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趙頊（音xu，同須）即位后，尊生母高皇后為皇太后，尊曹太后尊為太皇太后，立妃子向氏（已故宰相向敏中曾孫女）為皇后。這三個因為嫁給了皇帝而顯貴的女人，先后在不同時期對北宋的政局發(fā)生了重要影響，尤其是向氏堅持立性格輕佻的趙佶為帝，更是直接導致了北宋的滅亡。
在宋神宗之前，宋仁宗、宋真宗都是著名的守成之君，基本上完全繼承了宋初制定的政策——即宋太祖、宋太宗制定的“祖宗之法”。到宋神宗即位之時，宋朝開國已經(jīng)將近百年，積弊日深，國內(nèi)危機日益嚴重，邊境還面臨遼國和西夏的嚴重威脅。而宋神宗此時剛剛二十歲，年輕而富有朝氣，對此內(nèi)憂外患的局面十分焦慮，想緩解危機、富國強兵。年輕的宋神宗深信要改變現(xiàn)狀，變法是唯一的辦法。他還是太子時，就很喜歡讀《韓非子》一類的書，有變法強國的愿望。即位之初，他曾經(jīng)對宰相文彥博說：“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由此可見，改革變法并非宋神宗一時心血來潮而采取的沖動之舉。
變法是大事，必然涉及到政治、經(jīng)濟、軍事等方方面面。但宋神宗一朝的重臣都是宋仁宗一朝遺留下來的，這些重臣大多是大儒名士，文雅君子，崇尚孔孟之道和黃老清靜無為的思想，與宋神宗變法的理想格格不入。所以，宋神宗幾乎不可能從現(xiàn)任重臣中取得支持。在這樣的情況下，王安石走進了宋神宗的視線。
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小字獾郎，撫州臨川人，世稱臨川先生。王安石少好讀書，記憶力特強，慶歷二年（1042年）登楊鎮(zhèn)榜進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縣知縣、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點江東刑獄等地方官吏。王安石常年擔任地方官吏期間，能夠關心民生疾苦，“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多次上書建議興利除弊，減輕人民負擔。
王安石年輕時即以文學才華出名，與韓愈、柳宗元、蘇軾等人并稱“唐宋八大家”。當時的文壇領袖歐陽修讀過王安石的文章后，忍不住贊嘆說：“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后來誰與子爭先。”對王安石評價極高。
如此有名的人僅僅當一個小小的地方官，難免有埋沒人才之嫌。奇怪的是，當時推薦王安石的人很多，王安石均托故不出。即便是像歐陽修、文彥博這樣的朝廷重臣表示希望王安石到京任職，也被王安石拒絕。王安石的這種行為在常人看來，是相當難以理解的?；蛟S王安石當時的心態(tài)，有些類似當年西漢時的王莽，想以退為進，以博取更大的聲名。
嘉祐三年（1058年）十月，在多次推辭無效的情況下，王安石終于被調(diào)到京城，擔任三司度支判官。兩年后，王安石被任命為同修起居注。這一官職雖然清閑，卻是要職，晉升的機會很大，但王安石多次推辭，就是不肯接受。宋朝廷無可奈何，最后只好派人把委任狀直接送到王安石家里，王安石竟然躲進了廁所。迫于無奈之下，王安石才勉強接受了這一官職。
就是在這段在京的時間，王安石向宋仁宗上萬言書，系統(tǒng)地提出了其變法主張，要求推行富國強兵政策，改變宋朝“積貧積弱”的局面。但宋仁宗是堅定的守成之君，對王安石的上書并沒有重視，王安石卻因此而聲名顯赫。
嘉祐八年（1063年），王安石母親去世，王安石離職。但他并沒有閑下來，之后的四年，他在金陵興辦書院，開始收徒講學，陸佃、龔原、李定、蔡卞（蔡京弟，王安石女婿）等人當時都是王安石的弟子。一時間，王安石名聲大噪，天下人公論說：“金陵王安石不做執(zhí)政大臣，是王安石的不幸，也是朝廷的不幸。”朝野上下也都議論紛紛，王安石因此而身價倍增，成為婦孺皆知的大名人。
