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墨經(jīng)》包含著豐富的符號學思想。這體現(xiàn)在《墨經(jīng)》對于“言”與“名”的理論，《墨經(jīng)》的定義方法，《墨經(jīng)》對“辯”與“說”的論述等方面?！赌?jīng)》認為，“言”是口的一種功能。“執(zhí)所言而意得見”?！懊笔怯靡浴芭e實”的。《墨經(jīng)》中的“正名”學說超出了儒家的政治、倫理的正名理論，而真正成為“名辯學”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墨經(jīng)》中運用了多種的定義方法?！赌?jīng)》認為“辯”的特征是“爭仮（反）”，其目的是為了“明是非之分”，“察名之理”?！稗q”的準則是要“當”與“宜”?！赌?jīng)》的“說”運用的是語用推理。
關鍵詞 言 名 辯 爭 當 說 效 法 止 狂舉
《墨經(jīng)》包括《墨子》中“經(jīng)上”、“經(jīng)下”、“經(jīng)說下”、“大取”、“小取”六篇，是墨翟弟子所作，其內(nèi)容涉及邏輯學、語言哲學，以及很多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知識，其中也包含著豐富的符號學思想。我們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探索。
一、《墨經(jīng)》中的言語行為理論
1.“言（話語）”是《墨經(jīng)》語用學的基本范疇
符號學的一個重要分支——現(xiàn)代語用學，重點研究話語。這是因為語用問題總是體現(xiàn)在話語中，而不是體現(xiàn)在一個孤零零的語詞中。《墨經(jīng)》已注意從言語的整體性來考察名辯問題，《墨經(jīng)》中有19處提到“言”的問題?！把浴?，相當于現(xiàn)代所說的“言語”（speech），也就是“話語”（utterance）?！赌?jīng)》從功能上給“言”下了定義：“言，口之利也?！保ń?jīng)上，92，本文所引《墨經(jīng)》的語句編號均引自周云之所著的《墨經(jīng)校法、今譯、研究——墨經(jīng)邏輯學》一書）這就是說，“言”是口的一種功能。又說：“執(zhí)所言而意得見，心之辯也。”（經(jīng)上，93）墨家認為通過言語可以了解說話者所要傳達的意思，也就是說，說話者的話語表達了說話者的思想，而聽話者能理解對方所說話語的意思，是因為人的大腦（心）具有辨察和分析的能力。墨家在這里強調了“言”的表意功能，顯然在古代“言意之辯”（即“言盡意”與“言不盡意”之爭）中，墨家是站在“言盡意”的一派的。
《墨經(jīng)》還說：“言，出舉也。言也者，諸口能之，出名者也。名若畫虎也。言也謂，言由名致也。”（經(jīng)上，32）這是說，“言”要求能對事物有所指稱，也就是說，“言”與“實”要有對應關系。言是由名組成的，“名”是“言”的組成部分，也是“言”的行為結果。名與言是部分與整體的關系。言通過名去稱謂事物。名象畫虎一般，“虎”這個名象所畫的“虎”一樣，就成為客觀存在的虎的符號。
《墨經(jīng)》說：“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保ㄐ∪。┻@就是說，同樣的“言”在不同的語境中會出現(xiàn)多種涵義，表現(xiàn)為多種形式，同一“言”可由不同的“故”推出。因此，理解一個話語，必須了解其多種涵義，了解產(chǎn)生這多種涵義的“故”，這樣才能防止表面性和片面性。
《墨經(jīng)》還說：“以言為盡悖，悖，說在其言?！彼又f：“以：悖，不可也。之人之言可，是不悖，則是有可也。之人之言不可，以審必不當?！保ń?jīng)下，172）“悖”就是“不可”的意思。這是說， “言”有是非之分，不能說所有的“言”都是錯的。如果說“言盡?！边@句話為“可”，則是有“可”（不悖）的話存在，這樣說“言盡?！边@句話本身就“不可”，也就是“?！薄６艺f“言盡?！边@句話為“可”，則說“言盡?！边@句話本身也是“言”，因此也應為“?！薄＿@跟古希臘流傳下來的（相傳是愛皮門尼德（Epimenides）記載的）所謂：克里特人中有一個人說：“克里特島的人都說謊”的故事有些類似。不過《墨經(jīng)》表述得更明確，說“以言盡悖”本身為“?！?，并且指出其原因在于“言”本身不允許這樣，因為“言”要“出舉”，即言要以實來進行檢驗，不可能“盡?！?。
