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J博士的心理實驗室”（ID：drjpsych），作者趙俊霖，原文標題“路徑依賴與自我革命：換一份早餐更精彩”，36氪經授權發(fā)布。

前幾天吃早餐，同事問我吃的是否仍舊是“老三件”：雞蛋、小米粥和菜包。聽到“老三件”時，我不禁笑了，突然意識到早餐已經幾個月沒換過，雖然我深知把其中的菜包換成肉包會更美味，但就是懶得跟包子鋪的老板更新早餐食譜。

我平日的數(shù)據(jù)分析工作在Linux環(huán)境下進行，大部分操作需要輸入代碼完成，當進入一個層級比較深的文件夾時，往往需要敲打很多次“cd”命令，當然這個過程也可以通過設置快捷鍵一鍵完成。某天小哥看到我在屏幕前一系列進入文件夾的操作時，問我為何不直接將這樣的操作設置為快捷鍵，我才突然意識到自己已經使用這樣笨拙的寫法快半年了。

你肯定對現(xiàn)在電腦鍵盤的鍵位分布非常熟悉，但你是否想過鍵盤左上角開始的字母是QWERTY，而非ABCDEF，很明顯后者更符合人的直覺。事實上，這樣的鍵位設置與早期打字機的原理有關，最早的打字機每一個鍵連著一根桿，敲一個鍵那跟桿就會往紙上打一下，字符就敲上去了。

使用這樣的打字機時，如果你的打字速度太快，這些桿很容易糾纏在一起，需要解開之后才能繼續(xù)打字，十分浪費時間，因此最初發(fā)明打印機的人是為了提高打印機的工作效率才發(fā)明了QWERTY鍵盤的，這樣的鍵位分布可以讓最常用的字母彼此遠離，進而提高人們的打字速度。很顯然，現(xiàn)在的電腦鍵盤已經不存在老式打印機的問題了，然而人們依舊在沿用最初的鍵盤布局。

老式打字機

無論是買“老三件”，敲擊一連串命令進入文件夾，還是人們將已經不合理的鍵盤布局沿用至今，這些現(xiàn)象在經濟學上被稱為“路徑依賴”：一旦做出了某個選擇，就一直維持下去，即使出現(xiàn)了更好的方式。 

依賴于現(xiàn)有路徑的我們往往感到舒適而親切，并且總能從中得到想要的結果，雖然實現(xiàn)這個結果的方式不是最有效率的，獲得的結果也不一定是最好的。我顯然可以把菜包換成肉包改善早餐體驗，設置一鍵直達的快捷鍵大大簡化工作流程，人類也可以推廣比QWERTY更加用戶友好的鍵盤。

然而我們都沒有這樣做，依舊在一條能達到終點的彎道上繼續(xù)繞路。

太留戀現(xiàn)有的，太恐懼未知的。這是路徑依賴的主要原因。

我們做日常決定時，隨時都會受到純粹曝光效應（mere exposure effect）的影響：熟悉的就是喜歡的。實驗發(fā)現(xiàn)那些沒有任何意義的字符串，哪怕多出現(xiàn)幾次，之后再將其呈現(xiàn)在眼前時，我們對這些字符串的好感都會明顯增加。想一想你每次點外賣時，有多少次是直奔那家最熟悉的餐館？當餐廳的服務員向你推薦一項他們新推出的優(yōu)惠活動時，你又有多少次是本能地說“不”？

每次選擇自己熟悉的方式后，我們對該選項好感又會因稟賦效應（endowment effect）進一步加強，稟賦效應指的是我們對那些自己擁有的東西、做過的決定將給予更高的評價。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Richard Thaler是最開始研究稟賦效應的人，他通過實驗發(fā)現(xiàn)送給學生們一個售價6美元的星巴克馬克杯后，過不了幾分鐘，他們對這個杯子的估價就會高于6美元。想必你在生活中也會遇到這樣的時刻：感覺自己做的飯就是迷之好吃，親手畫的PPT就是比別人做的好看，讀過的書就是比別人的更有智力含量。

201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Richard Thaler，我眼中最有趣的科學家之一，給男神打call 

