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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雙科：你好！書收到有些日子了，一直在外地，周末回來，終于抽出時間，把《支離歌》讀完了。
石凌：謝謝！可以談點感受嗎？
景雙科：首先是厚重。全景式地再現(xiàn)了一段特殊的歷史畫面，不算久遠，卻也影響深遠。對社會，對國家，對民眾，無疑都是深刻的烙印。其次是大膽。作品中對于社會現(xiàn)象或者某些事件的表述（甚至涉及到了政治），沒有回避，足夠大膽。這一點尤為令人欽佩，尤其對于一位女性作家。
石凌：《支離歌》是為當代青年的青春所做的祭歌，出版過程中刪了相當多的文字，盡量不涉及政治，但因主人公是青年，青年人的鋒芒仍在。
景雙科：大膽還表現(xiàn)在對于男女性愛的表述，沒有做作，沒有一筆帶過，甚至細膩。我想，這也是應(yīng)該的，因為對于作品而言，你首先是作家，其次才是女人。
石凌：寫作時必須考慮作品能走多遠，《支離歌》從構(gòu)思到成書達十年之久，這期間，我在不斷的調(diào)整自己的思路，初衷上，《支離歌》以經(jīng)典為參照的（《悲慘世界》《高老頭》《紅與黑》《百年孤獨》《飄》《查泰來夫人的情人》《霍亂時期的愛情》等），寫性是為了揭示人性的幽秘。
景雙科：第三、《支離歌》的人物的刻畫鮮明，到位，個性突出，讓人印象深刻，不但是主人公，次要人物也讓人過目難忘。從這里足見你的文學積淀與文字功底很深厚。
石凌：我在上學期間系統(tǒng)閱讀了西方文學從古典主義、浪漫主義、批判現(xiàn)實主義到現(xiàn)代、后現(xiàn)代的代表作品，但寫作起步晚，人到中年脫離教育工作崗位后，一下子找不著北，才開始寫作的。為了寫好《支離歌》，我進行了大量練筆，在我的意識中，寫過二百萬字的文章，都是為寫作《支離歌》進行著文字表達能力與寫作經(jīng)驗的積累?！吨щx歌》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幾次擱筆，重讀經(jīng)典，尋找感覺，2012年集中讀了一百多部書，寫了一百余篇書評。
景雙科：看得出來?！吨щx歌》在結(jié)構(gòu)上受西方文學影響較大，但在語言上有著較為濃重的地方特色，譬如人物對話、關(guān)系稱謂、風俗介紹，雖然筆墨不多，但能看出是秦隴地域。這種地域痕跡，為作品增色不少，使之更貼近生活。
石凌：作品主人公成長的鳳源縣是隴東一個小縣城，故鄉(xiāng)是人的生命之根，一個人無論他走多遠，他的身上都有這種根性的烙?。赫Z言、習慣、思維方式等。
景雙科：藝術(shù)來源于生活，作品再現(xiàn)生活。《支離歌》在塑造人物形象和設(shè)計故事情節(jié)的時候，運用了多種藝術(shù)手法，尤其是夸張，這樣寫，能夠使人物更突出，情節(jié)更深刻。不過，在閱讀過程中，掩書微思，都給我一種壓抑的感覺。作品表現(xiàn)現(xiàn)實主義者袁宏濤的奮斗史，或者理想主義者江海巖的毀滅史，或者暴發(fā)戶江海珍的發(fā)跡史，或者自我修煉者孫玉涵的掙扎史，無論過程，或者結(jié)局，那種悲愴、悲催、悲慘，讓讀者難免壓抑。這是悲劇的力量，這是人世之上命運之下的支離。作品中其他人物也是難逃命運之劫。
石凌：命運高于塵埃，像一根繩子，懸在眾人頭上，誰也不得例外。《支離歌》想探析形成人物特殊性格與跌宕命運的成因。人生很難以喜劇結(jié)局，何況《支離歌》中的主人公本就生活在一個風云激蕩的大時代，正是他們命運的悲劇性才能烘托出他們?nèi)烁竦镊攘εc性格的柔韌。
景雙科：當然，不存在作品偏離生活之說。只是，我在想，如果換了別人是作者，會怎么起轉(zhuǎn)，怎么結(jié)局。
石凌：你在想，換了別人會不會寫得輕松點。如果是你，會對人物結(jié)局做如何設(shè)計？
景雙科：談到人物結(jié)局，我覺得作品本身也許就是最佳。
石凌：創(chuàng)作《支離歌》的初衷，就是要寫成《平凡的世界》的后現(xiàn)代版。陜西財經(jīng)學院教授、知名評論家李瑩女士對《支離歌》中兩位男主人公的評價比較精準，她說：“在作家石凌長篇小說《支離歌》中，出現(xiàn)了兩個正面人物一起朝著時代的方向前進，這在其他長篇小說中比較少見，因為我們已經(jīng)習慣長篇中兩個主要人物的相互傾軋，一圓一扁。這也許是七零年代作家的宏大敘事理想。兩位主人公盡管一個理想至上，一個腳踏實地，但都在自己的時代里踐行著自己的理想。他們從那個時代中的骯臟中存活了下來，更重要的是他們不曾墮落。他們是這個支離破碎的時代里幸存下來的高貴。”事實上，《平凡的世界》中兩位主人公也是相輔相成，朝著理想前行的。
景雙科：沒錯，《支離歌》橫跨了偏僻的中國西北農(nóng)村和改革開放的前沿城市，表達特定歷史背景下兩代人的命運與生活。從這個角度講，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是可以和《平凡的世界》互相輝映的大作品。
石凌：《平凡的世界》寫作時正值中國經(jīng)濟社會蒸蒸日上的時代，人們生活再苦都心懷理想，整部作品洋溢著一種昂揚向上的時代氣息。20世紀九十年代以后，貧富差距增大，階層固化，底層細民已經(jīng)很難通過正常努力進入權(quán)貴階層，袁宏濤、江海巖正是在那一時期從北方農(nóng)村南下打拼的。套用一句時髦的話：理想很豐滿，現(xiàn)實很骨感。像袁宏濤一樣面朝大地者只能在挫折中不斷奮起，而像江海巖這樣好高騖遠的心懷烏托邦者，毀滅是必然的。但他們畢竟是從八十年代成長起來的青年，無論遭遇何種打擊，他們都沒有上吊、跳河、臥軌……四位主人公以及他們周圍眾多打拼者身上仍然有“孫少平”的影子。
景雙科：有毀滅，有崛起。有寬度，有深度，有高度。為你的大師視野和胸懷點贊。
石凌：謝謝！你過獎了。
景雙科：《支離歌》本身的痛點，是讓有過此類經(jīng)歷的流民、蟻民看到自己。
石凌：這也正是我寫作《支離歌》的目的所在，若干年后，當人們翻開書，就會告訴后來的人：我曾這樣活過！
景雙科：讓時間證明，《支離歌》是一部經(jīng)得住歷史檢驗的著作。
石凌：感謝你的良好祝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