這里特別要提到的是，在宋神宗之前，眾所公認的奸臣只有宋真宗一朝的丁謂；而宋神宗后，蔡確、章惇、呂惠卿、蔡京、蔡卞無不被視為北宋奸臣?？蛇@些北宋奸臣卻都是直接或者間接靠王安石舉薦起家。之所以如此，變法是相當重要的契機。而王安石識人用人眼光的差勁，由此也可見一斑了。
宋神宗在即位前就看過王安石給宋仁宗上的萬言書，非常贊賞其中的見解。剛好韓維負責給宋神宗講解史書，宋神宗經(jīng)常稱好。韓維也是王安石的擁護者，便趁機說：“陛下贊好的觀點，其實不是我的見解，而是我的朋友王安石的。”于是，宋神宗也對王安石傾慕已久。
但也有不利于王安石的傳聞。宋仁宗時，有一天皇帝在宮苑中宴會群臣，并決定由大臣們自己到池塘釣魚，作為宴會的主菜。眾人都興致勃勃地釣魚去了，唯獨王安石心不在焉地坐著，竟然將面前盤子里的魚餌都吃光了。宋仁宗由此認為王安石是一個奸詐之人，因為不經(jīng)意地誤食一粒魚餌尚情有可原，但是能稀里糊涂地把整盤魚餌都吃光，這實在是不合常理。還有人認為王安石面相“眼中多白”，這是奸臣之相。蘇洵（蘇軾父）甚至還專門寫了一篇針對王安石的文章，題目就叫《辨奸論》。這篇文章的核心觀點是：洗臉換衣是人之常情。只有大奸大惡之人，才會違背人之常情，整天不修邊幅，吃著豬狗之食，邋遢地談詩書禮樂，以此博取不流俗的名聲。王安石當時以不修邊幅出名，他很少換衣服，據(jù)說也不洗澡。
盡管如此，宋神宗即位后，還是決定召王安石到身邊，先是任命王安石為知江寧府，不久又召為翰林學士兼侍講。盡管以張方平、蘇洵為首的大臣堅決反對宋神宗重用王安石，王安石還是在熙寧元年（1068年）四月受命入京。宋神宗聽說王安石到達京師后，竟然如同一個孩子般興奮，立即召王安石進宮。
在這次入對中，王安石力陳富國強兵之術，提出變法理財?shù)闹鲝?，而這主張正與宋神宗的理想相同。于是君臣二人決定為了共同的理想實行變法，由此而誕生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政治事件：熙寧變法。
熙寧二年（1069年）二月，宋神宗正式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副宰相），負責變法事宜。為了表示變法的決心，宋神宗特意建立一個主持變法的新機構：“制置三司條例司”，任命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和王安石同領其事，實際上都由王安石主持。變法推行新政不是一個人的事，王安石需要找一幫人做助手，而剛好也有一幫人要借新政來出頭。在這樣以利益為驅動的前提下，新政未來的結局可想而知。王安石任用了一批新人，主要有呂惠卿、章惇、曾布、韓絳、呂嘉問、沈括等人。
王安石所搞的新法，核心思想是以國家壟斷經(jīng)營的方式，來與民間爭利，這與西漢桑弘羊的思路如出一轍。如此這般，朝中保守的大儒們自然要極力反對。御史呂誨上書彈劾王安石，宋神宗不聽，出呂誨知鄧州；青苗法剛一頒布，宰相富弼即稱病辭職；出判毫州翰林學士司馬光公開出來反對青苗法，與呂惠卿在宋神宗面前辯論；開封府推官蘇軾上七千余言的長篇奏疏，激烈反對變法；翰林學士范鎮(zhèn)，右正言李常、孫覺等也上書職責青苗法；元老重臣韓琦出判大名府，上書全面攻擊青苗法，曾公亮、陳升之等人也都附和。
面對這些壓力，宋神宗有些動搖，就詢問王安石：“現(xiàn)在人們到處議論變法，批評變法不怕天變，不聽輿論，不守祖宗的規(guī)矩，如何是好？”王安石早就預料到變法的這些阻力了，于是坦然答道：“陛下認真處理政事，怎會天變？陛下經(jīng)常征詢意見，怎么能說沒有照顧輿論呢？至于祖宗規(guī)矩，本來就是應當順應新情況加以改變的。”宋神宗受到王安石的鼓舞，決定繼續(xù)推行新法。
