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頭條看紀錄片#
文明會消失嗎？這是當然的，我們翻開世界歷史，就能發(fā)現(xiàn)許多曾經(jīng)輝煌的文明都在戰(zhàn)火中被毀滅了。我們也曾經(jīng)遭遇到類似的危機，西晉奔潰之后五胡亂華的戰(zhàn)火非常劇烈，尤其是在西晉到十六國時期的混亂局面中，秦漢典章制度大量離散，各類人才的損失極其嚴重，遠超過我們一般的認知。
游牧民族的入侵對文明的打擊是非常大的，許多文明都在類似的戰(zhàn)火中消失了
比如我們可能都認為西晉崩潰之后衣冠南渡，華夏文明也就隨著士族到了江南東晉，但事實上，當年士族南下非常倉促，他們沒法收拾齊整再南下，各類資料丟失很嚴重，比如《晉書·輿服志》記載：
指南車，過江亡失...劉裕屠廣固，始復獲焉...裕定關中，又獲司南、記里諸車...其輦，過江亦亡制度，太元中謝安率意造焉...乘輿傳國璽，秦璽也，晉中原亂沒胡，江左初無之，北方人呼晉家為白板天子。
可以看到，皇帝禮儀中至關重要的道具指南車、司南車、記里車南朝都沒有，皇帝坐的輦是謝安根據(jù)理解自己做的，甚至連皇權象征的傳國玉璽，東晉也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從這里也可以看出，五胡亂華對華夏文明產(chǎn)生的沖擊。
但即使如此，中華文明不僅沒有因此毀滅，反而堅韌地吸納了北方游牧民族新鮮血液，進而經(jīng)過北魏漢化改革而重新完成了鳳凰涅槃。我們不禁好奇，為何中華文明能夠在殘酷的戰(zhàn)火中浴火重生？那些鐵騎踐踏之下的中華大地又在哪里保存著華夏文明的火種，等來了北魏的漢化改革呢？
今天黃金島就來聊聊中華文明作為一個巨型文明獨一無二的浴火重生之路，也就是在中原、南朝之外的河西走廊地區(qū)，同樣保留下一個文明的“戰(zhàn)略備份區(qū)”，一直等到了北魏漢化改革，為中華文明的重建注入了力量。
陳寅恪先生是近代學者中比較早系統(tǒng)闡述河西文化遺產(chǎn)對北魏漢化改革、隋唐重建大一統(tǒng)作用的人，在此之前，大部分人其實只是從政權更迭的角度，以為隋唐主要繼承自西魏和北周，但陳先生認為:
隋唐之制度雖極廣博紛復，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齊，二曰梁、陳，三曰（西）魏、周...西晉永嘉之亂，中原魏晉以降之文化轉移保存于涼州一隅，至北魏取涼州，而河西文化遂輸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兩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響，故此（北）魏、（北）齊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
也就是說，從政權關系來講，大唐繼承自隋朝，而隋朝繼承自西魏北周，但拋開政權繼承這一表象來講，與秦漢比肩的隋唐制度文化來源主要有三派，一是北魏、北齊，一是南朝的梁、陳，最后才是后來關中的西魏和北周。
而涼州，也就是河西走廊地區(qū)的河西文化，不僅在十六國時期對整個中國文化的保存與發(fā)展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更是隨著拓拔燾滅北涼進入了北魏，對北魏也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
