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博士論文，在我的求學之路上，有著特殊的意義。
這篇論文，提升了我做學術研究的自信心。雖然讀碩士研究生期間，我就確定了自己的人生奮斗目標是做學問，但能否做出點名堂，一直都沒有自信。當我取得了一點成績之后，有的朋友認為我聰明，有才氣。其實，直到這篇博士論文完成之前，我都感覺不好，寫文章總是一字一句地磕磕碰碰地磨蹭出來，從來沒有思如泉涌、一揮而就的寫作體驗。幾位博士同門師兄，起點比我高，基礎比我好。跟他們相比，我有自愧弗如之感。正因為覺得自己天分不高，學問根基不深，所以，唯有刻苦努力，才能不斷提升自己，超越自己。讀博三年，我?guī)缀跏欠置氡貭?，絲毫不敢懈怠，每天用于讀書學習的時間都在十個小時以上。功夫不負有心人，三年的努力，終于使自己有了明顯的收獲和進步。這篇論文寫完后，得到了老師和前輩們的充分肯定和鼓勵。特別讓我難忘的是程千帆先生，他既是我博士論文的評閱專家，也是我博士論文答辯的主席。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他評閱意見的第一句話是“這是一篇相當優(yōu)秀的博士論文”；在答辯會上，一向不輕易許人的程先生，又說我“有才氣”，鼓勵有加。我聽了以后，非常激動，大大提高了自信心。同時也暗下決心，決不能辜負前輩學者的信任和期待，決不能對不起恩師唐圭璋先生的栽培，即使不能給唐門增光，也決不能辱沒唐門的名聲。所以博士畢業(yè)以后，我仍然在求學之路上持之以恒地不斷探索，希望能做到最好?；仡^看看，才明白勤能補拙的道理，也體會到自信可以激發(fā)潛能，勤奮可以開啟智慧的靈光。
這篇論文，改變了我的治學路數(shù)，由從“單打”式地考據(jù)轉向“混雙”式的實證考據(jù)與理論闡釋并重。我的學術道路，是從做考據(jù)起步的。本科畢業(yè)論文的題目是《張元干生平事跡考辨》，碩士論文做的是《張元干年譜》。讀碩期間，一直關注的是實證研究；讀博士的第一年，興趣也主要是在考據(jù)方面，在《張元干年譜》的基礎上，做與張元干同時的其他南渡詞人的年譜。一年內，寫了十幾家詞人年譜的初稿。做實證研究，雖然熟悉、閱讀和積累了比較豐富的史料，但成天只關注史料，大腦里卻少有“思想”沒有思辨能力和理論分析能力。當時有一種說法，博士論文不能做純粹考據(jù)性的題目，只能做理論分析性的題目。雖然并不能肯定這種說法的可靠性，但我聽說以后，是焦急得不行。理論分析是我的弱項，如果考據(jù)性的年譜不能作畢業(yè)論文，那我很可能就寫不出畢業(yè)論文，拿不到學位。為了寫出理論闡釋性的博士論文，我只好改弦更張，改變學習方法，盡量提高自己的理論水平和思辨能力。到了博士二年級的上學期，我下決心將沒有整理完的幾十萬字的年譜初稿封存起來，把考據(jù)暫時擱置一邊，全天候泡在圖書館里，廣泛閱覽哲學、心理學、美學、文學理論等方面的理論書籍，并重點精讀了其中的一些經(jīng)典名著。經(jīng)過一年的專心“惡補”，自己的思維方式不知不覺地發(fā)生了改變，仿佛脫胎換骨一般，有時寫文章，能體會到思如泉涌的感覺了。1989年在《文學遺產(chǎn)》上發(fā)表的《論“東坡范式”》的論文，可以說是一揮而就的，寫作和修改的時間都不長。寫這篇博士論文的半年內，為了使自己的思維總是能保持在比較活躍的狀態(tài)，文思不枯竭，文筆不生澀，我基本上是白天寫作，晚上閱讀理論著作，因為閱讀理論著作，能夠激活思維，開拓思路。博士論文寫成以后，自我感覺理論視野開闊了，理論思維活躍了，思辨能力也提高了。從此，我就既能夠做實證性的考據(jù)，也能夠做理論性的建構、闡釋性的分析了。
