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蒙古人種的形成與史前擴張 - 4：“北風其喈”-- 席卷東亞的遷徙洪流 （上）
石頭布龍光玉魄出冰天 - 華夏北來說
從日本和東南亞的考古記錄中，我們看到的是數(shù)千年前蒙古人種人群擴張風暴的余波。當?shù)氐陌拇罄麃?美拉尼西亞類型的土著居民被逐步取代、融合和迫遷，如今只在安達曼群島和美拉尼西亞群島上留有其孑遺，而混血族群則廣布于南太平洋和印度洋上。關于這些人類學考古記錄，請見我們的前兩篇文章
《見微知著--風暴余波中的日本列島》和
《千年浪潮-江山易色的東南亞》。這個遷徙風暴的源頭，各種證據(jù)一致指向中國大陸。那么大陸上究竟發(fā)生了什么呢？
在中國大陸發(fā)生的事情與東南亞和日本十分類似，只是年代要早得多。它所產(chǎn)生的沖擊波，正是橫掃日本和東南亞這些“外緣地區(qū)”的遷徙浪潮的驅動力。我們今天依然可以從文獻和眾多的考古證據(jù)中看到，自進入新石器時代（約10000年前）以來，中國境內(nèi)存在著自北向南持續(xù)不斷的遷徙人流。正是他們的不斷蕩滌沖擊，逐步改變了山頂洞人為代表的東亞土著種族結構，使得中國逐漸成為“中國人”的中國。在一萬年來絡繹于途、不絕如縷的史前北來移民中，華夏先民是姍姍來遲者。而我們熟知的歷史記錄中漢族向長江和珠江流域的進一步遷徙，只是這一持續(xù)萬年的南遷浪潮最后的余響。要清楚地看到這一史前過程的遺跡，讓我們先從晚更新世（下限在距今12000之前）的遺物說起。
中國大陸發(fā)現(xiàn)的古人類遺骨非常多，但如果非洲起源說正確的話，這里大約五萬年以上的古人類都與現(xiàn)代人的祖先無關。五萬年之內(nèi)的古人類資料中，資陽人、馬壩人、河套人、來賓人、長陽人、建平人、麗江人的遺骨的面部都不同程度殘缺。除了來賓人已被明確認定不屬于蒙古人種[1]，其他殘缺遺骨尚無法進行有意義的種屬分析。比較完整的頭骨化石主要是山頂洞人和柳江人。
山頂洞人的確切年代是距今大約11000年，我們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經(jīng)詳細介紹過人類學界的最新共識：他呈現(xiàn)種族分化之前的古老形態(tài)，與之最接近的現(xiàn)代人群是阿伊努人和澳大利亞土著人。雖然上世紀曾有中國學者出于對中國是蒙古人種的起源地和“自古以來”的家園的信念，為山頂洞人量身打造了一個“原始蒙古人種”的概念（這是一個幾乎可以任意定義的概念），但這就好比是說：這棵樹苗是原始的木桌。這種缺少客觀標準的歸類并沒有得到主流學術界的承認。
柳江人的年代極具爭議。這具頭骨是當?shù)氐膭诟霓r(nóng)場挖肥泥時挖出來的，現(xiàn)場的地層結構無法復原，后來考古人員根據(jù)挖掘者的回憶判斷它應當屬于晚更新世的地層，給中外學者留下廣泛質(zhì)疑的空間。實際上，與同屬于晚更新世的、身體還具備猿人特征的“鄰居”馬壩人相比，柳江人的頭骨顯示出許多非?！艾F(xiàn)代”的特征，這使得他的年代非?？梢?。后來又發(fā)表過鈾系法測年的數(shù)據(jù)，但測年的材料卻不是頭骨本身，而是根據(jù)挖掘者回憶確定的地層內(nèi)“伴出”的獸骨化石。
對于柳江人的真實年代，許多中國古人類學家包括吳汝康和張森水都認為他（她？其性別亦無統(tǒng)一意見）應該屬于全新世（距今12000年之內(nèi)）[2][3]。澳大利亞學者卡明加和懷特甚至認為他屬于新石器時代甚至更晚 [4]。這就把他置于與河姆渡發(fā)現(xiàn)的約7000年前的新石器人類的同一個時代了。而他的體質(zhì)特征也確實與后者相近。
對于柳江人的種屬，大部分學者認為不屬于蒙古人種。斯圖爾特(Stewart)認為其顱骨形態(tài)表現(xiàn)出澳大利亞土著人種的特征[5] 。中國人類學家顏訚、吳汝康、蘇聯(lián)學者雅基莫夫都認為處在蒙古人種和澳大利亞-美拉尼西亞人種之間的過渡地位[6][7][8]。從后文的論述我們會看到，這與新石器時代的其他先民遺骨的類型是一致的。
到了距今七千年之內(nèi)的新石器時代的中期，更多的蒙古人種特色在境內(nèi)考古資料中出現(xiàn)了，他們與疑似屬于新石器時代的柳江人一樣，都呈現(xiàn)出顯著的混和特征。
