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羅浮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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爪哇島上刮來落去的印度風
凌晨四點，我們打著手電上了“婆羅浮屠”。
“婆羅浮屠”在日惹西北方向42公里處，梵文意為“山丘上的佛塔”，事實上卻是佛塔成山丘——有人說它模擬佛教里的須彌山，也有人認定它仿的是不遠處的梅拉皮火山。和各種傳說一樣，此刻的夜色也增添了一些興奮感，蜿蜒人群打著電光沿長階梯一路搖頭擺尾地在霧氣中打閃，九層的佛塔從下往上漸次亮起，有奇異之感。
雖然日出的時辰尚早，但塔頂上的游人卻意外地多，他們三三兩兩地簇擁而坐，面東朝著天色，一致地沉默不語。雖然人的海拔在這上面顯得低矮，但因為沉默的緣故，人仿佛也成了這巨大建筑物的一部分。在不同膚色和著裝的人群里走動，像走在一個雕像展上，又像置身于一幕情節(jié)不明的默劇中，甚至還能看到戴頭巾的穆斯林。
這座與長城、金字塔、吳哥窟并稱“古代東方四大奇跡”的佛壇，在今天其宗教意味早已被淡化了?？稍?-10世紀，中爪哇的王室和社會上層，卻是印度宗教的熱心利用者。婆羅浮屠的建設，據說當時動用了上萬人力，用磚多達200萬塊，前后耗時近70年。
與此相類，相距不遠的普蘭班南寺廟群則是這一印度學習潮流中的另一建筑遺留，它由240座廟宇組成，是印尼最大的濕婆神廟。普蘭班南興建的時間與婆羅浮屠相近，都很講究建筑布局，一零一整，在規(guī)模上也旗鼓相當，頗有印度教和佛教之間風頭相競的意味。
無論在婆羅浮屠，還是在普蘭班南，荷蘭人總是外來游客中最多最有熱情的一群。而這兩處建筑的修繕工作也確與荷蘭人息息相關。在11世紀，梅拉皮火山有過一次巨大的噴發(fā)，繼而引發(fā)了地震。婆羅浮屠在經歷地震后，又被厚厚的火山灰覆蓋，隨著王朝遷往別處，很快遭人遺忘。直至1814年，英國駐爪哇總督萊弗士（Thomas Stanford Raffles）無意中發(fā)現了婆羅浮屠，這才重新引發(fā)注意。荷蘭人在1842年和1851年先后對婆羅浮屠進行大量的考古調查和研究，并在1907-1911年進行了最早，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修復工作。普蘭班南的經歷也與此類似，荷蘭人殖民印尼期間，對該廟宇做了大量修復和研究工作。
1927 年，泰戈爾曾到東南亞一帶旅行，先后訪問了馬來西亞、爪哇島、巴厘島、暹羅和緬甸等地，此行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題就是審視印度文明在這些地方的遺存。在這次旅行中，泰戈爾對荷蘭的殖民統(tǒng)治表現出了巨大的好感，他說英國對印度的殖民是使喚丫頭，衣衫襤褸，而荷蘭對印尼則像對待小姐，披金戴玉。如今來看，這可能是一個不無草率的判斷，而形成這一判斷的原因之一就是泰戈爾親眼見證了荷蘭學者和建筑學家對爪哇各處廟宇極其負責、嚴謹的修復工作，毋寧說，這種文化態(tài)度打動了泰戈爾。
泰戈爾
導游Rusli告訴我們，盡管遭受荷蘭殖民，但大多數印尼人并不仇恨荷蘭人，因為在他們的宗教觀念里，他們的出生、際遇和死亡都不是自己做主的，而是由更高的力量決定的。他們把這種人生的理解也放大到了一個國家的層面，即國家有國家自己的命運。但事實上，印尼人對荷蘭的現實態(tài)度更可能是模棱兩可的。這種模棱兩可也反映在當地人對釋迦摩尼故事浮雕的解釋中。