2.“名”的符號性與行為性
上面的引文中已涉及名的符號性問題。但《墨經(jīng)》是將符號性與行為性結合起來論述的。
在《小取》篇中，提出了“以名舉實”的原理。就是說一定的“名”要與一定的“實”相對應。如何對應呢？《墨經(jīng)》提出“舉”這個概念?！芭e，擬實也。告以文名，舉彼實故也?！保ń?jīng)上，31）《墨經(jīng)》的“舉”略似于公孫龍的“指”，但“舉”比“指”更具有行為性。它表示“名”對“實”不僅要有指謂性，而且要能“擬實”，“擬”就是“模擬”，也具有“描述，反映”的意思，也就是“名”要能舉出實的某些性質。“名”是指稱“實”（物）的一個符號。
《墨經(jīng)》不僅談到“舉”，還談到與“舉”相關的一個概念“取”：
[經(jīng)]知其所以不知，說在以名取。[說]知，雜所知與所不知而問之，則必曰：是所知也，是所不知也。取去俱能之，是兩知也。（經(jīng)下，149）
其取之也，有所以取之，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小?。?/div>
《墨子?貴義》篇有一個瞽者取黑白之物的故事：“子墨子曰：今瞽曰，鉅者白也。黔者黑也。雖明目者無以易之。兼白黑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這說明一個人使用一個名是否正確不僅在于他能解釋這個“名”的語義，還在于他能在行為上體現(xiàn)出其意義。所以墨子說：“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雖禹湯無以易之。兼仁與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保ㄍ希叭 鄙婕懊氖褂谜撸婕叭说男袨?，涉及行為的目的?！芭e”與“取”都屬于語用范疇?？梢娔业恼Z義理論強調，掌握語義不僅要作出靜態(tài)的描述，而且要作出動態(tài)的選擇，能在行為上從諸多事物中將所說的事物區(qū)別、挑選出來。所以，“舉”與“取”是墨家符號學理論中的重要范疇。
3.《墨經(jīng)》的正名學說
先秦諸子都涉及“正名”的問題?！赌?jīng)》特別關注“名實”關系，因此，它自然要討論“正名”的問題?！赌?jīng)》說：“（經(jīng)）彼彼此此與彼此同，說在不異。（說）彼：正名者彼此彼此，可。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彼此不可。彼且此也，彼此亦可。若是而彼此也，則彼亦且此也?！保ń?jīng)說下，169）
《墨經(jīng)》這一段傳統(tǒng)上認為是對公孫龍《白馬論》的批駁，但仔細看起來，似乎不是反駁，而只是補充。公孫龍強調“其名正則唯乎其彼此焉?！彼f：“謂彼而彼不唯乎此，則彼謂不行；謂此而此不唯乎此，則此謂不行……故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可。彼此而彼且比，此彼而此且彼，不可?！保ā睹麑嵳摗罚┕珜O龍的理論是一種理想語言的要求，即一個符號只具有唯一的一個指稱，一種涵義。這種理論在自然語言中實現(xiàn)起來是有困難的。
《墨經(jīng)》并不認為公孫龍的觀點不對，《墨經(jīng)》說：當嚴格地“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的時候，是不允許混淆彼此的，但是當“彼且此”即彼此不異的時候，則將彼稱為此，將此稱為彼，是可以的。例如，“狗”與“犬”不異，那么將狗稱為“犬”，將犬稱為“狗”，是可以的。因此，《墨經(jīng)》并無反對公孫龍之意，不過認為在某種情況下，不能過于機械。在自然語言中，仍有將“彼、此”通稱的情況。
