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族的沒落是西歐近代以來的普遍現(xiàn)象，比如法國貴族的沒落與大革命高度相關，但并非所有國家皆是如此，以英國貴族為例，他們的沒落就相對較晚，原因則與政治民主化，普選權范圍的擴大以及兩次世界大戰(zhàn)有關。
1688年光榮革命在傳統(tǒng)的歷史教科書里往往被定性為資產(chǎn)階級革命，是資產(chǎn)階級興起的標志。然而如果我們仔細閱讀史料，不難發(fā)現(xiàn)，導致這次革命的兩黨主要人物，皆是大土地貴族。立憲政府的確立使得貴族們成為國家權力的主要執(zhí)掌者，這一優(yōu)勢一直保持到十九世紀中葉，以至于二十世紀的歷史學家將1688年到19世紀中葉的英國政體定性為貴族寡頭政體，稱之為貴族的黃金時代。這一輝煌不論是在大革命后，還是大革命前，法蘭西貴族都是望塵莫及的。
但是，倘若我們以結果摸索原因的民科方法去尋找日后英國貴族衰落的原因，那么早在英國貴族政體如日中天之際，就有絲絲縫隙為堤壩被洪水摧毀親手埋下了伏筆。然而這樣對歷史的理解帶有大量的必然性色彩，仿佛時間就應該沿著一條箭一往無前，措辭不夠嚴謹。不如我們顛倒一下思維方式，他們的衰落或許更像修筑堤壩時因為這樣或那樣的選擇，不斷修正歷史的方向，卻因為身居歷史之中的緣故無法放眼整個歷史長河，最終因為有限理性的局限，被始料不及的洪流淹沒，最終拱手讓出英國政治的主導權。
但不管怎么說，就像李將軍從來沒有對不起他的弗吉尼亞，丘吉爾從來沒有辜負大不列顛的期望，黃金時代的貴族們也擔得起大英帝國的光榮與輝煌，與絕大多數(shù)歐洲國家貴族不同，英國貴族普遍有教養(yǎng)與文化，深居簡出，熱心于公共事業(yè)，并富有紳士風度，即使心中飽含傲慢，也不會當面表現(xiàn)出來，即使在君主面前，也不卑不亢。大體來說，他們的劣跡（如果有的話）遠遠比不上其他國家的同類。
與之相比，法國貴族更偏愛魚肉鄉(xiāng)里，恃強凌弱，劣跡斑斑，以巴結王室和出入宮廷而洋洋得意，托克維爾在比較英法貴族時就指出，與英國貴族不同，法國貴族早已失去了政治權力，只能淪為人民的寄生蟲，這比擁有權力并且盤剝?nèi)嗣窀馑送春?。法國貴族的生活往往比較浮夸，并且看不起實業(yè)。
英國貴族則善于投資，增值家業(yè)，甚至與資產(chǎn)階級聯(lián)姻，甚至獲得“資產(chǎn)階級化”的評價，因此門庭敗落者與法國貴族相比并不多見。早期英國貴族偏愛把土地交給租地資本家，因為這樣不必參與經(jīng)營，避免許多麻煩。但仍有一些貴族，受時代影響和利益驅(qū)動，積極參加當時的農(nóng)業(yè)改革，或者投身于工礦業(yè)、運輸業(yè)、商業(yè)和金融業(yè)。
在公共政治上，英國貴族也是當時世界上，起碼是歐洲最出色的一群政治精英，在他們的帶領下英國經(jīng)歷了歷史上最黃金的時代，從光榮革命到維多利亞時代的結束，除了北美獨立戰(zhàn)爭以外，英國在歐陸爭霸中從來沒有輸過，最后更是在七年戰(zhàn)爭和拿破侖戰(zhàn)爭里將自己幾百年的世仇法國打落谷底，獲得世界上最多的殖民地，成為第二個日不落帝國。經(jīng)濟更是迅速騰飛，第一次工業(yè)革命從英倫三島涌向世界。
但與之同時，英國貴族托利黨和輝格黨之間也經(jīng)常發(fā)生極其激烈的權力斗爭，并時不時地拖對方后腿。黨爭在任何國度都不鮮見，英國的特點是首先他是在憲政的框架內(nèi)光明正大的進行博弈，雙方有最起碼的共識，避免了更多的內(nèi)耗。其次，雙方為了能在政治斗爭中壓倒對手爭相放開普選權的限制，以試圖獲得更多階級的加盟，導致了英國一步步地走向了民主化，這反而導致了英國貴族自身的沒落。
最初的貴族共和體制其實更偏向于一黨寡頭政體，威廉三世繼位初年，有意在兩黨間實現(xiàn)政治平衡，組建兩黨貴族混合參加的內(nèi)閣，但1694年他發(fā)現(xiàn)主要由地主階層構成的托利黨貴族反對對法戰(zhàn)爭，遂任命主戰(zhàn)的輝格黨的一黨內(nèi)閣。在他之后繼位的安妮女王起初全盤任用輝格黨，但隨著英國在歐陸戰(zhàn)爭參與越來越久，隨不斷起用托利黨貴族，以求盡早結束戰(zhàn)爭。