?。塾懻撐鯇幾兎ɡ椎奈恼驴梢院古３錀?，這里談幾句作者個人的看法。王安石與宋神宗一樣，都有偉大而美好的理想——那就是要富國強兵。理想是好的，實現(xiàn)起來并不簡單，因為治理好一個龐大的帝國不是靠一個皇帝和一個宰相就能實現(xiàn)的。就王安石本人來說，他是一個政治家，更精確地說，他是一個理想的政治學家。如果是一個政治家，沒有強有力的執(zhí)行班子，他一定會等待更好的時機。政治學家則更在意實驗他的理想，無論班子得不得力。這是現(xiàn)實主義和理想主義的區(qū)別。不幸的是，王安石湊巧就是站在理想主義的一邊。按照我們現(xiàn)代人的眼光看來，王安石“不加賦而國用足”的經(jīng)濟理論無疑已經(jīng)遠遠超過了他的時代，具有相當?shù)那罢靶?。可惜的是，正因為他超出他的時代太多，新法才顯得不且實際。加上他識人眼光不準，用人度量不夠，不切實際的新法從一開始就走進了怪圈。而最為關鍵的是，新法的影響還不止于此。在新法推行的過程中，變法派與保守派由最初的政見不同，逐漸演變成意氣之爭，且愈演越烈，從而演變成宋朝歷史上最大的黨爭。］
傳奇的是，王安石在個人生活方面一直極為樸素。即使是王安石政治上最堅決的反對派，也挑不出他品質(zhì)上的毛病。即使他當上了宰相后，卻連自己多少俸祿都不清楚，總是一包拿回家后，交給家人隨便花銷，從來不清點數(shù)目。如此一來，更顯得王安石實行變法，既不是為了升官發(fā)財，也不是為了滿足個人野心，二十出于忠君愛國之心。這無疑讓宋真宗分外感動。所以，在新法開始推行后，盡管朝野上下反對的聲音一浪接一浪，詆毀王安石的人前仆后繼，宋神宗也一度動搖，但最后依然堅定地站在王安石一邊，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出于對王安石個人品質(zhì)的信任。
王安石自然也對宋神宗知恩圖報，不徇私情。在推行新法的過程中，朝廷沒收了向皇后父親的部分財產(chǎn)，曹太后的弟弟也被指控違反了市易法。一些宗室子弟擔心殃及自身的利益，攔在王安石馬前，請求說：“我們和皇帝都是同一祖先，相公不要為難我們。”卻被王安石嚴辭拒絕。
宋神宗面臨的壓力則比王安石要大得多。后宮曹太后認為“祖宗法度不宜輕改”，總是對宋神宗說：“王安石是在變亂天下呀！”與宋英宗與養(yǎng)母曹太后關系不佳不同，宋神宗與祖母感情很好。他見祖母總是為了變法一事哭泣，內(nèi)心常常深感不安。宋神宗生母高太后也是新法的反對派，經(jīng)常勸阻兒子不要擅改祖宗法度。這樣，皇帝始終徘徊在理想和自責中，心中的煩悶可想而知。弟弟趙顥見宋神宗心煩意亂，便勸說兄長不如聽從曹太后的意見，廢除新法。結果宋神宗大發(fā)脾氣，說：“你們都說我是在敗壞天下，那你來干好了！”趙顥嚇得當場失聲痛哭。
湊巧的是，自從開始推行新法之后，全國各地就不斷有異常的自然現(xiàn)象出現(xiàn)，比如京東、河北突然刮起怪風，陜西華山崩裂。古人極信天象，一時間人心惶恐不安。一些反對新法的人趁機解釋這些異象是對上天變法的警告。
熙寧七年（1074年），監(jiān)安上門、光州司法參軍鄭俠上書宋神宗。他認為：“從去年以來，蝗災大作，秋冬二季均無雨干旱，致使麥苗干枯而死，粟、麻等農(nóng)作物無法播種，民情洶洶，老百姓不得不四處逃亡。而官府卻大肆聚斂錢財，全然不顧百姓的死活。而遼國卻趁機落井下石，屢屢派使者要求宋朝割讓領土。這些現(xiàn)象都是執(zhí)政大臣多行不義而造成的。”為了證明他的觀點，鄭俠還將民間老百姓賣兒賣女、典當妻子、拆毀房屋、砍伐桑柘等悲慘的景象畫成了一幅《流民圖》。結果，這幅真實生動的《流民圖》給宋神宗極大的震動。宋神宗的理想原是想通過變法，使百姓安居樂業(yè)，但看到的《流民圖》中卻是百姓正在流離失所。宋神宗由此夜不能寐，陷入了深深的反思中。
