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寫作上，加繆可以說是個閃閃發(fā)光的天才。他才二十多歲，就寫出了《西西弗神話》和《局外人》，四十多歲就拿到了諾獎，是諾獎史上第二年輕的獲獎者。他還是帶領無數讀者在荒誕與孤獨中奮起反抗、在絕望中堅持真理的文學騎士。在加繆短暫又絢爛的一生中，他一直努力對抗荒誕與虛無。
阿爾貝·加繆
加繆早期的文學創(chuàng)作受到他的中學兼大學老師讓·格勒尼埃的強烈影響。在格勒尼埃開設的美學研究課上，加繆得以接觸到尼采、叔本華、伯格森、克爾凱郭爾等哲學家的思想。除了受這些哲學家影響之外，加繆的創(chuàng)作風格也跟他的人生經歷有很大關系。他前期是一個悲觀主義者，他當時的人生信條是“既然都要死，何必奮力活”。在他的首作《快樂的死》中，他幾乎都在討論“如何獲得自由和快樂”“生命意義到底在哪里”的等哲學命題。他在后期創(chuàng)作的《鼠疫》和《局外人》反而就變得豁達很多。
#1
什么是快樂？
《快樂的死》是加繆24歲創(chuàng)作的小說處女作。小說的部分靈感與加繆當時的生活經歷密切相關：他在第一段婚姻結束后遭受了重大打擊，開始放縱自己的情欲。小說的另一部分靈感則來自他的文學偶像安德烈·馬爾羅的《人的命運》。
彼時的加繆正處于感情的巨大痛苦之中。他當時的妻子西蒙娜吸毒成癮，加繆費盡心思想要拯救她，最終卻于事無補。再加上社會動蕩、政局混亂，他投入無限熱情的劇團演出也反響平平……生活的重創(chuàng)之下，年輕的加繆用他自己的方式，向人生的荒誕發(fā)起挑戰(zhàn)，向生活的虛無揮出拳頭。
《快樂的死》阿爾貝·加繆 著
在《快樂的死》中，加繆用自己真實的經歷和“荒誕感”體驗作為素材塑造了主人公梅爾索，構成了他對人生意義的初步探索。加繆終其一生都在思考的問題，都可以在《快樂的死》里找到雛形。
這本書的故事主人公是一個普通的公司小職員梅爾索，他日復一日做著無聊的工作，過著一成不變的生活。他孤獨、虛無，對整個世界都提不起興趣。精心設計一場謀殺后，他獲得了巨額財富，得以逃離每天八小時的工作，有錢有自由。他開始四處旅行、游歷……梅爾索在旅途中開始思考怎么樣才能獲得快樂，例如有錢能快樂嗎？有時間能快樂嗎？有情人和愛能快樂嗎？如何才能真正感受到自我的滿足和快樂？
#2
生活就是一場巨大的荒誕？
在《西西弗神話》的開篇，加繆寫道，“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那就是自殺。判斷生命是否值得繼續(xù)，這就是哲學的根本問題?！?br>
加繆寫下如此鮮明的開篇的原因在于，一旦我們像哲學家一樣開始縝密思考，會發(fā)現，生命似乎毫無意義可言，我們只是具有生命性的物質，毫無目的地在寂寥宇宙的某個角落打轉，沒有終極使命可言。
阿爾貝·加繆
加繆認為，我們每個人都像是西西弗-——那個被眾神欽定，將巨石推上山，再無奈地看著巨石一次次滾落山谷的悲劇人物。我們認識到生活的荒誕，或許正處在絕望的邊緣。
如果你認同加繆的這些觀點，不妨接著思考這樣一個問題——????當我們有足夠的自由意志去意識到我們身處牢籠，卻沒有足夠的自由來逃離它時，我們應該怎么辦？
《西西弗神話》阿爾貝·加繆 著
雖然《西西弗神話》從創(chuàng)意醞釀到寫作定稿，是在1936到1941年的幾年間斷續(xù)寫成的，但它仍具有內在的哲理上的完整性與系統(tǒng)性，它從荒誕感的萌生到荒誕概念的界定出發(fā)，進而論述面對荒誕的態(tài)度與化解荒誕的方法，并延伸到文學創(chuàng)作與荒誕的關系，這一系列論述構成了二十世紀西方文學中最具有規(guī)模和體系的荒誕觀。
加繆在《西西弗的神話》中如此評價自己作品的主人公：他不好也不壞，既不道德也不傷風敗俗。他屬于一種特殊類型的人——“荒誕”。也讓《西西弗的神話》成為閱讀和理解加繆的《局外人》的一道入口。
#3
從荒謬中獲得幸福
《局外人》醞釀于1938年至1939年，時長將近一年左右。
1939年二戰(zhàn)爆發(fā)，加繆供職的《阿爾及爾共和黨人報》由于紙張短缺，改版更名為《共和黨人晚報》，變成了只在阿爾及爾街頭報攤零售僅有兩頁的小報。到了1940年1月，當局勒令《共和黨人晚報》停辦，加繆被迫另謀出路。由于被政府列入黑名單，加繆一時間找不到新的工作，于是搬到阿爾及利亞第二大城市奧蘭居住。