《墨經(jīng)》講“正名”是為了“辯”。《墨經(jīng)》說：“夫辯者，……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以名舉實，……”（小?。梢娝麄儼颜_認識“名實”關系即“正名”，看作進行“辯”的一個重要條件。
墨家講“正名”與儒家“正名”有重要的區(qū)別，這就在于，儒家認為“名不正”的原因在于違背“周禮”，因此“正名”的目的在于恢復“周禮”，“正名”的標準也是“周禮”?？鬃舆@種嚴守古制，“正名”就是要倒回過去的觀點，是不符合時代發(fā)展精神的。這種“正名”完全淪為政治、倫理的工具。墨家則從精確表達思想的角度，從語言學、邏輯學和符號學的角度對“名”本身進行了分析，找出“名不正”的原因，不能說與第三產(chǎn)生的落后狀況無關。例如，然后提出正確用“名”的原則，使“正名”超越于政治、倫理的范疇，而成為“名辯學”的有機組成部分。從這一點說，墨家比儒家有了重大的進步。
二、《墨經(jīng)》中的定義方法
定義問題是符號學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定義，實際上就是給各種符號下定義。任何符號都必須有意義，但是某個特定的符號與某個特定的意義并無必然聯(lián)系。一部《墨經(jīng)》可以說基本上是一部定義的集合，其中的“經(jīng)”與“說”許多都表述為定義的形式。大部分“經(jīng)”（特別是經(jīng)上）都是由一個被定義項與一個定義項所組成。
其定義的形式多種多樣：有的是語詞定義，即以詞解詞的定義，如：“行，為也?！保ń?jīng)上，10）；“直，參也?！保ń?jīng)上，58）；有的是描述定義，即通過刻畫對象的某一特征來下定義，如：“夢，臥而以為然也?！保ń?jīng)上，24）；“言，口之利也?！保ń?jīng)上，92）；有的是因果定義，如：“知，接也?！保ń?jīng)上，5）， 是說知識是通過主體對外界的接觸而獲得的；“智，明也?！保ń?jīng)上，6）， 是說智慧（知識）是其結果可以使認識主體對認識對象有明確理解的東西；有的是外延定義，如：“名：達、類、私?！保ń?jīng)上，79）是說“名”有三種，即“達名”（相當于現(xiàn)在所說的“范疇”category，如“物”），“類名”（如“馬”）， “私名”（相當于現(xiàn)在所說的“專有名詞” proper name，如“臧”）；又如：“謂：命、舉、加?！保ń?jīng)上，80）是說“稱謂”有三種，即命謂（將“狗”命為“犬”），“舉謂”（稱“狗”時以手指出犬來，相當于現(xiàn)在所說的“實指定義”ostentive definition），“加謂”（即不是對狗的通稱，而是罵狗時地狗所加的惡名）。
此外還有一些其它形式的定義。“說”是對“經(jīng)”的意義的進一步闡述。實際上“說”是相應的“經(jīng)”的定義項的一個組成部分，是定義的定義。例如，（經(jīng)）“同：重、體、合、類”（經(jīng)上，87），這是一個個延定義，它通過列舉了“同”的四種形態(tài)：“重同”、“體同”、“合同”和“類同”來揭示“同”的涵義。但是，什么是“重同”、“體同”、“合同”和“類同”卻仍不清楚。于是“說”給與了進一步的闡述：“同：二名一實（即同一個實體有兩個名稱），重同也；不外于兼（一個物體的兩個不同部分，如人體上的手和腳），體同也；俱處一室（在同一空間中的東西，如“床”和“桌”，合同也；有以同（有相同的屬性，如“馬”與“?！本鶠橛刑泐悇游铮?，類同也?！?/div>
《墨經(jīng)》較之古代其它經(jīng)傳使用的定義內(nèi)容更豐富，形式更多樣化。這也說明較之先秦其他各家來說，墨家不僅對自然科學給與了更多的注意，而且對語義問題也給與了更多的關注。
三、《墨經(jīng)》中的“辯”
1.“辯”的目的
