“意高”，饒具“意義骨格”，故而中唐人為了糾正律詩“格力不揚”“律切則骨格不存”的弊端，遂復倡“意高”之古體詩，并名其為“格詩”，以與“律體”相頡頏。后來到開成年間，唐文宗要求省試詩改用“齊梁體格”(“格詩”之一類)，亦有改變盛唐以來科試多“以聲病為是非”“唯擇浮艷”之弊的良苦用心，是其一系列文化建設、文學復古過程中的重要一環(huán)。 既然唐人對詩“格”詩學內(nèi)涵的認識及“格詩”的詩體范圍，還是比較明晰的，那么后人為何又會產(chǎn)生諸多理解上的偏差呢?這與宋代以后各時期人們對“格詩”用法的變化緊密相關。因為唐代以后，人們所用“格詩”一詞的內(nèi)涵，不僅與唐人異，且所指不一，下面試分別論之： (一)省試詩之“格樣” 唐末五代，人們曾將省試詩的“格樣”，也即當時中書省請人所作的“樣詩”，稱作“格詩”。《舊五代史·李懌傳》曰： 天成初，復拜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在職轉(zhuǎn)戶部侍郎右丞，充承旨。時常侍張文寶知貢舉，中書奏落進士數(shù)人，仍請詔翰林學士院作一詩一賦，下禮部，為舉人格樣。學士竇夢徵、張礪輩撰格詩格賦各一，送中書，宰相未以為允。夢徵等請懌為之，懌笑而答曰：“李懌識字有數(shù)，頃歲因人偶得及第，敢與后生髦俊為之標格!假令今卻稱進士，就春官求試，落第必矣。格賦格詩，不敢應詔?！本佣嗥渥R大體。(薛居正等《舊五代史》卷九二，中華書局1976年版，第4冊，第1224頁) 由上下文觀之，此“格詩”之“格”，即“格樣”“標格”，“格詩”即為科舉考試時作詩的格式示范、詩律標準(27)，是省試詩的“樣詩”“范詩”。清人何焯在討論白居易集中“齊梁格”“格詩”時，徑引此則史料，且云： 觀此一條，可以通“格詩”二字本義，故詳錄之。項斯標格遇詩，亦指場屋所作，末句即是通榜之意，有過平時幾度所見，今皆誤會也。(馮班撰，何焯評《鈍吟雜錄》卷三“正俗”條評語，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46頁) 其實，五代時李懌等人所云“格詩”，與中唐白居易集中的“格詩”，所指全然不同，一為省試詩之標格、格樣，一為古體詩之統(tǒng)稱。另外，何氏所云“項斯'標格’遇詩，亦指場屋所作”，亦不確。楊敬之《贈項斯》原詩云：“幾度見詩詩總好，及觀標格過于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28)楊氏此詩之“標格”并非指場屋詩之格式，而是說項斯的風標人格。“標格”作“風標”“人格”義之用例，在唐代文獻中甚多，不勝枚舉。因此，清人何焯對唐代“格詩”之誤解，原因就在于以后例前，將五代省試詩“格樣”“標格”之“格詩”與中唐作為詩體概念之“格詩”牽合混一。 (二)省試詩 北宋時期，人們則用“格詩”指稱省試詩本身，而不是省試詩的“格樣”“標格”，茲舉數(shù)例。如宋神宗時鄭獬所上《論冗官狀》云：“今無黑白，一概以入官，雖有司試以格詩，類皆倩人，茲與不試同。”(29)此之“格詩”即指吏部銓選時所試的特殊格式的詩，亦即省試詩(30)。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司馬光在其所上《選人試經(jīng)義札子》中亦有云： 臣竊見國家舊制，資蔭出身人初授差遣者，并令審官院流內(nèi)銓試省格詩或賦或論一首，或五經(jīng)墨義十道，各從其便。(司馬光撰，李之亮箋注《司馬溫公集編年箋注》卷三五，巴蜀書社2008年版，第1冊，第438頁) 此處之“格”，系指省試詩之固定格式。“格詩”二字可與前文之“省”連讀為“省格詩”。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司馬光在所上科場札子中則單用“格詩”指省試詩： 及其末流，專用律賦格詩取舍過落，摘其落韻，失平側(cè)，偏枯不對，蜂腰鶴膝，以進退天下士，不問其賢不肖。