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望星空之：導演賈樟柯
賈樟柯：我用電影關注普通人 它是社會集體記憶
人物簡介：賈樟柯，生于1970年，山西省汾陽人。1993年就讀于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從1995年起開始電影編導工作，現(xiàn)居北京。主要導演作品有《小武》、《站臺》、《任逍遙》、《世界》、《三峽好人》、《二十四城記》、《海上傳奇》等，曾多次獲得國際獎項，2010年，當選新世紀十年全球最佳導演。
精彩語錄：
“在我的電影里面我往往不讓我的人物他們超越他們自己的生活限制，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是有限制的。并不是你所有的想法都可以得以實現(xiàn)，有尊嚴地活下來才是更多的更高遠的生活目標。”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俠客精神，但還算有一些堅持精神。從25歲拍第一個短片《小項回家》到第一個長篇《小武》，我希望用電影能夠表達我們時代里面作為一個普通人的困難。既然這個主題一直沒有放棄過一直堅持下來，我想回望十幾年的電影生涯，這個也是我覺得欣慰的事情。”
少年成名 一個關注社會底層的導演
賈樟柯的導演夢差不多得從1991年說起，那一年他21歲。中學畢業(yè)后，賈樟柯沒有考上大學，過著百無聊賴的日子。他對父親說“我想找個工作干，不想上學了。”當時，正好汾陽建行有個擴招的機會，他母親所在的糖酒公司也有一個名額，但是他的父親都拒絕了，并堅持讓他讀書。
“他改變了我，讓我干了一件我特別不愿意干的事情，就是讀書。我得感謝他，當時太危險了，如果當時我沒有讀書，生活就完全改變了，也沒有后來的這么多事情。”賈樟柯回憶說。
在父親的決定下，賈樟柯決定去學畫，所以就被送去了太原。一個偶然的雙休日，約好同學去逛街的賈樟柯在路邊等同學，卻意外發(fā)現(xiàn)了有一部電影叫《黃土地》，最后同學沒來，就這樣一部看起來毫無吸引力的電影，他卻鬼斧神差地買了票去影院看了：一望無際的黃土地和一個女孩用木桶挑著水走過的畫面，讓他流下淚來。
“故事雖然不熟悉，但環(huán)境太熟了，這些都是我小時候的生活啊！這個東西太好了，還能這樣拍，還有這樣的電影。”看完電影出來，賈樟柯一下子覺得自己有事干了，他給父親打電話說：“我想當導演，我不想學美術了。”父親停了一下說：“當導演挺好的。”
在當時那個時代，電影被神秘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所以當天下午，賈樟柯的父親就風塵仆仆地來到了學校來找他，看看孩子是不是發(fā)瘋了。但是，開明的父親還是同意了他的想法：“行不行，折騰幾年就知道了。”
1998年，賈樟柯終于拍出了他的第一部電影《小武》，一時間惡評如潮，說他亂七八糟基本不會拍電影。他的幾個大學同學在看完電影后，拍拍他的肩膀說：“你拍的挺好，但不是每個人都適合當導演。”但就是這一部亂七八糟的電影《小武》，卻為他贏得了8個國際獎項，賈樟柯的導演夢更加堅定了。
很多年來，賈樟柯的電影也總是不斷遭受非議。影片《任逍遙》在戛納首映時，一位中央電視臺記者站起來說：“我特別討厭這部電影，這部電影是一個謊言！我們現(xiàn)在大陸人學電腦、學英語、出國，生活多姿多彩，為什么你不去拍那些人，而要拍這些人呢？”
賈樟柯說：“這是一個匪夷所思的批評。對我來說我不會把人分成主流還是邊緣，每個人都有它的尊嚴，每個人都有特值得我們?nèi)ッ鎸Φ乃纳??！抖某怯洝防锩嫖遗臄z的全是工廠里面的工人，他們是邊緣人還是主流很難劃分，在過去的計劃經(jīng)濟時代他們在我們這個國體里面是這個社會的主角，是這個國家的領導階級，你說他是邊緣還是主流？很難分辨。”
這種風格被賈樟柯延續(xù)，他影片的受眾一直是小眾的。這12年來，他的《任逍遙》、《站臺》、《三峽好人》、《24城記》、《海上傳奇》等，都沒有能在國內(nèi)上映，沒有票房沒有喝彩，但依然可以看到一個導演的堅持——對社會的直面和記錄，對底層人物貼切而又細膩的描繪，從容不迫的敘事，都是時代給予我們的共同記憶。
賈樟柯對自己目前的狀態(tài)很滿足：“這樣的一個記憶追溯工作非常重要，如果我們沒有充沛的對經(jīng)歷的歷史事件的討論的話，我們很難形成一個公共的記憶，這種集體記憶形不成的話，我們很難對現(xiàn)實有一個衡量它的標準或者說我們很難建立起一種討論現(xiàn)實的背景。”
票房并不是他所關心的，他只關心自己能否拍出來更貼近觀眾的電影。“首先就是對電影人來說要非常耐心地非常有毅力地去持續(xù)推動這種電影能夠跟中國觀眾見面，這種努力首先應該來自于創(chuàng)作者，其次才是怎么樣跟大眾建立起一個好的溝通橋梁。我覺得今天這個障礙主要是陌生，而不是影片本身跟觀眾離的有多遠。”
記者：您從《小武》之后一下子走到國際了，在您所有的電影里面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這種感慨，您認為這種感慨電影的這種思路是不是表現(xiàn)了一種人向社會妥協(xié)的心態(tài)？
