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文化?從最廣泛的意義上來講,文化就是人化的自然,凡是被人類染指的所有一切都是文化。文化是人類生活的反映,活動的記錄,歷史的積沉,是人們對生活的需要和要求、理想和愿望,是人們的高級精神生活,是人們認識自然,思考自己的行為,是人精神得以承托的框架。
一、禮儀文化差異
1、交際禮儀文化差異
日常見面打招呼,中國人的切入點一般關于吃飯,去哪,做什么等,這體現(xiàn)了人與人之間的一種親切感。可對西方人來說,這種打招呼的方式會令對方感到突然、尷尬,甚至不悅,因為西方人會把這種問話理解成為一種“盤問”,感到對方在詢問他們的私生活。在西方,日常打招呼他們只說一聲“你好”或按時間來分,說“早上好!”“下午好!”“晚上好!”就可以了。某些國家則比較特定,比如英國人見面一般談論天氣,經(jīng)常說:“今天天氣不錯??!”
稱謂方面,在漢語里,一般只有彼此熟悉親密的人之間才可以“直呼其名”。但在西方,“直呼其名”比在漢語里的范圍要廣得多。在西方,常用“先生”和“夫人”來稱呼不知其名的陌生人,對十幾或二十幾歲的女子可稱呼“小姐”,結婚了的女性可稱“女士”或“夫人”等。在家庭成員之間,不分長幼尊卑,一般可互稱姓名或昵稱。在家里,可以直接叫爸爸、媽媽的名字。對所有的男性長輩都可以稱“叔叔”,對所有的女性長輩都可以稱“阿姨”。這在我們中國是不行的,必須要分清楚輩分、老幼等關系,否則就會被認為不懂禮貌。
中西語言中有多種不同的告別語。如在和病人告別時,中國人常說“多喝點開水”、“多穿點衣服”、“早點休息”之類的話,表示對病人的關懷。但西方人絕不會說“多喝水”之類的話,這樣說會往往被認為指手畫腳。西方人一般簡單地說“多保重”或“希望你早日康復”等語言。
2、餐飲文化差異
中國人有句話叫“民以食為天”,由此可見飲食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地位,因此中國人將吃飯看作頭等大事。中國菜注重菜肴色、香、味、形、意俱全,甚至于超過了對營養(yǎng)的注重,只要好吃又要好看,營養(yǎng)反而顯得不重要了。西方的飲食比較講究營養(yǎng)的搭配和吸收,是一種科學的飲食觀念。西方人多注重食物的營養(yǎng)而忽略了食物的色、香、味、形、意如何,他們的飲食多是為了生存和健康,似乎不講究味的享受。
在餐飲氛圍方面,中國人在吃飯的時候都喜歡熱鬧,很多人圍在一起吃吃喝喝,說說笑笑,大家在一起營造一種熱鬧溫暖的用餐氛圍。除非是在很正式的宴會上,中國人在餐桌上并沒有什么很特別的禮儀。而西方人在用餐時,都喜歡幽雅、安靜的環(huán)境,他們認為在餐桌上的時候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禮儀,不可以失去禮節(jié),比如在進餐時不能發(fā)出很難聽的聲音。
中西方宴請禮儀也各具特色。在中國,從古至今大多都以左為尊,在宴請客人時,要將地位很尊貴的客人安排在左邊的上座,然后依次安排。在西方則是以右為尊,男女間隔而座,夫婦也分開而座,女賓客的席位比男賓客的席位稍高,男士要替位于自己右邊的女賓客拉開椅子,以示對女士的尊重。另外,西方人用餐時要坐正,認為彎腰,低頭,用嘴湊上去吃很不禮貌,但是這恰恰是中國人通常吃飯的方式。吃西餐的時候,主人不提倡大肆的飲酒,中國的餐桌上酒是必備之物,以酒助興,有時為了表示對對方的尊重,喝酒的時候都是一杯一杯的喝。
二、教育差異
教育是立國之本,中西方各國都將教育看作振國興邦的重要因素,著力發(fā)展現(xiàn)代教育,推動教育改革與教育創(chuàng)新。教育的改革創(chuàng)新包括教育理念、教育內(nèi)容、教育模式等一系列環(huán)節(jié)的改革創(chuàng)新。其中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的改革創(chuàng)新十分關鍵。
首先,就世界各國的教育模式來看,考試是最主要的人才選拔手段,但就具體而言,又存在顯著的差距,這種差距即是各國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體現(xiàn)。