(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三七一，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25冊，第8975頁) 此札中“格詩”與“律賦”并稱，即指科舉所試之詩、賦?？赡苁鞘艿剿稳藢⑹≡囋姺Q為“格詩”說法的影響，林楨遂推測，中唐張祜經(jīng)由令狐楚上獻朝廷的“新舊格詩”，或指平時所作合乎舉格之合格詩(《唐“格律”考辨》)。此說亦誤。五代王定保《唐摭言》云： 張祜，元和、長慶中，深為令狐文公所知。公鎮(zhèn)天平日，自草薦表，令以新舊格詩三百篇隨表進獻。辭略曰：“凡制五言，苞含六義，近多放誕，靡有宗師。祜久在江湖，早工篇什，研機甚苦，搜象頗深，輩流所推，風格罕及?！痹圃啤Ｖ斄钿浶屡f格詩三百首，自光順門進獻，望請宣付中書門下。(王定?！短妻浴肪硪灰弧八]舉不捷”條，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0年版，第122頁) 按，此處之“格”當為“體”義，“新舊格詩”猶云“新舊體詩”，與晚唐五代人所作省試詩格樣之詩及北宋人所云省試詩之“格詩”均無關系。張祜所獻三百首詩，更不可能都是模擬省試詩的合乎舉格的作品。首先，現(xiàn)存各種文獻史料非但沒有張祜大作或模擬省試詩的記載，反而多記張祜求仕干謁時疏狂、傲誕之舉。如《云溪友議》“雜嘲戲”條就說張祜“平生傲誕，至于公侯”(31)，同書“錢塘論”條又載其在杭州求鄉(xiāng)試解元而謁見白居易時“甚若疏誕”(《云溪友議》卷中，第31頁)，孟啟《本事詩》“嘲戲第七”則謂其當時干謁白居易時竟譏《長恨歌》為“目連變”(32)。其次，張祜在詩壇始得名，主要是因為擅作樂府和宮詞，后來則古今體兼善。張祜此番所獻詩，當亦以佻巧之作為主。令狐楚之所以賞識張祜，且在薦表中盛贊張祜詩“研機甚苦，搜象頗深”，其中一個原因是他自己的詩歌審美趣味與張祜相近(33)。元稹在覽張祜所獻詩后則直斥其詩風之弊：“張祜雕蟲小巧，壯夫恥而不為者，或獎激之，恐變陛下風教。”(34)所以，令狐楚薦表中所云張祜“新舊格詩”之“格詩”，既與白居易集中“古體詩”統(tǒng)稱之“格詩”異，更與唐末五代和北宋人與省試詩相關的“格式”無關，張祜所獻三百首“新舊格詩”，當為其此前所作古近體之精選。 (三)律詩 清人王士禛在其《居易錄》中多處言及“格詩”，卷一一贊宋人謝薖《竹友集》中詩云： 《顏魯公祠堂》、《十八學士圖》諸長歌頗佳。格詩如“尋山紅葉半旬雨，過我黃花三徑秋”，“挼莎蕉葉展新綠，從臾榴花開晚紅”，“瘦藤拄下萬峰頂，野鶴來歸千歲巢”，皆佳句。(王士禛著，袁世碩主編《王士禛全集》，齊魯書社2007年版，第5冊，第3879頁) 此之“格詩”即指近體律詩(35)，此三聯(lián)均為七言律詩中對仗工穩(wěn)、平仄合律之寫景聯(lián)。該書卷一二則稱《唐詩鼓吹》和《三體詩》所選錄作品為“格詩”： 若《英華》《萬首》取備，故博而雜；《鼓吹》《三體》惟錄格詩，氣格卑下，《眾妙》《二妙》亦然。(《王士禛全集》，第5冊，第3904頁) 《唐詩鼓吹》是金人元好問所編的唐詩選本，以中晚唐作品為主，共收七言律詩五百九十七首，反映了元人“獨尚七言近體”(36)的詩體偏好?！短圃娙w家法》(37)則是宋元之際周弼按照詩法分體編選的一部唐詩選集，原為四卷，分別評選五言律句、七言律句和七言絕句?？梢娡跏慷G所云之“格詩”實為“律詩”。他之所以稱“律詩”為“格詩”，應是對元稹《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并序》中“律切則骨格不存”的誤讀。元稹認為，“律詩”因為太過講究聲律而導致“骨格不存”，所以將有“意義格力”的古體詩稱為“格詩”；而王士禛竟反將“氣格卑下”的律詩稱為“格詩”，只能說是他自己的曲解和誤用。對此，清人趙執(zhí)信頗不以為然： 頃見阮翁雜著，呼律詩為格詩，是猶歐陽公以八分為隸也。(趙執(zhí)信《談龍錄》，《清詩話》，上冊，第311頁) 他認為，王士禛將“律詩”稱為“格詩”，其誤正如唐代書法家歐陽詢將“八分書”當作“隸書”。