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詞人陳廷焯在其著名的《白雨齋詞話》中曾經(jīng)就作詞與選詞二者孰難的問題進行過比較①，這個問題在清代詞學史上其實是頗有淵源的，詞學史上最早將選詞與作詞并提對比的論斷，目前所知出自晚明詞人俞彥。在《愛園詞話》中，俞彥提出“非惟作者難，選者亦難耳”②，第一次將作詞之難與選詞之難同等看待，他的相關(guān)論述曾被清初吳江詞人沈雄征引，收錄在《古今詞話》中，說明此論在明清之際還是較有影響的。清代詞學復興始于清初，而清初又是詞選史上的極盛時期，那么，在沈雄從事詞學活動的清代初年，“選詞之難”又處在怎樣的一種具體境況中？清初詞選數(shù)量眾多，若論在后人心目中地位最高的一種，無疑當推朱彝尊、汪森所輯《詞綜》，但是清初詞選史的一個基本事實是清詞選本在全部選本中所占比重最大，說明清初選家最感興趣的選詞點還是在于當代?？疾爝x者之難，無論如何，我們都不能回避這個龐雜而特殊的詞選群。
一
清初詞壇流派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地域性，詞選中很重要的一種類型也是地域性選本，像《西陵詞選》、《荊溪詞初集》這樣的當代郡邑詞選大量誕生，足見詞人群體對鄉(xiāng)邦文獻的重視以及對本派地域性詞風的自我認同，而清初其他綜合型清詞選本的備史功能主要地也是表現(xiàn)在存留各地詞派詞家、全面展現(xiàn)詞壇面貌，這一點是清初當代詞選的共性。另一方面，即使是像傅燮詷編選《詞覯》時那樣公開表態(tài)“無事于批評”③，他在實際選詞過程中還是會不由自主地流露自己的喜好，這說明無論以選為論有多么困難，選本或多或少總會體現(xiàn)選家個人意志，何況操持當代選政的清初詞家中并不缺少主觀上“有事于批評”之人。清初清詞選本盡管結(jié)構(gòu)較為駁雜，但對當下各派詞人、各種詞風的擇錄口徑總有寬嚴之別，這種選人選詞力度與范圍上的差異，便是選本批評效用的直接表現(xiàn)。
然而，鑒賞或點評具體詞作、彰揚或貶抑具體詞風，這些都還只是手段，是外在的現(xiàn)象，詞選的基本去取情況并不難掌握，但表象之下的深層詞學內(nèi)涵又是什么呢？也就是說，選詞的根本目的究竟何在？數(shù)十年清初詞選史、數(shù)十種清詞選本，究竟蘊涵著怎樣特定的選詞本質(zhì)？
在筆者看來，清初人選清初詞，其本質(zhì)乃是反映了一種對于詞的文體自覺與文體焦慮，而編纂當代選本特有的“選詞之難”也根源于此。眾所周知，詞體原本是一種音樂文學，在詞與樂尚未分離的時期，作詞經(jīng)常是為了應(yīng)歌，選詞有時就是選歌，同時也存在著其他類型的作者與選者，在詞體的生長、生發(fā)期，作詞與選詞都能夠呈現(xiàn)出多元化的格局，說明人們對于詞這一創(chuàng)作樣式的文體認知取徑多途，十分寬泛，處于豐富而自由的狀態(tài)中。清初詞家起振數(shù)百年來詞壇衰敝之態(tài)，號稱中興，不過詞樂失傳已無法挽回，詞的原生狀態(tài)業(yè)已不可恢復，詞體演化成為書面抒情文學樣式之一種，這是清人沒有選擇的選擇。所以，清人的詞體認知，相比唐宋人而言要狹窄得多，也專門得多，實際上就是一個如何將詞徹底納入士人文學序列的問題，這里所謂的士人文學，不單是意味著士大夫作為創(chuàng)作主體的身份，更重要的是指示一種精英文學觀念。作為精英文學樣式的詞體若想得以可能，首要的前提即詞人的文體自覺，在清初詞人所編選的清詞選本中，這種自覺意識最為明顯的體現(xiàn)就是強烈的尊體觀念。推尊詞體幾乎是清代任何詞派在開展自身詞學活動時都會借助的理論武器，而在清初，尊體的任務(wù)尤為迫切，因為當代詞家創(chuàng)作的經(jīng)典性還有待于時間的檢驗，無法與宋詞相比，故而輯選一部當代詞選，不能只依靠作品的創(chuàng)作水準與成就來與古詞選抗衡，從文體角度在根本上提升詞的地位也許是一個更有效的辦法，由于詞在當代被賦予了之前從未有過的全新價值，則今人所作亦自有古人所不到之處，當代詞選自然也就具備了不可或缺的重要意義。
