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長的告別：
《流浪地球》中的意志與希望
文 | 蘇心
清華大學中文系研究生
《三體》電影胎死腹中，一度讓人對中國的科幻大片失去了希望。但這個春節(jié)，《流浪地球》的熱映及相關熱議，都再次喚醒了觀眾對本土科幻片的期待。主創(chuàng)團隊全情投入，克服重重困難，制造了一部不亞于好萊塢電影工業(yè)水準的科幻作品，向大家宣告道：中國的科幻電影與電影工業(yè)，前途都是可期的。
相比原著而言，影片《流浪地球》幾乎是個全新的故事。為了適應電影敘事，主創(chuàng)團隊從小說的“逃逸時代”一節(jié)中，擇取地球最后一次行經木星的情節(jié)（約一頁紙篇幅），加以改編，演繹成觀眾眼前的這部電影。這種改編在敘事結構上無疑是成功的，兩小時的片長撐開了足夠的空間：少年少女離開地下城，首次上達地面，一路行車冒險，從冰封的北京到山東、上海，從被巖漿吞沒的杭州地下城，到赤道的蘇拉威西3號轉向發(fā)動機，過了晨昏線就是永夜……原著跨越了剎車、逃逸和流浪時代數(shù)十年時長的故事，既是整部電影的“世界觀”，又在冰封的大褲衩、東方明珠等視覺奇觀中得到了具象呈現(xiàn)。
但有批評認為，電影是對原著的“閹割”、“魔改”，沒能接續(xù)大劉原作的思想內涵與精神氣質。這類理解是片面的。如某篇影評所說，“即使只是電影本身，我們也能看到35億人類的復雜性”（《流浪地球 | 兩千五百年的救亡》）。 地球危亡之際，有人堅持救援，有人飲彈自盡，有人燒殺搶掠，有人選擇回家——影片雖沒有直接敘述“飛船派”和“地球派”的斗爭、失去理智的反政府軍叛亂等情節(jié)，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原著的黑暗面和壓抑感，但電影鏡頭對人性百態(tài)的刻畫，同樣能吸引觀眾的注意，提醒觀眾去思考。實際上，對帶著“春節(jié)合家歡”的觀影預期，走進影院的觀眾來說，《流浪地球》的基調甚至過于沉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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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破球”之所以能一上映就收獲好評如潮、對觀眾產生極強的感召力，恰恰是因為電影的改編保存了大劉創(chuàng)作的核心。“集中力量辦大事”，這是大劉科幻小說的基本特點。在《流浪地球》原著中，一個強有力的集權“聯(lián)合政府”是長達兩千五百年、跨越一百代人的“流浪地球”計劃得以實施的保證。聯(lián)合政府的行事宗旨，在于保證作為整體的人類種族的延續(xù)，也即電影中一閃而過的“目的優(yōu)先”說法。
這在小說中有諸多細節(jié)呈現(xiàn)：地下城根據(jù)不同的功能修建，人們按組織歸屬聚居（如“我”曾經居住的F112市，“主要是學校集中地，家庭很少”）；資源由聯(lián)合政府統(tǒng)一配給（比如房產，“我”與山彬加代子結婚時，拿到了政府分的房子）；法律規(guī)定每三對新婚配偶中，只有一對有生育權，靠抽簽決定；發(fā)生災難時，“生存的機會”也得遵從聯(lián)合政府的《危急法》安排（“我”的母親就因年紀大、撤離次序晚于年輕人，而死于地下城的巖漿滲入災難）。以集體存續(xù)為中心“目的優(yōu)先”，也是影片中王磊帶領的CN171-11救援隊就地征用韓子昂的運載車的依據(jù)，進而，少年們拯救地球的歷險故事才得以展開?！澳康膬?yōu)先”的原則之下，“全球各國一百五十萬救援人員的拼搏和犧牲”，換來了“飽和救援”的結果——影片后半部，世界各地的發(fā)動機全功率重啟，向宇宙射出藍色的光束，情景十分浪漫。
與好萊塢災難片、英雄片等熱衷于突顯劇中角色在個人和集體之間取舍時的倫理掙扎不同，“目的優(yōu)先”指導下的集體主義大工業(yè)運轉，以及愚公移山式的“流浪地球”計劃，構成了整部電影的背景性共識；拯救地球的行動并非是由某個孤膽英雄所領導，而依靠的是心系“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世界人民群眾。主角小隊的救援努力自始至終都不是獨一無二的，哪怕故事最后看似孤注一擲點燃木星的“壯舉”，也很快在同時亮起三道光束的鏡頭中，歸于集體之中。
