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記·商君列傳》，會發(fā)現(xiàn)一件令人相當費解的事情。
傳記的正文里，太史公給商鞅之法大唱了一通贊歌：
“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于公戰(zhàn)，怯于私斗，鄉(xiāng)邑大治?！?/span>
大意是，秦國采用商鞅之法，搞了十年后，百姓都很高興，路上無人將失物據(jù)為己有，山野間也沒了盜賊， 家家戶戶吃上了飽飯。百姓們勇于為秦國對外作戰(zhàn)，怯于為個人利益私斗。城市鄉(xiāng)村，全是大治景象。
然而，在“太史公曰”里，司馬遷卻又痛批了一番商鞅：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fā)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zhàn)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于秦，有以也夫！”
太史公說，那商鞅啊，是個天性刻薄的家伙。他拿帝王術去找秦孝公博取富貴，還走了嬖臣的門路，本就不是個東西。上位后干的那些事，也全都可以證明他是個少恩之人。我讀他寫的《開塞》《耕戰(zhàn)》之書，發(fā)現(xiàn)書的內容與他這個人基本一樣。他在秦國歷史上留下惡名，實在沒半點冤枉。
簡而言之一句話：商鞅是個王八蛋。
正文是司馬遷寫的，“太史公曰”也是司馬遷寫的，為什么差別這么大？
后世有不少學者注意到了這件費解之事。解釋的路徑也五花八門。有人試圖找到蛛絲馬跡來證明某些文字不是太史公原文，而是后人竄入。也有人試圖將之解釋為“傳贊互補”，說太史公常在篇末評論中寫一些正文沒提的事情作為補充。
但篡改說的證據(jù)始終不足，傳贊互補說的解釋力也有限。顯然，《商君列傳》的情況不是傳與贊互補，而是傳與贊互相沖突，正文贊頌商鞅之法好極了，“太史公曰”卻痛罵商鞅是個王八蛋。這種情況，在諸多“太史公曰”里，是個異數(shù)。
蘇軾也注意到了這樁費解之事。他給出了篡改說與傳贊互補說之外的第三種解釋：司馬遷被史料給騙了。
在《商君論》里，蘇軾先引用了“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于公戰(zhàn)，怯于私斗”這段大贊商鞅之法的文字，然后寫道：
“此皆戰(zhàn)國之游士邪說詭論，而司馬遷暗于大道，取以為史?！?/p>
這些都是戰(zhàn)國時代那些縱橫游說之人炮制出來的胡言亂語，司馬遷見識不足，理解能力有限，沒能觸摸到“大道”，所以才會將這些不可信的胡言亂語當成史料收進書中。
蘇軾還說，自己覺得司馬遷有兩項“大罪”。第一項是“先黃老，后《六經》，退處士，進奸雄”，贊譽黃老之學，將之放在儒家《六經》之上。但與第二項“大罪”相比，這項罪過只是“小小者耳”。
第二項“大罪”是什么呢？那就是“論商鞅、桑弘羊之功”，不該在《史記》里歌頌商鞅與桑弘羊這種王八蛋。蘇軾說，從漢代開始，有學識之人便恥于談論商鞅與桑弘羊，“而世主獨甘心焉”，只有皇帝們才會喜歡商鞅和桑弘羊這類人物?；实蹅儭瓣栔M其名而陰用其實，甚者則名實皆宗之”，要臉的皇帝呢，公開不提商鞅與桑弘羊，實際上干的全是商鞅與桑弘羊那一套；不要臉的皇帝呢，不但公開贊揚商鞅與桑弘羊，干起來也全是那一套。總而言之，“此則司馬遷之罪也”，皇帝們全都這樣干，司馬遷的罪過不小。
說司馬遷被戰(zhàn)國游士的張口就來給騙了，這是很嚴厲的批評。說司馬遷贊頌商鞅與桑弘羊，為后世君王提供壓榨民眾之術，這也是很嚴厲的指控。
“贊頌桑弘羊”這個事情比較容易廓清。
按蘇軾《商君論》的說法，它指的是《史記·平準書》里有“不益賦而天下用饒”這樣一句話。這話曾被王安石化用為“不加賦而上用足”拿來回復宋神宗，引來司馬光的痛斥。司馬光說：天下怎么可能有這樣的道理？天下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不在百姓手里便在官府倉庫，所謂不加收賦稅而讓官府的倉庫豐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于加賦也”，不過是拿陰招來從百姓身上搞隱性榨取，比明明白白增加賦稅的危害更大。蘇軾對王安石那句“不加賦而上用足”同樣深惡痛絕，追根溯源到《平準書》的“不益賦而天下用饒”，自然也難有好話。
其實，《平準書》既有“不益賦而天下用饒”這句話，也用了許多篇幅去記載這類不加賦乃是“陰奪民利”，去記載這種隱性榨取“其害甚于加賦”——內中提到，天下百姓因白金五銖錢惡政而集體陷入“盜鑄金錢”的風潮，被誅死者“不可勝計”；還提到張湯搞“白鹿皮幣”斂財，其死之日“民不思”，都覺得他死得好；還提到楊可搞“告緡”斂財之術遍及天下，結果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眾寧可活在貧苦之中也不愿再從事生產積累。太史公無意贊頌桑弘羊的立場其實很明白，蘇軾不過是恨屋及烏，想到王安石的“不加賦而上用足”出自《平準書》，于是連太史公一起罵了。
“贊頌桑弘羊”純屬誤解，但太史公確確實實在《商君列傳》里歌頌了商鞅之法，確確實實稱商鞅之法給秦國帶來了大治，帶來了“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于公戰(zhàn)，怯于私斗”。這到底是為什么？太史公真如蘇軾所理解的那般，被戰(zhàn)國游士的說辭給騙了嗎？
答案藏在《史記·酷吏列傳》里。
單就《商君列傳》來看，“道不拾遺”云云似乎皆是褒義詞。然而，《史記》全書中使用此類褒義詞最多的地方，不在別處，乃是《酷吏列傳》。內中提到：漢景帝時代的酷吏郅都，靠嚴酷的殺人手段治理地方，民眾“皆股栗”，全都嚇得兩腿打顫，于是有了“郡中不拾遺”的所謂大治景象；漢武帝時代的酷吏義縱，也是靠著“族滅”他人的嚴酷手段，造就了“河內道不拾遺”。另一名同時代的酷吏王溫舒，同樣是“滅宗”高手，廣平郡百姓深感恐懼，于是“道不拾遺”。此外，活躍于漢宣帝時代的嚴延年，按班固《漢書·酷吏傳》的說法，也是一名標準酷吏，他靠著動不動就殺人全家，成就了“郡中震恐，道不拾遺”的治績。
這些“道不拾遺”，皆是百姓的災難。
太史公筆下的商鞅，也是這樣的酷吏。他為人“刻薄”“少恩”，以連坐之法控制百姓，強迫百姓互相監(jiān)視互相舉報，“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這種方式造就出來的“道不拾遺”，與義縱、王溫舒這些人造就的“道不拾遺”，顯然是一回事。對生活在漢武帝時代的人來說，讀到義縱、王溫舒這些人的“道不拾遺”，便可以很輕松地理解商鞅的“道不拾遺”是怎么回事。
《商君列傳》里的其他褒義詞，大體也是這種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