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琦
國門隨著鴉片戰(zhàn)爭被打開，但20年間，國人主要是被動消化和積極抵御國門洞開所帶來的沖擊和影響，于自強和建設卻基本沒有建樹，一切要等到,20年后內外交困幾無生路之時，方又在內外之力交相作用下峰回路轉，走向建設現(xiàn)代中國一途，而所達成的效果也頗出乎各方當事人意外。
五口通商所帶來的海路大興，令以前靠閩浙贛粵茶路謀生的數(shù)十萬販夫走卒失去了生路，激化了原本就比較尖銳的客家人和原住民的矛盾，也為太平天國的興起埋下了火種。而廣州等地的反對洋人入城的運動，則表明除了朝廷和地方官員以外，地方縉紳階層面對外來利益集團的沖擊，也不甘心權力旁落。
反入城運動與太平軍起來后地方團練的興起，表明了紳權的崛起和中央權威的進一步削弱。而與此同時，對五口通商后生意并未興隆而感到不滿的英法等國，又開始了新一輪進逼。面對內憂外患，大清國是否氣數(shù)已盡成為一個現(xiàn)實問題。然而后來太平軍起義失敗，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落下帷幕后，列強繼續(xù)承認滿清朝廷為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而經(jīng)過新一輪重組后的中國政經(jīng)情勢，則為現(xiàn)代中國的誕生奠定了基礎。
說到現(xiàn)代中國的緣起，人們習慣于將其與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后的洋務運動掛鉤，并將曾左彭胡李等中興名臣，連同主政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恭親王奕，視為中國現(xiàn)代化的奠基人。其實，從現(xiàn)代國家制度建設層面來看，其發(fā)端不自鴉片結束始，也不盡出于國人之手。陰差陽錯之下，一些洋人也卷入其中，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雖然其初衷未必是為了中國的現(xiàn)代化。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史景遷在其《改變中國》一書中，對于這一節(jié)故事和其中的人物有著精彩的描述。
這些人和事當中，尤以中國現(xiàn)代關稅體系的建立和發(fā)展最具代表性。對于現(xiàn)代人而言，一國之關稅系國家命脈，收入多寡關系中央財政豐歉以及隨之而來的對國家的控制力，是執(zhí)政之基的重中之重。也因此，有清一代對海關收入也一向非常重視，比如粵海關就被視為“天子南庫”，經(jīng)常派皇族直接辦理，不容他人插手。
但在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期間，被英法等國欲派使駐京弄得心慌意亂的咸豐皇帝，曾一度想以免除關稅來換取“嗜利夷人”之感恩不盡，進而自行取消駐京之議。欽差桂良和兩江總督何桂清知道如此行事將導致數(shù)百萬兩的關稅流失，必將鑄成誤國大錯，不敢從命。他們先是推諉了一番，結果惹得咸豐皇帝很不高興，認為他們之所以反對是“慮及免稅后，無可沾潤，因而設詞淆惑”。關稅有油水可“沾潤”，自然是官場常情，但這顯然不是何桂清們反對免稅的根本原因。后來在諸人的反復苦口婆心勸說下，尤其是“課稅全免，不過夷商感恩，欲其罷全約，勢必不行”，英法等國占了便宜之后還會再提派使駐京要求，與其賠了夫人又折兵，不如妥為周旋保住關稅。在桂良、何桂清等人的合力組織下，大清國的關稅總算沒有因皇恩浩蕩而付諸東流。
不過此時至少在上海海關，也即江海關，稅收的實際控制權事實上已不在清政府手中。1854年，因受上海小刀會起義影響，清政府海關陷于癱瘓。在英國領事阿禮國提議下，西方各國領事官員在上海設立一個臨時的“外國關稅監(jiān)督委員會”。各國領事推舉三位“稅務監(jiān)督”（英法美各一人），委員會負責對進入上?？诎兜奈鞣缴檀n征關稅，并上繳清政府。
清政府對關稅之權旁落自然心有不甘，但一方面囿于戰(zhàn)時情勢鞭長莫及，另一方面也發(fā)現(xiàn)洋監(jiān)督頗為得力，上繳的稅額遠超預期，比經(jīng)由自己的地方官榨油水時期也高出許多，也就忍氣吞聲接受這一由洋人代勞收取關稅的制度了。不過，在得了關稅增收的里子之后，面子功夫也還要做，就是要由清政府自己挑選海關稅務監(jiān)督，英國人李泰國和赫德便由此走上歷史舞臺。
在清政府的評價里，李泰國被形容為“該夷尚知感激，為我稽查偷漏，是以近年夷稅，較開稅之初，加增三四倍?！痹谖鞣饺搜劾铮钐﹪脖恍稳轂榱H不認的“小暴君”。一時間，上海口岸成為中國的模范海關。后來，中國與英法等國又舉行了上海關稅會議，同意將上海的這套海關稅務司制度推廣至其他條約口岸。
李泰國在《天津條約》簽訂后的兩年內，把上海的海關制度擴及條約所開放的其余口岸，并在廣州和汕頭兩地設立辦事處。后來他的繼任者赫德則于1865年應總理衙門之請，把位于上海的總稅務司遷至北京，并初步建立起中央集權的海關稅務司署，越過地方衙門直接向清廷負責。除此之外，為進一步擺脫本土勢力的掣肘，赫德還以聘請西方人為主來打理關稅事務，從而事實上建立起了一個國際化的文官機關。到1898年，海關稅務司署貢獻了清政府三分之一的稅收。
一個外國人領導的以外國人為主的按照不平等條約規(guī)定的協(xié)定關稅來運作的海關稅收體系，自然在很大程度上侵害了中國的主權和關稅利權，但從另一方面來說，在李泰國和赫德等人的努力下，中國確實建立起相對廉潔高效的現(xiàn)代意義上的關稅體系和制度。國家層面關稅體制的建立，連同公使駐京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建立所代表的現(xiàn)代意義上的“國與國”關系體系的構建，在令人倍感屈辱之余，也開啟了國人建設現(xiàn)代國家的征程。
此一制度不僅延續(xù)了清政府的“氣數(shù)”，而且在民國建立起后的相當一段時間內仍繼續(xù)大體按原方式運作，在軍閥混戰(zhàn)的年代里為中國保有了一個有條不紊運轉的稅收體系和穩(wěn)定的收入，否則中國可能連形式上的“中央政府”也難以維系，現(xiàn)代國家建設之路會走向何方難以設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