第二天，宋神宗就下令暫時罷免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十八項法令。盡管這些法令不久后在呂惠卿、鄧綰等人的要求下又重新恢復，但是，宋神宗這一舉動無疑表示他對新法開始猶豫，他的一度妥協(xié)也暗示他與王安石之間開始出現(xiàn)了裂痕。
其后，鄭俠又再一次上書宋神宗，認為天旱久不下雨，完全是由王安石引起的，并揚言只要皇帝罷黜王安石，上天必將下雨?；适液腿撼家布娂姼胶停纱丝梢娡醢彩男路ㄔ诋敃r是何等不得人心。王安石氣憤反駁說：“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意思是說，既然干旱是我王安石所引起的，那么請罷黜我王安石，但如果罷黜我十天后還不下雨，請以欺君之罪斬上書之臣于宣德門外。
宋神宗雖然沒有表態(tài)，但無論如何，在紛紛的輿論中，他開始動搖了。在這種巨大的壓力下，王安石主動向宋神宗提出了辭呈，要求辭去宰相職務。宋神宗開始沒有同意，但王安石多次上書。宋神宗迫不得已，委派呂惠卿為代表，帶著皇帝的詔令去見王安石，讓他出任太師、太傅一類的閑職，仍然留在京城。但王安石堅決不答應，要求到外地任官。不過，王安石推薦韓絳為宰相，由呂惠卿輔佐韓絳，繼續(xù)推行變法。熙寧七年（1074年）四月，王安石第一次罷相，出任江寧府（今江蘇南京）知府。
王安石罷相后，他所推薦的韓絳、呂惠卿繼續(xù)擔任執(zhí)政大臣，二人開始基本上是遵循王安石之前所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堅持推行新法，因而時人稱韓絳為“傳法沙門”，呂惠卿為“護法善神”。
之前兩次上書的小官鄭俠又有驚人之舉，第三次上書，這次彈劾的是宰相呂惠卿。鄭俠認為呂惠卿本性奸詐，又與王安石是朋黨，建議罷黜呂惠卿，任用馮京為宰相。鄭俠還指出元絳、王介、孫永、馮京是仁義之人，可以擔任執(zhí)政大臣的重任。呂惠卿對此怒不可遏，結果鄭俠被編管汀州（今福建長?。辉S再入仕途。
此時，變法派的中堅力量為了各自的利益開始走上不同的道路。呂惠卿本是個極有野心的人，他一開始依附王安石，不過是為了個人利益，想借新政出頭。王安石離開后，他大力提拔親戚呂升卿、呂和卿等人，想通過裙帶關系來扶植自己的勢力。最令人寒心的是，呂惠卿還打著變法的招牌，不遺余力地打擊變法派內(nèi)部的其他成員，想趁機取代之前王安石的領袖地位。呂惠卿如此肆意妄為，引起朝中大臣普遍不滿。韓絳等人上書，強烈請求宋神宗召王安石返京復職。宋神宗也認為只有王安石才能挽回局面。熙寧八年（1075年）二月，王安石第一次罷相十個月后，重新回京復職。
王安石雖然回京了，離開相位也不滿一年，然而，情況已經(jīng)變化得太多。呂惠卿再也不是當年那個積極幫助王安石變法的得力助手了，他不但不協(xié)助王安石推行新法，反而處處離間，公然挑撥宋神宗與王安石的關系。宋神宗發(fā)覺了呂惠卿的陰謀，將他貶出京城，但變法派陣營已經(jīng)開始分裂。雖然王安石還是想把權力集中到自己手中，將變法進行下去，然而，實際情況表明，他已無能為力了。最大的問題，王安石與宋神宗在如何變法的問題上產(chǎn)生了分歧。宋神宗此時已經(jīng)將近而立之年，近十年的經(jīng)歷足以使曾經(jīng)稚嫩的皇帝變得成熟，他對變法有了自己的理解和計劃，不想再事事依靠王安石。既然君臣之間的分歧越來越大，改革之路越走越難也是在所難免了。
熙寧九年（1076年）六月，王安石的愛子王雱（音pang，同乓）病逝。王雱精明能干，是王安石政治上有力的支持者。兒子早逝對王安石的打擊極大，加上政治上并不如意，弄得身心俱疲，王安石就此請求退休，宋神宗也順水推舟地同意了。十月，王安石第二次罷相，帶著壯志未酬的遺憾離開了京城。從此，他退居金陵，潛心于研究學問，再也不過問政事。