清初清詞選本中尊體觀念的具體表現(xiàn)是相當豐富的，如陳維崧等人所輯《今詞苑》，以選詞比之于存經(jīng)存史；納蘭性德與顧貞觀編選《今詞初集》時，認為詩詞同根同源，表示詞非詩余，二者并峙，無有尊卑之分；康熙二十五年宋犖為蔣景祁纂輯的大型當代詞選《瑤華集》撰寫序文時，更是將詞抬到了國家典章、廟堂禮樂的崇高位置，這些無不反映了清初詞人的文體自覺。從總體上看，推尊詞體的焦點還是落在了以《今詞初集》為代表的詩詞比較上，在遴選當世詞人作品的過程中，清初選詞家提出了兩種看法，一種即如《今詞初集》，將詩詞等而視之，以此來改變詞體為小道的傳統(tǒng)認識；另一種承認詞乃詩體之流變，從文體代興的角度闡釋詞體須尊的合理性④，無論何種意見，都映射出在清初這個特定的時代環(huán)境中，詞體開始真正走向詩體姊妹藝術(shù)樣式的趨勢。
如果說，清初選詞家的文體自覺意識集中體現(xiàn)于尊體，那么其文體焦慮則集中體現(xiàn)在他們辨體的努力中。所謂文體焦慮，是指清初詞人在士人文學序列中為詞體安排角色時所遭遇到的兩難境地：詞別稱倚聲，然至清初已無聲可倚，附會于詩誠為不得不然，可是若完全以詩比之、以詩解之，詞體自身的屬性又在哪里呢？詞體的推尊與演進一方面離不開詩學體系的強力支撐，另一方面卻又必須離開以保持文體的獨立性。正由于如此，深入辨析詞體也成為必然的要求，而且，辨體的難度也要遠遠高于尊體，因為尊體所采用的許多方法——例如以詞等同于經(jīng)史或詩歌——相對來說都是非?；\統(tǒng)的理論宣言，立論者為了達到目的即任意比附，其內(nèi)在的邏輯性是否真正成立則可以暫時不顧，也并不重要，這種籠統(tǒng)的做法對于辨體的工作顯然就不適用了，尊體更多的是在詞與其他文體門類之間求同，辨體則是存異。對于編纂清詞選本的清初選家來說，文體焦慮所帶來的辨體難度特別大，當代的詞體創(chuàng)作已經(jīng)處于詩體的輻射中，如何在后者的巨大陰影中通過選詞來展示詞體的個性，進而傳達出選本的性質(zhì)、建構(gòu)起選本的類型，頗為棘手，如果選詞樂結(jié)合時代的唐宋詞，詞之體氣可謂先驗存在，自然不用格外費力去考慮這方面的問題。
康熙中期宗元鼎所輯當代詞選《詩余花鈿集》中，有一處選詞實例值得格外留意，此集所選并世詞家以吳偉業(yè)開卷，共選梅村詞十五首，在詞作之后附有編者轉(zhuǎn)引尤侗之語以為評注：
先生七言古律諸體，流連光景，哀樂纏綿，使人一唱三嘆，有不堪為懷者。及所制《通天臺》、《臨春閣》諸曲，亦于前史之感，三致意焉。詞在季孟之間，要皆合于《國風》好色、《小雅》怨誹之致，其下筆之妙，實古人所不及也。先生遺命于墓前立石，題曰：詞人吳梅村之墓。蓋先生退然以詞人自居。⑤
這段評注中提及了清代文學史上的一則著名掌故，即吳偉業(yè)遺命立石之事。史載吳氏臨終有言，死后著僧裝入殮，墓前立石惟題“詩人吳梅村之墓”，在康熙十二年（吳氏歿后二年）其門人顧湄所撰《吳梅村先生行狀》中已述此事，陳廷敬《吳梅村先生墓表》一文亦記之，而正史方志如《清史稿·文苑傳》、《嘉慶太倉州志》及其他大量筆記文集所記均同，可見此事在清代廣為人知，非常著名。以上宗元鼎所引尤侗之文出自尤侗《〈梅村詞〉序》：“予觀先生遺命，墓前立一圓石，題曰：詞人吳某之墓。蓋先生退然以詞人自居矣夫。”⑥在尤侗的記述中，“詩人吳梅村之墓”變成了“詞人吳梅村之墓”，是尤侗記憶有誤嗎？并非如此。同為尤侗撰寫的《祭吳祭酒文》記錄此事云：“立一圓石，題曰‘詩人吳梅村之墓’。”⑦與他處記載沒有什么不合的地方。可見，《〈梅村詞〉序》中的說法是尤侗自己所改，這一處改動是值得細細玩味的。
吳偉業(yè)的遺命，是他對自身身份的最終認同，這種以詩為生命符號的心理實際上體現(xiàn)出詩體在古人心中特殊崇高的位置，而尤侗在為吳氏詞集作序時有意地作出改動，以詞代詩，并稱梅村詞“皆合于《國風》好色、《小雅》怨誹之致”，無疑是要取消詩詞界限，以此來達到推尊詞體的目的。宗元鼎選梅村詞開卷，引尤侗此文作為附注，首先也有著尊體的用心，但是宗氏是否真正認為梅村詞可以等同于渾厚和平的《風》、《雅》之調(diào)呢，在《詩余花鈿集》卷首所選廣陵詞人鄭俠如詞作（21首）之后，選家如是言：“仆既首卷選梅村、芝麓兩公，秾麗綢艷之后，急選水部靈奧古淡之詞若干首。”⑧可見宗氏對自己所選吳偉業(yè)、龔鼎孳二人之詞的定位都是“秾麗綢艷”，也就是詞體的艷科傳統(tǒng)，而不是詩體的風雅比興傳統(tǒng)，倒是所選鄭俠如詞，“靈奧古淡”，相比之下更接近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中正詩學準則。選家既需要以詩釋詞，又不能放棄詞的實際文體屬性，這種選詞理論與選詞實踐上的反差正說明了清初選詞家兩難的文體焦慮狀態(tài)，也使我們對清初當代詞選的“選詞之難”有了更進一步的體會。
二
