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新富人就是昨天的窮人。梵高等藝術家的作品在市場上創(chuàng)下天價，因為他們提供了其他畫家所沒有的一種用品：鄉(xiāng)愁。
在20世紀80年代初，相對于老大師作品的價格，德加、莫奈、雷諾阿、畢加索、莫迪里阿尼和馬蒂斯的作品似乎很便宜，對于美國的主流趣味而言，這些作品也更為現(xiàn)代、更時尚、更有吸引力。1983年，在哈夫邁耶拍賣會上，德加的作品拍得374萬美元，但這一價格很快就黯然失色；1984年，克拉克勛爵的后期透納作品《?？怂雇ê＞啊?Seascape Folkestone)以1010萬美元賣出；1985年在佳士得，溫伯恩勛爵(Lord Wimborne)的一幅罕見的曼特尼亞作品《麥琪的朝拜》以1040萬美元賣出；1986年在蘇富比，倫勃朗的一幅肖像畫《穿金邊披風的女孩》(Girl in a Gold-Trimmed Cloak)以1030萬美元賣出。但出現(xiàn)在拍賣會上的老大師作品的質量在下降，交易商也在大聲抱怨供應不足，而印象派和1900年至1930年間的巴黎畫派最好的作品，有很大一部分仍然在私人手上。20世紀80年代中期，擁有低息貸款的投機者只有一個方向可去。1870年之后，藝術世界開始進入新的價格空間。在1986年，事情還不是很清楚：法國印象派是否會取代18世紀的英國畫派，成為前所未有的、最昂貴的藝術流派。但到1989年，一幅五流的畢沙羅作品已經(jīng)比一幅一流的約書亞·雷諾茲作品要貴十倍。在1990年，梵高最好的作品比雷諾茲最貴的畫要貴兩百倍。
從1987年12月到1990年5月，在紐約和倫敦舉行的每一次印象派和現(xiàn)代派拍賣，在每一個價格水平上都會帶來價格的上漲，引發(fā)人們新的興奮——以至于像阿斯加國際這樣的日本交易商有時會出現(xiàn)在拍賣現(xiàn)場，不加區(qū)分地競拍第一流和第五流的作品。
《向日葵》2420萬英鎊的價格讓梵高成了藝術市場之神，讓投機者們有了新的方向。這位荷蘭人的作品之所以能升上九天，溫德爾·徹里和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福爾塔巴夫人在20世紀80年代初的競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1985年，《日出景象》[Landscape with Rising Sun]，在蘇富比佛羅倫薩古爾德拍賣會上賣出，兩人之間的爭斗才暴露在公眾面前)，但在《鳶尾花》于1987年11月以5390萬美元賣給邦德之后，梵高作品才開始像畢加索作品定義21世紀的藝術市場那樣，定義當時的藝術市場。到1990年，在拍賣排行榜的前十名里，梵高的作品占了五位。
這在當時和現(xiàn)在都是出人意料的事情。在連接19世紀和20世紀藝術的“北方道路”上，梵高是一位重要人物——這是一條浪漫和革命之路，通往一種真正的現(xiàn)代繪畫，由弗里德里希在柏林、康斯太伯爾和透納在倫敦開創(chuàng)，由梵高這位遠在法國的荷蘭人將其戲劇性地推動向前，挪威的蒙克和瑞典的斯特林堡(Strindberg)在19世紀90年代加以發(fā)展，然后又融匯進慕尼黑的康定斯基和德國的表現(xiàn)主義中。但在以巴黎為中心、連接19世紀和20世紀藝術的“南方道路”上，也有重要的、更加耀眼的人物。就受歡迎的程度而言，雷諾阿、莫奈、塞尚或畢加索的價格本應該更高。
但梵高提供了除畢加索以外的其他畫家所沒有的一種用品：鄉(xiāng)愁。今天的新富人就是昨天的窮人。工業(yè)和金融財富很少是繼承而得，它們是新近創(chuàng)造出來的，那些自我成就的人會愈加懷念被他們拋在身后的世界。在19世紀80年代的巴黎，像愛德華·塞克雷坦這樣的新工業(yè)家創(chuàng)造出新的創(chuàng)紀錄的市場，買賣米勒和巴比松畫派的農(nóng)夫畫，而美國的新工業(yè)財富把羅莎·博納爾和畢沙羅作于19世紀70年代初的作品的價格提升到了驚人的水平——前者的作品是純真的鄉(xiāng)村回憶，后者的作品描繪的是田野里的勞動者。在20世紀80年代，梵高的生活受到空前的關注，他的作品的價格也達到空前的高度。這是一個被瘋狂和貧窮毀掉的人，據(jù)說終其一生都未能向富人賣出一幅畫，而現(xiàn)在卻成了百萬富翁們特別感興趣的對象。2004年，畢加索玫瑰紅時期的作品《拿煙斗的男孩》——畫中人物是一位身著藍衣的巴黎技工——拍得1.41億美元，盡管經(jīng)濟動機是造就這一驚人價格的主要原因，同樣的鄉(xiāng)愁似乎也在其中發(fā)揮了作用。富有的買家多次在市場上表明，貧窮的景象能讓他們打開錢包。