因為在趙執(zhí)信看來，八分書，是秦隸、古隸在漢魏之際的發(fā)展，然是兩種書體；“格詩”是沈約等人提倡的講究聲律的“齊梁格”詩(38)，系“律詩”所自出，亦不可混同。 (四)“齊梁格”詩 在清代，將“齊梁格”詩徑稱為“格詩”，其實也不只是趙執(zhí)信一個人的看法。其同時代人何焯在《義門讀書記》卷五一點評杜甫《大云寺贊公房四首》時，在詩題后標注“格詩”二字，也是基于“格詩”即“齊梁格”詩的一種認識(39)。杜甫此組詩系至德元載長安限賊期間的作品，雖是五言排律的寫法，但詩中多有失粘、失對之處，其四還押了上聲韻，體式倒是與盛中唐人所云“齊梁體”“齊梁格”相符，視之為“齊梁格”尚屬情有可原，然稱之為“格詩”，則與唐人的“格詩”觀不侔。但趙執(zhí)信就是用這種觀念來解釋白居易集中的“格詩”和“半格詩”，顯屬想當然，是犯了以今釋古的毛病。今人王利器、鄺健行、葉汝駿等則未對高仲武《中興間氣集》和白居易《白氏長慶集》中“格詩”作全面深入之體格律分析，輕信趙執(zhí)信之說，甚可惜也。 當然，清代也有一些學者對“格詩”的理解與唐人同，用之指稱“古體詩”。如朱彝尊《王崇安詩序》中所云： 今年冬，知崇安縣事郃陽王侯琴伯，以《槐蔭堂集》惠寄，發(fā)函伸紙誦之，格詩近體，各有其長。(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三九，《清代詩文集匯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16冊，第328頁) 此“格詩”即指與“近體”相對的“古體詩”。再如毛奇齡《西河集》中的五卷“五言格詩”(40)，及張九鉞《陶園詩文集》中的六首“五言格詩”(41)，亦均為五言古詩。由此觀之，清人汪立名和翁方綱對白居易集中“格詩”體式能有正確之理解，亦受當時用法之影響。今人陳寅恪、施蟄存、謝思煒等學者既參考了汪立名的看法，又不輕信之，而是能夠自己去考察白集“格詩”的體式，治學態(tài)度嚴謹，故所論雖未全中鵠的，然偏誤無多。 注釋： ①《唐代文學研究》第14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②葉汝駿《“格詩”正詮》，《浙江學刊》2017年第2期。 ③林楨《唐“格律”考辨》，《文學評論》2018年第6期。 ④舊題王昌齡撰《詩格·論文意》中雖有“格律”并稱之語，但其中的“格”并非體式義。中唐人所言之“格律”，除了是“格詩”與“律詩”的對舉，有時還是“詩格”與“詩律”的并稱。 ⑤葉汝駿《“格詩”正詮》論證“格詩”并非白居易創(chuàng)名，確為有見，然首舉舊題王昌齡《詩格·論文意》中“凡作詩之體，意是格，聲是律，意高則格高，聲辨則律清，格律全，然后始有調(diào)”諸語為證，且謂“詩分'格’、'律’的觀念在盛唐至中唐前期已經(jīng)形成”(《浙江學刊》2017年第2期)，論據(jù)和結(jié)論均不十分妥當。因為王昌齡此語雖“格”“律”并舉，然此“格律”并非詩分“格體”“律體”之證，更非“格詩”“律詩”之合稱，而是分別指詩歌的立意與聲律。 ⑥各版本《中興間氣集序》對收詩歌數(shù)量的記載，有一百三十四首、一百四十首等多種說法，均不確。此數(shù)據(jù)乃依《唐人選唐詩新編》(增訂本)，實際統(tǒng)計所得。 ⑦付秋玉《從〈中興間氣集〉的定量分析看中唐前期詩歌風貌》，《河池學院學報》2016年第3期。 ⑧“變體律詩十九首”，《中興間氣集》明嘉靖本、汲古閣本作“變律詩九首”?！坝小?，《中興間氣集》明嘉靖本、汲古閣本無“有”字。 ⑨此三首作品的文本，明嘉靖本、汲古閣本《中興間氣集》與清初毛氏汲古閣影宋抄本差別甚多。此據(jù)《唐人選唐詩新編》([增訂本]，第492-493頁)。本文在詩歌體格律分析中對近體詩律句式的標注方式，參見拙著《六朝聲律與唐詩體格》的相關論述(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46-60頁)。 ⑩拙文《唐開成年間齊梁格詩考論》已經(jīng)指出：“唐大和至開成間白居易、劉禹錫等人所創(chuàng)作的'齊梁格’詩已與盛唐岑參、王昌齡等人的創(chuàng)作和理論具有完全不同的詩體特征，已經(jīng)不是主要從內(nèi)容風貌仿效，而是更注重格律上的規(guī)定，亦即刻意仿效永明體初起時尚多病犯的聲律狀態(tài)，并將之詩格化?！?《唐代文學研究》第14輯)拙文《論晚唐五代“齊梁體”詩歌的體格特征》也指出：“現(xiàn)存晚唐五代'齊梁體’作品具有用韻平仄不限、大多刻意出律、未避病犯的詩體特點，其詩律與近體相去稍遠，與永明體較為接近?！?李炳海、趙敏俐主編《紀念楊公驥教授誕辰九十周年學術論文集》，學苑出版社2011年版) (11)《白居易詩集校注》卷一六，第3冊，第1334頁。 (12)葛曉音在《杜甫長篇七言“歌”“行”詩的抒情節(jié)奏與辨體》文中也認為唐人如杜甫等的“歌”與“行”在題材、節(jié)奏力度和脈絡變化等方面都有不同，“歌”詩大都激情高揚，氣勢雄放，語調(diào)夸張突兀，脈絡跳躍騰挪；“行”詩適宜敘述，在層遞復沓中推進抒情節(jié)奏，呈現(xiàn)出連綿起伏、平穩(wěn)有序的形態(tài)(《文學遺產(chǎn)》2017年第1期)。 (13)此文所述白集分卷和卷首標目格式，除特別說明，均據(jù)川瀨一馬監(jiān)修《金澤文庫本白氏文集》(日本勉誠社1984年版)。 (14)白居易著，朱金城箋校《白居易集箋?！肪砹恕豆示┱自僖募颉罚虾９偶霭嫔?988年版，第6冊，第3653頁。 (15)《白居易集箋校》卷二一，第3冊，第1396頁。 (16)白居易著，謝思煒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卷三四，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4冊，第2015頁。 (17)拙文《日藏舊鈔本〈白氏文集·前集〉編撰體例論考》，《唐代文學研究》第15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18)白居易《后集》及《續(xù)后集》中用“古體”而非“古調(diào)詩”標目，本身也是值得分析的問題。對于白居易集中“古調(diào)詩”與“古體詩”關系之辨析，參見拙文《〈白氏文集〉“古體”與“古調(diào)詩”之關系》(《陜西師范大學學報》2013年第4期)。 (19)納蘭性德《通志堂集》卷一八《淥水亭雜識》，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下冊，第700頁。 (20)假如白居易當初編排此卷時，古律順序顛倒，將律詩放在前半部分，古體放在后半部分，則他極有可能會在卷首標“半律詩格詩附”。當然這種可能性幾乎沒有，因為唐人在編次詩集時，基本上是先古后律。 (21)葉汝駿《“格詩”正詮》雖然也認為“半格詩”是指此卷中所收一半“格詩”一半“律詩”，但他認同清人姚范所持此卷首小注“律詩附”者很可能是后人刊刻時所加，則又是因未核日本所藏白集舊抄本金澤文庫本和宋集現(xiàn)存最早的刻本南宋紹興本《白氏文集》而導致的誤說。 (22)張伯偉曾經(jīng)指出：“初、盛唐的詩格，在內(nèi)容上大多是討論詩的聲韻、病犯、對偶及體勢?！薄巴硖浦了纬踉姼竦奶厣?包括內(nèi)容與形式)基本上有三方面，即'門’、'物象’和'體勢’?！?張伯偉《詩格論(代前言)》，《全唐五代詩格匯考》，鳳凰出版社2002年版，第7、19頁)所言甚是。而筆者認為，這中間還有一個過渡階段，即盛中唐人多重“意”，提倡詩歌要有“風骨”“骨格”“格意”，這反映了在詩格類著作中，則是舊題王昌齡撰《詩格》中的重“立意”“意境”，以及皎然《詩式》中的重“取象”“取境”。 (23)學界以前頗疑此書非王昌齡所撰，近來傅璇琮、張伯偉等學者則認為王昌齡很有可能撰此書。張伯偉推測，王昌齡任江寧丞時，向后學傳授詩律，因而有此《詩格》之書，且被時人尊為“詩家夫子”(張伯偉《詩格解題》，《全唐五代詩格匯考》，第146頁)。