清初詞人在纂輯選本的過程中，對于詞體辨析進行了多個層面的嘗試，其中也包括借鑒其他文體門類已形成的傳統(tǒng)批評手法（比如尋章摘句式的評點）。順治十七年，與鄒祗謨一同編訂《倚聲初集》的王士禛在為這部大型當代詞選作序時寫道：
有詩人之詞，唐、蜀、五代諸君子是也；有文人之詞，晏、歐、秦、李諸君子是也；有詞人之詞，柳永、周美成、康與之之屬是也；有英雄之詞，蘇、陸、辛、劉之屬是也。⑨
漁洋所論皆為唐宋詞人，鄒祗謨承接其說并加以發(fā)揮，又把評論對象移到了當代：
阮亭嘗云：有詩人之詞，有詞人之詞。詩人之詞，自然勝引，托寄高曠，虞山、曲周、吉水、蘭陽、新建、益都諸公是也。詞人之詞，纏綿蕩往，窮纖極隱，則凝父、遐周、莼僧、去矜諸君而外，此理正難簡會。⑩
這種根據(jù)詞人主體情質(zhì)來辨味詞作的話頭，自然不會令人感到陌生，它在詩文批評領(lǐng)域內(nèi)早已存在。揚雄《法言·吾子》一篇論賦云“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后世學者奉為圭臬；北宋李復評韓愈之詩，認為“退之詩非詩人之詩，乃文人之詩也”(11)，而文學批評史上更為人熟識的論斷來自于陳師道：“退之以文為詩，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12)說韓愈之詩乃文人之詩，是指其“以文為詩”的創(chuàng)作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獨特詩歌體性，所以詩人之詩、文人之詩這樣的界定，表面上看似乎重在強調(diào)作家主體，實質(zhì)卻還是在于作品的文體特征，正如沈括所說：“退之詩，押韻之文耳?！?13)同樣地，蘇軾以詩為詞，自稱“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14)，與李清照所云“別是一家”(15)形成對照，乃是詩人之詞，“別是一家”強調(diào)詞的文體傳統(tǒng)，因此陳師道說蘇軾之詞并非詞體本色；蘇軾自己說陳季常之詞“句句警拔，詩人之雄，非小詞也”(16)，包括晁補之說黃庭堅詞“固高妙，然不是當行家語，是著著腔子唱好詩”(17)，都可以看作是對詩人之詞這個概念的闡發(fā)。在北宋元祐詞壇，“以詩為詞”是以蘇軾為代表的詞人群體的集體創(chuàng)作現(xiàn)象，因此宋人對于詩詞兩種文體的體味與分辨已經(jīng)十分敏感。
但是，一個作家的創(chuàng)作面貌與作品風格往往是非常豐富的，評論者通常只是根據(jù)自己的需要來特別強調(diào)其中的某一部分，所論并非全人，比如晁補之稱黃庭堅詞“是著著腔子唱好詩”，而在李清照看來，黃庭堅是懂得詞“別是一家”的不多的幾人之一：“乃知別是一家，知之者少。后晏叔原、賀方回、秦少游、黃魯直出，始能知之?！?18)李清照認為，晏幾道、賀鑄、秦觀及黃庭堅四人作詞不同于蘇軾那種“句讀不葺之詩”(19)，也不同于王安石、曾鞏，文章似西漢而詞不可讀，屬當行詞人之詞，這與陳師道“今代詞手，惟秦七黃九爾”(20)的觀點一致。宋人對于本朝詞家的區(qū)判既已無定，及至清代，在這個問題上更是異見雜出，蘇軾詞被陳師道、李清照評為詩人之詞，上文所引王士禛語即將他與辛棄疾并列入英雄之詞，這倒也還算普通，另外的幾條歸類也許就讓人稍有點費神了。王氏將晚唐五代詞歸入詩人之詞，將基本承襲唐五代詞風的北宋詞家歸入文人之詞，既有別于宋人的理解，也與今天詞學研究者的眼光不盡相符，其所謂文人之詞諸家，晏、歐二人在李清照眼里乃是詩人之詞（王氏所列四家，“晏”不知是指晏殊還是晏幾道，《詞論》將晏殊、歐陽修與蘇軾等而論之，晏幾道則被視為詞人），而易安既倡“別是一家”之說品評當世名公，其于自身亦當有本色詞人之充分自信，故依《詞論》所述，則秦、李二人乃是詞人之詞；又在今天看來，王士禛筆下的詩人之詞與文人之詞，基本應(yīng)該可以歸于一大類，其中究竟有何差別，似乎也不甚分明。
大致推測起來，王士禛在《倚聲初集》序文中所提出的這種四分法，內(nèi)在的評判準則前后并不一致。在詩人之詞與文人之詞的分類上，他更看重的是詞人主體，二晏、歐陽修等北宋詞家，與晚唐五代詞人比較起來，身份要顯得更為多元化，集創(chuàng)作主體、參政主體與學術(shù)研究主體于一身，這是北宋文人的一大特色，即以文學創(chuàng)作而論，宋人自身更看重的還是正統(tǒng)文人文學范疇內(nèi)的詩文而不是詞，這與專力于倚聲的五代詞人是很不一樣的，王士禛以北宋諸公為文人之詞，重心在“文人”而不在“詞”，而晚唐五代詞被定義成詩人之詞，指的是詞人相對單純的創(chuàng)作體驗，在這里，純?nèi)巫匀坏脑~體正始元音被稱作了詩人之詞，與宋人所指的那種抒寫主體襟懷、化用詩體句法的詩人之詞完全是兩回事了。