于是，在看到《鳶尾花》以驚人高價賣出之后，巴黎交易商杜朗—魯耶的一位后人立刻把德加的《洗衣婦》(Blanchisseuses)——作于1876年，是洗衣婦系列中的一幅——送到了倫敦的拍賣會上。
當時，巴黎和倫敦半數(shù)以上的職業(yè)婦女都是洗衣婦。1894年，這幅作品在美國拍得440英鎊，是德加作品的最高價格。其吸引人之處在于，畫中描繪的是現(xiàn)代生活的景象，但對于新富人而言，卻無疑又是對昨日貧窮的紀念。1987年，這幅畫以1370萬美元創(chuàng)下德加作品的最高紀錄，買家至今身份不明；1988年，德加的另一幅《洗衣婦》拍得744萬美元，畫的主人在十六年前買這幅畫花了46萬美元。市場緊盯著老大師的“宮廷趣味”的對立面：這種趣味喜愛的是窮人的生活。事實是，社會中大多數(shù)成功企業(yè)家?guī)缀醵加羞^饑餓和貧窮的童年，他們因此產(chǎn)生出對更美好生活的渴望——今天，只要查看紐約福布斯四百強或倫敦《星期日泰晤士報》富人排行榜，我們就能確認這一點。對于那些畫的買家而言，畫中所描繪的下層人民，有許多就是他們的“家人”。他們就是新富人的祖輩。
1988年3月，輪到莫迪里阿尼的作品被陽光照耀了：他最后的畫作，希臘咖啡館音樂家馬里奧斯·瓦弗格利斯(Marios Varvoglis)的肖像畫以909萬美元創(chuàng)下他自己的拍賣紀錄。文萊蘇丹此時私下付了多少錢買下莫迪里阿尼的那些裸體畫，我們不得而知；但我們知道文萊后來不喜歡這些作品。1988年，梵高為郵政局長嫻靜的女兒所畫的肖像畫《拉武小姐》(Mlle Ravoux)拍得1375萬美元。日本的投機者無疑會感到激動：這幅畫在1920年價值2萬美元，1966年價值46.7萬美元，1980年價值198萬美元——這怎么說都是一筆漂亮買賣。維爾登斯坦的哈里·布魯克斯(Harry Brooks)對此感到震驚，稱這樣的價格“讓人恐慌”，但如果他是在對市場過熱發(fā)出警告，市場并沒有理會他。在6月的倫敦舉行的拍賣會上，莫奈的《草地》(Dans La Prairie)拍得2420萬美元(1430萬英鎊)；在畫中，莫奈的第一位妻子卡米耶安靜地躺在草地上。莫奈還沒有真正加入天價俱樂部，但其作品價格無疑已被視為過低；這次的拍賣價格是他之前的拍賣紀錄的四倍。出席蘇富比拍賣會的人注意到，畫的競價本來在1400萬美元就會打住，但兩位富人之間的爭吵讓價格又上漲了1000萬。其中一位是文萊的杰弗里親王，人們發(fā)現(xiàn)他與20世紀80年代的高價格關聯(lián)甚多。
在很大程度上，市場上賣的畫和雕塑是美國人在20世紀30、40和50年代廉價購買的。也有很多寄售品來自瑞士，尤其是住在說德語的各州的希臘家庭，他們?yōu)榱吮芏惗徺I藝術品。盡管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雷諾阿、塞尚、莫奈和德加的作品就在進入博物館，事實證明，他們的作品有相當一部分仍在私人手上。
1988年11月，一組這樣的藏品在紐約浮出水面，一周內就在美國和日本被譽為創(chuàng)造了拍賣的歷史。
在七天里有三組重要藏品轉手，其中最讓人難忘的藝術品屬于加州的電影制片人威廉·格茨。格茨和他的妻子所買的藝術品范圍廣泛，可以回溯到1870年，但他們還具有一種非美國的趣味，喜歡畢加索更粗礪時期的作品。在他們的藏品中有一幅1901年藍色時期的《母性》(Maternite)，這幅畫是否是畢加索這位20世紀身價最高的藝術家的杰作，需要投機者們自行甄別。這幅相對比較迷人的畫——與倫敦或巴黎相比，紐約數(shù)十年來一直表現(xiàn)出更強的對裝飾性的喜好——以創(chuàng)紀錄的2475萬美元賣出；在同一周，維克多·W。岡茲(Victor W Ganz)收藏的另一幅作于1923年同樣迷人的《鳥籠》(Cage d'Oiseaux)拍得1540萬美元。僅僅四天時間，畢加索的拍賣紀錄翻了三倍，市場上出現(xiàn)了能與梵高作品相匹敵的投機對象，梵高的《向日葵》《鳶尾花》和《頂奎特爾橋》是當時全世界四幅最貴的畫中的三幅。
1988年12月，在紐約放棄畢加索的地方，倫敦繼續(xù)與其一起前行。《雜技演員與年輕小丑》是作于1905年玫瑰色時期的一幅杰作，這幅畫把這位藝術家的紀錄提高到3875萬，六倍于一年前的水平。兩位日本人互相攤牌，產(chǎn)生了這個價格——在當時這是讓人始料未及的事情，盡管這幅畫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日本人那種空靈的趣味——這個驚人的價格也成為全世界畫作的第三高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