釋迦摩尼的故事浮雕是婆羅浮屠上一組連環(huán)雕刻圖，故事極其完整，藝術價值和歷史價值都很高，是游客必到的一大看點。但這一連環(huán)浮雕與其他黒質的石塊雕刻不同，它的顏色是黃的。對此的解釋，多年來一直都存有爭論，一說是因為它在火山噴發(fā)時被硫磺浸染過，所以成了黃色；另一說是在19世紀30年代，荷蘭人要用底片拍攝整個故事的浮雕，但嫌灰黑色不好看，所以讓當地村民往浮雕上刷了黃色油漆。
后一種解釋大概會讓泰戈爾感到失望，但似乎更為真實。但在泰戈爾的旅程中，我們更能找到呼應的其實是《羅摩衍那》和《摩訶婆羅多》。當年，泰戈爾曾為爪哇島上四處可見的關于這兩部印度史詩的音樂和舞蹈欣喜不已。如果說，在今天，婆羅浮屠和普蘭班南已經成了爪哇島上的某種文化遺跡，那么《羅摩衍那》和《摩訶婆羅多》在印尼的當下生活中仍在扮演一個具有生機和活力的角色。
在普蘭班南廟宇群的邊上有一個露天劇場，會定期上演《羅摩衍那》的芭蕾舞劇。《羅摩衍那》在印度的傳播有幾百年歷史，但變成芭蕾劇的樣式，很大程度上摻和了很多西方元素，所以看上去更像是傳統(tǒng)與新潮的一種結合。不過，普蘭班南《羅摩衍那》芭蕾劇從1961年演出到現在，已有五十多年，其間幾乎沒有大的間斷，因此它本身已經成了傳統(tǒng)。
在觀看演出的時候，我發(fā)現《羅摩衍那》雖然是不斷重演的定期節(jié)目，但整個劇場里仍然坐滿了觀眾，而且絕大多數都是當地人。他們甚至還是這個劇的?？?，顯然出場的每個演員，他們都很熟悉，而且觀眾席的兩邊就像兩個陣營，各自有自己愛戴的演員，互相比著聲高。有趣的是，這種陣營對立的主題同樣也是《羅摩衍那》劇中的主題，一種在善與惡、光明與黑暗之間的對決。
我很難形容這芭蕾舞劇在印尼的流行度，但在我之后的幾天行程中，盡管不斷從一個城市轉向另一個城市，從商場換到飯店，這個舞劇的音樂卻一再與我重逢，以致我很后悔沒有在舞劇結束的時候跑上去跟演員合影。因為當時幾乎所有的觀眾都這么做了，他們像潮水一樣涌向舞臺，把演員們簇擁在中間，似乎他們只要沒卸妝，就仍然是他們扮演的角色。
相比而言，日惹皇宮里的皮影戲《摩訶婆羅多》似乎要更為莊嚴，潮水式的觀眾也因此受到了節(jié)制。在近一千年的歷史中，爪哇皮影戲上至皇宮下至市井，曾經風靡全國，早已是印尼國粹。在2003年，印尼皮影竟通過申請正式成了“人類口述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然而，皮影戲在印尼也并非一成不變，在伊斯蘭教普及之后，為了避諱人像和動物形象，印尼皮影戲中的人物面目開始變得模糊不清。當然，這還只是伊斯蘭教對印尼文化的影響中非常微末的一點。
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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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部的端莊與伊斯蘭教的未來
印度尼西亞有2.4億人生活在火圈上，全世界住在距離活火山7英里以內的人口中，印尼占了一半。在日惹，毀掉了婆羅浮屠和普蘭班南的梅拉皮火山，大約每5年噴發(fā)一次，最近的一次是在2010年。