當然，王士禛的詞論中，也反映出了關(guān)于詞之文體觀念的時代性演變，他把以柳永、周邦彥為代表的詞人歸入詞人之詞，與宋代陳師道、李清照等人相比就顯得另有取向。柳永與周邦彥是北宋詞壇變舊曲為新聲的標志性人物，兩人精熟音律，深諳詞之體性，長于自度新腔，創(chuàng)制慢詞，在拓展詞體功能形態(tài)方面貢獻卓著。王士禛認為他們才是詞人之詞的代表，既包含著對柳、周主體身份的認定，同時也體現(xiàn)出了清人心目中對于詞體屬性的某種認定，而后一點認識正是清人所獨有，這是由清人相比宋人更為深遠的詞史眼光所決定的。至于以蘇、辛詞為英雄詞，顯然只是針對其詞風中共有的雄放矯健一面而言，重心在詞而不在人。
從詩人之詞、詞人之詞這樣的角度來辨析詞體，宋人實際上已經(jīng)開始，但是“詩人之詞”、“詞人之詞”等名目的首次正式提出，目前所知還是在王士禛的這篇《倚聲初集》序文中，由此也可見清初詞人對于前代詞學遺產(chǎn)的繼承與發(fā)展；另一方面，這些名目的提出也給予后人相當?shù)膯⑹?，以至于有清三百年間論詞者屢屢使用(21)。王士禛是在編選當代詞選的活動中總結(jié)出上述見解的，其理論意義最終還是要落實到當代的選詞工作中，所以鄒祗謨才會沿其話柄以論當代詞人，鄒氏所舉詩人之詞六家：錢謙益（虞山）、王顯祚（曲周）、李元鼎（吉水）、梁云構(gòu)（蘭陽）、熊文舉（新建）、趙進美（益都）；詞人之詞四家：吳鼎芳（凝父）、董斯張（遐周）、單恂（莼僧）、沈謙（去矜）。以上十人中，吳鼎芳、董斯張二人是晚明詞人（均卒于明崇禎年間），其余皆為由明入清之士。與王士禛一樣，鄒祗謨的劃分依據(jù)到底是在于人還是在于詞也顯得比較模糊，他說詩人之詞“自然勝引，托寄高曠”，詞人之詞“纏綿蕩往，窮纖極隱”，這應(yīng)當是指詞風，然而仔細觀察他列舉的名單，詩人之詞六家無一不是清初名公，仕宦顯赫，詞人之詞四家則均為風塵布衣（吳鼎芳、單恂甚至祝發(fā)為僧），創(chuàng)作主體的身份差異如此明顯，很難說鄒氏沒有以人歸類的意圖。即以詞而論，說詩人之詞“自然勝引，托寄高曠”，其所謂“自然”，是指晚唐五代詞那種高華秾艷的自然元音，還是平和淡遠的詩家自然之境？如李元鼎，鄧漢儀評其詞“其得《花間》之正傳乎”(22)，據(jù)此則鄒氏所謂“自然”似乎應(yīng)該是指前者，但是聯(lián)系“托寄高曠”四字評語來看，又似乎應(yīng)該偏向于后者。其實，清初詞體創(chuàng)作的實際面貌就并不單純，詞家一方面摹習唐五代北宋詞以挽明人詞曲混同、等而下之之俗弊，另一方面，以詩為詞、在詞中寄托家國身世之感的寫法也始終存在，兩者往往集中在同一作者身上，并行不悖。在創(chuàng)作中，清初詞人既維護詞的本色之境，同時又作著盡量向詩境靠攏、開拓詞體的嘗試，如何協(xié)調(diào)也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因此如上述宗元鼎選《詩余花鈿集》時的矛盾，以及鄒祗謨選《倚聲初集》時的這種矛盾，一定程度上是由作者決定的，也就是說，某種意義上，是“作者之難”決定了清初選詞家的“選者之難”。
此外，正如王士禛所理解的詩人之詞與宋人不同，清人所謂的“詩人之詞”、“詞人之詞”，其內(nèi)涵也會發(fā)生變化，并不是固定的，比如王士禛以晚唐五代詞為詩人之詞，乃是強調(diào)其渾成天然之妙，清代中期詞人田同之則云：“從來詩詞并稱，余謂詩人之詞，真多而假少，詞人之詞，假多而真少。”(23)所謂詞人之詞假多真少，即指詞體創(chuàng)作中“男子而作閨語”(24)的現(xiàn)象，這種代言體寫作正是以《花間集》為代表的晚唐五代詞的重要特點，因此王士禛標舉的詩人之詞在田氏看來是詞人之詞。又如鄒祗謨以沈謙等人為當代詞人之詞，而晚清譚獻在編纂本朝詞選《篋中詞》時，他所認可的詞人之詞，唯有納蘭性德、項鴻祚與蔣春霖(25)，他的觀點因被《清史稿》接受而具有了經(jīng)典性：