王安石離開了，宋神宗失去了最有力的同盟，但他并未就此放棄變法改革的理想。王安石第二次罷相后的第二年，宋神宗從幕后走到前臺，親自主持變法，并特意改年號為“元豐”。不過，變法并不因為是皇帝主持就一帆風順了，在推行新法的過程中，異議不斷，這不免讓少有變革之志的宋神宗有了強烈的挫敗感。面對紛紛的非議和巨大的壓力，宋神宗惱怒異常，他決定拿出皇帝的權威，以更為強硬的手段來推行新法。表現(xiàn)皇帝權威最好的辦法，就是找?guī)讉€反對變法的保守派大臣，毫不留情地予以嚴懲，以此來殺雞駭猴。而著名的大學者蘇軾剛好趕在了風口浪尖。
宋神宗時，蘇軾官禮部尚書、翰林學士等職，但不久就因為反對王安石變法而被貶黜出京。元豐二年（1079年）四月，蘇軾調(diào)任湖州（今浙江省吳興縣）。到了湖州后，蘇軾作《湖州謝上表》。其實這只是例行公事，只要略敘為臣過去無政績可言，再敘皇恩浩蕩之類便可以上交了。但蘇軾性格豪邁，不拘小節(jié)，興之所至，又在謝表中添加了一句“知其生不逢時，難以追陪新進；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養(yǎng)小民”，其實就是發(fā)牢騷的意味，以此來表示對新法的不滿。
本來這種謝表送到朝廷，也不會有太多人留意，偏偏蘇軾文名滿天下，文章一出，世人莫不爭相一睹為快，就連蘇軾的謝表也格外為人矚目。由于“新進”是暗指王安石引薦的新人，結果惹怒了一些尚在當政的新進們。他們指責蘇軾以“謝表”為名，誹謗朝廷，發(fā)泄對新法的不滿，請求對他加以嚴辦。
天下不滿新法的人大有人在，蘇軾這一句牢騷也不是太大的罪名。為了置蘇軾于死地，一張有預謀的羅網(wǎng)悄悄展開了。
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彈劾蘇軾“玩弄朝廷，譏嘲國家大事”，還專門舉出了蘇軾的《杭州紀事詩》做為證據(jù)。為了羅織更大的罪名，這些人更是處心積慮地從蘇軾的其他詩文中找出個別句子，斷章取義地給予定罪。如蘇軾自責的“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一句，本來是說自己沒有把法律一類的書讀通，所以無法幫助皇帝成為像堯、舜那樣的圣人，卻被說成是諷刺皇帝沒能以法律教導、監(jiān)督官吏；而蘇軾歌詠檜樹的兩句“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蜇龍知”，則被指稱為影射皇帝。“皇上如飛龍在天，蘇軾卻要向九泉之下尋蜇龍，不臣之心，莫過于此”！
如此一來，蘇軾的罪名就大了，已經(jīng)到了罪大惡極的地步，非死不可了。
盡管想要蘇軾死的人很多，宋神宗也對蘇軾非常惱火，但他還是不愿意下殺手，只同意逮捕蘇軾，而且特意要求在進京途中，不得將蘇軾關入監(jiān)獄過夜。
同年七月，御史臺派遣皇甫遵前去逮捕蘇軾。蘇軾密友王詵得知消息后，緊急派人告知蘇轍，蘇轍立即派人送信給兄長。蘇軾得知消息后，立即告假在家?；矢ψ竦胶?，蘇軾心中恐懼，甚至不敢出來與皇甫遵見面。后來經(jīng)皇甫遵反復解釋，并非前來捉拿，蘇軾才勉強出來相見。
在進京的路上，蘇軾聽說罪名重大，不知道此行會有什么樣的命運，因此數(shù)次想跳水自殺，只是擔心自己一死，會牽連到弟弟蘇轍，這才沒有下定決心。蘇軾走后，他妻子王閏之為了避禍，將蘇軾詩文手稿全部燒毀，蘇軾的作品因此而湮沒不少。蘇軾后來在給文彥博的信中說起這事：“州郡望風，遣吏發(fā)卒，圍船搜取，老幼幾怖死。既去，婦女恚罵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燒之。比事定，重復尋理，十亡其七八矣。”（《黃州上文潞公書》）
到京城后，蘇軾被正式逮捕下獄，交御史臺審訊。與蘇軾關系密切的親友，如司馬光、范鎮(zhèn)、張方平、王詵、蘇轍、黃庭堅，甚至已經(jīng)去世的歐陽修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均受到了
