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的悲劇未路是史有明載的：新君秦惠王下令逮捕商鞅，全城百姓爭先追捕商鞅。商鞅不得已出逃魏國不成，只好舉兵謀反，卻力孤被擒。最后在咸陽街頭被五馬分尸，全家滅門。但在電視劇里，商鞅逃竄、被擒、車裂、滅族都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視死如歸悲壯赴死的仁人志士形像。
整部電視劇對商鞅的美化可謂無所不用其極。 凡是歷史記載上和商鞅處于對立面的人和事，比如反對變法的甘龍杜摯等人不必說了，連魏國公子卬、名士趙良等一律都成為“花鼻梁”似的奸臣草包，都屬于應(yīng)該徹底抹黑“歷史丑角”。而許多史實記載，商鞅在兩軍對陣時，以欺騙手段誘捕魏國主將公子卬，不遵守最基本的信義道德，為其一生留下惡名污點。針對這一點，連首肯商鞅變法的郭沫若都對此表示不能理解：“雖然是兵不厭詐，人各為主，但那樣的出賣朋友，出賣故國，實在是可以令人驚愕的事?！笨稍陔娨晞±镞@些史實統(tǒng)統(tǒng)是不可靠不可信的“傳聞”，完全演變?yōu)榱硪环适拢汗訁n尸位素餐，自取其辱，商鞅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眾所周知商鞅逃魏不成、舉兵謀反的史實，最后也成為商鞅大義凜然，主動入獄，拒絕救援，以死護法——這哪里是險惡殘忍的戰(zhàn)國官場上的古代政客，而分明是舍生取義的當代“革命志士”了！
對于這么一部完全與真實的商鞅形像背道而馳的《大秦帝國》，尤其是商鞅被車裂，編導千方百計表現(xiàn)為這是老世族瘋狂報復以泄私恨所致，顯然不合起碼的邏輯和情理。如果一位舉國擁戴的變法功臣遭此大難，如果商鞅真正在秦國深得人心擁有廣泛堅實的群眾基礎(chǔ)，那么老百姓豈能坐視不理？老謀深算的甘龍就不怕冒天下之大不韙？新君秦惠王就不怕濫殺賢臣威信盡失？
事實上，如果沒有商鞅，秦統(tǒng)一天下可能會推遲，甚至不會實現(xiàn)。商鞅對于此后秦國一掃六國可謂功高蓋世，無人能及。然而，商鞅為何被誣告謀反，身死車裂，簡直與賣國賊無異？歸根結(jié)蒂，商鞅變法雖然幫助秦國富國強兵，但其本人不過是秦國變法的一枚棋子而已。變法成功，全秦國人民包括傳統(tǒng)世襲貴族都受到了嚴苛的壓榨和剝削。社會矛盾積聚日甚，早晚要噴發(fā)出來。正因為商鞅積怨太甚，朝野皆敵，秦惠文王才敢于丟掉這個已經(jīng)完成任務(wù)的棋子。
秦孝公變法動因何在？強國的確是階段性目標。但歸根到底，還是秦孝公實現(xiàn)其個人利益最大化——更牢固的家天下。變法是“用”，王室利益才是“本”。秦孝公怎么會為了“護法”這個“用”而殺自己親兒子，而丟了這個“本”？那不是本末倒置了嗎？如果說商鞅大公無私大致不差，秦孝公不為子孫謀就不可思議了。
說到底，商鞅最終卻是為一家一姓的利益爭斗而死，注定了不得不死。一位結(jié)怨天下、連新君王位都威脅到了的權(quán)臣，豈能不招疑忌怨恨？
秦孝公贏渠梁死后，太子贏驪繼位。他不再因襲諸候國君的“公、侯”之稱，而改稱“秦惠文王”——可在周朝的禮制中，只有天子可以稱“王”，諸侯只能稱“公、侯”。贏驪敢于公然稱王，可見這位連周天子也不放在眼里的后起之秀，內(nèi)心何等狂野不馴。當他感到自己的翅膀已經(jīng)長硬，有力量向舊有的宗法制度宣戰(zhàn)時，原本立下蓋世之功的商鞅，反而一下成為他前進道路上的絆腳石了。新國君為什么要急于殺掉變法功臣商鞅？這就是中國專制歷史上任何階段任何人都超越不了的兩個鐵律：“功高震主，兔死狗烹”、“一朝天子一朝臣”。