中國受幾千年來科舉制度的影響,尤其重視考試成績,建國六十多年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雖然國家大力發(fā)展現(xiàn)代教育,我國的教育事業(yè)亦取得輝煌成果,為我國的經(jīng)濟建設和社會的全面進步貢獻了大量各級各類人才。但與西方發(fā)達國家相比,由于受種種復雜的社會因素及某些傳統(tǒng)教育觀念的束縛,中國的現(xiàn)代教育仍處于較為落后的狀態(tài)。
以美國為例:
美國的基礎教育很注重對學生創(chuàng)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培養(yǎng),相比之下,我國的基礎教育差距甚遠,無論家長還是學校都淪為為“應試”而教的催化劑,對培養(yǎng)學生主觀能動性,尤其是學生自身學習、實踐的興趣甚為漠視,為“應試”而學的現(xiàn)象占據(jù)上風。
以國際數(shù)、理、化“奧賽”為例,我國對其重視程度大概超過了任何別的國家。某省的一位參賽選手獲得了金牌,其所任學校及教育主管部門的領導、教師們組織了極為隆重的歡迎儀式,進行了全程拍攝,在省電視臺黃金日寸段播放,極盡渲染之能事。相比之下,美國的一些中學對此事要淡化得多,有的甚至連正規(guī)的輔導也不進行,因為在他們看來,這不過是日常測試而已,是對學生某種或某些能力的測試,參與者也大多是個人對該學科具有濃厚興趣。
華裔美籍諾貝爾獎獲得者朱棣文、楊振寧教授結合自己的親身經(jīng)歷及其成功的經(jīng)驗,對中美教育的差異發(fā)表了非同尋常的見解——
朱棣文教授說:“中國學校過多地強調學生書本知識學習和書面應試能力,而對激勵學生的創(chuàng)新精神則顯得明顯不足。”
楊振寧教授指出:“中國留學生學習成績往往比美國學生好得多,然而,10年以后,科研成果卻比人家少得多,原因就在于美國學生思想活躍,動手能力和創(chuàng)造精神強。”楊先生還通過他所指導的一些中國研究生了解到中國學生的某種共性:在考場上得心應手,在實驗室里手足無措。他在中國的一次演講中曾用這樣一個生動事例來說明實踐能力的重要:背熟了上海交通地圖的外地學生和一個沒有背上海交通地圖的上海學生,對兩人進行有關上海交通知識與能力的測試。若在考場上,外地學生的分數(shù)一定遙遙領先,但是,若讓兩人真正進入上海市內(nèi)交通網(wǎng)絡中實地比賽.則外地學生不知要費多少周折才能成功,而上海學生定能輕車熟路,速達目的。
楊振寧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學“大學校長論壇”上列表對比了中美兩國學生文化教育的差異:
中國學生
美國學生
受到嚴格、堅實的訓練;
興趣集中于相對狹窄的領域;
謙虛而循規(guī)蹈矩,小心謹慎;
缺乏自信,學習被動。
接受不規(guī)范的訓練;
隨心涉及寬闊的領域;
興趣廣泛;
勇敢、自信、主動。
在具體的教育實踐中.中國傳統(tǒng)教育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四重四輕”現(xiàn)象:一重知識傳授,輕能力培養(yǎng)。二重分數(shù)提高,輕人格塑造。在這種教育下,不可能有真正的“學生本位”、“人格本位”、只有“分數(shù)本位”。
我們可以從不同側面強烈地感受到中外基礎教育的巨大差異——尤其在教育理念、人才觀念及價值觀念方面:經(jīng)過反思,我們進一步得到了如下幾點強烈而又理性的認識:
其一,我國基礎教育明顯地存在著“兩強、兩弱”現(xiàn)象。“兩強”是指我們對學生基礎知識的傳授全面牢固,對學生考試能力的訓練扎實有效。中國學生屢屢在國際數(shù)、理、化“奧賽”上摘取金牌即為最好的明證。“兩弱”是指我們對學生動手能力和實踐能力的培養(yǎng)普通薄弱,對學生創(chuàng)新精神和創(chuàng)新能力的培養(yǎng)普遍薄弱。
其二,我們的基礎教育必須為培養(yǎng)具有國際競爭力、具有創(chuàng)新能力的高素質人才打好基礎。
其三,“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高考”一錘定音的選拔人才方式也該好好反省了。這座“高考”獨木橋也太過狹窄,也太千篇一律了!它怎能容納得下“千姿百態(tài)”的各類人才——尤其那些個性鮮明的“怪才”、“偏才”呢?