和當地人聊起時，他們對火山的記憶十分鮮明。漫天飛揚的火山灰，像烏云一樣壓在城市上空，因為對呼吸損害極大，在那段時間里，人們會停止一切活動，整整兩個星期把自己關在家里。盡管如此，細小的火山灰仍然通過門窗的縫隙擠進來，在廚房、臥室彌漫，極其難纏。
即使火山灰全部落停之后——2010年據說積有5公分多厚——因為灰塵極其瑣細、輕燥，任何清掃、拍打的動作都只會讓它們再次彌漫，唯一的解決方式是等待雨水。但雨水一來，麻煩并不會減少，首先是沾著火山灰的地面會變得很滑，致使交通事故頻出，而有些矮舊的屋頂，則會承受不住火山灰淋水后的重量，時會發(fā)生倒塌和傷亡。
在印尼，火山、海嘯、地震從來都不只是單純的自然災害，它們往往會被附著重大的宗教意義。婆羅浮屠在幾個世紀里的被遺忘，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一種刻意的意識選擇，不然這么輝煌的一座建筑不可能那么輕易地在人們的記憶和歷史記錄中被抹去。在今天看來，它被火山和地震破壞雖是偶然的，但這種破壞在當時也許意味著一種“天譴”，是一種必然，于是在建筑坍塌的同時，它的合法性也坍塌了，這很有可能還直接導致了佛教在印尼的衰落。
印度教在爪哇的命運差不多也是如此。15世紀始，伊斯蘭教隨著海外商貿開始席卷印尼。在此形勢下，印度廟在爪哇各地迅速消失。在高坡度的拉烏山道上，大巴車直愣愣地揸了3個多小時，我們才在山里找到了爪哇最后興建的兩座印度廟：sukuh印度廟和Cetho印度廟。相比普蘭班南，這兩座印度廟的規(guī)模小得可憐，藝術水準也要樸素得多。
如果說，普蘭班南象征著皇家力量的氣派、莊嚴與輝煌，這兩座印度廟則外露著民間力量的瑣碎、灰暗與粗陋，但就生命力而言，它似乎更加堅韌。在這1200米的海拔上，無論選址、石材、建筑，還是雕刻，每一道工序都會變得更加艱難，但也正因如此，它們才得以保存下來。1200米的海拔就像是一個奇異的保鮮刻度。
這兩座廟宇和山里反光的鐵皮屋頂一樣，在村民那里完全是功能性的。無論對家族還是對土地，他們都有著急迫的、同時也是赤裸裸的生殖崇拜。他們在廟里刻滿了各色各樣的生殖器官或生殖象征物，這足以讓一些沒預料的游客看到面紅耳赤。但最終，和佛教的命運一樣，印度教的生命力在之后的爪哇并沒有得到多少有力的繁殖。這兩座廟宇和普蘭班南一樣，在今天已成了山地風景的一部分。
相反，無論在爪哇的城市還是鄉(xiāng)村，伊斯蘭教是無處不在的，禱告聲和清真寺的鐘聲在凌晨會偷溜進每一個酒店房間，你不得不打斷好幾次夢境去適應它。按照官方教科書的說法，印尼的穆斯林人口占到了88%。但就像對待荷蘭一樣，印尼人對自己的宗教信仰也有模棱兩可的地方。我們的導游Rusli是個華人，當問到他的信仰時，他說自己是基督徒，但那更像是一種因為父母是基督徒之類的慣性，對于自己真正信仰什么，實際上他并不清楚?！耙苍S，我真正的宗教是做好人。伊斯蘭教也好，基督徒也好，他們認為只要你是教外人士，哪怕是好人也要進地獄。關于這一點，我沒法認同，我覺得這是不公平的?！盧usli的這番話，讓我想起爪哇人講給奈保爾聽的另一個故事。
奈保爾
