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國家動物博物館 章軻攝
北京國家動物博物館 章軻攝
在江蘇植物研究所的學術論壇上，一條帖子被頻頻轉發(fā)：“讀研敢于選擇分類學專業(yè)的是‘猛士’，讀完研敢于選擇這個專業(yè)做職業(yè)的是‘勇士’，選擇在科研圈內為分類學奮斗，固執(zhí)不與科研圈內游戲規(guī)則妥協(xié)的人更是‘壯士’，然后死不悔改被淘汰的人遂成‘烈士’?！?/p>
這段略帶調侃的文字，卻被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王文采評價為“實在話”。他所在的植物所標本館，存有超過200萬個植物標本，由于科研人員和經費嚴重不足，其中至少有20％尚未經過鑒定和分類。
同樣的窘境也發(fā)生在動物分類學領域。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前所長黃大衛(wèi)教授告訴記者，相對于鼎盛時期的150余人組成的研究團隊，現在研究人員數量已銳減了2／3。在動物界47個門的研究方向中，僅有節(jié)肢動物一門尚有充足的分類學研究人員。
分類學，這門古希臘時期發(fā)軔，通過野外考察、研究生物體的自然特征對其進行收集、描述、命名和分類的古老學科，在中國正以驚人的速度急劇萎縮。
“分類學之于生物學研究的意義就像名字之于人一樣。”王文采院士形容道，“連自己姓什么都不清楚，怎么做人?！?/p>
退休了，退休十幾年了，去世了
一天，一個朋友致電給黃大衛(wèi)，希望找位專家進行標本鑒定工作。
“我想找繭蜂科的專家?！?/p>
“剛退休了。”
“那姬蜂科的專家呢？”
“退休十幾年了?！?/p>
“小蜂科呢？”
“已經去世了。”
青黃不接幾乎成了黃大衛(wèi)等老一輩分類學家的心病。由于項目經費少、編制少等問題，不少研究生重修其他專業(yè)，還有人索性進入公司，或者報考公務員。
“要是沒有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的支持，動物分類學可能已經完了。”黃大衛(wèi)告訴記者，除了基金委每年為分類學領域設立的300萬元資助基金，動物分類研究幾乎很難申請到重大科研項目。
相比動物分類學領域，植物分類學專家們似乎要風光一些。在今年年初舉行的年度國家科技獎勵大會上，由4代植物分類科學家歷經半個世紀考察、編纂完成的《中國植物志》獲得了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這一獎項在過去10年內曾7次空缺。
但位列獲獎人員第四的王文采卻喜憂參半，因為植物分類學同樣面臨著后繼乏人的尷尬。
2002年“五一”勞動節(jié)，他到西北植物所看標本，發(fā)現當年編纂《秦嶺植物志》的那批人全都退休了。一個標本館的退休教授告訴他，由于缺乏經費，如今連學術期刊都無法訂閱。
兩年后，他又去江蘇植物所考察，得知所里只剩下了一個40多歲的師侄，另一位70多歲的老先生幫忙收拾標本。
“新疆、青海、沈陽，好多地方都不行了?！蓖跷牟芍刂氐貒@了口氣。
中國的生物學研究始于上世紀初，其時重要的研究機構是秉志、胡先骕所領導的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當時政府對科學研究的撥款很少，但生物分類研究因符合“科學救國”的理念而被大力支持。當時一般大學教授月薪不過300元，而此研究教授則有600元之多，是令人羨艷的職位，這使得該學科在民國時期的自然科學中學術成就僅次于地質學。
事實上，直到上世紀80年代末，分類學一直是很多中國植物學家研究的重點領域。從1959年開始，先后有312位植物分類學家共同投入了《中國植物志》的編寫。
如今，王文采常和四川大學的牡丹花專家方明淵教授通信。方明淵的父親方文培曾歷經40余年創(chuàng)建四川大學植物標本館，被李約瑟爵士譽為“中國最杰出的植物學家”。
每次收到方明淵的來信，王文采都會拿紅色圓珠筆標注出重點，在最近的來信里，他在一段話下面重重地畫了紅道：“只是與生產有關的，園林、藥材、林業(yè)方面的問題才來找我，最近又來了個搞旅游的。想到川西采標本，沒錢了?！?/p>
是世界性通病，還是中國式頑疾
以更廣闊的視野觀察，傳統(tǒng)分類學的沒落在世界范圍內已經形成一種趨勢。
自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隨著基因技術的逐漸成熟，通過DNA檢測研究判定植物類群間親緣關系的方法正逐漸取代通過形態(tài)進行分類的傳統(tǒng)方式。英國皇家植物園自2006年一位裸子植物分類學家退休后，該崗位一直空缺至今；并且該植物園也沒有人接替已于2007年退休的一位蕨類植物分類學家。
但在王文采的眼中，國外情況與國內有很大不同，不能一概而論。
1990年他到瑞典進行短期考察，發(fā)現當地的科學家野外考察時幾乎不再采集標本，只是拿著一個瑞典植物檢索表進行對照。他們表示經過幾百年的搜集，植物種類已幾近完整，近年來只發(fā)現過罌粟科的一個新變種，后來還被論證為誤判。