賈樟柯：我覺得其實我自己并不是原教條主義的理想主義者，不是一定要有非常大的個人犧牲來獲得一個所謂的理想。但是在很多程度上很多境遇里面人活下去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我的電影里面我往往不讓我的人物他們超越他們自己的生活限制，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是有限制的。并不是你所有的想法都可以得以實現(xiàn)，有尊嚴地活下來才是更多的更高遠的生活目標。
記者：您有沒有一種俠客精神？
賈樟柯：我很少來反觀自己，我也不怎么來評價自己，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俠客精神，還算有一些堅持精神。從25歲拍第一個短片《小項回家》到第一個長篇《小武》，我希望用電影能夠表達我們時代里面作為一個普通人的困難。既然這個主題一直沒有放棄過一直堅持下來，我想回望十幾年的電影生涯，這個也是我覺得欣慰的事情。
文化電影和民眾之間存在障礙
記者：您進入這個行業(yè)差不多20多年了，中國民眾當然都期待中國電影能走入好萊塢，還有對您這樣的另類堅持獨特的本土化的特色，您覺得對于大眾理想和您自己的理想之間有沒有沖突？
賈樟柯：表面看起來沖突比較大，大眾的口味他們越來越傾向于娛樂，越來越希望通過電影獲得精神上的釋放，嚴肅思考的或者表達我們生存困境的影片并不是能夠承擔這樣的作用。但是文化工作不能太多考慮大眾，實際上作為一個大眾群體我們整個中國人的群體經(jīng)歷過什么，我們的困難在哪兒，我們有什么需要逾越的障礙，這些問題這些描述還有反映我們生存的感知是非常重要的，它不一定是滿足很具體的減壓或者娛樂的要求，但是它是整個時代整個國家進步的一種要求。
記者：每個導演都希望自己的電影獲得很多觀眾，您覺得中國本土化的電影藝術院線的電影有沒有一個什么樣的期待或者大環(huán)境大市場？
賈樟柯：人的需求是多元的，娛樂不是人精神世界里面唯一的需求。我覺得今天這個障礙主要是陌生，而不是影片本身跟觀眾離的有多遠。
“我的電影是一種集體記憶”
記者：我看一些材料的時候，大家評論中國本是一個非常缺乏記憶的國家，特別影像記憶，定的電影似乎80年代的文學一樣總是在尋根，這是不是您所堅持的最大的財富值
賈樟柯：這幾年我的確是把精力放在集體記憶的電影講述上面，特別是從2008年《二十四城記》用口述歷史的方法來談論我們曾經(jīng)經(jīng)歷過的歷史階段中國人究竟經(jīng)歷了什么，《二十四城記》講計劃經(jīng)濟到市場經(jīng)濟轉變過程當中這些工人的命運，特別回望50年的集體生活，這樣集體工廠的生活是什么樣的，我覺得只有建立這樣一種講述來自私人的講述，我們才能獲得更多的歷史深處的細節(jié)，只有掌握這些細節(jié)從感性上感情上理解曾經(jīng)發(fā)生的事情。
一直到2001年今年推出的《海上傳奇》關于一個城市上海從1933年到今年2010年的記憶，做這樣的一個記憶追溯工作非常重要，如果我們沒有充沛的對經(jīng)歷的歷史事件的討論的話，我們很難形成一個公共的記憶，這種集體記憶形不成的話，我們很難對現(xiàn)實有一個衡量它的標準或者說我們很難建立起一種討論現(xiàn)實的背景。
每一個人都值得電影去關注
記者：當然您的電影很多拍攝的主角都是社會上的邊緣人，有一些人可能對您有一些批評，既然我們社會上有這么多光明光鮮的人，您為什么沒有關注他們而去關注邊緣人？您怎么看待這個批評？
賈樟柯：這是一個匪夷所思的批評。對我來說我不會把人分成主流還是邊緣，每個人都有它的尊嚴，每個人都有特值得我們?nèi)ッ鎸Φ乃纳睢！抖某怯洝防锩嫖遗臄z的全是工廠里面的工人，他們是邊緣人還是主流很難劃分，在過去的計劃經(jīng)濟時代他們在我們這個國體里面是這個社會的主角，是這個國家的領導階級，你說他是邊緣還是主流？很難分辨。
問題就在于說電影應該去關注一些大多數(shù)，一些生活在困難里面，而這個困難需要通過媒介無論是新聞還是藝術呈現(xiàn)出這樣的聲音來。我們不應該忽略這個社會上的大多數(shù)，不應該忽略這個社會的少數(shù)，我覺得這個社會的每一個角落都應該去關注，只不過每個導演他的視野他工作的范圍、他的興趣是有限的。所以反而應該是大家多拍這樣的電影，拍攝這個社會各種各樣的角落，有十個導演一百個導演都關注我們的現(xiàn)實的話，我覺得我們共同組成一個整體完整的中國人世界。
記者： 您對和您一樣有電影理想的年輕人想說點什么？
賈樟柯：每個人接近自己理想的模式是不一樣的，我自己是是28歲大學剛畢業(yè)就拍到長篇，之后很順利在電影這個行當里面。但是我覺得也有很多導演他們首先解決自己最基本的生存問題，找到一個機會脫穎而出。
我覺得關鍵的不是去復制別人，而是找到自己的方法和自己的機遇。但是有一點很重要，無論你是有什么樣的理想，這個理想是來自藝術方面還是財富方面，我覺得對年輕人來說有一個野心，有一個成功的迫切的渴望非常重要，這是屬于年輕人的燃料，它可以讓人燃燒，發(fā)揮出超出我們想象的能力。（拾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