少年劉啟的成長線索，便是與以“目的優(yōu)先”為原則的集體主義相和解的過程（同時，也是父子和解）。但在影片先定的“集體生存優(yōu)先”共識下，和解的達成并不困難，關鍵只在于劉啟從心理上，邁出承擔責任的那一步。這在觀眾看來，并無懸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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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關注的是少女韓朵朵的成長線。影片開始，全息屏幕營造的暖色光線下，教室里的初中生韓朵朵嚼著泡泡糖，與熒幕外的我們一起忍受“優(yōu)等生”矯揉造作的朗誦——“希望，是我們這個年代像鉆石一樣珍貴的東西”，韓朵朵頗為不屑，觀眾們也嗤笑起來。緊接著，人造屏幕被劉啟敲壞，“歲月靜好”的假象消失，韓朵朵離開具有保護性的學校場域，跟著哥哥劉啟進入了經驗的世界，生存危機將所有嚴酷的現(xiàn)實都赤裸裸地擺在這個初中少女面前，挑戰(zhàn)著她的意志力。
《流浪地球》劇照：韓朵朵（趙今麥飾）
正像許多網友不滿的那樣，面對親人犧牲、隊友陷入絕境，韓朵朵這個角色太過廢柴、只知道哭，但她畢竟只是個初中生，一個貨真價實的“中二”少女。盡管這一部分的臺詞設置還有待提高——可當韓朵朵在整個救援隊陷入絕境的時刻，面向世界呼喚道“希望，是我們這個年代像鉆石一樣珍貴的東西”時，我們仍然感動了。這一次，我們和她一起選擇相信希望。在此，韓朵朵的符號意義同樣值得注意——她是“祖國/世界的花朵”，是上海覆滅時，被無數(shù)雙手推到韓子昂面前的孤女，是“人民”之子。
韓朵朵的角色，承載著整部電影的關鍵詞，“希望”。在此，影片繼承并強化了大劉小說里的“希望”主題。原著中的這段話已被廣泛引用：
“你聽著，親愛的，我們必須抱有希望，這并不是因為希望真的存在，而是因為我們要做高貴的人。在前太陽時代，做一個高貴的人必須擁有金錢、權力或才能，而在今天只要擁有希望，希望是這個時代的黃金和寶石，不管活多長，我們都要擁有它!明天把這話告訴孩子。”
重要的是，在“必須抱有希望，因為我們要做高貴的人”的堅韌意志之外，大劉筆下的“希望”本有實指。在逃逸時代中，人類曾遭遇一次大危機，地球的航線從小行星帶正中穿過，遭到了小行星持續(xù)一周的“狂轟濫炸”。（小說中，“我”的父親也死于這次清除小行星的行動。）危機結束后,世界面目全非，放眼望去，撞擊塵“讓這個世界只剩下一種顏色：灰色”。在回亞洲的飛機上，主角“我”看到此情此景，也“被悲傷和絕望窒息”了。
“什么時候到頭兒呢？”加代子喃喃地說。我不知道她指的是這個旅程還是這充滿苦難和災難的生活，我現(xiàn)在覺得兩者都沒有盡頭。是啊，即使地球航出了氦閃的威力圈，我們得以逃生，又怎么樣呢？我們只是那漫長階梯的最下一級，當我們的一百代重孫爬上階梯的頂端，見到新生活的光明時，我們的骨頭都變成灰了。我不敢想象未來的苦難和艱辛，更不敢想象要帶著愛人和孩子走過這條看不到頭的泥濘路，我累了，實在走不動了……
飛機上甚至有人舉起了手槍，想要自殺——但彌漫在機艙中的絕望感很快就被沖淡、消解了，地球發(fā)動機朦朧的藍光，讓所有人振作了起來。
在我眼中，前方朦朧的藍光，如同從深海漫長的上浮后看到的海面的亮光，我的呼吸又順暢起來。
[……]
那瘦弱的男人沒有回答，他盯著前方的藍光看，眼淚流了下來。我知道他能活下去了，只要那希望的藍光還亮著，我們就都能活下去，我又想起了父親關于希望的那些話。
生存危機像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高懸在所有人頭頂，不是所有人都能在重壓之下，乃至絕境之中，堅持求生到底。影片里MOSS面向全球做完最后的播報以后，鏡頭轉向了對社會秩序的崩解、人群意志的崩潰的呈現(xiàn)：地下城里一片狼藉，打砸搶掠者到處施暴，小女孩無助地哭泣，救援車隊茫然地駛離發(fā)動機，一位日本駕駛員喃喃念著“好想再吃一碗大米飯”的心愿，飲彈自盡。而回看原著，我們會發(fā)現(xiàn)，以“發(fā)動機的藍光”為象征的現(xiàn)代科技與工業(yè)能力，是人類的希望所系之處。小說中，盡管危險重重，地球的航行卻始終處于領航工程師們的精確計算與掌控當中，“逃出生天”的希望一直都在，它是支撐人們內心的火光，小說中的人類，從未像電影中那樣接近絕境（最大的危機反倒來自地球上的反叛軍，也即人類內部）。