這種影響有三個重要方面:一是十六國時期河西走廊的五涼政權對整個中國文化保存與發(fā)展；二是河西一派頂尖人物對北魏文化構建的重要影響；最后則是河西一派人物對后來馮太后、孝文帝漢化改革的重要推動。
首先是十六國時期河西走廊對中國文化的保存與發(fā)展。
今天咱們觀察國與國之間的生產(chǎn)力水平有個簡單粗暴的方法，就是看這個國家主要出口什么產(chǎn)品。像沙特主要出口石油天然氣和原材料就是資源國，而我們國家在之前一般都是出口一些低附加值產(chǎn)品，以至于有“幾億件襯衣?lián)Q一架飛機”的說法，而現(xiàn)在咱們開始出口各類電子產(chǎn)品、工業(yè)產(chǎn)品，這就是生產(chǎn)力水平上升的體現(xiàn)，也是國際地位上升的體現(xiàn)。
而在古代，諸如絲綢、瓷器就類似于今天的工業(yè)產(chǎn)品和電子產(chǎn)品，而書籍，你可以理解成高鐵或者光刻機等高等級工業(yè)產(chǎn)品，輸出書籍的政權通常都文化更為昌盛、技術水平更加發(fā)達，而當時的河西地區(qū)就是能夠對外輸出書籍的存在。
元嘉十四年（437年），北涼沮渠牧犍向南朝劉宋進獻各類書籍一百五十四卷，這里面以河西地區(qū)當?shù)厥咳俗髌窞橹?，涵蓋歷史、歷法、政論、數(shù)學等多個領域，包括《三國總略》20卷、《俗問》11卷、《十三州志》10卷（全國性的地理總志，是中國早期最有影響力的地理巨著之一）、《敦煌實錄》10卷、《涼書》10卷、《周髀》1卷（中國最早的數(shù)學著作，西漢之后接近散失，在河西走廊重新編輯成書）等，437年距離北涼被滅還有二十多年，這次北涼給南朝劉宋送出這154卷典籍，正好可以看做是五涼時期河西文化的一次總結，從這里也能夠看出十六國時期河西文化的昌盛。
北涼是十六國時期五涼的最后一個政權，但北涼文化繼承五涼，非常昌盛
同時，身處連接西域與關中地區(qū)的最重要通道，河西走廊還成為十六國時期東西文化交通、融合最重要的基地，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佛教的翻譯與傳播。談到河西走廊對佛教的影響不得不提一個人，也就是鳩摩羅什。鳩摩羅什是中國漢傳佛教四大佛經(jīng)翻譯家之一，建元十八年（382）苻堅遣呂光攻伐焉耆的時候把鳩摩羅什帶到了涼州，隨后淝水之戰(zhàn)中原大亂，鳩摩羅什隨呂光滯留涼州有十六、七年，最后進入中原，繼續(xù)傳播佛教。鳩摩羅什譯經(jīng)水平極高，在中國譯經(jīng)史上有劃時代的意義，著名的《金剛經(jīng)》《法華經(jīng)》等都是鳩摩羅什翻譯傳播的。
最后還有敦煌莫高窟。莫高窟是中國四大石窟之一，也是我國一處珍貴的文化寶藏。莫高窟一般被認為是在建元二年（366）開始創(chuàng)鑿，這正是十六國的前涼時期。而更值得注意的是，莫高窟前后建造時間長達1000余年，這是非常罕見的，這背后既是河西走廊地區(qū)佛教等文化積淀深厚的體現(xiàn)，也是河西文化對中華文明保存與發(fā)展的體現(xiàn)。
其次則是河西一派對北魏文化構建的影響。
北魏從創(chuàng)建者拓跋珪開始就非常善于吸納中原地區(qū)的士族人物進入政權，這是拓拔氏能迅速從落后的部落聯(lián)盟階段進入封建國家的重要原因。等到了拓跋燾滅亡北涼之后，同樣有大批河西地區(qū)頂尖文化人物進入了北魏政權，他們帶來了河西文化，對北魏文化構建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
