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考研大戰(zhàn)正酣，但對于大部分考生而言，讀研只是逃避就業(yè)的“緩刑”。相比之下，民國的研究生們讀研的目的就純粹得多——為了更好地學習。
圖文 / 揭春雁
1926年，24歲的姜亮夫正在仔細翻閱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招生簡章，其內附了研究院規(guī)程及導師講師所授課程和指導范圍。對導師之一的王國維先生，姜亮夫仰慕已久。此時，他已考入了北京師范大學研究科，后聽聞進入清華極難，而且已經過了考試時間。他試著寫了一封信給梁啟超，希望得到補考機會，結果過了幾天，他就得到清華教務處的面試通知。幾番測試后，遂以“備取生”身份進入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
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成立于1925年，比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晚3年，但影響遠大于后者，皆因其網羅了當時中國國學界的一眾大師，梁啟超、王國維、趙元任、李濟、陳寅恪等均在此任教，吸引的投考者甚眾，錄取也極其嚴格。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前后共四屆也才錄取了72人。院中規(guī)定，學生研究一年須繳一篇論文，經導師核可，即準予畢業(yè)。畢業(yè)證書，是由清華大學校長及全體導師署名蓋章。那時尚無研究生學位授予法，故研究期滿，論文及格，即予畢業(yè)，而不授學位，研究生也都力求實學，并不重視虛名。
進入清華國學研究院后，姜亮夫一絲不茍，刻苦用功。除了李濟的課聽不進去，其他課程，姜亮夫都聽得津津有味。王國維講課，非常細膩，但不大看同學們。梁啟超講課，從多角度打量先秦典籍，并且給予總結。陳寅恪學問最廣博，一度讓姜亮夫異?？鄲?，望塵莫及。在緊張的學習之余，師生也常常一起聯(lián)歡。當時，清華每周有一個同樂會，唱戲、唱歌、背書、講笑話，都是國學研究院師生的業(yè)余消遣。席上，趙元任會表演“全國旅行”，從北京出發(fā)，然后到西安、成都、昆明、廣州、上海，各地方言模仿得惟妙惟肖。有時興致來了，梁啟超也會一改嚴肅派頭，即興背誦上一段《桃花扇》。但有時腦袋發(fā)熱之想也會遭受“當頭棒喝”。曾有學生在“歷史學會”的茶話會上提議辦刊物，王國維就反對，說“刊物不必辦，以你們這樣年齡，應該多讀書，少寫文章，即使寫了，也不必發(fā)表”。
姜亮夫自小好詩成嗜，在清華期間，他仍有志于成為詩人。他躊躇滿志地將個人詩詞400余首呈送王、梁二公，卻得到“理障，乏于才氣，不適于文藝創(chuàng)作”的評價。那一夜，姜亮夫不顧同門相勸，將其詩詞小集焚燒貽盡，自此決意于經史哲學之門。直到1927年6月，王國維自沉于頤和園魚藻軒，喪師之痛令姜亮夫惶惶無所之。因有讀《離騷》，“欲以此紀念先師，繼承先師治學之路”，此后他便寄情屈原沉江，致力于楚辭學研究數十年，并在28歲寫成《屈原賦校注》一書。
藍文徵比姜亮夫晚一年進入清華國學院，先是受梁啟超的指導，后又得陳寅格親授學業(yè)。他在國學院的時候，主要研究了柳宗元等唐代思想家，他的一篇作業(yè)題目就是《柳宗元學術》，上有梁啟超的評語——“近代推崇河東之言論，雖往往見諸學界，然為系統(tǒng)的敘述注論，能舉其學術全部、疏通者，尚無一個。此書實空前，并作為中古學術史中，最要之一部分也。”可見，梁啟超對這個學生也是頗為賞識的。而當年與師友切磋文學之樂，也成為藍文徵最珍貴的回憶。此后經年，藍文徵時常懷想恩師風采，“梁先生雖重考據，但尤重義理……手持一支香煙，竟無暇吸一口，而任其燃盡；待老工友為其換點一支，亦因無暇而任其燃盡，往往數支，皆是如此。下課后而超過半小時，乃是常有的事，有時竟多講一個小時。不但座無虛席，而且絕無退席者……每聆梁先生授課后，雖然收獲特重，但心情卻特感輕松。”
