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郝建文，1967 年生于平山縣，現(xiàn)供職于河北博物院，副研究館員。為中國壁畫學會理事、中國考古學會會員、河北省書法家協(xié)會會員。從事文博工作30 余年，書法師從張守中先生。
上世紀70 年代，在河北省平山縣三汲鄉(xiāng)發(fā)掘了戰(zhàn)國中山王
從它們剛剛出土，這些銅器上的銘文，就被認為是在鑄造好的銅器上鑿刻的。1995 年，出版的考古發(fā)掘報告《
恩師張守中先生對這些銘文悉心臨摹、數(shù)易其稿，編撰了《中山王
三年前，我曾陪北京畫院李鳳龍先生在河北博物院觀摩方壺和圓壺上的銘文。李先生在篆書方面，功夫下得頗多，尤其是中山篆體的書法，寫得非常好。我們站在隔著低反玻璃的方壺面前，看著他目不轉(zhuǎn)睛，盯著上面那些銘文，不停地贊嘆。后來，他圍著展柜，轉(zhuǎn)過來轉(zhuǎn)過去反復觀察，最后和我說：“下次再來，我要帶個望遠鏡。”
方壺的出土，張守中先生印象很深刻。他說，那是1977 年9 月，當時他在河北省文化局工作，有專家去中山王墓的發(fā)掘現(xiàn)場，他都陪同前往。另外，發(fā)掘情況也需要及時向北京方面匯報，為此，他在現(xiàn)場還臨摹了方壺銘文（草稿）。
1978 年，河北省展覽館首次籌備了中山國文物的展覽。張守中先生說：“展覽期間，北京專家夏鼐和李學勤先生帶了很多人來，山西張頷先生也帶來了10 個人，另外，還有其他省的同行。河北省文化局舉辦了一個座談會。在會上，中國歷史博物館青銅器修復專家高英先生激動地說，銘文刻得真好，不知道古人怎么刻得那么好，讓人難以想象?！?/p>
張守中先生說：“高英先生自幼得名師傳藝。數(shù)十年里，所見青銅珍品無數(shù)，而在中山三器前，竟如此感慨。銅器上那些字，直線挺勁、弧線圓潤，看不到鑿刻痕跡，覺得不好理解?！?/p>
多年來，這三器上的銘文，對我來說一直是個謎。在青銅器上刻字，怎么能那么自如？古人雕刻技藝嫻熟還好理解，但用的是什么工具就不好理解了。什么刻刀能刻銅如泥？難道是外星人所為？
隨著時間的推移，有時我看到那些銘文，也問自己，或許并沒有想象得那么復雜。那些銘文也許并非直接在銅器上鑿刻的，而是鑄造的。我和同事李鑫也曾探討過這個問題，他和我的想法一樣，那些銘文可能就是鑄的。
今年3 月，中山國的文物去旅順展覽，包裝文物時我負責拍攝照片。得知這批出展的文物中有圓壺，我很激動。能零距離觀摩圓壺上的銘文，是個非常難得的機會。
燈光下，隨著圓壺在文物保管員手中慢慢轉(zhuǎn)動。我睜大眼睛，仔細地盯著那些銘文，希望能有所發(fā)現(xiàn)。
那些銘文筆畫的底部比較平滑，略呈“U”字形，確實沒有一點兒鑿刻的痕跡。更奇怪的是，有的字口邊緣受擠壓微微隆起（圖一）。這是怎樣的一種情況呢？難道說，刻這些銘文時，鑄造銅器的銅水尚未完全凝固？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古人怎么能操刀刻字呢？古人的手也是有骨有肉的??！
圖一 中山王圓壺銘文局部
我把照片在電腦上放大后，看到了三條細如發(fā)絲的豎線，好像是為安排那些字打的“格”。再觀察那些字的筆畫，哪筆在前哪筆在后似乎都能看出來，甚至，在哪兒接筆也看得清清楚楚，硬筆書寫的感覺很明顯。我更加懷疑這些銘文不是在銅器上直接刻的，而是在模上刻（寫）好后鑄造的。
我突然想到，鼎是國之重器，那些銘文記載了中山國的一些重要的事情，這么重要的器物，當年，在造型設計和銘文的布局上，一定會反復推敲，最后，或許還會由國王來定奪。這么重要的一件大事，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應該都是事前安排好的，絕不會等大鼎鑄造好了，才“忽然”刻銘還是鑄銘想起還要在上面刻那么多的字。
大鼎是這種情況，我想，方壺、圓壺也應該一樣。
再者說，按常理，如果讓我承接這三件器物鑄造的任務，我肯定會找最省勁、最出效果的辦法。上千的銘文，是在鑄造好的青銅器上雕刻還是在模子上加工好再鑄造？我認為誰都會選擇后者，古人也不傻，不會去干費力不出效果的活兒。
張家口有我一位專門做銅雕的老朋友傅大巍，他是中國銅雕篆刻工藝美術(shù)大師。他手工雕銅、錯金、錯銀的手藝都非常好。我給他發(fā)去兩張圓壺銘文照片，看后他馬上告訴我，字是在銅器上刻的。
我將疑問告訴他，讓他再仔細看看。他思索了一會兒，說：“你說得對，那些字不是在銅器上刻的。我用白鋼刀在銅上刻東西，紫銅黏，延展性好。而古代青銅很硬，發(fā)脆。我曾在一件青銅器上刻過一個字，非常難刻。一刀下去，第二刀就打滑，需要打磨再刻。而且，字口邊緣形不成那個隆起。再說了，這銘文沒有鑿刻的痕跡，尤其筆畫的轉(zhuǎn)彎處是那么圓潤自如，看不到刀痕。如果是在青銅器上刻字，那是不可能的?！?/p>
我曾陪同山西從事考古工作的同行田建文先生，在我們河北博物院參觀中山國文物?？粗切┣嚆~器和展板上陶工名字拓片，他說：“這些銅器，非常有可能是從我們山西侯馬鑄造的。”
圖二
在山西侯馬青銅時代鑄銅作坊遺址，出土了數(shù)萬塊陶范。內(nèi)含花紋的達數(shù)千塊，非常精致（圖二）。還出土了銅刻刀、骨刻刀刻模工具（ 圖三、四）。當時手工業(yè)工匠都是世襲的，他們世代為業(yè)，技藝嫻熟，陶范上那些細細的花紋都能表現(xiàn)得那么好，像中山三器上的銘文，在陶模上刻下來更不在話下。我對照著銅器上的銘文，看著出土的那些刻刀，突然覺得，要是讓我來做那些銘文，用那個彎頭的銅刻刀就可以搞定。那些字口邊緣微微的隆起，應是刻字時陶模將干未干，受刻刀擠壓所致。這樣一來，那些字說是“寫”上去的，似乎更貼切。
圖三
圖四
看來，那些文字不是在青銅器上直接刻的，而是在模具上刻好（或者說是“寫”好）后，再翻模，然后鑄造的，遠沒有我們想象得那么神奇。但并不是說，因這些文字是鑄造的，中山三器的價值就被削弱了；相反，我們更會為古人精湛的青銅鑄造工藝，贊美和感嘆。
本文原載《中山國研究》2017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