奧蘭是加繆的新伴侶芙蘭辛的故鄉(xiāng)，也是一個迷人的海港城市。相比阿爾及爾，奧蘭的歐洲化程度極高，在1936年，當地76%歐洲裔。在這里，加繆靠做哲學和歷史課家教維持生活，同時也依賴芙蘭辛家庭的接濟。每當生活或寫作遇到困頓的時候，加繆就會到海邊去，對大海敞開心扉，《局外人》亦逐漸成形。
《局外人》阿爾貝·加繆 著
局外人現象的產生，無疑是當時那個時期環(huán)境所孕育的成果，小說主人公默爾索的存在有其自身因素。當時西方正處于慌亂動蕩與各種恐懼之中。人們迷茫無助，精神也沒有歸宿。默爾索，正是生活在這樣一個歷史環(huán)境之中。
讀完《西西弗神話》再讀《局外人》，你會更能理解他的“荒誕觀念”?！毒滞馊恕肥撬赐噶松鐣?guī)則的本質之后，對這個荒誕的世界作出的最冷峻也最驕傲的反擊。
在加繆看來，荒謬不是一個貶義詞，體驗到人生的荒謬具有積極意義，更積極的則是做一個荒謬英雄，不因為感到人生的荒謬而絕望，而是在荒謬中獲得幸福。
#4
鼠疫就是生活
《鼠疫》的創(chuàng)作思想開始醞釀的時期，是在1940年巴黎被德國法西斯占領以后。加繆當時已打算用寓言的形式，刻畫出法西斯像鼠疫病菌吞噬著千萬人生命的“恐怖時代”，就像19世紀美國作家梅爾維爾的小說《白鯨》，通過一條大鯨魚的兇惡，寫出時代的災難。
1942年加繆因肺病復發(fā)，從炎熱的奧蘭轉移到法國南部山區(qū)帕納里埃療養(yǎng)，不久英美盟軍在阿爾及利亞登陸，德軍進占法國南方。加繆一時與家人音訊斷絕，焦慮不安，孤單寂寞。這種切身的體會使他在《鼠疫》中描寫新聞記者朗貝爾的處境時，特別逼真動人。在加繆看來，當時處于法西斯專制強權統(tǒng)治下的法國人民——除了一部分從事抵抗運動者外——就像在歐洲中世紀鼠疫流行期間一樣，長期過著與外界隔絕的囚禁生活。他們在“鼠疫”城中，不但隨時面臨死神的威脅，而且日夜忍受著生離死別、痛苦不堪的折磨。
《鼠疫》阿爾貝·加繆 著
加繆在1942年11月11日的日記中，曾把當時橫行無忌的德軍比為“像老鼠一樣”。在另一篇日記中，他這樣記下當時的情況：“全國人民在忍受著一種處于絕望之中的沉默的生活，可是仍然在期待……”。值得注意的是，加繆在小說中用細致的筆觸寫出了他的同代人在面臨一場大屠殺時的恐懼、焦慮、痛苦、掙扎和斗爭之際，特別是刻畫了法國資產階級在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這場浩劫的過程中，在思想上和感情上發(fā)生的巨大而深切的震撼。盡管加繆按照習慣，避免直接描寫法國社會，假借北非地中海濱海城市奧蘭作為發(fā)生鼠疫的地點，但讀者從這座商業(yè)昌盛、物質文明發(fā)達、市民精神空虛、以尋歡作樂來消磨人生的城市，不難看出這是法國社會的一個縮影。
在對這部小說的解讀中，很多人愿意從加繆寫作的真實背景解讀——戰(zhàn)爭期間，身在法國南部的加繆無法與親人通信，從而陷入孤獨和對法西斯的憎恨中，于是，鼠疫成了法西斯的隱喻——。然而，忽略背景，把“鼠疫”看做每個人都可能會遇到的困境，那么《鼠疫》會因其對困境中人性的深入觀察以及塑造的絕望中人類抱團取暖的真情而更具價值。
···
1957年，因為《局外人》，加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但這項文學界的至高榮耀，也無法讓他真正快樂。彼時加繆陷入了文思枯竭的打擊，長達幾個月之久。
不僅如此，當時各種和加繆政見不和的作家、批評家對他冷嘲熱諷，說他名不副實。但是無論外界有多少刺耳的聲音，加繆依舊沒迎合作家圈子。他將獲獎作為他人生新階段的起點，拿著獎金買新房子，開始新的創(chuàng)作，表達自己要表達的態(tài)度。
加繆如此頑強的性格部分來自于父親在一戰(zhàn)中陣亡，母親也早早因病去世，從小生活在一個貧窮的家庭有關，飽嘗生活的艱辛。
但加繆從未將人生歸咎于此。就如同加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授獎詞中的一句話：最重要的已經不是追問人生值不值得活，而是必須如何去活，其中包含著承受因生活而來的痛苦。
這也是為什么，在加繆去世多年后，他的作品依然在幫助一代又一代讀者對抗這個荒誕的世界，找到自洽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