大劉曾自述，自己“是一個瘋狂的技術主義者”，“個人堅信技術能解決一切問題”。但是，電影改編了小說中原本并不存在實質危險的情節(jié)（在工程師的精確計算下，地球安然沖出了木星的引力場），也就超出了小說本身的黃金時代科幻氣質。進而，在電影中，原著內含的技術樂觀主義，不再構成人類“希望”的首要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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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流浪地球》（2000）發(fā)表近20年后，電影敘事重構了原作中的“希望”內核。有必要指出，《三體》三部曲（2006-2010）是二者之間的過渡階段。
2007年的“白夜”酒吧論辯，大劉在“是否選擇吃人以延續(xù)人類文明”的思想實驗中，展現(xiàn)了自己“冷酷卻又冷靜的理性”（這場論辯發(fā)生在“2007中國（成都）國際科幻·奇幻大會”期間，是劉慈欣與江曉原在女詩人翟永明的“白夜”酒吧里展開的。論辯文稿見劉慈欣、江曉原，《為什么人類還值得拯救》，載《新發(fā)現(xiàn)》2007年第11期。）。 他表達了自己對人類命運終點的關切和判斷：
被毀滅是鐵一般的事實，就像一堵墻那樣橫在面前。我曾在《流浪地球》中寫到一句：“這墻向上無限高，向下無限深，向左無限遠，向右無限遠，這墻是什么？”那就是死亡。（《為什么人類還值得拯救》）
盡管已經借助主角“我”所上過的哲學課的情節(jié)，植入了對人類命運的悲劇性認識，在《流浪地球》的結尾，大劉卻選擇讓想象力暫停在漫長的流浪時代初期——太陽系雖已毀滅，但前方還有星辰大海、腳下尚有堅實土地，希望長存。
然而，到了《三體》結尾，除了早已飛向宇宙深處的“萬有引力號”和“青銅時代號”，以及程心乘坐的“星環(huán)號”以外，整個人類種族都因高等文明對太陽系的降維打擊而徹底毀滅。有讀者認為，從《流浪地球》到《三體》，大劉的創(chuàng)作和思想，經歷了從樂觀到悲觀的轉變。與《流浪地球》發(fā)表正好相隔十年，《三體》三部曲這場宏大的思想實驗，以最冷峻、最嚴酷的人類種族毀滅想象告終。維德對程心說的那句話，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獸性，失去一切?！边@句話常被用來解釋《三體》中人類文明最終走向毀滅的原因：故事中，以維德的行事風格為代表的精準的計算、冷酷的理性，終究受制于人類的情感。
被人類選舉出來的程心，“兩次處于僅次于上帝的位置上，卻兩次以愛的名義把世界推向深淵”。第一次，引力波宇宙廣播系統(tǒng)被毀，地球針對三體的黑暗森林威懾失??；第二次，曲率飛船的研制計劃被迫停滯，人類喪失了最后的求生機會。但是，只因這一結局，我們就得把程心所象征的人類“人性/情感”本身，釘死在恥辱柱上嗎？小說中人類滅亡的最終結局，便能讓人相信，霍布斯式的“自然狀態(tài)”與維德此言所共同構成的“生存法則”，真的就能代表人類生活的最高準則了嗎？
其實不然。不同于冷酷的維德，亦不同于圣母的程心，《三體》之中，還有羅輯。縱觀整個三部曲，哪怕毀滅命運已經在故事的終點等待著我們，《黑暗森林》結尾，羅輯的所作所為，仍然在“時間之外的往事”里放射著無與倫比的光芒。為了反抗三體文明的強勢入侵，他將自己的生命與一套能向宇宙展示三體世界位置的搖籃系統(tǒng)綁定在了一起，并獨自去了墓地，在那里與整個三體文明賭命。
《一本好書》：羅輯（趙立新飾）與三體賭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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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輯成功了，在太陽被水滴封死的絕境當中，他闖出了一條生路，建立了黑暗森林威懾，作為“執(zhí)劍人”，為人類博得了求生的時間和可能性。但此舉之所以能成功，首先是因為羅輯做好了犧牲的準備，也讓三體文明看到了他犧牲的決心、背負起毀滅兩個文明的罪行的勇氣。工業(yè)科技、計算與理性，固然是此舉成功的前提，可是，在豪賭的這一刻，整個人類文明的求生希望，都系于羅輯的犧牲決斷之上。哪怕流露出一絲的惜命情緒，哪怕流露出一點對殺身成仁的猶豫，羅輯的這次賭命威脅，就可能失敗。正是在這個時刻，集理性與意志于一身的羅輯，登上了歷史的高點，成為了史詩中的英雄。