清世工詞者，往往以詩文兼擅，獨性德為專長，仁和譚獻嘗謂為詞人之詞。性德后，又得項鴻祚、蔣春霖三家鼎立。(26)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對于“詩人之詞”或“詞人之詞”的看法，選詞家本人之自道有時也會有出入，鄒祗謨說沈謙等人為詞人之詞，但他同樣說過云間諸子作詞麗語而復當行，最是詞家本色，如果依照其后一種說法，清初詞人之詞就應(yīng)該是一力師法唐五代詞的云間詞人，而不是以取法柳永、周邦彥的沈謙諸家，以上兩則議論均出自鄒氏《遠志齋詞衷》，其前后不能一致，甚為明顯。
由此看來，不僅作者難，選者難，就連閱讀這形形色色、林林總總的選本，若想摸清其脈絡(luò)，都是件困難的事情，可謂讀者也難。清初清詞選本中的辨體實踐，究竟有著怎樣的演進軌跡呢？
三
我們今天審視清初“詩人之詞”諸概念的提出及其不同層面的內(nèi)涵，若一定要去判斷何者為是、何者為非，實屬無謂，然而探索分歧產(chǎn)生的原因，卻還是有著相當?shù)膬r值。正如上節(jié)所述，創(chuàng)作實踐的情況會影響論詞、選詞的趣向，而清人填詞以習法前人為主要方向，一旦新的詞史資源進入創(chuàng)作視野，成為學習熱點，則選詞家之選擇尺度與詞體觀念發(fā)生差異乃是必然，具體到“詩人之詞”、“詞人之詞”這些旨在辨體的名目，其所指悄然有所蛻變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清代最初的三十多年里，五代北宋詞被接受的程度總體上要遠勝于南宋詞，這是不爭的事實，而南宋詞家中，較受重視的唯有辛棄疾一派，這在創(chuàng)作界與批評界中有著共同的反映。我們看王士禛談到的四種詞體，除了相對比較容易辨別的英雄之詞外，其余詩人之詞、文人之詞與詞人之詞三種全部與南宋詞無涉（康與之為兩宋之交詞人，從詞學統(tǒng)系來看當上歸北宋一路，并非南宋詞之典型），這在清初不是個別現(xiàn)象。例如佟世南、張星耀于康熙十七年編成當代詞選《東白堂詞選初集》，在集前所附的詞論中，張星耀將詞也分成四種風格，其中也唯有辛棄疾與陸游兩位南宋詞人被拈出作為雄健一脈的代表，另外三類均集中在北宋以前，論詞與王士禛驚人地相似，佟世南更是在序文中明確地宣稱詞體“昉于陳隋、廣于二唐、盛于北宋、衰于南宋”(27)，可見重北宋而輕南宋是當時普遍存在的一種詞學宗尚，因此，詩體與詞體、“詩人之詞”與“詞人之詞”，關(guān)于二者之間的辨析基本局限于北宋前的詞體美學范疇之內(nèi)。也就是從康熙十七年開始，隨著《詞綜》的問世，姜夔、張炎一系詞家被朱彝尊推上前臺，淳雅清空的南宋格律詞作為一種新的詞史資源得到了全面的開發(fā)與利用，在隨后的時間里逐漸改變了當代詞體創(chuàng)作的主流風潮。與之相關(guān)，清代詞人的詞體認知與國初三十年間相比也產(chǎn)生了距離。比如我們看“詞人之詞”內(nèi)涵的演變，王士禛以周、柳之詞解之，鄒祗謨轉(zhuǎn)論當代，以沈謙等人比之；至清代中期，田同之以晚唐五代之“花間”代言體解之，是以“詞人之詞”替換了王士禛所認同的“詩人之詞”的位置；直至晚清，譚獻操持本朝選政，乃獨尊納蘭性德為國初詞人之詞，是因為納蘭詞中的一往情深、不事雕琢之處在清初諸家中實有獨得之妙，清人多比納蘭為李后主，譚獻雖然不完全認同這種觀點，但對于納蘭詞獨抒性靈之長還是極為推崇，故而其所謂詞人之詞，是指詞作因真情流露而形成的“要眇宜修”(28)、“能言詩之所不能言”的特殊美質(zhì)，它離不開詞人的心靈真實，譚氏對于詞人之詞的解讀，倒是更接近于田同之所說的“真多而假少”的詩人之詞(29)。
由此，我們發(fā)現(xiàn)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xiàn)象，即從清初到晚清，“詞人之詞”在意義層面上的演化，是以不斷地取代前一階段的“詩人之詞”為特征的，那么，“詩人之詞”在不斷讓位于“詞人之詞”的過程中，其概念本身又有著怎樣的變遷呢？從清初的情況來看，詩人之詞的含義大致有兩種，一種就是如宗元鼎選吳偉業(yè)詞時那樣，將詞上比詩三百，將溫厚雅正、托物言志的詩學綱領(lǐng)嫁借到詞體上。不過這種做法通常只是一頂空泛的理論大帽子，缺乏實際內(nèi)容，而且沒有針對性，比如鄒祗謨講詩人之詞“托寄高曠”，強調(diào)言志寄托、感發(fā)懷抱，則“英雄之詞”同樣符合此標準，完全可以也歸入詩人之詞。另一種即如王士禛，以詩人之詞專指某一類詞品。王士禛將晚唐五代詞視為詩人之詞，意在以詞體原生期的自然面貌作為救治長期以來詞體曲化的良藥。隨著南宋詞的被發(fā)見，清初詞人對于“詩人之詞”這個概念的使用，越來越接近于以它來指示一種真正具備傳統(tǒng)詩格特質(zhì)的詞格，也就是真正地去溝通詩詞二體的美學類型，而不再像之前那樣，僅僅停留在名目的借用上。