比如出身河西大族的常爽，426年拓拔燾攻夏國，常爽等人進入北魏。當時拓跋燾在四下征戰(zhàn)的同時也開始注意到文化事業(yè)的建設，覺得北魏貴族子弟大多無暇求學，所以常爽“設館授業(yè)，教授門徒七百余人”，常爽開館教學效果顯著，史書記載“由此京師學業(yè)，又漸振興”，后來歷仕五朝的北魏重臣高允評價常爽“文翁柔勝，先生克剛，立教雖殊，成人一也”，把常爽與漢景帝時期塑造巴蜀儒風的文翁并論。
中國古代認為音樂可以教化人心、影響國家興亡，廟堂雅樂是國家禮儀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河西一派的音樂對北魏廟堂雅樂也有重要影響。拓拔燾平定北涼，河西一派流行的音樂在北魏朝廷中逐漸占據(jù)重要地位，并影響了后來的隋唐。《隋書·音樂志》記載:
西涼者起苻氏之末，呂光、沮渠蒙遜等據(jù)有涼州，變龜茲聲為之，號為秦漢伎；魏太武既平河西得之，謂之西涼樂；至魏周之際遂謂之國伎。
也就是說，北魏流行的西涼樂最早來自五涼政權融合西域龜茲音樂打造的秦漢伎，拓跋燾滅亡北涼之后秦漢伎進入北魏改稱西涼樂，到了西魏北周之際又改稱國伎，而且在隋文帝時期位列七部音樂之首。
河西一派的士人對北魏文化構建的影響還能從一場慘劇中看到，那就是拓跋燾時期的“國史之獄”。國史之獄指的是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六月，清河崔浩因為修北魏國史中揭露不少拓拔氏部落聯(lián)盟階段不堪過往，而被北魏世祖拓跋燾下令族誅。這件事株連甚重，崔浩姻親范陽盧氏、太原郭氏和河東柳氏等北方大族，但國史之獄中慘遭橫禍的還有河西金城宗欽、姑臧段承根等河西人士，他們遭遇此禍也側面說明河西一派人物深度參與了修史工作。
崔浩與河西一派士人關系非常密切，國史之獄河西一派人物遭遇橫禍也從側面反映出了河西士人的史學修為
不管是開館教學、廟堂雅樂還是著書修史，這都是文化事業(yè)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從上面三件事就能看出在北涼并入北魏之后，河西一派文化憑借其深厚的積淀和優(yōu)秀的品質，深刻影響了北魏文化構建。
最后則是河西一派對北魏馮太后和孝文帝漢化改革的重要推動。
馮太后、孝文帝的漢化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兩人親自去執(zhí)行的，而是依靠了一大批具有深厚漢學功底的杰出人才推動的，其中出自隴西，河西文化背景深厚的李沖出力很多。李沖在馮太后、孝文帝支持下主要完成了兩件事，一是改宗主督護為三長制，第二則是主持營建孝文帝遷都使用的洛陽城。
宗主督護制度，是北魏初年為了贖買華北、中原地區(qū)大族推行的一種簡單粗暴的基層管理制度。當時黃河流域豪族勢力強大，坐擁鐵騎的北魏也無力將力量深入基層，不得不讓渡權力，允許豪強們掌控基層，有一種北魏版“皇權不下鄉(xiāng)”的意思。
宗主督護與秦漢時期完備的基層制度相去甚遠，隨著北魏集權進程加快，宗主督護之下各地豪族控制人口、發(fā)展勢力，結成緊密的姻親政治經(jīng)濟聯(lián)盟與北魏朝廷爭利，妨礙了皇權的集中。馮太后急切希望改變這一局面，進一步漢化成為了一條必由之路，而李沖則替馮太后發(fā)起了漢化重要一次進攻。
北魏太和十年（486年），李沖上了一道奏疏，要廢除施行了七十余年的宗主督護制度，改行三長制，瞬間掀起了朝廷上下的激烈爭論。反對者言辭激烈，但論點離不開祖宗之法不可變、新法復雜難行，對于三長制可以進一步加強北魏中央集權不置可否。馮太后冷眼旁觀朝臣與李沖爭論，等到吵的差不多的時候一錘定音:立三長，則課有常準，賦有恒分，苞蔭之戶可出，僥幸之人可止，何為而不可？