經(jīng)過一番努力，商鞅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于公戰(zhàn)，怯于私斗，鄉(xiāng)邑大治”，而最大收益者無疑是秦國的嬴氏王族，至于改革的代價則需要另外有人買單，因為任何社會實踐都是要付出代價的。商鞅廢除井田、獎勵耕戰(zhàn)等改革措施觸犯了貴族階層的壟斷特權(quán)，遭到了既得利益集團的強烈反對，積累的矛盾日益增加。當他想激流勇退時，無奈已經(jīng)身不由己。秦孝公一死，商鞅就感到了山雨欲來風滿樓，當他看到形勢蹊蹺，提出告老還鄉(xiāng)時，可惜下樓的樓梯已經(jīng)被人無情抽掉了。先前飽受打擊鎮(zhèn)壓的保守派們派出公子虔為代表向秦惠文王進言：“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為主，大王更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之雔仇也，愿大王圖之?！保ā稇?zhàn)國策．秦策一》）
這段極富煽動色彩的誅心之論，可謂一箭穿心，正中新君下懷。
秦惠文王對這個刻薄寡恩、又有震主之威的大臣早就生出疑忌之心了。而改革急先鋒商鞅卻只顧國君權(quán)益，不顧官民權(quán)利，在本階級內(nèi)部四面出擊，樹敵過多，從不善于團結(jié)人、爭取人，不善于化解矛盾，得罪了不少人。如今來個兔死狗烹，正好體現(xiàn)新君嬴泗順應(yīng)人心，為眾人解恨的“英明偉大”。再說，諉罪于商鞅，也正好緩解了眾人對新法的種種不滿，使已經(jīng)壓到極點的社會彈簧能有所松動，大大有利于“社會穩(wěn)定”。這種做派，很象后世唐代武則天用酷吏周興、來俊臣大興寃獄剪除異己，達到目標后再殺掉他們?yōu)楸娙私夂?，換來一片感恩叫好之聲的情形一樣。
只是可憐一代英豪商鞅，自認為忠心耿耿，無私者無畏，卻不知道改革會有陣痛，成名必須付出代價，再偉大的戰(zhàn)士也需要后援。等到他的大后臺老板秦孝公一死，上無本階級的援助，下無人民群眾的支持，立即陷入絕境。
秦惠文王之所以要殺商鞅，還有一個眾所周知，但卻擺不上桌面的理由。
當變法進入高潮之時，守舊勢力總代表公子虔、公孫賈故意慫恿年幼的太子駟（即位前的秦惠王）犯法，給商鞅制造麻煩。商鞅不畏親貴，凜然向孝公進言：“法之不行，自于貴戚。君必欲行法，先于太子。太子不可黥，黥其傅師?！庇谑恰靶唐涓倒域?，黥其師公孫賈”，狠狠打擊了守舊派的囂張氣焰。板子雖然打在了自己的老師身上，可太子內(nèi)心的難堪可想而知。反對勢力雖一時被壓了下去，但他們對商鞅的怨恨越來越深。秦孝公十六年（公元前346 年），“公子虔復犯約”，商鞅依法把他的鼻子割了。此人從此閉門不出長達8 年之久，對商鞅恨之入骨。
商鞅這種為變法赴湯蹈火的精神，是與他堅定的信念分不開的。在一部氣勢磅礴的春秋戰(zhàn)國改革史上，由平民崛起之法家，遭舊貴族之傾陷而死者，不乏其人。如吳起之亂箭穿身于楚，韓非之被殺于秦，皆其典型。韓非所謂“智法之士，與當涂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講的就是改革者與保守勢力的尖銳沖突。在這些沖突中，改革者個人處境的險惡，這些法家人物并非不清楚。然而他們始終認為軟弱妥協(xié)、畏首畏尾、明哲保身，改革就邁不開步伐，最終只能半途而廢。這種執(zhí)著的信念使他們不畏兇險，毫不動搖。其舍身救世之熱誠，如精衛(wèi)填海，至死方休。
當一個人對一種政治實體皈依到“無己”的地歩，悲劇也就幵始了。因為人類畢競還有更基本的安身立命的原則。這關(guān)乎著人類的尊嚴、價值、幸福的根基，是一切一時的政治需要所不能取代和凌駕的。勵精圖治的秦惠文王不是一位庸君，他也并非不明白商鞅對秦國的一片耿耿忠心。他要滅掉的是一個曾羞辱過他而現(xiàn)在已無大用的商鞅，一具仍然活著的政治尸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