以姜夔為代表的南宋格律派詞人是詞體雅化的最終完成者，其清勁騷雅之詞體令清初浙派詞人深為折服，后者乃標舉清空淳雅以為詞學法門，所追尚者主要在于一個“清”字，而“清”這一種美學精神正是傳統(tǒng)詩學最為核心的理念之一，它是詩歌最基本的元素，同時也象征著士大夫挺拔峻潔的人格，因此，“清”之美才被認為是高雅的。在浙派詞人的推動下，“清”與“雅”這一對相生相輔的詩格被注入詞格，成為詞體創(chuàng)作的要求和目標，“詩人之詞”也就演化成為一個特指取法南宋清雅詞格的概念，在這個意義上，說清初詞體日益成為詩體的姊妹藝術(shù)樣式才落到了實處，甚至我們也可以認為，作詞正越來越接近于作詩。
作詞越來越接近于作詩，那么選詞是否也相應(yīng)的越來越接近于選“詩”（具備上述詩格的詞作）？清初選詞家在纂輯當代詞選時會面臨內(nèi)外兩方面合力所構(gòu)成的“選者之難”，如果要在選本中體現(xiàn)詞體的這種嬗變，他們首先必須面對的外在干擾就是人際關(guān)系的牽制，而內(nèi)在的、也就是關(guān)乎選本類型建設(shè)的難點，即在于是否有勇氣面對依然十分強大的傳統(tǒng)詞學觀念，是否有勇氣承受后者“實非當行”的批評。清初安徽休寧詞人江士式曾云：
文人選詞，與詩人選詞，總難言當行者。文人選詞，為文人之詞。詩人選詞，為詩人之詞。等而下之，莽鹵者勝，更恐失村夫子面目也。(30)
在江氏看來，文人之詞與詩人之詞都不是本色詞格，因此文人選詞與詩人選詞也都“難言當行”，言外之意，只有詞人選詞，才能選出當行詞人之詞。他的論斷正確是否，我們暫且不管，只是我們?nèi)滩蛔羞@樣的疑問：難道選詞就只有選詞人之詞一種選擇嗎？難道選本就只能以表現(xiàn)詞人之詞的當行詞體為唯一類型嗎？更為直白地說，詞人選詞，為詞人之詞（假如這一邏輯成立），但是這樣的選本就一定優(yōu)秀嗎？清初清詞選本放眼于當代，在詞體創(chuàng)作發(fā)生某種時代性質(zhì)變的進程中，如果選詞家一直拒絕接納新變，那么總體上看選本作為文學讀本未能反映當代創(chuàng)作的真實情態(tài)，其所承載的批評效能也會有所缺失。我們看清初數(shù)十種之多的清詞選本，篇制不一，體例各異，如果按照當時所認可的“詞人之詞”來衡量，相對最純粹的“詞人之選”恐怕要屬《東白堂詞選初集》與《清平初選后集》兩種，這兩部選本的重點選詞對象如下：
《東白堂詞選初集》(31)：張星耀111首、沈謙74首、佟世南51首、沈豐垣48首、陸進46首、彭孫遹40首、王士禛38首、俞士彪37首；
《清平初選后集》(32)：張淵懿99首、田茂遇71首、宋徵輿53首、王士禛37首、鄒祗謨26首、曹爾堪26首、彭孫遹26首、宋徵璧25首。
這兩部選本都問世于康熙十七年，前者是佟世南與張星耀等西陵詞人合力編纂而成，所選當世詞家以西陵詞人為最，后者是云間詞人張淵懿、田茂遇編定，所選偏重于云間一地。以上所列二集選詞數(shù)量前八位之詞人，《東白堂》一選中張星耀、沈謙、沈豐垣、陸進、俞士彪五人乃西陵詞派成員，《清平初選后集》中，張淵懿、田茂遇、宋徵輿、宋徵璧四人為云間詞人，所以二部選集也都可以看成郡邑詞選的衍生。鄒祗謨所點名的詞人之詞中，就有西陵詞人沈謙，以沈謙、沈豐垣、陸進等人為骨干的西陵詞派是時人心目中寫作“詞人之詞”的流派團體，而云間詞派的宗風在清初詞壇也被認為是詞家本格，因此這兩種詞選在清初清詞選本中是最富“詞人之詞”色彩的。但是，無論是《東白堂》還是《清平初選》，它們在詞學建構(gòu)上的意義都不能與此前的《倚聲初集》以及此后的《瑤華集》相比，除去選詞態(tài)度上的緣故，更為重要的是選本類型上的原因。應(yīng)當承認，與博觀博取、隨見隨錄的選詞方式相比，以選成派、以選為論的選法相對更為高級，《東白堂》、《清平》與《倚聲》、《瑤華》相比，前兩種更接近于選派類型，后兩種更接近于備史類型，可是為什么后者反而較前者為優(yōu)呢？這是由于清初清詞選本的類型本來就比較蕪雜，選派與存史都只能是相對而言，盡管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倚聲初集》與《瑤華集》的選本類型不如《東白堂》及《清平》那樣鮮明，但是它們也能夠在兼?zhèn)涞耐瑫r見出獨得，兩部選本的編者都突破了當代“詞人之詞”的藩籬，在選本中大膽地展現(xiàn)了心目中的當代“詩人之詞”，在各自的年代分別體現(xiàn)出了詞體的變化趨勢與實質(zhì)，這是屬于它們自身特有的選派因素，而這一因素所包含的“風氣轉(zhuǎn)移”之力遠非《東白堂》及《清平》二選所能及。由此可見，在清初人選清初詞的工作中，選派尤其需要與當下的詞體動向相結(jié)合，如此才會更有價值，這是當代詞選的特殊要求。