三長制之后賦稅有了標準，可以限制豪族勢力，避免豪族勢力膨脹威脅皇權，也可以讓北魏朝廷控制更多編戶齊民獲得更多賦稅人力，作為一個政治家，馮太后太知道三長制的好處了，如今既然有熟悉漢魏典章制度又有執(zhí)行能力的李沖站出來推行三長制，馮太后沒有不支持的道理，所以經(jīng)過馮太后拍板，三長制在北魏推行起來。
我們都知道馮太后、孝文帝推動北魏漢化改革，但這背后以李沖等魏代表的河西一派人物也有重要支持作用
其次則是洛陽城營建。孝文帝繼續(xù)漢化改革的重要一步就是遷都洛陽，而北魏帝都洛陽的營建實際主持者就是李沖。北魏營建的洛陽城最大的特點就是改變了都城的宮市位置。在隋唐之前，都城大多遵循著《周官·考工記·匠人》所謂“面朝背市”，也就是宮殿在市場南邊的規(guī)定，西漢時期的長安城便是宮殿在市的南部。但去西安游玩過的人都知道隋唐長安城是典型的“面市背朝”，大明宮在長安城北側，東西市在南邊，這種格局變化可以追溯到李沖營建的北魏洛陽城。
北魏都城洛陽是在西晉首都舊址擴建的，洛陽城南伊洛二川有水道運輸便利，設置市場本身就是非常方便的，但都城不僅僅是經(jīng)濟中心，更是政治中心，尤其是中古時期讖緯思想之下，都城的結構還承載著比較深刻的神圣意味，是天子在人間的住所。在這個背景下，北魏洛陽城變《周書》面朝背市的圭臬為面市背朝，似乎不能僅僅從經(jīng)濟角度去考慮。因而陳寅恪先生就提到:北魏洛都新制所以異于經(jīng)典傳統(tǒng)面朝背市之成規(guī)者，似不得不于河西系漢族李沖本身求之，而涼州都會之規(guī)模，及其家世舊聞之熏習。
從上面可以看到，西晉亂世之后，河西地區(qū)滋養(yǎng)了繁榮的河西文化，在十六國時期河西文化保存發(fā)展了華夏文明。等到了拓跋燾滅亡北涼，河西文化以及承載著河西文化的河西一派人物進入北魏，在為北魏繁盛文化，推動馮太后、孝文帝漢化改革的過程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無怪乎胡三省曾經(jīng)感嘆:永嘉之亂，中州之人士避地河西，張氏禮而用之。子孫相承，衣冠不墜，故涼州號為多士。
但“涼州多士”的意義不僅僅是為北魏未來的漢化準備了火種，更重要得意義是為華夏文明的延續(xù)保住了火種。
魏晉南北朝亂世的混亂程度是遠超今天我們想象，我們可以回想回想近代中國遭遇離亂時期的混亂局面，不僅僅是人口的消失，更是文化的橫遭沖擊，數(shù)不清的華夏文物在近代被西方人、日本人乃至部分中國人偷運出國，如今堂而皇之保存在大英博物館等外國博物館展柜之中，更不要說各種珍貴典籍的消失了。而魏晉南北朝時期生產(chǎn)力水平更加低下，華夏文明遭遇的沖擊只高不低。
兩漢時期人物文化繁盛的中原華北地區(qū)，在三國一直到十六國的百多年混亂中損失嚴重，一個重要表現(xiàn)就是兩漢時期國家主持的文化研究傳承模式，比如太學，已經(jīng)難以持續(xù)，北方的文化傳承變成“家學”模式，也就是典籍文化都不得不以一家家的士族為單位，在塢堡之內(nèi)父子相繼。這其實也是后來各個政權必須和北方士族合作的原因之一，因為“知識”真的只保留在這些家族之內(nèi)了，但凡意識到“馬上打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的統(tǒng)治者，都必須與他們合作。
東漢末年開始中原地區(qū)一直遭受戰(zhàn)亂沖擊，到了十六國時期，文化的傳承模式已經(jīng)從官學變成家學了