先秦時期，特別是戰(zhàn)國時期，是一個“百家爭鳴”的時期。諸子百家都很善辯，不善辯他們也就無從立說，甚至無從立腳。為了善辯，他們不僅要研究辯的內(nèi)容，還要研究辯的形式和辯的方法，我們發(fā)現(xiàn)，在《論語》一書中還未出現(xiàn)一個“辯”字。但孔子的再傳弟子孟軻卻非常好辯。一部《孟子》可以說全部都是孟子與他人辯論的記錄，但他自己卻說：“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他說：“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诐行，放淫辭，以承三圣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保ā睹献?滕文公下》）荀況在其《荀子》一書中則大談其辯，甚至認為“君子必辯?！保ā盾髯?非相》）但他并沒有揭示出“辯”的形式，概括出“辯”的準則。先秦諸子中真正從理論上探討了“辯”的問題的，要數(shù)墨家。
墨家認為“辯”的目的是：“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保ㄐ∪。┻@里雖然也提到“審治亂之紀”、“處利害，決嫌疑”這樣的話，但其主要目的還是要解決“是非”、“同異”、“名實”問題。這跟孔孟儒家的觀點有著很大不同。正如前面所說，墨家的“辯”已超越了單純政治、倫理的范圍，談的是語言學、邏輯學與符號學的問題，特別是邏輯語義學與語用學方面的問題，而即使談“審治亂”，“處利害”，“決嫌疑”，也不是單純?yōu)榱苏蔚哪康?，而具有邏輯語用學的性質。
2.“辯”的特征
《墨經(jīng)》認為進行辯論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即“辯，爭仮也。辯勝，當也?！保ń?jīng)上，75）如“或謂之牛，或謂之非牛，是爭仮也。是不俱當，不俱當，必或不當，不當若犬。”（經(jīng)說上，75）這就是說，辯論是對相反命題的爭論。辯論得到勝利，是由于論述恰當。例如，有人說“這是牛”，有人說“這不是?！保@就是對相反命題的爭論。辯論不可能兩者都勝，究竟哪一方勝，則看誰的論述恰當。如果不勝，一定是某一方論述不恰當。如果有人說“這是?！?，而另一人說“這是犬”，這樣的辯論不能保證一定有一方取勝，因為這不是“爭仮也”，可能這既非牛，也非犬。這里所說的相反命題，相當于傳統(tǒng)邏輯中所說的矛盾命題，即不同真也不能同假的命題?！赌?jīng)》對“辯”的特征的概述是非常準確的。他們是在總結了先秦時期大量辯論的事實，而得出這一結論。
道藏本的《墨經(jīng)》原文為“辯，爭攸也。”“攸”顯然在此無解。后來不少學者追隨張惠言將“攸”注為“彼”，將“辯”解釋為“爭彼也”。但“爭彼”也不能充分表達出“或謂之牛，或謂之非?！眱蓚€反命題之爭的意思。因為“彼”作為代詞，只能代表辯論的一方，而不能代表辯論的雙方。代表雙方必須是“彼此”。我們認為“攸”實為“仮”之誤，因為在古代篆書中，“攸，彼，仮”三個字頗為相似，“攸”既無解，“彼”又不能充分表達辯論是相反命題之爭的意義，這樣就只有解釋為“仮”了?！皝ⅰ笔恰胺础钡漠愺w字?！都?阮韻》：“反，或作仮?！薄额惼?人部》：“仮，反覆也?！薄胺础笔侵浮跋喾吹拿}”，也就是我們現(xiàn)代所說的“矛盾命題”?！盃巵ⅰ本褪且砸粚ο喾吹拿}（矛盾命題）作為爭論的對象。
還有一點，《墨經(jīng)》中所說的“辯”，應屬于語用學的范疇，因為這里說的不僅涉及命題之爭，而且涉及辯論的語境，涉及辯論的人。如“或謂之牛，或謂之非牛”，在古漢語中，“或”表示“有人”。而且前“或”與后“或”是表示不同的人。有學者認為這兩個命題是形式邏輯矛盾律的表述，這樣解釋往往忽略了其中“或謂”二字。有了“或謂”二字，這兩命題的關系，不單純涉及“這是牛”與“這不是?！敝g的矛盾，它還涉及其它的語用學因素。看不到這一點，就無法理解《墨經(jīng)》的“辯”的實質。概括起來說，《墨經(jīng)》的“辯”是指在辯論者兩方之間的一種特殊的交際行為。它是在兩個矛盾命題之間通過爭論以得出一個正確的命題。
3.辯的準則
《墨經(jīng)》認為辯論的準則在于論述的理由充分，要論述恰當。認為“辯勝，當也?！保ń?jīng)上，75）還說：“謂辯無勝，必不當，說在辯?！保ń?jīng)下，136）這就是說，辯論雙方必有一勝，誰能取勝， 就看誰的論述恰當?！爱敗?，不一定就是真，“當”表示“言”（話語）的“恰當性”，相當于英語中的“felicity”，“恰當性”是英國哲學家奧斯?。ˋustin.J.L. 1911—1960）和美國哲學家塞爾（Searle,J.R. 1930—）所創(chuàng)立和發(fā)展的言語行為理論中的一個重要范疇。