本人也傾向于認為，此書當系王昌齡所撰，或王昌齡口授，由后學記載整理成書，故本文徑稱王昌齡《詩格》。 (24)《唐詩百話》在引此處第二段文字后說：“可知古詩重在內(nèi)容，故稱格詩，格是風格。近體詩重在聲韻的美，故稱律詩，律是音律。古詩意高而聲韻不美，近體詩聲韻美而意不高，都還不夠，因此要求格律全?！?《唐詩百話》，第487頁)所解有誤，王昌齡此處之“格”是“意格”，“格詩”之“格”非“風格”義。 (25)《元稹集》卷六〇，下冊，第633頁。 (26)中唐人認為，在詩歌創(chuàng)作中能夠“格”“律”兼善的作家只有杜甫一人，參見白居易《與元九書》、元稹《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 (27)《翰苑群書》卷八記述此事，“為舉人格樣”作“以為繩準”，亦可見此處“格詩”“格賦”之“格”，乃樣板、標格之意。 (28)《全唐詩》卷四七九，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14冊，第5450-5451頁。 (29)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卷一四七二，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版，第68冊，第60頁。 (30)宋代省試詩不是一般的律詩，具有特殊的格式，首先篇幅比五律長，有六韻、八韻，而且有一套起、承、轉(zhuǎn)、合的“程式”。參見祝尚書《宋代科舉與文學》，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247-266頁。 (31)范攄《云溪友議》卷下，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第76頁。 (32)孟啟《本事詩》，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xù)編》，中華書局1983年版，上冊，第21頁。 (33)拙文《唐開成試詩變體與文宗朝黨爭之關系》(《文學遺產(chǎn)》2013年第1期)中有論令狐楚詩歌創(chuàng)作傾向和審美趣味，可參。 (34)《唐摭言》卷一一，“薦舉不捷”條，第122頁。 (35)此段文字在《蠶尾文集》中作《跋竹友集》，且多有異文，如“長歌”作“長句”，“格詩”作“近體”(《王士禛全集》，第3冊，第1926頁)。 (36)王行《半軒集》卷五《柔立齋集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31冊，第346頁。 (37)對此書原本書名和各體編排順序，學界有不同看法。此據(jù)拙文《周弼〈唐詩三體家法〉中日版本流傳考述——以元刊本和日本“五山版”為中心》(劉玉才、潘建國主編《日本古鈔本與五山版漢籍研究論叢》，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284-285頁)。 (38)本文前面所引趙執(zhí)信在《聲調(diào)譜》中將白居易《小閣閑坐》稱為“半格詩”，且謂前半為“古體”，后半為“齊梁”體，即基于“格詩”為“齊梁格”的認識。 (39)何焯著，崔高維點?！读x門讀書記》卷五一，中華書局1987年版，下冊，第1005頁。 (40)毛奇齡《西河集》卷一八五至卷一八九，《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21冊，第889-932頁。 (41)張九鉞著，雷磊校點《陶園詩文集》卷二三，岳麓書社2013年版，第611-6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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