國學研究院的學生都是自費，生活拮據者居多，梁啟超就設法為他們找些生計，比如讓學生給他發(fā)起創(chuàng)辦的北京松坡圖書館編寫目錄，做“提調”（頭目）的學生可以拿到五六十元一月，其他的人也有二三十元收入。
可惜好景不長，1927年大革命失敗，局勢動蕩，隨著王國維、梁啟超的先后離去，國學院聘請章太炎等不就，“烜赫一時的研究院，因而變質”，于1929年停辦。盡管清華國學院猶如曇花一現，但其所招收的研究生，也多是相當成熟，具有國學根底，且熱心求學者。他們整理國故，研究古文物，畢業(yè)后散在各院校任教的約有50人，后來頗有幾位有卓著的成就，姜亮夫、藍文徵亦在此列。2009年，清華國學研究院復建，但已不復當年之風采，這是后話了。
窺一斑而知全豹，清華國學研究院在民國時期并非一枝獨秀，其他各校的研究院亦接踵開辦。在“五四”思想的影響下，契合當時重視理、工、醫(yī)、農的教育趨向，大學學術研究也向實科傾斜。1934年中央大學奉教育部令成立研究所時，率先成立的便是理科研究所和農科研究所。而清華大學的物理學研究院也在國內堪稱一流，“兩彈一星”元勛王淦昌、錢三強，“中國近代力學之父”錢偉長等均在此求學。在南方，中山大學的農科研究所擁有國內大學中唯一的一所植物園，采集了大量廣東和海南地區(qū)的植物標本……除了大學的研究院，南京國民政府還建立了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等研究機構，不同于大學的研究院的博大，獨立研究院更偏于精深。于是，全國的研究風氣盛極一時。
與現今相比，民國時期的研究生有以下幾個特點：
選擇有限
當年的研究生可選擇的學校和科目遠不如今日豐富。1920年代中期，由北京大學研究所帶領的辦學風潮席卷了中國其他高校，清華大學、廈門大學、東南大學、中山大學亦開始籌設研究所。1934年5月，國民政府教育部頒布了《大學研究院暫行組織規(guī)程》，規(guī)定大學研究院分文、理、法、教育、農、工、商、醫(yī)各研究所。1935年，共有12所大學呈請建立研究所，到了1947年，公立大學設立研究所者達26校，有134個研究所。但因連年戰(zhàn)亂，國民黨政府腐敗無能，民國時期的研究生教育發(fā)展仍然不盡人意。
嚴進嚴出
不過，民國的研究生可不是好混的。以東吳大學法學研究所為例，它自1926年創(chuàng)辦，截至1951年7月，也才共31人畢業(yè)，除了1937年一次性畢業(yè)3名學生外，其余每屆畢業(yè)1~2名學生。著名法學家潘漢典正是1948屆東吳大學比較法研究生。嚴格的質量把關，使本來就人數不多的法科研究所，能畢業(yè)的學生屈指可數。也正因如此，才成就了東吳法學的領先地位。
修業(yè)時間長
民國時期的大學還是相當有“個性”的，對各自的研究生修業(yè)年限的規(guī)定也不盡相同。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對學生的修業(yè)就不設年限，愿繼續(xù)研究的，仍可留院，每研究一年即畢業(yè)一次，研究年數并無限制。而北京大學就規(guī)定了，研究生修業(yè)年限為2~5年，前兩年必須在院研究。
經費困難
1934年，《大學研究院暫行組織規(guī)程》中就規(guī)定了研究院的設置條件為“有確定充足之經費專供研究之用”，但事實上能實現這點的寥寥無幾。北京大學國學門常因財力有限，在實際操作中不免有些捉襟見肘。比如設立考古學會，本擬從事古跡發(fā)掘，但終因財力有限，不得不先以搜求古器物和調查古跡為主。除了大學研究院無以為繼，就連中央研究院也常感“異常支絀”，北平研究院更是常因經費緊張，導致研究工作難以正常開展。
即便如此，當年的學子也憑著一股好學勁，以及背負著國家興亡的匹夫之責，在烽火中艱難地成長起來，成為一代棟梁。
本文資料來源：《國學守望者——姜亮夫傳略》，定之；《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始末》，藍文徵；《藍文徵憶國學院》，馬一??；《清華國學院研究院演繹百年傳奇》，謝志浩；《民國時期研究生教育的特點》，孫傲、鄭永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