一個人長于做什么，不長于做什么，與其說是天生的，不如說是習慣形成的。就古代文學研究而言，有人記憶力好，長于實證性的研究；有人思辨能力強，善于理論分析；有人二者兼擅。各有所長，似乎是出于天性，其實都是在治學過程中不自覺地形成的。做慣了考據(jù)，越來越覺得做考據(jù)得心應手，偶爾去做理論分析，不免有點捉襟見肘，缺乏自信，以為自己只能做考據(jù)而不會做理論分析，久而久之，也就在心理上認同自己強于此而弱于彼了。做慣了理論分析，偶爾去做考據(jù)，一時不知從何下手，于是覺得自己不會做考據(jù)，干脆就不再問津，時間一長，就自我認為只能做理論詮釋而不適合于做實證研究了。其實，做實證考據(jù)與理論研究，不過是做學問的兩種不同的方法而已。一個人的智力，既然足以掌握其中一種方法，就一定能夠掌握另一種方法。只要下決心去學習，去實踐，是完全能夠二者兼擅的。
這篇論文，也為我破格晉升教授增添了砝碼。我博士畢業(yè)2年后，學校重新開始評職稱（1989年以后，因為特殊的政治環(huán)境，職稱評定停止了3年），開明的學校領導想讓我由講師直接破格晉升教授，我當時心存疑慮，擔心自己的條件不夠。猶豫之際，正好這本博士論文正式出版，樣書從臺北航空快件寄到，為我教授的評定增加了一個重要的“硬件”。1992年夏天，我順利地晉升教授。當上了教授，不僅做學問的信心更足，而且做學問的心態(tài)也更平和了。做學問，可以不那么急功近利，不必為評職稱而一定要寫出什么樣的論文、出版什么樣的著作了，可以做到有感而發(fā)，有心得才寫。
這里我要特別感謝臺北文津出版社的邱鎮(zhèn)京先生。不是他的慧眼，我這本書不知要束之高閣多長時間才能面世。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是大陸學者學術著作出版最困難的時期，像我們這樣當時還沒有出道的青年學人的著作，是很難獲得出版機會的。即使能夠獲得出版社的青睞，也不知要等上幾年才能付印出版。邱鎮(zhèn)京先生既是出版人，也是學者，他既掌控著文津出版社，同時還身兼教職，是中國文化大學的教授。出版人的責任感和自覺的文化擔當意識，出版人的魄力和學者的眼光，使他毅然決定斥巨資出版《大陸地區(qū)文史哲博士論文叢刊》，先后出版了大陸博士論文100種，在兩岸學界引起了強烈反響，大大推進了兩岸學術的交流，培養(yǎng)了一大批青年學術骨干。當年入選《大陸地區(qū)文史哲博士論文叢刊》的論文作者，如今大多數(shù)都成了大陸學界的知名學者，有的甚至成為某一領域的領軍人物。所以，我們這批被入選的論文作者都對邱先生懷有特別的感激之情和敬佩之意。我個人受惠于邱先生的更多。我的《兩宋詞人年譜》，也是由邱先生安排在文津出版社出版的。有著良好學術聲譽的、出版了大量學術著作的文津出版社，我原以為是一個財大氣粗的大型出版社。2003年我到臺北講學時，專程去文津出版社拜訪邱鎮(zhèn)京先生。讓我意想不到的是，文津出版社的辦公場所壓根兒就沒有我們大陸出版社的氣派，它不是一棟大樓，而是很小的一層樓，它的編輯業(yè)務人員不是幾十人、幾百人，而是只有屈指可數(shù)的幾個人。就是這么一個不太起眼的出版社，卻出版了那么多高水平的學術著作！這更增加了我對邱先生的魄力和辦事效率的敬佩。
我這本書1992年在文津出版社出版以來，由于大陸讀者很難買到，經(jīng)常有讀者來函索書，我都無法滿足他們的要求。本來早就想修訂在大陸再版，但怕影響文津出版社的銷售利益，所以我一直沒有著手修訂?，F(xiàn)在，這本書在文津出版社的庫存里應該不多了，正好鳳凰出版社總編姜小青兄計劃選擇一部分當年文津出版社出版的博士論文予以再版，而我這本書又在入選之列，于是就趁機加以修訂了。
這次修訂，主要是打磨字句，校核引文，并增補了一些引文資料，觀點上沒有做多大的變動。盡管有些觀點和看法我后來有些改變和完善，但我想還是盡量保留原貌更好，這樣更便于了解和考察學術史的進程。1997年，應華東師范大學《中文自學指導》編輯部的約請，我寫了一篇談治學體會的《求學之路》，其中也談到本書的寫作過程和知識背景。我不知道什么時候哪位熱心的讀者把它傳到了互聯(lián)網(wǎng)上，傳播較廣，反響較好?，F(xiàn)在把它附錄在這里，以供讀者參考。
王兆鵬
2008年6月6日于鎖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