語旨行為（illocutionary acts）是整個言語行為理論的核心。其語義基本概念不是真假值，而是“恰當性”。每一種語旨行為的意義都由一定的恰當性條件所決定。這種恰當性條件不僅涉及命題自身，還涉及說話者以及說話的語境。奧斯汀與塞爾對言語行為理論作出了比較嚴密系統(tǒng)的論述，《墨經(jīng)》當然達不到這樣的高度。但《墨經(jīng)》確實提出了話語的“當”與“不當”的問題，這不能不說是他們的一種貢獻?！缎∪ 菲泻芏嗬佣颊f明這一點。例如說：“白馬，馬也；乘白馬，乘馬也。”“盜，人也；多盜；非多人也。”為什么可以說“乘白馬，乘馬也”，而不能說“多盜”就是“多人”呢？這里涉及一個話語“宜不宜”的問題。因為在一定的語境中，說“多盜”與“多人”具有不同的感情色彩?！岸嗳恕币话闶且环N中性敘述，而說“多盜”則具有憎惡的感情。因此說“多盜”是“多人”，顯然“不宜”?！安灰恕币簿褪恰安划敗?。
四、“說”——墨家的語用推理
1.什么是語用推理？
在《墨經(jīng)》中“說”占據(jù)著一個非常重要的地位?！罢f”是“辯”的組成部分，它們運用的是語用推理。語用推理是這樣一種推理，它不僅涉及話語之間的形式關系，涉及話語的字面意義，而且涉及話語的具體語境，即在其具體推理過程中需要添加很多參數(shù)，如時間、地點、說話者、聽話者、上下文，以及說話者和聽話者的知識、信念、意圖、情感等等，這些參數(shù)組成一個話語的語境。話語與語境相結合可能產(chǎn)生一個不同于字面意義的言外之意，甚至產(chǎn)生一個和字面意義相反的意義（即說反話）。這就是說，一個處于一定語境中的話語，除了具有其確實無誤的字面意義外，還具有一定的隱涵意義與預設意義。而理解一個話語的隱涵意義與預設意義的過程，也就是語用推理的過程。這種語用推理在人們?nèi)粘捴薪?jīng)常得到運用。
語用推理具有某種或然性?！赌?jīng)》中的“說”與“辯”都涉及一定的語境，例如《大取》篇中說：“斷指以存腕，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也，非取害也，取利也。其所取者，人之所執(zhí)也。遇盜人，而斷指以免身，利也。其遇盜人，害也?！睘槭裁磳嘀阜Q之為利呢？這里有一個語境，離開這個語境，就很難說斷指為利。因此這是運用了語用推理。
2.“說”的語用特征
在《墨經(jīng)》中，特別在“經(jīng)下”與“經(jīng)說下”中，使用“說”的地方相當多。例如：“推類之難，說在類之大小?！保ń?jīng)下，102）“不能而不害，說在宜。”（經(jīng)下，106）“異類不比，說在量。 ”（經(jīng)下，107）“假必悖，說在不然?！保ń?jīng)下，109）“合，一與一，或復否，說在拒?！保ń?jīng)下，112）
“說”的作用在于“說，所以明也?！保ń?jīng)上，73）即將不明確的詞組或語句給予明確化，如何使它明確化呢？就在于“以說出故?！保ㄐ∪。┘唇沂境鏊脑蚧蚶碛伞Ｈ缟鲜觥巴祁愔y，說在類之大小?！保ń?jīng)下，102）這是說，為什么按照類來進行推論會出現(xiàn)困難呢， 原因在于類有大小之別。在“經(jīng)說”中又舉例說明：“推：謂四足獸，牛與，馬與，物不盡與，大小也。此然是必然則誤?！奔词钦f，稱四足的東西為獸，?？梢运阍趦?nèi)，馬也可以算在內(nèi)，但并非所有四足的東西都可以算在內(nèi)，（例如青蛙有四只腳，但不能稱為獸），這是因為有大小的不同。以為這個東西有四足，就必然是獸，那就要產(chǎn)生錯誤。原因說明了，別人對其意義也就明確了。這就是“說”的邏輯功能。由于它涉及語義和語境，因此它具有語用推理的特征。
3.“說”的論式
《墨經(jīng)?小取》篇中舉出了“說”的四種論式：譬，侔，援，推。