首先，仰韶先民在體質(zhì)上與現(xiàn)代中國人頗為不同，正如體質(zhì)人類學家韓康信和潘其鳳指出的：仰韶先民屬于蒙古人種的“南亞類型”，尤其突出地表現(xiàn)在典型的仰韶文化區(qū)域比如陜西半坡、寶雞、華縣和橫陣遺址。“南亞類型”、“某些與赤道人種相比對的特點”這類描述字句頻頻出現(xiàn)在相關的發(fā)掘報告和人類學總結中。
仰韶先民代表著蒙古人種人群與東亞原始土著--澳大利亞-美拉尼西亞類型的人群的混合類型。之所以與某些南亞現(xiàn)代人群類似（例如柬埔寨人），是因為后者也是繼續(xù)南下的蒙古人種人群與當?shù)匕拿李愋屯林幕煅ㄖ徊贿^發(fā)生在更為晚近的距今兩千年之內(nèi)）。
可愛的柬埔寨孩子
可愛的柬埔寨孩子
山東大汶口遺址發(fā)掘之初，顏訚的報告《大汶口新石器時代人骨的報告》指出大汶口文化居民很接近“蒙古人種中的波利尼西亞類型”，而后者正是蒙古人種和澳大利亞-美拉尼西亞人種之間的過渡類型。韓康信和潘其鳳堅持認為大汶口文化居民在蒙古人種的大家族之內(nèi)，但不否認他們帶有波利尼西亞人的體質(zhì)特點[9]。另外，人工枕骨變形和拔牙的風俗在這些先民中很流行，也暗示了他們與現(xiàn)代太平洋島嶼居民之間的聯(lián)系。整個東亞大陸曾是這個人群最初的家園，而太平洋島嶼則是他們最后的庇護地。在南方，更加突出的混合性質(zhì)也普遍地體現(xiàn)在閩侯曇石山、余姚河姆渡、增城金蘭寺、佛山河宕和桂林甑皮巖出土的新石器時代人骨中。但當時中國學者們堅持將他們都納入蒙古人種的范疇。比如韓康信、潘其鳳在他們合著的《古代中國人種成分研究》[9]一文里，這樣討論佛山河宕出土的遺骨：
“從單純的頭骨形態(tài)看，河宕頭骨與太平洋尼格羅人種頭骨的相似程度大于它們同典型蒙古人種頭骨的相似程度，但他們還應屬于蒙古人種的邊緣類型。”這種堅持，與對山頂洞人種屬的判定如出一轍，似乎都可以歸因于同一個信念：中國境內(nèi)的遠古居民必是中國人的祖先或祖先之一。所以他們一定是，也必須是屬于蒙古人種的。但依我們看來，上述這些遺址的古人類應當屬于被逐步南進的百越族群驅逐和消滅的一些遠古土著族群，而百越又被接踵而來的漢族先民所驅逐和部分融合。所以上述遺跡與中國人的祖先沒有什么關系。
正像我們在
《見微知著--風暴余波中的日本列島》的開篇中討論過的，蒙古人種成分在距今7000年的時候在中原的出現(xiàn)不能用自然演化來解釋，應當是移民和種族混合的結果。11000年前依然生存于華北的山頂洞人，與澳大利亞-美拉尼西亞人在體質(zhì)形態(tài)上較為接近，在Y染色體基因類型上也相互聯(lián)系。這一古老的東亞土著人群在全新世的溫暖氣候下的繼承類型與外來的典型蒙古人種人群的不同程度的混合，分別形成了北方的仰韶、大汶口和南方的河姆渡、甑皮巖等地的不同人群。澳大利亞人類學家Bulbeck發(fā)現(xiàn)在全新世中鏟形門齒在東亞急速增多[10]，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同一個事實。而典型蒙古人種人群來自何方，是我們下面要繼續(xù)討論的問題。
到了距今四五千年的時候，情況發(fā)生了一些變化。仰韶晚期的廟底溝類型二期文化的居民、甘肅齊家文化、青海馬廠文化、遼西紅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層文化的居民都表現(xiàn)出較為純粹的蒙古人種特征。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們都處在較為偏北的地點。這個時間段逐漸變冷的氣候應當是人群大規(guī)模遷入的驅動力。中原龍山時代的遺址中，城墻突然興起，箭簇數(shù)量急劇增多。原海兵對殷墟中小墓遺骨（大墓墓主遺骨無存）的研究結論揭示了不同族群并存的現(xiàn)象，隨葬品較豐富的墓主人遺骨帶有更多的典型蒙古人種的特征。他在《殷墟中小墓人骨的綜合研究》[11] 中認為：
“北方移民大規(guī)模進入中原的歷史可能要追溯到商代或者更為遙遠的過去”。但距今4800-4100年的陜西神木縣寨峁遺址發(fā)現(xiàn)的人骨經(jīng)鑒定，仍然與蒙古人種的南亞類型最為接近。雖然奠基坑的遺骨不一定與城堡主人屬于同一族群，這個結果依然說明當時不同類型人群的交錯混雜態(tài)勢，反映了當時民族大遷徙、大交融、大碰撞的復雜局面。