1965年，印尼軍政府接管之后，因為忌憚當時甚囂塵上的共產主義風潮，政府要求每個印度尼西亞國民必須向有關單位正式申報自己的宗教隸屬。普蘭班南一帶的民眾對此感到進退兩難。某個層面說來，他們是地地道道的穆斯林，信仰先知及其天堂。可是，他們又覺得伊斯蘭教里有諸多清規(guī)戒律，他們并不遵循。他們知道，普蘭班南是他們先祖建造的一座宏偉的印度教寺廟，受世界各地慕名。而且，他們也樂于觀賞改編自《羅摩衍那》與《摩訶婆羅多》的皮影戲，它們也都是印度教的產物。因此，普蘭班南地區(qū)居民覺得自己應當申報為印度教教徒，他們甚至還請來了巴厘島的印度教教士來指導他們印度教的行為規(guī)范。
曾經在爪哇島做田野調查的人類學家格爾茨認為，身處世界一角的爪哇人自由擷取了各種宗教當中最符合人性的因素，卻掙脫了宗教的束縛，換言之，在印尼，伊斯蘭教不是構建了一個文明，而是適應了一個文明。“在印尼，宗教并不是非黑即白，而是很多種灰色?！薄爸袞|的穆斯林沉醉于他們光輝的過去，而那對于我們來說幾乎沒什么意義。我們沒有這樣的負擔?！薄愃频恼f法都在表明，伊斯蘭教在爪哇并不是那么嚴肅緊張的氛圍，格爾茨稱之為一種熱帶伊斯蘭教：因為天氣潮濕炎熱，人們不可能包裹嚴實。
在日惹王宮的照壁處有一門神，只畫著人頭。據說他曾上天偷取長生藥，結果遭人發(fā)現，被人用劍砍了腦袋，但當時他喝的長生藥已經流過他的喉嚨，所以他的身體死去了，但腦袋會一直活著。身體與腦袋的這一隱喻，在爪哇能找到很多有趣的類比。比如在普蘭班南《羅摩衍那》芭蕾舞劇中，演員從頭到尾都保持著頭部的端莊，但手腳的動作卻極其活絡、多變和繁復。美國旅行家卡普蘭2005年在爪哇旅行時也提到了這一隱喻，他說雅加達有女子頭上戴著頭巾，但身上穿著緊身背心，還裸露著肚皮?！霸谟∧幔饲f僅到脖子為止。”是他說的一個極妙的短語。
然而，從格爾茨到卡普蘭，伊斯蘭教在印尼也曾強烈地波動。受激于全球性的“回歸伊斯蘭”運動，從20世紀70年代起，在爪哇穆斯林中間開始出現一種對宗教律條的嚴肅態(tài)度，這股勢頭在80年代進一步壯大了。1985年，伊斯蘭激進派分子炸毀了婆羅浮屠上的9座佛塔。在此之前，婆羅浮屠剛完成由27個國家參與的、歷時十年的修復工作。與此同時，越來越多年輕婦女改變貼身的、領口低的襯衫，開始采納中東風格的服飾：長外衣及踝，長頭巾遮發(fā)和頸部?！澳愀陕锊桓纱嘁矤可夏愕鸟橊?？”這股服飾之變在當時激起了很多人的反對、懷疑和迷惑，蘇哈托的新秩序政策甚至一度明文規(guī)定著裝標準，想要阻止她們。
在今天，不少人聲稱巴黎暴恐案源自一場曠日持久的有關頭巾的爭論，這樣一場爭論同樣也曾在爪哇發(fā)生，而這也正是奈保爾旅行爪哇時所經歷的。那時候在印尼的報紙上、車站里到處能看到和聽到有關于此的辯論。時至今日，當我漫步在爪哇街頭，或出入各種露天市場，我不知道爪哇人以什么樣的智慧解決了這一爭端，我看到戴頭巾的和不戴頭巾的像朋友一樣挨在一起，有說有笑。我想起有人曾提到過的一個觀點：在印尼這個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國家，有著伊斯蘭教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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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寶壟：從鄭和艦隊到荷蘭鐵路
三寶壟是印尼的第五大城市，以鄭和艦隊的登岸地點和印尼華人聚居區(qū)知名。
