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人之意氣，當先不過一個“尚武”。人常說“文人抑武”，文人恥與武人為伍。其實不盡然，文人尚武的習氣由來已久。太史公作《史記》，專辟了兩個列傳，均為“武”有關，曰“游俠”，曰“刺客”，把自己胸中羨俠尚武之意揮訴得淋漓極矣。心之所系，則訴諸筆端。在《史記》中，《游俠列傳》與《刺客列傳》正是“民”與“義”之氣息最濃的亮點。
《史記》以宏大敘述之巨筆寫盡盛事，但卻又往往對于一些大事著墨不多，簡筆帶過，少加賅言，不常表露史家觀點，常于個人之事，反而濃筆重描，并且多加批評?！队蝹b》與《刺客》兩列傳，志人不過數位，筆力卻沉?！队蝹b列傳第六十四》卷首即云：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于世。”
對于其中的“譏”字，張守義正義曰：“譏，非言也，儒敝亂法，二道皆非，而學士多稱于世者，故太史公引韓子，欲陳游俠之美。”很明顯，司馬遷不惜駁斥韓非子的觀點來高度評價“游俠”的感情是很強烈的。此段之后司馬遷又云：
“今游俠，其行雖不軌于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
又于《刺客列傳第二十六》末加評云：
“自曹沫至荊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豈妄也哉!”
太史公對于俠與義的褒夸態(tài)度是誠懇且發(fā)自內心的。太史公雖身為史官文吏，其俠義的氣度亦是非凡之至，其言道游俠“言必信，行必果，諾必誠，不愛其軀”，實恰是寫照自身。司馬遷因直諫獲刑，身心俱辱，但正直不阿，兼能負重含詬，直到完成《史記》這樣的鴻篇巨制。其“尚武”之心，昭然可明。太史公之精神氣概，即便是真正習武之勇士，亦難企及。
不止如此，文人創(chuàng)制的詩歌文字中也是時常透露著尚武崇武的心理和理想的。如北朝樂府中《瑯琊王歌辭其一》寫愛兵器甚于妙齡美女：
“新買五尺刀，懸著中梁柱。一日三摩挲，劇于十五女。”
詩歌開門見山，平鋪直敘，令人讀來感到親切可愛，亦能從這些文字中感知到尚武之人的直言豪爽與瀟灑痛快。
又如唐初四杰中楊炯《從軍行》：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辭鳳闕，鐵騎繞龍城。
雪暗凋旗畫，風多雜鼓聲。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
這誠然是典型的文人“尚武”詩了。唐代即如作詩“嘔心瀝血”、身體羸弱的李賀和思想正統刻板的杜甫都難掩心中尚武之意，云“請君暫上凌煙閣，若個書生萬戶候”與“男兒寧斗死，壯士恥為儒。”唐代文人尚武之氣，自詩以觀，可見一斑。詩中不僅僅是抒發(fā)胸臆，愿為國殺敵，投筆從戎之類的內容，詩人還常常回溯先秦，追憶并力贊古代武者俠士，試看李白《俠客行》古風：
“趙客縵胡纓，吳鉤霜雪明。銀鞍照白馬，颯沓如流星。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閑過信陵飲，脫劍膝前橫。將炙啖朱亥，持觴勸侯贏。三杯吐然諾，五岳倒為輕。眼花耳熱后，意氣素霓生。救趙揮金槌，邯鄲先震驚。千秋二壯士，烜赫大梁城?？v死俠骨香，不慚世上英。誰能書閣下，白首太玄經?”