3、宗教文化差異
中外宗教文化差異主要以基督教文化與中國宗教文化差異為例。
基督教文化(此處指廣義的基督教)。廣義的基督教是指凡是信奉耶穌基督為救世主的所有教派,即包括羅馬公教(中國稱天主教)、東正教、新教三大教派以及其他小教派在內(nèi)?;浇坍a(chǎn)生于公元一世紀中葉的小亞細亞、巴勒斯坦地區(qū),基督教宣揚救世主降世,解救人間苦難,以《舊約全書》和《新約全書》為經(jīng)典,即為《圣經(jīng)》。《圣經(jīng)》在西方具有巨大的社會價值,它不僅是一部宗教經(jīng)典和人類文化遺產(chǎn),而且是我們研究西方文化的一把鑰匙。
基督教文化作為西方社會傳統(tǒng)文化和主體文化,在西方文明的漫長發(fā)展中,起著主導和核心作用。基督教文化特點表現(xiàn)在:一,它是崇拜神的宗教信仰體系;二,基督教文化具有廣泛的社會性,它代表著一種社會文化精神和思想價值觀念。其核心即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難、獻身所喻示的超然真理觀和人世救贖觀,認為耶穌的受難為基督徒樹立了愛的榜樣,這是對世人主動的、積極的關懷;三,基督教文化體現(xiàn)為一種普泛化和意念化的文化心態(tài)及審美情趣;四,基督教文化在其信仰理論的基礎上形成了廣泛的社會倫理標準和民風民俗,由此構成了基督教文化中的獨特社會格調、風土人情和節(jié)日慶典;五、基督教文化在其發(fā)展的歷程中早已物化為一種固定的社會政治結構及其相應的社會制度、組織機構和傳播渠道。
基督教最早傳入我國,約在我國封建社會全盛時代的唐朝。據(jù)公園780年所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頌》記載,在公園635年(唐貞觀九年),基督教的一支——景教(當時又稱聶斯托里派)由陸路從波斯傳入中土大唐。景教教士迎合唐王朝統(tǒng)治者利用宗教控制臣民的心理,特別是控制邊疆少數(shù)民族的需要,為當時統(tǒng)治者所接受,自唐太宗至德宗的六任皇帝,均給予景教高度重視。
到元代,隨著大一統(tǒng)的實現(xiàn),中國與中亞,歐洲的路上交通打通,基督教恢復在我國境內(nèi)的活動,當時的元朝統(tǒng)治者將基督教所有教派及分支統(tǒng)稱為“十字教”,據(jù)《馬可波羅游記》記載,元世祖忽必烈曾對馬可波羅說:“有人敬耶穌,有人拜佛,其他的人敬穆罕默德,我不曉得哪位最大,我便都敬他們,求他們庇護我”。
以鴉片戰(zhàn)爭為界,明清前期以及前朝歷代,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教活動都建立在迎合封建統(tǒng)治者的基礎上進行傳教活動,由于受到中國封建勢力、佛道兩家宗教以及中國各地區(qū)傳統(tǒng)宗教的包圍,影響力與活動范圍始終受到限制。鴉片戰(zhàn)爭以后,基督教在歐美列強武力掩護下,大舉進入中國,同時也充當侵略者的幫兇,大肆掠奪中國財富。
相比之下,中國本土宗教如今卻相對勢微,其中自然有深厚的社會歷史背景。關于中國宗教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遠古時期的早期宗教模式,包括自然崇拜,鬼魂崇拜,生殖崇拜,圖騰崇拜,祖先崇拜以及遠古神話、祭祀、巫術占卜崇拜等,這段時期,宗教仍處于萌芽狀態(tài),進入原始社會,尤其是到西周,以《周易》問世為標志,古代宗教到達鼎盛,此后,漸漸轉入沒落。
到東漢末年,終于形成具有完整宗教體系的本土教派——道教。道教源于遠古宗教和民間巫術,吸收春秋戰(zhàn)國時期道家學說,并汲取佛家理論,經(jīng)歷代宗師的完善,終于成為擁有自身理論體系的獨立教派,可以說,道教是中國自有宗教文化與歷代外來宗教文化相融合的集大成者。
道教的宗旨,概括地說就是長生不死,得道成仙。道教有著與一般宗教相同的共性,例如有神靈崇拜,有神論,有祭祀活動,有教團組織,有經(jīng)典教義等,同時,道教既是中國土生土長的本土宗教流派,它又有自己獨特的內(nèi)涵和風格,分述主要如下:
a. 從宗教發(fā)生學角度看,道教既不是典型的原生型宗教,也不是典型的創(chuàng)生型宗教,而是介于兩者之間的宗教;
b. 從宗教教義來看,道教是諸多宗教中最重現(xiàn)實生命的宗教;
c. 從宗教關系學上講,道教是諸宗教中較少排他性、較多包容性的宗教;
d. 從宗教文化學的角度看,道教正式教徒人數(shù)之有限與道教文化影響之廣大成鮮明對比,這一點,在其他宗教極為少見。
對比基督教教義與道家教義可以發(fā)現(xiàn),基督教教義針對民眾需求,提出天賦人權,人人平等,每個人都是天父而子民。而道家教義由于受中國封建思想的束縛、影響,形成等級森嚴的制度體系,講求順從忍讓,無為而治,這一點與基督教的原罪理論大相徑庭。同時,在各自影響地域范圍內(nèi),無論道家文化或者基督教文化都是各自地區(qū)文學文藝創(chuàng)作的重要源泉,這也是現(xiàn)如今西方神學與中國神仙學文化各自呈現(xiàn)的不同特點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