當然，《倚聲初集》與《瑤華集》之間的選詞方向也是大不相同的，《倚聲初集》比《東白堂詞選初集》及《清平初選后集》要早將近20年，《瑤華集》則是在《東白堂》、《清平》之后八年編定的。王士禛、鄒祗謨的辨體觀念前文已多有陳述，作為《瑤華集》的編者，陽羨詞人蔣景祁對此又有怎樣的理解？在《刻瑤華集述》中，蔣景祁如是言之：
填詞與詩格等。而歸于工妍，則為論尤嚴……近惟陳檢討其年，驚才逸艷，不可以常律拘；而體制精整，必當以白石、玉田諸君子為法，守此格者，則秀水朱日講竹垞耳。(33)
蔣景祁開宗明義地宣稱“填詞與詩格等”，也就是認為詞體創(chuàng)作理所當然地要以詩學詩法為規(guī)范，詞格應(yīng)該與詩格相通，進而言之，詞應(yīng)當自覺向詩靠攏從而成為后者之一體?！芭c詩格等”的詞格究竟是哪一種？蔣景祁明確地指出，應(yīng)當以南宋姜夔、張炎一派為準繩，據(jù)此我們可以知道，他對于詩詞相通的具體要求，也就是落實到了上文所述“清”這一經(jīng)典詩歌美學范疇內(nèi)，而在當代，這種清雅詞格的代表作家就是浙西宗主朱彝尊，至于陳維崧，在這里是被作為一個“不可以常律拘”的特例來提出的。蔣景祁在編定《瑤華集》之后曾經(jīng)幫助聶先、曾王孫編纂《百名家詞鈔》，在其中所選徐惺《橫江詞》之后，蔣氏評論道：
詞于文章家為一體，而今作者率趨焉?？v橫凌厲，往往舉其全力赴之，固不必專尊詞人之詞為當行本色也。(34)
在這里，蔣景祁作出了與江士式完全相反的判斷，認為在詞體屬性的理解上，“不必專尊詞人之詞為當行本色”，作詞如此，選詞同樣如此?！冬幦A集》選詞以陳維崧與朱彝尊為兩大宗，以陽羨詞人與浙西詞人為兩大派，但是聯(lián)系以上“填詞與詩格等”這一則例言來看，蔣景祁本人對于詞之文體特質(zhì)的認識，恐怕更主要的是體現(xiàn)在他對浙派詞的選擇上，他選陽羨詞人應(yīng)該是包含著更多的其他因素（比如人事關(guān)系），在《瑤華集》中，蔣景祁用自己的選詞理論和選詞實踐表明了他本人的辨體觀，表明了他對當代獨特的“詩人之詞”的肯定與自信。《倚聲初集》雖然選詞不完全為“詞人之詞”所囿，但對于“詩人之詞”、“詞人之詞”究竟如何定性，王士禛與鄒祗謨兩位選家思考尚未十分透徹，尤其在涉及當代詞人時甚至會比較矛盾，是以此集雖能提出辨體之名，其辨體之實卻仍不太清晰；而從《倚聲初集》到《瑤華集》，再結(jié)合這期間《東白堂詞選初集》、《清平初選后集》等其他選本來宏觀考察，我們可以看到，清初清詞選本正是在一條以選“詩”為選詞的曲折道路上艱難地傳達著清初詞人改造詞體的良苦用心。所謂作詞難，選詞難，在清初這樣一個詞學復興的特殊時代選錄當代作者，可謂難上加難，對于今人而言，剝離這些當代詞選的各種駁雜成分，直面選家之心，又何嘗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注釋：
①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七“作詞之難”、卷八“張氏《詞選》為古今善本”二則，《詞話叢編》本，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②俞彥：《爰園詞話》，《詞話叢編》本，第401頁。
③傅燮詷：《詞覯》發(fā)凡，轉(zhuǎn)引自趙尊岳：《詞籍提要》，《詞學季刊》第二卷第三號，上海：上海書店，1985年，第89頁?！对~覯》是傅燮詷于康熙二十八年編定的一部當代詞選。
④比如周銘在為自己編輯的《松陵絕妙詞選》撰寫凡例時就聲稱“詩余乃樂府之變”；《清平初選后集》編者之一田茂遇也作序云“竊謂詞亦唐律體之流，律體以五七言為準，至于詞錯綜變化，視五七言而加而殺，繁簡雖懸，尺度判不可越”，又云“蓋詞既唐律體之流，則其時代升降，體裁正變，亦猶詩在唐時”；陳維崧《今詞苑序》則曰“東坡、稼軒諸長調(diào)又骎骎乎如杜甫之歌行與西京之樂府也”，皆屬此類。
⑤宗元鼎：《詩余花鈿集》卷之首吳偉業(yè)詞后，康熙東原草堂刻本。
⑥尤侗：《〈梅村詞〉序》，《西堂雜組三集》卷三，《西堂全集》本，《續(xù)修四庫全書》第140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10頁。