即使真的想摒棄路徑依賴，尋找一個更有效率的方法，我們放棄眼前習以為常的路時往往也充滿痛苦，這樣的感受在心理學上成為沉沒成本偏差（sunk cost bias）。雖然傳統(tǒng)經濟學家們認為沉沒成本，即那些已經發(fā)生，并且不會隨未來的事實而改變的初始投入不應該成為人們做決策時的參考因素，但現(xiàn)實中我們依舊會因為可惜吃不下的飯菜選擇打包帶走，不舍游戲中的積分遲遲不肯出坑，心疼自己前期的投資而不及時止損。當然，我自己也對每天在Linux中的笨操作戀戀不忘。

純粹曝光、沉沒成本、稟賦效應這些“心魔”使得我們迷戀已經擁有的東西，與此同時，當嘗試思考未來可以嘗試的某條路時，這條路的效果往往需要付出行動才能清楚地看到，最初呈現(xiàn)在腦海中的只是一個模糊的概念，它缺乏細節(jié)，也難以賦予我們真正擁有新路徑時的感受：肉包更好吃？或許吧。設置快捷鍵更爽？誰知道呢。

由于對新路徑缺乏直觀的感受，我們會對新路徑中的不確定性感到恐慌。新的結果或許更好，但也可能更糟，我不清楚，于是最后干脆什么也不做。在一個經典的實驗中，研究人員為參與者提供了兩個賺錢的選項：1. 100%的幾率得到100美元；2. 50%的幾率得到200美元，50%的機會一分不得。從概率理論上說，兩個選項的數(shù)學期望是相等的，理性經濟人應該認為它們沒有區(qū)別，然而實驗中72%的人選擇了前者，他們并不喜歡有50%的可能一分都得不到的不確定性。

前諾基亞的高管在這個曾經的手機巨頭轟然倒塌后透露了一個秘密，iPhone最初產生時依賴的多點觸控技術，事實上是諾基亞最先發(fā)明的，但諾基亞之所以沒有推出iPhone的動力，是因為當時市面上的功能機每年會為諾基亞帶來數(shù)十億美元的收益，又有誰會用一個市場前景不明確的新產品，去革今天的搖錢樹的命呢？

哈佛教授克里斯坦森用“創(chuàng)新者的窘境”一詞描述這位高管口中的困局，企業(yè)發(fā)展得越大、越成功，就越難有動力進入那些還出于發(fā)展階段，前景并不明朗的新興市場。大公司往往為了維持股價，都需要每年保證良好的業(yè)績增長，一個看似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專注于那些能夠為自己帶來豐厚收入的成熟市場，然而克里斯坦森用數(shù)據(jù)說明對成熟市場的路徑依賴，其讓企業(yè)繼續(xù)獲得成功的概率遠遠小于那些提早進入新興市場的大型企業(yè)。

Thaler教授的《錯誤的行為》是本文主要的參考書目

無論對于人還是公司，擺脫路徑依賴的自我革命無疑是需要的，但也是艱難的，因為它意味著我們需要和內心深處的本能做斗爭：選熟悉的？我偏不要。選過的就是好的？我就不信。舍不得已擁有的？我就要統(tǒng)統(tǒng)扔掉。新的路不一定好？不管，試了再說！

你可能關心，如何優(yōu)雅地擺脫路徑依賴？這必然不是像上面這樣，在內心給自己喊幾句話就能解決的，下面有幾個小技巧，它們的核心原理都是與我們的本能對抗：

引入第三方視角。我們對于已有的、熟悉的事物的喜愛是有偏差的（biased），每天下班回家走的路，就是比一條更近的小路讓你感到舒服。如果想糾正這樣的認知偏誤，一個有效的方式是請小伙伴評價你當前的選擇，這樣的第三方視角能夠擺脫你對現(xiàn)狀的依戀，給出一個更加客觀的判斷，正如小哥提醒我設置快捷鍵，我馬上就會意識到自己目前的操作不是最有效的。