“辟（譬）也者，舉也（他）物而以明之也?！逼┚褪且笈e出另外一個已經(jīng)知道的事物之理，以說明這個還不明確的事物之理。這種“譬”論式不僅在墨家的著作中大量運用，在其他諸子的著作中也大量出現(xiàn)。在《墨子?非攻上》有這么一段：“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眾聞則非之，上為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雞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入人欄廄，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茍?zhí)澣擞?，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拖其衣裘，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廄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這里舉出了一個一個的“他物”，這些“他物”的是非是人人皆知的，這些“他物”都用來說明“攻國”的不義。這就是用的“譬”的論證式。
由上述例證可以看出，“譬”的論證式絕非只是為文章生動，它含有一種很大的邏輯說服力。這就是亞里士多德在其《修辭學》一書中所強調的修辭的邏輯力量。他說：“在其嚴格意義上，修辭學的研究是涉及說服方式的。顯然說服是一種論證，因為當我們認為一個事物已被證明之后，我們也就被充分說服了。”（1355a4——6）那些作為“他物”的事例雖各有不同，但它們的確具有相通之處，象上例中的“虧人自利，……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奔热徽f話者與聽話者都承認前面的事例都屬于“不義”，那么，他們就得承認攻他人之國的行為就更加“不義”，那么，他們就得承認攻他人之國的行為就更加“不義”。這種推理一定具有一個說話者與聽話者共同接受的前提，然后由共同前提推出一個必須共同接受的結論。
亞里士多德曾經(jīng)討論過這種推理。他將推理分為兩類，一種叫證明的推理，一種叫論辯的推理。兩種推理的區(qū)別主要在于前提性質的不同，前者要求前提一定的是真的，后者要求前提一定為一般人特別是辯論的雙方所接受。這種論辯的推理牽涉到語境，因此它屬于語用推理。《墨經(jīng)》將“譬”作為一種論式，并明確提出“譬”是“舉他物而以明之也”的邏輯特征，這是墨家符號學（特別是語用學）的一大貢獻。
《墨經(jīng)?小取》中還提到侔、援、推等式：“侔也者，比辭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獨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猶謂他者同也，吾豈謂他者異也?！边@是說，“侔”式是將依據(jù)對方所使用的或所承認命題相比應地進行推理。例如，對方說或承認“狗，犬也。”那么，再說：“殺狗非殺犬也，不可?！倍f：“殺狗謂之殺犬，可?！保ń?jīng)下與經(jīng)說下，155）“援”式是既然對方已承認那個命題為真，我說的命題與對方的命題相同，那么我說的那個命題對方應該承認也是真的。對此辯論的對方是無法進行反駁的。我們現(xiàn)在還常說“援例而行”，即你做得，我也就做得，就與《墨經(jīng)》所說的這個意思相仿?！巴啤?，就是以對方所反對的命題，與他所贊成的命題相比，指出它們的相同性，然后說，既然承認它們是相同的，你怎么能又說它們不同呢？這些論式各有不同，但它們都在論述過程中涉及說話者與聽話者，即都涉及相關的人，涉及語境，因此這些式都屬于語用推理的范圍。
4.“說”的準則 《墨經(jīng)》說：“效者，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為之法也。故中效，則是也；不中效，則非也。此效也?！保ㄐ∪。┮罁?jù)沈有鼎先生的解釋，“效”是在“立辭”之先提供一個評判是非的標準，再看所立的“辭”是否符合這個標準。符合這個標準的為“是”，不符合這個標準的為“非”。那個作為標準的東西就是“所效”?！ā笔潜取靶А备鼜V泛的范疇。凡是可以作為事物的標準、原則、模型的東西，都可以稱為“法”。
《墨經(jīng)》中談“法”的地方很多，如：