蘇軾下獄后，其長子蘇邁（第一任妻子王弗子）每天都去監(jiān)獄給他送飯。在等待最后朝廷判決的時候，由于父子不能見面，二人便暗中約定：蘇邁平時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得到判決死刑的壞消息，就改送魚，好讓蘇軾早有心理準備。湊巧的是，有一天蘇邁剛好有事，不能去給父親送飯，就委托一個朋友代勞。朋友十分熱心，特意給蘇軾準備了一條魚。結果蘇軾一見魚就大驚失色，以為朝廷已經(jīng)判決自己死刑，便寫了兩首絕命詩，托人帶給弟弟蘇轍。兩首詩為：
圣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
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
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
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
柏臺霜氣夜凄凄，風動瑯珰月向低。
夢繞云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
眼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
百歲神游定何處，桐鄉(xiāng)知葬浙江西。
蘇轍看到哥哥的絕命詩后，也大吃一驚，立即痛哭流涕地給宋神宗上書，要求用自己的官爵為其兄贖罪。其實此時朝廷還沒有判決蘇軾死刑，不過是代蘇邁送飯的朋友并不知道魚與死刑的約定。不過，此時宋神宗正為如何處置蘇軾而猶豫不決，宋太祖曾有誓約，除叛逆謀反罪外，一概不殺大臣。而朝廷中也有多人愛惜蘇軾才華，為蘇軾求情。就連賦閑在家的王安石聽說此事后，也緊急上書勸說宋神宗：“安有圣世而殺才士乎？”重病在床的曹太后已經(jīng)奄奄一息，聽說蘇軾的事后，抱病責備宋神宗。這些臺前幕后的人，對挽救蘇軾的命運起了決定的作用。宋神宗遂下令對蘇軾從輕發(fā)落，貶其為黃州（今湖北省黃岡）團練副使，但不準擅離該地區(qū)，并無權簽署公文，相當于待遇好點的囚徒。
蘇軾被拘禁近百日后，終于獲釋。巨大的挫折并沒有改變蘇軾豪爽的性格，飽經(jīng)憂患的人生體驗反而激發(fā)了他創(chuàng)作的熱情，正是在黃州的日子，他寫下了“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等膾炙人口的詩詞。
受蘇軾牽連的人中，有三個人的處罰較重。駙馬王詵首當其沖。他因為事先泄露機密給蘇軾，且交往親密，在御史臺調(diào)查時不主動交出蘇軾的詩文，被削除一切官爵。其次是王鞏，被御史附帶處置，發(fā)配西北。第三個是蘇轍，他曾奏請朝廷赦免兄長，自己愿意納還一切官位為兄長贖罪，遭受降職處分，調(diào)到高安，任筠州酒監(jiān)。其他人，張方平與其他大臣都是罰紅銅三十斤，司馬光和范鎮(zhèn)及蘇軾的十八個別的朋友，都各罰紅銅二十斤。喧囂一時的“烏臺詩案”終告結束。
烏臺詩案發(fā)生的前后，勵精圖治的宋神宗始終沒有停止改革的進程，親自對熙寧年間的變法措施加以調(diào)整，繼續(xù)推行，并著手對官制進行了一次大的改革，使變法運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元豐八年（1085年）三月，宋神宗在內(nèi)外交困中病死，在位十八年，年僅三十八歲。一位心有大志想有所作為的皇帝，就這樣地英年早逝。遠在江寧的王安石作詩哭悼說：“老臣他日淚，湖海想遺衣。”這淚不僅是為宋神宗而哭，也是為政局的逆轉而哭，為新法的命運而哭。王安石心中非常明白，宋神宗一死，新法的命運就走到了盡頭，他們君臣的理想終將徹底破滅。之后，王安石一直非常不安，當他聽到免役法也被廢除時，不禁悲憤地說：“亦罷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