在西班牙王位戰(zhàn)爭的最后關頭，也就是1711年，兩黨展開了一次形塑英國憲政路徑的較量。輝格黨人利用他們在上院的優(yōu)勢地位，以12票的多數(shù)通過了一項反對政府停戰(zhàn)政策的決議。然而托利黨不僅拋出當時戰(zhàn)爭英雄馬爾伯羅公爵丘吉爾盜用公款的罪狀，并利用女王的名義，破例一次封賜了12名托利黨上院貴族，改變了他們在上院的劣勢地位，實現(xiàn)了自己的意圖。
在英國古老的歷史里，貴族一直是一個人數(shù)非常少的精英集團，哪怕是在二十世紀濫封貴族，也不過數(shù)千人，而此前按照慣例不能濫封貴族，而在法國或者德國，貴族泛濫成災，一向在十萬以上。1711年前唯一一次是斯圖亞特王朝為了籌款而不得不濫封貴族，由于貴族的迅速貶值導致了許多大貴族與以錢款購買爵位與頭銜的人們的不滿，這方面的內(nèi)容，可以參見勞倫斯·斯通《貴族的危機》。
此次先例一開，不但意味著貴族地位的貶值，同時也意味著非民選的上議院的地位也會隨著時間貶值，權力極其有可能集中于國王無法自由任命議員的下議院手中，如果不制止此類行為，那么貴族共和演變?yōu)楝F(xiàn)今的民主政體并非不可能的事情。但歷史之人往往不大可能有跳出歷史縱覽歷史長河的能力，再聰明的智者也只能抓到命運模模糊糊的影子，為了權力斗爭的勝利，哪怕飲鴆止渴，貴族們也止不住了。
于是在喬治三世一朝，惡例一開再開，為了保證托利黨的寡頭統(tǒng)治，一再任命親信充任上議院的貴族，使得上議院的貴族數(shù)量從1780年的189人，到1830年超過300人，一再保證托利黨能夠長期壟斷政權統(tǒng)治。直到1830年，在野多年的輝格黨才從大選中勉強上臺，并將議會改革提上政府日程。但他們發(fā)現(xiàn)，托利黨貴族依仗上院多數(shù)負隅頑抗，一再行使否決權，對抗輝格黨占多數(shù)的下院。
輝格黨與托利黨的對抗連續(xù)進行了三次，每次都是當時的輝格黨首相格雷在改革議案被否決后，按照慣例要求國王解散議會重新選出新議會，然后以絕對多數(shù)在下院通過，接著在上院被否決。在第三次被否決后，格雷忍無可忍，在他看來，就憲法意義而言，貴族們否決民選議院的決議，意味著上院反對人民的意志。
因此他前往王宮，要求國王做出決斷，要么批準政府辭職，要么加封足夠的貴族以保證政府議案通過。為了避免國內(nèi)局勢動蕩，當時的國王威廉四世被迫同意加封足夠的貴族，并建議托利黨貴族以缺席的方式以避免產(chǎn)生這樣的非常手段。于是1832年6月4日，法案在上院以絕對多數(shù)通過。
第一次議會改革將普選權的范圍逐漸放開，使得越來越多的公民享有選舉權，促進了英國的民主化，而英國政治的寡頭色彩也開始變淡。但上院此時依然是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任何重要議案都要通過他的批準才能生效，在政治斗爭的關鍵時刻，大多扮演了反對改革的剎車角色。因此兩黨為了加強自己在上院的實力，有意利用國王，加封本黨的骨干分子，甚至是在大選中進行過資助的富翁，以封為貴族。
而貴族的經(jīng)濟實力也開始慢慢削弱，光榮革命之后幾乎所有的貴族都隨著國勢的上升而富裕，但是越到后來，慢慢有不少貴族開始家道中落，許多貴族家族在經(jīng)營產(chǎn)業(yè)時，容易有始無終，上一代的產(chǎn)業(yè)很可能下一代就破產(chǎn)倒閉。原因有很多，部分是因為許多貴族要常年居住倫敦，從事政治軍事活動，沒有精力兼顧實業(yè)，部分是因為投資制造業(yè)的貴族較少，主要局限于與地產(chǎn)密切相關的礦業(yè)和交通運輸業(yè)，還有一個重要原因便是由于帝國國運的上升，許多貴族德性下降，開始驕奢淫逸，揮霍家產(chǎn)，導致經(jīng)濟實力無法支撐其政治聲音。