河南安陽殷墟出土了近千具頭骨，1949年輾轉運抵臺灣的時候還剩有約400具(國民黨政府將大部分安陽殷墟出土的珍貴文物裝箱運去了臺灣)。李濟和美國學者孔恩的初步鑒定都認為包含不少非蒙古種的因素。上世紀60年代主持全面研究這些頭骨的是人類學家楊希枚，經(jīng)過仔細測量比對和歸類，他認為其中出土于西北崗祭祀坑的頭骨除了北亞蒙古人種外，也包含不少“太平洋類黑人種和美拉尼西亞人”[12]。這個結論毫不意外地遭到當時大陸學者的反對，后者認為這批頭骨大體都屬蒙古人種范疇。
但我們認為楊希枚的結論更接近真實，畢竟第一手材料在他手里。為了做準確鑒定，楊希枚專門赴美國史密森尼學會（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體質(zhì)人類學組尋求對比資料，隨身帶去了挑選出的5具不同類型的代表性的殷墟頭骨，與該學會所屬的博物館收藏的分屬世界各人種的十組六十具頭骨標本進行比對，并攝制成數(shù)百幅照片資料帶回[12]。他作出的包含“太平洋類黑人種和美拉尼西亞人”的結論是有充足依據(jù)的。
在商周的青銅器上也曾出現(xiàn)類似尼格利陀人種面貌的人像，比如李濟在《中國民族之始》[13]中說：
“我們知道，在中國有記錄歷史的早期中期，尚有若干黑色及短小的人種，徘徊于中國境內(nèi)。商周的青銅器花紋上常有黑人面貌出現(xiàn)，如有名的人面蟠龍雷紋鼓，以及虺龍雷紋乳虎卣（商虎食人卣），可以證明鑄器人必與他們有親近的接觸”。（未完待續(xù)）
文獻索引：
[1] 張光直，《古代中國考古學》，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p72.
[2] Wu Rukang， Paleoanthropology in China, 1949-79。Current Anthropology，Vol. 23, No. 5 (Oct., 1982), pp. 473-477。
[3] Chang Shenshui (Zhang Senshui) et al.， Atlas of Primitive Man in China。1980，Science Press。
[4] Johan Kamminga,The Upper Cave at Zhoukoudia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Mongoloids, Journal of HumanEvolution, 17(8), 1988.
[5]Stewart, T. D., A physical anthropologist’s view of the peopling of the New World. Southwestern Journ. Anthropol. Vol. 16, pp.259--273, 1960.
[6]顏訚，《從人類學上觀察中國舊石器時代晚期與新石器時代的關系》，《考古》，1965年第10期，513--516頁。
[7]吳汝康，《廣西柳江發(fā)現(xiàn)的人類化石》，《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1959，第1卷第3期。
[8]該意見為韓康信、潘其風在《古代中國人種成分研究》中所引述，出處見該文索引的俄文文獻。
[9] 韓康信、潘其風：《古代中國人種成分研究》，《考古學報》1984年第2期。[10] F. David Bulbeck ， Continuities in Southeast Asian Evolution Since the Late Pleistocen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81。
[11]原海兵，《殷墟中小墓人骨的綜合研究》，博士論文，吉林大學，2010年。
[12]楊希枚，《河南安陽殷墟墓葬中人體骨骼的整理和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2(12):231-266，1970。
[13]李濟，《中國民族之始》載于《李濟文集》卷一，p275-280，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