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乘舟將欲行,
忽聞岸上踏歌聲。
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倫送我情。
弱冠時讀李白《贈汪倫》這首七言絕句,就把汪倫當成了孟浩然、王昌齡一樣的人。試想,李白這樣的詩人能給誰贈上幾行情真意切的文字呢,他流傳的幾近流俗的作品《送孟浩然之廣陵》,還有那首《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遙有此寄》,我們一眼就能看出,李白贈詩,是講究“門當戶對”的。這也怪不得李白,農(nóng)業(yè)社會,詩書禮樂被士子壟斷,文化的話語權,是不會旁落民間的。何況李白在朝野奔走,總覺得自己有經(jīng)世致用的本事,稍不留神,就說出“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沙”的大話。
那么,把汪倫當成了大人物,似乎就可以理解了。
稍大一點,讀了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據(jù)說,這本書是郭沫若為了迎合毛澤東寫的,為此,郭沫若還受到嘲弄。其實,迎合作家生命的外部環(huán)境、包括人和事去寫作,也無可厚非,關鍵是你寫得如何。想想,一度被人們視若佳構美文的歐洲工業(yè)化初期的抒情詩,有多少是寫給公爵、伯爵、子爵或侯爵夫人的,這并沒有影響詩人的文學影響和地位?！独畎着c杜甫》讓我看到唐朝更遠的地方,這是一個狂傲的四川人對另一個狂傲的四川人的理解與判斷。郭沫若把自己看成了歌德,李白能讓高力士脫靴子,盡管他也寫了“誰道君王行路難?六龍西幸萬人歡。地轉錦江成渭水,天回玉壘作長安”這樣的頌詩。畢竟他們有耀眼的才華,畢竟他們與眾不同,寫過這首詩的李白還是李白,把坐在飛機里的毛澤東比成太陽的郭沫若照樣認識甲骨文,與政治搭界,拿李杜說事,也不乏真知灼見。
《李白與杜甫》讓我知道汪倫的身份與孟浩然、王昌齡的身份有天壤之別。汪倫是農(nóng)民,這樣的生存定位,恐怕他不會有機會“腰纏十萬貫,騎鶴下?lián)P州”,也不會有誰為他的遠行寫一首詩。農(nóng)民遠行,大多是為了墾荒,是生存的需要,無詩意可言。王昌齡不同,他是“中直”管的“干部”,左遷龍標(古人尚右,故稱貶官為左遷),是因為對某某有性騷擾之舉,遭到舉報后,從長安“下派”到龍標,也就是今天的湖南省黔陽縣。王昌齡的這般浪漫,這般境遇,農(nóng)民都不會有。汪倫是農(nóng)民,在家鄉(xiāng)種田耕地,養(yǎng)兒育女,是他生活的全部,惟一給他呆板的人生增添一步亮色的應該是自己的歌喉。也正是因為這一點,他引起李白的注意,那醇美、清脆、悠婉的歌聲,讓詩人感動了,他的筆輕輕一觸,就讓汪倫鮮活起來,一千多年了,還不見衰老。
不知道是何年何月,季節(jié)應該是春天。云游四方的李白來到安徽涇縣一個叫桃花潭的地方,那是一個美麗的村莊。李白的身影在良辰美景中更顯飄逸,一舉一動,也都驚世駭俗。汪倫看出了李白的不凡,不俗氣質,單憑那身行頭,也足以讓人眼花潦亂。農(nóng)民喜歡以貌取人,但這不是農(nóng)民的專利,時間之水濯洗過的蒼生,以貌取人者越發(fā)多了起來。汪倫向李白獻殷勤,一個樸素農(nóng)民的皺紋是藏不住單純的,他拿出自釀的米酒,歡迎李白這個遠道客人。寶劍贈給英雄,紅粉送給佳人,對李白來講,一杯濁酒抵得上千言萬語,此時此刻,惟有飲者留其名。兩個人互相報出了名字,李白也免不了向汪倫講了自己的雄心壯志,或許吹噓自己一旦在長安得志,斷斷不忘汪倫的滴酒之恩。
汪倫是不是村長,宴請李白用的是不是公款,已無從考證了。汪倫經(jīng)常請李白喝酒,喝沒喝花酒,也無從考證了。從李白的詩中不難看出,兩個人很投緣,彼此視為知己,酒酣胸膽,李白免不了大聲朗誦自己的詩篇。李白的詩歌好懂,一字一句,汪倫都聽了進去。詩歌令人生情,在大詩人的面前,汪倫有了情緒,這種情緒前所未有。于是,他也站起來,高聲唱歌,一邊唱,一邊有節(jié)奏地用腳踏地。汪倫唱歌的樣子,李白記在了心底,并與長安城的藝人做了比較,他甚至想,汪倫的水平?jīng)Q不比那些在宮中演出的藝人們差,只是藏在深山人不知。當時,還沒有城鄉(xiāng)差別、文化差別一說,也從未聽說弱勢群體一詞。汪倫唱罷,兩人干杯慶祝,李白喋喋不休地夸獎汪倫的歌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