“法，所若而然也。”（經(jīng)上，70）“意、規(guī)、員，三也，俱可以為法?！保ń?jīng)說上，70）就是說，法是按其行事的準則。如要畫圓，人心中關于圓的意念，圓規(guī)，或已有的圓的圖形，都可以作為畫圓的準則。
“法同則觀其同?！保ń?jīng)上，97）“法，法取同?！保ń?jīng)說上， 97）“法異則觀其宜。”（經(jīng)上，98）“法，取此擇彼，問故觀宜。 ”（經(jīng)說上，98）這是說，對于同類事物，可取相同的準則，對于異類的事物，則要選取不同的準則，這就要看哪一條準則適宜。
“一法者之相與也盡類。若方之相合也。說在方。”（經(jīng)下，166）這就是說對屬于同一類的事物執(zhí)行相同的“法”。如具有“方”的性質的東西都屬于“方”這一類，原因在于他們都適用于“方”的準則。
各類事物有各類事物的“法”，但也有適用于所有事物的“法”?！赌?非命中》說：“故使言有三法。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其本之也，考之大鬼之志，圣王之事；征以先王之書；用之奈何，發(fā)而為刑政。此言之三法也?！保▍㈤啞斗敲稀返摹把杂腥怼保┠艺J為這三者是一切言語行為的準則，自然也是辯說的最根本的依據(jù)。
5.“說”的反駁
反駁也是一種語用行為。既然要辯，必然要對對方的“說”予以反駁?！赌?jīng)》將反駁稱為“止”。說：“止，同以別。”（經(jīng)上，99）“止，彼舉然者，以為此其然也，則舉不然者而問之?！保ń?jīng)說上，99）這是說，反駁，要在相同的事物中找出有異于對方所認為的普遍性的東西來。如對方說：“所有的鳥類運動都會飛?！狈瘩g說：“鴕鳥屬于鳥類，但鴕鳥不會飛。”這就足以將對方駁倒。
《墨經(jīng)》又說：“止，類以行之，說在同?！保ń?jīng)下，101）“止：彼以此其然也，說是其然也；我以此其不然也，疑是其然也?！保ń?jīng)說下，101）這是說，反駁時必須以同一類的事例進行； 如以異類事物去反駁，則沒有說服力。如上面那個例子，如果反駁者說：“爬行類運動不會飛。”這樣的反駁完全無效。
6.“說”的謬誤
《墨經(jīng)》還研究了“說”可能出現(xiàn)的謬誤。他將這種謬誤稱之為“狂舉”。他說“狂舉不可以知異，說在有不可。”（經(jīng)下，167）“狂，牛與馬雖異，以牛有齒，馬有尾，說牛之非馬也，不可。是俱有，不偏有偏無有。曰：牛與馬不類，用牛有角，馬無角，以是為類之不同也，是狂舉也。猶牛有齒馬有尾。”（經(jīng)說下，167）
前面已經(jīng)說過“舉”是墨家符號學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墨家要求“以名舉實”（小取），并進一步闡述，“舉，擬實也。”（經(jīng)上，31）就是說，一個名要求能舉出實的特殊的足以是它與其它事物區(qū)別開來的性質。而狂舉卻與此相反，它不能列舉出對象的特殊屬性，這樣就不能區(qū)別出一個類，更無從據(jù)此進行正確的辯說。在辯論過程中如果發(fā)現(xiàn)對方出現(xiàn)狂舉，就可揭露其謬誤，使已方獲得勝利。指出對方犯有“狂舉”的錯誤，也是一種有力的反駁方法。
通過上面的論述，可以看出，《墨經(jīng)》的理論中包含著大量的符號學思想。嚴格說起來，《墨經(jīng)》缺少語形學方面的論述，而具有豐富的語義學和語用學方面的內(nèi)容。這也正是中國古代名辯學的一大如果單純從語形學方面探討，顯然是不夠全面的。
【作者簡介】李先焜，男，湖北大學政治教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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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湖北大學學報：哲社版》(武漢)1996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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