與兼具理性和意志的羅輯相比，劉培強的形象更多地彰顯了“意志”的存在。電影中，作為吳京的對立面，MOSS扮演了維德式的“理性”角色。空間站切斷通訊、改變航向，這并非劉培強起初認為的那樣，是“叛變”——放棄地球的選擇雖然十分殘忍，卻是出于MOSS的絕對理性計算，并得到了聯(lián)合政府的授權，具有正當性。在此，有必要指出，這一決策背后同樣暗含兩條路線之爭：已有影評指出，“空間站和地球的共存，就是飛船派與地球派互相妥協(xié)的產物?！?/strong>（《流浪地球》：飛鳥與魚之爭） 雖然電影并未展開，但地球派與飛船派的路線之爭，是故事中必不可少的一環(huán)。
既然點燃木星的方案不是沒有專家想到，那么通過犧牲空間站來湊夠點燃木星的最后五千公里，也不會沒有專家想到——可是，在無涉情感的理性計算下，是犧牲斥資建成的領航員空間站、放棄上面用于重建人類文明的珍貴資料，把它當作火柴使，去博取一個并非萬無一失的拯救方案的成功，還是放棄本來也就風險重重的“流浪地球”計劃、與這顆體量龐大、滿是負擔的星球徹底割裂，駕著經過精心設計和準備的空間站，肩負文明火種向宇宙深處遠行？顯然后者更為安全、更符合理性。
《流浪地球》劇照：劉培強（吳京飾）
正是在對抗MOSS這一更為保險，卻毫無人性的理性決策的情境下，劉培強犧牲的理由和行為才顯得那么動人——他說，“沒有人類的文明，不叫人類文明”。由此，在劉培強對抗MOSS之理性的自我犧牲行動下，“火種計劃”被顛倒過來——空間站原是飛船派為了在新的移民星球上重建人類文明而準備的諾亞方舟，但最終化作了一粒希望的種子，用自身燃燒換得了整個地球的存續(xù)。地球派也在此獲得了階段性的勝出。
關于自己筆下的“悲觀”與“樂觀”，大劉曾回應：“無論悲觀還是樂觀，其實都是一個表現(xiàn)手法的需要。寫科幻這幾年來，我并沒有發(fā)生過什么思想上的轉變?！?span>（《為什么人類還值得拯救》） “有不變的人性存在嗎？人性中亙古不變的東西是什么？我找不到?！薄獙θ诵?，大劉也始終保持懷疑，對其危險性充滿警惕。
大劉作品中真正一以貫之的，如其自述，其實是“科幻的思維”。經由“科幻”的棱鏡，人性在不同的故事中，折射出了不同的樣態(tài)。相比原著，《流浪地球》的電影敘事，的確重新整合了科技、理智與情感的關系：但這并非所謂的降低原著思想深度，而是嘗試對同一高度的政治問題，給予不同的解答。至于大劉本人，又何嘗意識不到這一點呢？電影中MOSS的經典語錄“讓人類永遠保持理智，果然是奢望”，在原著里本是反叛事件中，僅存的地球派在壯烈犧牲前的最后宣言，用來說給劉培強聽，簡直就像是大劉的自我解嘲。
Bacchanalian Revel by Nicolas Poussin, oil on canvas
我們應該記得電影中扭轉乾坤的那一幕，劉培強擲出那瓶藏在宇航服里的伏特加，燒毀了空間站的中控室。酒，在尼采勾勒的古希臘神話世界中，正是與象征著理性的日神相對峙的狄奧尼索斯。
“不夠理性才會去拍電影”——難道足夠理性的人就會去寫小說嗎？大劉自己也曾在創(chuàng)作自白中說，“從科幻或科學的角度講，我是百分之百的飛船派”，“但從文學的角度看，這篇作品的美學核心是科學推動世界在宇宙中流浪這樣一個意向”。 簡單點說，就是因為帶著地球去流浪非?！袄寺薄?/span>
許多人在觀影后贊嘆道，中國電影的“科幻元年”開啟了。 但無論是影片，還是這種說法，都同時受到了一些批評與質疑——這是因為，相較于“開啟某個紀元”的說法，當下的我們正處于也將繼續(xù)處于一個漫長的告別時刻。在無數(shù)的光榮之前，我們應當以寬和的心態(tài)看待無數(shù)的批判、掙扎與迷惘。告別不是訣別，我們帶著古老的“家園”前進。
站在當下回望我們“漫長的20世紀”，在西方堅船利炮的大舉入侵下，我們的民族也開始了一場漫長的精神漂流。那些充滿浪漫色彩的革命史詩，那些極富中國特色的奮斗經歷，正與大劉筆下未來世界里的故事，遙相呼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