詩中述典甚多。“趙客縵胡纓”句出于《莊子》，其中說劍篇言趙文王好劍，養(yǎng)劍客三千，“縵胡之纓”“短后之衣”意為武士粗服。該詩主要提的是信陵君竊符救趙舊事，末尾“太玄經”系揚雄擬《易》與《道德經》所作的一部哲學著述。李白一貫重武，他在詩中并沒有徑直評述出“武”的好來，而是借其浪漫豪放之筆清淺表露，但又氣勢奪人，其效果達到一種毫不著力而又渾然天成的境界。
然而自唐及五代以降，文人“尚武”就不如之前明顯了。五代十國長期戰(zhàn)亂，黔首涂炭，黍離遭殃，再少有人會念道“武”的好處來。故而此時多流傳指斥戰(zhàn)爭而述訴人民之苦的作品；更或如《花間集》，多抒及時行樂之臆，樂得一個偏安茍全，不思改易社會。這種重文輕武的思想一直延續(xù)到兩宋。北宋政權得自兵變，統治者害怕故舊重蹈，于是壓斥武將，重用文臣。但是尚武崇義之積習難易，故而自宋始，文學作品中流露出的文人意氣大多由愛好武藝轉之為快意恩仇，淡看得失和一任自然的無比超然的精神氣韻，這使得文人的傳統精神意念超于“儒”而近乎“仙”，達到了一個更高的極峰。試品蘇軾遺作，如《唐道人言天目山上俯視雷電，每大雷電，但聞云中如嬰兒聲，殊不聞雷震也》：
“已外浮名更外身，區(qū)區(qū)雷電若為神。
山頭只作嬰兒看，無限人間失箸人。”
又如《食荔枝》：
“浮羅山下四季春，蘆橘楊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
再如《定風波》一詞：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此詞前東坡自序云：
“三月七日(按：系元豐五年1082年)，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狽，余獨不覺。已而遂晴，故作此。”像這樣超然的心境所體現出的已經不是所謂“正規(guī)意義”上的崇武尚義了，其中的“俠骨”存在且表現得更為理性與藝術化，每每小中見大，平中見奇。且真正做到了萬物不縈于懷，乃是莊子所言的劍士與武者之至高境界，和“至人無己，神人無功，圣人無名”的高尚修養(yǎng)。蘇軾的言行，特別是他詩文所實踐的，正是一種他自己提出的“悴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的大勇。這種大勇，因其“所挾持者甚大”，“其志甚遠”，故而不僅是武夫勇者所追求與贊嘆的且為其難以企及的氣概，更成為文人尚武的另一形態(tài)之模范。蘇軾作為一代宗匠，受其影響，這一種把尚武崇義糅入哲學思想中的精神風尚，在重文輕武的政治大環(huán)境中十分輕易地取代了之前直敘式文人尚武的模式，流行普遍。是故可以說，文人尚武的精神，并沒有隨著社會重文輕武的時代特征的發(fā)展而消失，而是在文學發(fā)展的轉型中以另一種形式存在并延續(xù)。
宋元明清歷代之交，少數民族科技文化日臻成熟，逐漸強大起來，與中原時有戰(zhàn)事，間或于中原大地建立王朝。憤于外族欺壓，其時詩文著作，時露愿投身抗敵之意，時露哀惋自家不爭之痛；或欲為武將，為國報效而力不從心，或欲置身事外隱遁山野而又心有所系，竟多現聲凄色哀之頹敗景象。故時人之精神徘徊于崇武與惡武之間，同時又難繼往賢之超然灑脫。詩詞不振，便以小說補之。這段時期的小說，尤以公案小說為例，無非欽慕俠士，向往能有俠與武的存在，彌公案之不及處。其中石玉昆之《三俠五義》最為經典。不止于此，流傳最廣，功力最著的小說均是宏大敘事之歷史小說，即使以神魔鬼怪為題材，也需仗歷史傳說之支持。如《三國》、《水滸》之類，無不以“武”功當頭，間談智略策謀，寫盡仁勇俠義的武者之風，表現出當時的文人仍又是以一種對個性化勇士之武的崇尚心理來完成著述的；后者又如《西游》、《封神》，借用歷史與宗教來提升“武”的境界，使得“武”在高層次的精神世界中無處不在。尚武之風之盛，可見于斯。
至于清代，文人尚武已非個人之情操，而是社會性的大趨勢。滿人以武安天下，重武甚于前朝各代。清廷眾多享膺威赫之名的文臣，無不同樣長于武功，行軍布陣不亞堂閣作書之能。但這已不單是文人獨自培養(yǎng)出的一種氣質，故此掠過不詳表。
文人尚武的意氣，可謂是傳承千百年之固習，大凡卓有成就的文學藝術界之巨匠大師，鴻儒耆宿，骨子里大多有一種“武”與“義”的元素，倘若次之即是淡看世情的超然氣度，這種精神氣度的傳承衍化，實在可算得是一種推進文化甚或社會進步不可忽視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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