而上文也提到了，雖然衣冠南渡在江南重建東晉、南朝，但文化損失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這就是魏晉南北朝的另一面，在混亂之下，是嚴重的文化斷層，無數(shù)典籍付之一炬，無數(shù)鴻儒大家家破人亡，在這種沖擊之下，規(guī)模稍小一些的文明是否延續(xù)都不一定，世界歷史上，各種盛極一時的文明毀于外族戰(zhàn)火的例子比比皆是。
但我們卻沒有和世界上其他文明一樣衰落，這背后，以河西走廊五涼政權等為代表的邊緣地區(qū)成為了華夏文明的“戰(zhàn)略備份區(qū)”，接納保存了大量因為戰(zhàn)亂而避難的中原士族，命懸一線的文化繼承得以在河西走廊的綠洲和城市之中很好的延續(xù)。陳寅恪先生曾不無感情的談到:
《崔浩傳》所謂外國遠方名士，當即指河西諸學者或袁式而言。其以《左傳》卦解《易》，張湛、宗欽、段承根俱主其說，實為漢儒舊誼，今日得尚秉和先生《易林解詁》一書，愈可證明者也。蓋當日中原古誼，久已失傳，崔浩之解，或出其家學之僅存者，然在河西則遺說猶在，其地學者，類能言之。此浩所以喜其與家學冥會，而于河西學者所以特多薦拔之故歟？劉昞之注《人物志》，乃承曹魏才性之說者，此亦當日中州絕響之談也。若非河西保存其說，則今日亦無以窺見其一斑矣。
《左傳》《易經(jīng)》的理解闡釋早已經(jīng)在中原戰(zhàn)亂中中斷了，清河崔氏出身的崔浩也只能憑借家學繼承了解一二，而當河西地區(qū)并入北魏，河西學者進入北魏朝廷之后，崔浩驚喜發(fā)現(xiàn)在遙遠的河西走廊竟然還有學者保留著對典籍的解釋，所以崔浩“喜其與家學冥會”。那種感覺，也許只能用我們冥思苦想解決不了一道難題，抬頭卻發(fā)現(xiàn)遠來的客人還保留著解題方法來類比吧。但崔浩只能在家學的小天地中輾轉思索的苦悶，與遇到河西一派張湛、宗欽、段承根等人得以深入探討茅塞頓開的欣喜，今天的我們卻很難體會到了。
所以，我們?yōu)楹握f為華夏文明綿延不斷流傳至今？這背后不僅是對這一成就的自豪，還應該有對達成這一成就的自豪。這片大地和這片大地之上的文明與人民都太偉大了，相互成就締造了偉大的華夏文明。
《后漢書·卷二十三·竇融列傳第十三》曾經(jīng)記載了竇融的一段故事：
融見更始新立，東方尚擾...獨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河為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
竇融后來鎮(zhèn)守河西，也是如同十六國時期的張軌一般，眼見天下大亂，便尋找到了一處“四塞之國”以待時機。后來竇融歸漢為劉秀立下大功，位列云臺三十二將，與四百年后沮渠牧健投降拓跋燾，河西人物入北魏推動改革別無二致。這隔著四百年的類似故事，其實就是我們達成文明綿延這一成就的重要原因。
中華大地河山錦繡、披山帶水，空間的尺度和多樣性的深度都非?？捎^，這就為華夏文明的重建與新生提供了重要支撐，我們能夠在不同地區(qū)保留下“備份區(qū)”，這也是中華文明在中華大地廣闊戰(zhàn)略縱深基礎上才能實現(xiàn)的重建戰(zhàn)略。而也只有如此規(guī)模的文明才能夠在遭逢大難的時候，奢侈的在大地之上埋藏上一顆文明的種子，打造一片戰(zhàn)略備份區(qū)，靜靜等待春雨春風，然后再次生根發(fā)芽，長成參天大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