而十九世紀三次議會改革，又進一步削弱了英國貴族對政權的掌控力度。在第一次議會改革之前，不僅上院是貴族的專屬地，下院也仍由貴族們操縱，第一次議會改革是對英國貴族特權的首次沖擊，此后憲章運動與工人階級為了爭奪普選權的斗爭迅猛發(fā)展，沖擊著貴族特權。為了避免政治革命和社會動蕩，并增加自己一方支持力度，從而在下院勝出，1867年3月，掌權不久的保守黨提出并通過了1867年議會法，通過了第二次議會改革，像第一次改革一樣，土地貴族在新興資產(chǎn)階級面前再次讓步，使工業(yè)資產(chǎn)階級及其代表開始在政治舞臺上扮演主角。但在另一方面，貴族們雖然在下院失去優(yōu)勢，但在上院和地方政府還有相當大的勢力，并以舞弊和賄選的手段控制部分選民。
但隨著黨爭的激烈，兩黨不斷為民主化進程添磚加瓦，互相監(jiān)督的結果便是選舉腐敗行為明顯收斂，實現(xiàn)男子普選權的呼聲也越演越烈，1884年-1885年以及之后一系列的改革，普選權的驟然擴大，使得平民階級在選舉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針對民眾的福利制度兩黨也爭相恐后地提了出來，以避免本黨在議會斗爭中失敗。雖然盎格魯-撒克遜的自由主義傳統(tǒng)依舊，兩黨此時還保持著最基本的克制，但福利國家的影子也若隱若現(xiàn)。不過如果沒有一戰(zhàn)總體戰(zhàn)，福利國家的出現(xiàn)還是兩可之事，至少會晚上好多年。
而此時英國貴族在議會政治中的地位越來越低，原本議會至上的原則在幾百年的光陰演變里在十九世紀后期干脆利落地演變?yōu)橄略褐辽?，上院的權柄在民主化的浪潮里被消磨地干干凈凈，首相也代替國王擁有了冊封貴族的權力，以至于一旦上院的形式不利于他的黨派，他可以隨意一次性加封足夠的新貴，制定和通過具有憲法權力的議會法，剝奪上院絕大多數(shù)權力。最終1911年下院通過了新法案，徹底剝奪了上院拒絕下院提案的權力，使得下院至上成為英國憲政近百年唯一的基調(diào)。
與此同時，控制下院的自由黨專門針對由貴族構成的保守黨，征收遺產(chǎn)稅和累進所得稅，額度節(jié)節(jié)拔高到忍無可忍的地步，地租在這個時期又瘋狂下降，使得貴族們迫于經(jīng)濟壓力不得不出售土地，所有貴族的經(jīng)濟勢力大不如前。
而完成對貴族最后一擊的，則是兩次世界大戰(zhàn)。在戰(zhàn)爭中出于貴族的榮譽，他們的陣亡率要遠遠高于其他任何階層，而每一次繼承爵位又要交一大筆遺產(chǎn)稅，因為此時世界進入了總體戰(zhàn)階段，總體戰(zhàn)的特點是為了國家的勝利，動員所有國力，不惜耗干最后一滴血淚，因此哪怕是對付出巨大犧牲的貴族家庭也毫不憐惜，丘吉爾在二戰(zhàn)時期甚至將遺產(chǎn)稅提高到98.5%的高度，相當多的貴族家庭因為家庭成員不斷地戰(zhàn)死而不斷地付出遺產(chǎn)稅，最終宣告破產(chǎn)，一貧如洗，連女傭也雇傭不起，原本的貴婦不得不親自料理生計。
兩次愚蠢的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英國終于邁進了福利國家的搖籃，或者說墳墓?！敖裉斓膭诠?，昨天的軍人已經(jīng)了解自己的強大，戰(zhàn)時高薪不可能削減，戰(zhàn)時勞工合作不可能后退，全民兵役必須導向全民普選。”昔日的大英帝國，終于從中世紀以來的多階級混合共治墮落為民主國家，而貴族更是不斷貶值，上議院甚至充斥著1000多名貴族，以至于人們已不再視之為榮譽和高貴的象征，以至于工黨出身的首相麥克唐納竟然拒絕在辭職后被封為侯爵。
1998年，工黨通過法案，政府將剝奪750多名世襲貴族議員在上院的席位和表決權，廢除延續(xù)了600多年的世襲貴族制上院的特權，以期達到英國憲制改革，上院參議院化的目標。而此時，除了上議員的一地噓聲，安安靜靜的上院沒有一絲聲音。（《英國貴族史》書評/潁川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