自1753年林奈發(fā)表《植物種志》起，國外分類學經歷了數百年的發(fā)展，以搜集發(fā)現為主的傳統(tǒng)分類學鼎盛階段已經過去，轉向利用DNA技術分析幾乎成為必然趨勢。相比之下，我國的分類學在20世紀初才開始起步。
“我們的野外采集和分類描述還遠未結束，就急著學外國人藏進屋子搞分子生物了！”王文采為記者舉例，在植物所的標本館里，杜鵑花的品種有20多種，而在英國愛丁堡大學的植物標本館里，收藏了超過100種的中國杜鵑花。
“英國的植物志每30年就要重新修訂一次，中國這么大，不能把傳統(tǒng)分類學當做一錘子買賣！”他很激動。
面對學科萎縮的困境，另一批科學家則將板子打在了急功近利的科技成果評價體系上。
昆明植物研究所標本館館長彭華告訴記者，SCI評價標準主要以發(fā)表論文的影響因子和論文被引用的次數為依據，這也成為衡量中國科研人員的主要標準，進而直接和項目申請、職稱晉升掛鉤。
而分類學屬于最典型的積累性學科，長期野外的考察記載才能完成一篇論文。發(fā)表一個新的演化理論，也可能得在數十年后才得到重視和承認。因此分類學論文，很難發(fā)表在目前國內的重要刊物上。
彭華介紹，往往就在同一個植物研究所里，從事植物化學研究的，做一個實驗，很快可以寫報告，一個研究組一年幾十篇SCI；而自己所在的科室，一年不可能寫到兩位數。
一個很明顯的對比是，一位科研工作者，和一個老一代植物分類學家的兒子是同班同學，后者研究方向并非傳統(tǒng)分類學，現在已經是博導了，而那位科研工作者由于投身傳統(tǒng)分類學，長期野外實踐，書寫了不少，卻很少能發(fā)SCI，至今還是副研究員。
“兩個一比較，向哪兒發(fā)展才對路，年輕人心里都有數。”彭華說。
面對一刀切的評價方式，黃大衛(wèi)直言損失的將是國家利益。有農科院的教授常將農業(yè)生產中發(fā)現的病蟲害送到動物所鑒定，結果不到幾年時間，便從“什么都給鑒定”變成了“什么都鑒定不了”。
“大家都不是傻子，鑒定一個標本可能要花上一兩個月的時間，都忙著搞論文呢！”黃大衛(wèi)說。他已經將自己的主攻方向轉向了生物進化。
在研究所的分類學碩士圈子里，大家常把放棄讀博或者改變研究方向的人稱為進化樹上的分支，“擁有稍微舒適一些的生態(tài)位”。
當然，每屆還是會有一些對傳統(tǒng)分類學矢志不渝的“傻孩子”，有人便開玩笑說，所里分類學的老師“潦倒并快樂著”，只是為了每屆出現的那么幾個“知己”。
《中國植物志》的編研，經過“九九八十一難”才完成
自17世紀中葉一直到1949年，我國有近120萬份標本被外國人搜集研究，由于植物命名有國際公認的優(yōu)先權，中國植物的70％都是由外國人的名字命名。
在王文采的記憶里，1949年的時候，能用來學習植物分類學的本土教材還只有兩本，遇到鑒定不出的植物，便只能找當時唯一講授植物分類學的先生林镕求教。
在采訪過程中，這位84歲的老人一直在說分類學“丟不得的”，因為它在半個世紀內的從無到有都是中國的植物分類學家們“拿命換的”。
20世紀初，錢崇澍、胡先骕、陳煥鏞等第一代植物分類學家毅然從哈佛大學歸國，跋山涉水收集標本，越是深山窮谷越要去，越是名山險川越要闖。
1938年，吳征鎰和周家熾從橫山采集歸來，在長沙一座大樓上整理標本之際，遭到日寇的轟炸，人和標本一起從四樓飛下草坪。
一次在西雙版納的考察過程中，王文采患上了惡性瘧疾，高燒不退，最后昆明植物研究所的4個年輕人每人獻了400毫升血，才救了王文采的命。
《中國植物志》的第四任主編，吳征鎰院士曾經感慨，《中國植物志》的編研經過“九九八十一難”才完成。
王文采已經將分類學研究萎縮帶來的種種惡果視為“第八十二難”，無法鑒定和認知標本，就會影響人類對生物多樣性的識讀；無法發(fā)現和鑒別新增的入侵物種，將對林業(yè)、農業(yè)產生重大隱患；在全球氣候變暖的背景下，缺乏分類學的基礎，將無法得知物種的分布和形態(tài)發(fā)生了什么樣的變化。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數據是，科學家迄今發(fā)現、描述和命名的物種僅占我們這個星球全部物種的6％—存在的3000萬個物種中了解的不到200萬個，而剩余的94％則在快速消失的生態(tài)系統(tǒng)中自生自滅。到2050年，僅僅因為氣候變化，地球上一些地區(qū)有多達37％的物種將消失。
為了阻止這一態(tài)勢，美國科學基金會已經開展了“提高分類學專門技術合作”大規(guī)模項目計劃，旨在幫助年輕的分類學家。
據報道，我國的自然科學基金委也已經引入了兩個為期4年的傳統(tǒng)分類學資助項目，預計從2010年開始實施。
這些舉措在王文采看來有些不可理解：“時代變了，我那時候根本沒考慮過錢的問題。”
上世紀90年代初，所里曾經給了王文采十幾萬元的項目資金。這個一輩子就攢了兩萬元的老頭兒一度不知道“這么大的一筆錢”要花在哪里，便托給了一個學生保管。
現在，這筆錢終于找到了用途，用于發(fā)表論文。一家國內的學術刊物已經明碼標價，發(fā)現一個新種后要發(fā)表論文，得先交500元的版面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