鄭和廟建在三寶壟近海的位置，可視作一個中國元素的大拼盤：無所不用其極的大紅色、傳統(tǒng)亭閣式的建筑樣式、四處張掛的燈籠、整齊排列的雕龍石柱。在入口右手邊的大廳處，還有一塊顯目的照片墻，上面貼滿了印尼人穿明朝官服拍的留念照片。而最內里那座香火繚繞的廟宇，供奉的正是鄭和，他被抬上了神案。
在廟里轉一圈，試著問不同的人，不難發(fā)現，他們對鄭和的看法并不一致。華人認為他是中國海軍上將，是中國古代海軍力量的象征；佛教徒認為鄭和是佛教徒；穆斯林認為鄭和是穆斯林，他們把鄭和視作爪哇島上伊斯蘭教的傳播者。至少在這座城市，鄭和是一個共識，但完全建立在相互的誤解之上。
在印尼，前些年曾發(fā)掘出一份《馬來年鑒》，上面將爪哇的伊斯蘭化歸結于中國的穆斯林。雖然這份所謂的古籍并不足為信，但鄭和艦隊對伊斯蘭教在爪哇的傳播可能確實產生過影響。目前可確知的是，鄭和的助手馬歡是穆斯林，曾于1403年在爪哇停留。
三寶壟的華人眾多，基本自居為鄭和艦隊的后裔。鄭和離開后，據說不少士兵留了下來，和當地人通婚。在和一個印尼人聊天時，問到三寶壟的華人數量，他幾乎脫口而出：很多，至少有60%。當我對此表示懷疑，他馬上改口為50%。見我仍一臉狐疑，他決定再一次修正自己，說應該在30%-40%之間。相比具體的數字比例，倒是印尼人的說話風格和數字觀念給了我更多的印象。我記起在飛機上翻看的當地報紙，“兆”這個單位不斷跳入眼簾使我感到驚訝，兆究竟是多少億呢，在這么龐大的數字中人們該如何計算呢，于是我理解了一個人可以在30%-60%之間毫不在意地切換，因為對他來說，那可能是只是多和很多的區(qū)別。
在距離鄭和廟不遠的地方，有一處荷蘭人遺留的景觀建筑，叫千門（Lawang Sewu）。如果說，爪哇人對鄭和廟還抱有古老的善意，那么他們對千門這座漂亮的建筑就多少顯得有些不自然，畢竟千門外面就豎著當初爪哇人抗擊荷蘭的紀念碑。千門一共154個房間，928個門，差不多名符其實。有趣的是，千門是用爪哇語言命名的，Lawang表示“門”，Sewu表示“千”，但這座用爪哇語命名的建筑，其建筑材料的絕大多數卻都是從極遠的歐洲運來的。
千門在很長時間里，一直是荷蘭Spoorweg Nederlandsch Indische Maatschappij（NIS）鐵路公司的總部所在地。早在1830年，荷蘭殖民政府就開始在印尼大力推行種植園，大片土地被用來栽種咖啡、橡膠、奎寧、可可粉、肉豆蔻等經濟作物。隨著種植面積越來越規(guī)模化，它對運輸的需求也日益緊迫，鐵路建設也因此成了一時之選。NIS是印尼第一家鐵路公司，總部就設在三寶壟。1873年，印尼的第一條鐵路線在三寶壟、梭羅和日惹之間開通，大約209公里，就是由NIS鐵路公司建成運營的。此后，爪哇的鐵路線不斷延伸擴展。1893年，從日惹——波洛索特，雅加達-馬格朗-安巴拉瓦線路開通，鐵路運輸漸漸完善成系統(tǒng)。1880年，印尼鐵路總里程達到了405公里，1890年增加到1427公里，1900年，是3338公里，增長速度極快。
最初，NIS的行政辦公室是在三寶壟鐵路站（該火車站1914年被摧毀），之后隨著鐵路業(yè)務的發(fā)展和人員的不斷增加，原有的建筑無法滿足辦公需求，這才建了千門。千門始建于1904年，建成于1907年，由歐洲建筑師Prof Jacob KKlinkhamer和BJ Oendaag設計，極為疏朗迂闊，有濃郁的20世紀三寶壟的城市文化特質。最引人注目的是建筑內的一塊彩色玻璃，圖案最上面是荷蘭國徽，依次下來是公雞、孔雀和NIS鐵路公司的標志。在當地，孔雀被視為爪哇的標志，而公雞則是三寶壟的標志。