用第三人稱與自己對話。這個方法的原理與第三方視角相同，有時我們不愿意將自己的選擇與他人分享，但可以自己與自己對話，問自己“如果我的某位同事/朋友在面對相同的問題時，他會怎么選擇？”

歷史上一個類似的經典案例發(fā)生在因特爾公司，當時安迪·格魯夫、戈登·摩爾兩位創(chuàng)始人正糾結于是否要關停因特爾的存儲器業(yè)務，格魯夫問了摩爾一個問題：“如果我們現(xiàn)在被因特爾踢出去，董事會招來一個新的CEO，你覺得CEO第一件事會做什么？”摩爾答道：“TA會退出存儲器業(yè)務?！笔聦嵣?，哪怕當時摩爾不在場，格魯夫這樣的自問自答也會給他相同的答案。

每周預留一段“自我顛覆時間”。通常，我們?yōu)榱吮ＷC自己按點回家，工作能如期交付，以及在游戲中取得還不錯的成績，都會選擇自己最熟悉的路徑。然而，正如我在工作中遇到的問題那樣，最熟悉的路徑并不一定是最優(yōu)的路徑。你可以在每周（甚至每天）閑暇時為自己預留半小時左右的“自我顛覆時間”，專門思考這些可能存在優(yōu)化空間的路徑，幫助自己看清潛在的、更好的選擇：我的早餐是否可以換個花樣？上下班路線是否可以調整？電腦的桌面是不是要整理？工作時間表是否可以優(yōu)化？在KTV能否不唱周杰倫的歌？讀書能否不總看虛構類作品？

從簡單的事開始，即刻行動。我們很多時候之所以拒絕嘗試新的路徑，是因為只能通過想象得到新路徑的結果，缺乏具體的感知，如果一開始能夠通過實現(xiàn)一些簡單的小目標，幫助自己部分感知到新路徑帶來的好處，我們對自我革命中的不確定性自然會減少很多。有的小伙伴們可能開頭就想終身戒煙、遠離游戲或是每周讀一本書，但因為離這樣的狀態(tài)太遙遠而遲遲不肯行動，但如果將目標改為“明天戒煙”“下周卸載游戲”或是“每個月讀一本書”，我們則更有可能通過實現(xiàn)這些小目標感知到擺脫現(xiàn)有路徑的成果，進而繼續(xù)將革命進行到底。

掀起科學范式轉移的哥白尼

文中討論的損失厭惡、稟賦效應、沉沒成本偏差這些概念，最初的研究者都是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Richard Thaler，Thaler教授在《錯誤的行為》這本書中詳盡地講述了他的研究歷程。這本書里的故事，都是關于一個行為經濟學家如何擺脫對傳統(tǒng)經濟學框架的路徑依賴，自立門戶創(chuàng)造一個新學科的過程。

這個過程是艱辛的。正如科學哲學家卡爾·波普爾所說，科學革命往往伴隨著范式轉移（paradigm shift），在哥白尼提出日心說之前，人們都認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所有關于宇宙的理論都是基于地心說這一范式推演的，然而當日心說被提出后，人類對宇宙的研究框架出現(xiàn)了根本性的變革。

Thaler教授發(fā)動的正是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他發(fā)現(xiàn)上世紀80年代經濟學家們對于人的假設是不合理的，傳統(tǒng)經濟學家們認為人是理性的，任何行為都是在追求一個“效用最大化”的結果，任何決策都是經過精密的計算得到。但現(xiàn)實顯然不是這樣，我們在生活中有時算不清楚簡單的數(shù)學、百無聊賴地刷朋友圈、外賣遲遲不到會有小情緒，Thaler教授基于大量現(xiàn)實中觀察的現(xiàn)象重塑了經濟學的研究框架，與一個不到10人的研究團隊，將行為經濟學這一新的范式推向世界，其間的偉大與艱難不亞于當日的哥白尼。

最后，以法國作家羅曼·羅蘭的一句名言作為結尾：“多數(shù)人二三十歲就已經死了，他們變成自己的影子，不斷重復著以前的自己。”希望你我都不要成為影子，不求像Thaler教授那樣制造轟轟烈烈的變革，但也別總停留在那些熟悉的街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