⑦尤侗：《祭吳祭酒文》，《西堂雜組二集》卷八，《西堂全集》本，《續(xù)修四庫全書》第1406冊，第383頁。
⑧宗元鼎《詩余花鈿集》卷之首鄭俠如《滿江紅·大理石屏》詞后，康熙東原草堂刻本。
⑨王士禛、鄒祗謨：《倚聲初集》卷首，《續(xù)修四庫全書》第1729冊，第164頁。
⑩鄒祗謨：《遠志齋詞衷》，《詞話叢編》本，第656頁。案或以為是論亦出自王士禛，然今所見漁洋論著中未有此條，細味文意，起首“阮亭嘗云”一句當即鄒氏引自王氏《倚聲初集》序文，以下則當為鄒氏自述。
(11)李復：《與侯謨秀才》三首其三，《潏水集》卷五，《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121冊，第51頁。
(12)陳師道：《后山詩話》，《歷代詩話》本，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309頁。
(13)見宋人彭乘：《續(xù)墨客揮犀》卷九“館中論詩”條，《續(xù)修四庫全書》第1166冊，第189頁。
(14)蘇軾：《與鮮于子駿書》三首其二，《蘇軾文集》卷五十三，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560頁。
(15)李清照：《詞論》，《李清照集箋注》卷三，徐培均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67頁。
(16)蘇軾：《與陳季?！肥灼涫?，《蘇軾文集》卷五十三，第1569頁。
(17)晁補之：《復齋漫錄》，轉(zhuǎn)引自《歷代詞話》本《評本朝樂章》，第11頁。
(18)李清照：《詞論》，《李清照集箋注》卷三，第267頁。
(19)李清照：《詞論》，《李清照集箋注》卷三，第267頁。
(20)陳師道：《后山詩話》，《歷代詞話》本，第309頁。
(21)例如就詞選史而言，清初《清平初選后集》編者之一田茂遇在此集序文中主張廣收各種詞風，即引王士禛之論：“新城王氏曰，有詩人之詞，有文人之詞，有詞人之詞，有英雄之詞，此愚言之一證也。”一直到現(xiàn)代胡適輯《詞選》，仍以“歌者的詞”、“詩人的詞”、“詞匠的詞”三類來區(qū)分，足見漁洋詞論之影響。
(22)聶先、曾王孫《百名家詞鈔·文江酬唱》后鄧漢儀評語，康熙綠蔭堂刻本。
(23)田同之：《西圃詞說》，《詞話叢編》本，第1449頁。
(24)田同之：《西圃詞說》，《詞話叢編》本，第1449頁。
(25)譚獻：《復堂詞話》，《詞話叢編》本，第4013頁。
(26)《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四《文苑一·顧貞觀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13361-13362頁。
(27)佟世南：《東白堂詞選初集小引》，《東白堂詞選初集》卷首，《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424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第516頁。
(28)王國維：《人間詞話刪稿》，《詞話叢編》本，第4258頁。
(29)晚清詞學界持此種觀點者甚眾，如況周頤云：“真字是詞骨。情真，景真，所作必佳，且易脫稿。”即其一證。況氏語見《香海棠館詞話》，《歷代詞話續(xù)編》本，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116頁。
(30)沈雄：《古今詞話·詞品》下卷，此則詞評乃沈雄轉(zhuǎn)引自《梅墩詞話》，江士式字梅墩，故以之歸江氏名下，《詞話叢編》本，第881頁。
(31)此集選有少量明代詞人，其中以劉基（52首）為之冠，其余皆未有超過30首者。
(32)此集版刻不一，此據(jù)國家圖書館藏康熙十七年刻本統(tǒng)計。
(33)蔣景祁：《刻瑤華集述》第二十四則，《瑤華集》卷首，康熙二十六年天藜閣刻本。
(34)聶先、曾王孫：《百名家詞鈔·橫江詞》后評語，康熙綠蔭堂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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