公雞被視為三寶壟標記，據導游介紹，是因為斗雞這項古老的爪哇習俗，取其勇敢之義。斗雞活動在三寶壟一度是非常興盛的活動，同時也是一項民眾賭博。直到共和國成立后，斗雞開始被視作與一個有雄心的民族不相稱的、原始的、非法的活動，因此遭到政府的不斷打壓，最終在20世紀70-80年代慢慢冷落了下來。
格爾茨曾在印尼就斗雞做過很長時間的田野調查，在他看來，斗雞是一幕憎惡、殘酷、暴力和死亡的血腥劇，看似是兩只公雞之間的爭斗，其實是男人之間的雄性爭鋒?！靶垭u意象”也有很多男性隱喻，諸如“英雄”、“勇士”、“冠軍”、“有才干的人”、“政治候選人”、“單身漢”、“花花公子”、“專門勾引女性的人”，或者“硬漢”等等。男人們花費大量的時間喂養(yǎng)、 修飾、 培訓他們的寵物雞， 甚至互斗。而賭博把斗雞者和觀看者連接在一起，就像一個劇場那樣。在這里，賭博不只是經濟意義上的賭博，勝敗對雞主人而言，更是名望、榮譽、尊嚴，或者說地位的深層賭博，人們在這其中不斷劃分陣營和結成聯盟，借此展現不同層次的群體聚合或分裂。格爾茨因此將印尼社會比作是劇場社會。
關于爪哇社會的劇場性質，在我們的旅途中也能找到不少應和之處。在從雅加達飛往日惹的飛機上，翻看他們的報紙，我們可以看到潮水般的觀眾隨意擠上了國家閱兵式上的坦克。在從日惹開往三寶壟的途中，我們時常遇到交通堵塞。據司機說，在印尼一遇交通事故就會堵，原因倒不一定是事故很嚴重。因為哪怕只是一點無關緊要的摩擦，很多人也會趕過來看熱鬧。有騎摩托車的、也有開大卡車的，就算事故雙方早已經走了，陸續(xù)還是會有車子趕來詢問剛剛發(fā)生了什么事故。但是盡管堵，行人還是會留出一條通道，并有人自覺出來指揮交通，讓那些著急趕路的人也能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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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拉庫拉島：爪哇的海平線
從三寶壟坐3個多小時車到達海邊小城哲帕拉（Jepara），再坐3個小時的船就到了庫拉庫拉島。對爪哇人而言，庫拉庫拉島更像是自己休假的私領地。但還是有不少聞著訊息的外來游客一路穿過爪哇的內陸去往那里。
車子經過哲帕拉的時候，并沒有停留，但它仍是這次印尼之行中，我印象最好的爪哇城市。這座城市以木雕出名，街邊有很多店鋪，既賣木制家具，也賣木雕工藝品，所見的木刻往往繁復得如同細密畫。大多數住房，在花木掩映下門庭開闊，既干凈又漂亮，有一種外省的清凈，且不失典雅。有的臨街房子，已經老得發(fā)黑，但依然用心保存著，并不刻意維修，也不急于造新房。路上的人不多，但著裝謹嚴，就連兒童，走路的動作也端莊如老人。坐在慢速車上，沿著城中干凈而窄的林蔭道行駛，有一種置身海洋館貼著玻璃看景的感覺。
直到終于從車窗中聞著咸味，碼頭就到了。前往庫拉庫拉島的游客很多，但幾乎見不著中國人。全都涌去巴厘島，中國游客的這種“趨光性”，更像是在尋找共同經驗，而不是意外經驗。或許，對我們而言，分享重于新鮮。但巴厘島一直是印尼最受世界——而非只是中國游客——歡迎的景點，它最初的吸引力并不像傳說的那樣只是因為裸露的酥胸。
