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不少重點高校紛紛提出“提高高等教育質量,打造中國最好的本科教育”,院士教授給本科生上課不斷出現在各大院校的教學計劃中。然而當一些學生沖著課表上排出的那些知名教授興沖沖走進教室時,卻發(fā)現課堂上頻頻出現的卻是青年教師的身影。學生很疑惑:“打著牌子又不講課,這不是‘掛羊頭賣狗肉’嗎?”
本科生難覓大教授身影,早就不是什么新鮮事了。盡管幾年前教育部專門下文要求,高校要把教授、副教授為本科學生上課作為一項基本制度,教授、副教授每學年至少要為本科學生講授一門課程,但是,實際效果似乎并不明顯。正如報道中提到的,越是那些名聲赫赫的大學,有些名氣的教授、副教授們就越是難得一見。那么,那些不上課堂的大學教授都哪里去了?
有說法是大教授、名師們都去參加社會活動,去掙錢了。“因為名師、教授可以利用名牌大學的資源,去出名,去掙錢。而把教學的工作放在第二位。”北方工業(yè)大學文學與傳媒藝術研究中心主任譚旭東教授這樣分析。這樣的情況想來應該不少,時下傳媒發(fā)達,很多教授的蹤跡盡管學生在課堂上看不到,但可以通過新聞媒體看得到。那些神采飛揚、侃侃而談的教授們,原本都是應該在課堂里師生論道的。于是,我們就面對一個無奈的現實,很多名牌大學的學生往往只能通過媒體的公開報道來體會、揣摩導師的學術思想。明明可以親炙教誨、教學相長,卻往往搞成了“遠程教育”。
然而,大學教授過多參加社會活動也不能僅僅理解為“出名”、“掙錢”。那樣,未免有化約的危險。事實上,大學教授少上、甚至不上本科課堂,個中情形比較復雜,不能一概而論,更不可以妖魔化為“掛羊頭賣狗肉”。
首先是學校有責任理順大教授、名師與本科課業(yè)的關系。教育部規(guī)定大學教授、副教授必須為本科生開課,十分必要,學校應該根據教授和課程的具體情況,兼顧教學和科研,認真而有彈性的落實。既不能把名教授當做學校的招牌、花瓶,高高供起來,只起“精神領袖”的作用;也不能罔顧教授正在從事的“名山事業(yè)”,硬性的、一刀切式的安排繁重的課程。教學和科研并不是必然對立、嚴重沖突的兩極,學生固然主要應該向老師學習,而老師的思維一樣需要學生刺激,所謂“教學相長”,從孔夫子那個時候就是很正常的情形。只是不知道,從何時開始,中國的高校硬是把教學與科研弄得水火不相容起來?此種“極化”思維,實在是遺禍不淺。
實際上,學校完全有辦法、也有責任協(xié)調好教授與學生、教學與科研的關系。很多學校為了爭取博士點、碩士點,還有什么項目等等,在引進名教授的時候,居然將不安排本科教學作為條件。這樣的辦學思路無異飲鴆止渴,殊不可取。在這樣辦學思路引導下,端正教風、學風,希望名教授自我約束,從而建立融洽的問學關系,豈非一句空話。
其次,不可一味抹殺大學教授的社會活動。以易中天教授而言,其通過現代媒介宣講學術,影響的豈止是一代人!我們可以對他的學術觀點提出質疑,也可以就他的講述方式進行商榷,但是,不能否認其對中國社會廣泛而深遠的影響。此外,還有很多大學教授從各自擅長的研究領域出發(fā),對國內國際時事發(fā)表看法,這些立足專業(yè)立場的即時評點,無疑會有助于公眾對于時事的深刻認識。這種隨時隨地的、潛移默化的價值影響,既是學術走向大眾的嘗試,也是大眾分享學術的盛宴。不可輕忽,更不可貶低。
學生希望親炙名師的愿望完全可以理解,相關各方也應該更加重視這個事情,學校要搞好協(xié)調管理,教授要自我約束,但是,希望大學教授們將活動范圍完全約定在校園圍墻之內,在當下也是一件不太現實的事情。畢竟,這是一個學術開放、校園沒有圍墻的時代,大教授、名師是全社會共同的財富,他們對于學術昌明、社會進步的責任更大、使命更艱巨。以往““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的師徒授受模式,只能成為一種理想的追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