在印尼快速伊斯蘭化的時代，只有巴厘島人恪守了自己的印度教信仰，并完好地保存了自己的傳統(tǒng)。這令每一位人類學家，尤其是經由爪哇到達巴厘島的人類學家，抱有私人與專業(yè)上的雙重喜悅。隨之而來的游客群，也開始急切地在這片土地上尋求異國經驗。他們被《紐約客》漫畫家彼得?阿諾（Peter Arno）不無鄙薄地描摹在紙面上：畫中一個人使盡吃奶的力氣，勾著腰，把腦袋伸過旅行社的柜臺問道：“請問巴厘島……呃……還是巴厘島嗎？”
不是寺廟，也不是蠟染，而是坐船成了整個行程中最具異域風情的部分。船一開動，人們就紛紛離開座位全擠在了船頭甲板上，或站或倚，或干脆席地而坐。起先人群還分著國家、膚色、旅伴的小圈子，但很快船在風浪中的起伏越來越大，人們的身體也開始隨著搖擺，原有的小圈子逐步被打破。人們開始相互探問，共享食物，互相遞著煙火，講述之前的旅行經歷和分享之后的旅行計劃。在不同語言的猜測中，有時候是因為誤解大笑，有時候又因為理解而大笑。這笑聲像一塊磁石，引得船艙內的其他旅客前來探望，并加入進來，我想再沒有比這塊甲板更多元和熱鬧的地方了。
靠著欄桿看船前進，海水的綠越描越重，仿佛遠方的海底藏著另一片永春的樹林。而身后真實的山卻像一幅鉛筆的素描，灰灰的，漸漸被虛化，成為幻覺。等到視線無法再前進的時候，便繼續(xù)往上攀沿，天像一個渾圓的蓋子結結實實扣在頭頂，這時海是那么的平，以致于分不清距離和動靜。前進的船頭在浪里高高低低地起落，像一匹奔跑的馬進入捕捉它的慢放鏡頭。這讓我想起洛爾迦的《夢游人搖》：綠啊，我多麼愛你這綠色。/ 綠的風，綠的樹枝。/船在海上，馬在山中。無論船在海上，還是馬在山中，同樣的都是顛簸。在越來越大的浪頭起伏中，我不得不躺回椅上數窗外三秒出現一次的海，全副精力用于克服長達兩小時的暈船。直到下船時，胃的鐘擺似乎仍在搖曳身形。
到了島上，庫拉庫拉的漂亮也像是巴厘島的漂亮，只是人沒那么多，設施也還不夠豐富。因為深度不一的緣故，海水的顏色一塊塊在變，有些深藍，有些淺綠。有的地方，人站著海水不過淹過腳踝，可以奔跑嬉戲，卻著實是在大海深處，下一秒就可能跑出了界線，海的自由其實到處刻著危險的限度。
在這島上，海的美美得單調，不管是起是臥，放眼望去，全是海平線。在過去幾個世紀里，爪哇一直是被影響中的爪哇，一度它還被稱為全球最佳的帝國主義博物館。葡萄牙的，荷蘭的，印度的，中國的；印度教的，佛教的，儒教的，伊斯蘭教的，基督教的；資本主義的，共產主義的，殖民政府的……這諸多傾向在這里都能找到痕跡。它們似乎依靠著世界歷史沖動奔突的能量，紛紛被帶到這片土地上來生根落地，它們錯雜出數百種界線、觀念和習俗。
我站在這大海中央的淺灘上，記起從雅加達機場出來，眼睛所見的四處遍布的矮矮的樹木叢和被它們拉低的樓層。似乎在熱帶，地心引力的強弱，也預示著豐盛或貧瘠，如同自然在拉低人工，如同眼前的海平線像海岸阻擋海浪一樣，把跨海而來的那些紛雜都拒斥于外。而在爪哇的旅行，就像乘著竄高伏低的熱氣球浮在這千萬的微妙上，經歷了種種景觀的類屬、文化的一覽表和風俗的類型學，終于降落在這里，安心地回到一種認知上的簡便和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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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載于《旅行家》雜志2016年1月刊，有刪節(jié)，轉載請注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