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鑒》讀進去，就能進入古人的歷史世界。
讀《資治通鑒》，我是用手機讀的。
話要說得遠一點，交代一下我的非典型閱讀。平日上下班坐車（地鐵）來回時間較長，逐漸就養(yǎng)成了坐車閱讀的習(xí)慣。為了減低對眼睛的損害，主要讀字體大的書，基本都屬古籍，尤其是古詩詞類，因為這類書字體大的最多。
不過，讀紙書只限于有座位時，沒座位的話，就得看手機，包括手機閱讀了。
就買書來說，我是紙書黨，電子書只用于備查。但手機確是神器，自有它的好處，就是讓我在不方便閱讀的場合閱讀。
照我的經(jīng)驗，手機閱讀，最適宜讀經(jīng)典著作。很多紙書，尤其是近人著作，不妨飛速翻檢，只看個大概，甚至只翻前言、后記及目錄，這樣用手機翻頁較費事；反而是值得細讀的書，尤其是需要逐字讀的經(jīng)典，才更適合用手機來看。
誰說手機閱讀太零碎，不適合深閱讀的？反正對我來說，越是大部頭的經(jīng)典，就越是不容易專門抽出時間來讀，就越是適合利用零碎時間來讀——也就越是適合用手機來讀！讀大部頭，需要的不是閑暇的假日，而是忙碌的間隙，需要的不是決心，而是恒心。凡是有利于閱讀的方式，都應(yīng)充分利用，不管白貓黑貓，不管桌上車上，只要能讀進去，那就是好的打開方式。
我用手機看過的經(jīng)典，沒有專門記錄，想得起來的約有：《圣經(jīng)》、《史記》、《資治通鑒》、《鹽鐵論》、《水經(jīng)注》、《大唐西域記》、《讀通鑒論》。目前正在讀希羅多德的《歷史》。
具體到《通鑒》，過去一直不敢讀，既是覺得它體量太大，也考慮到它并非原始史料。我在古籍方面的功夫，偏重于上古，在上古階段，《通鑒》作為史料自無甚價值。等到用手機讀完《圣經(jīng)》、《史記》后，發(fā)覺此法可行，才下決心“染指”《通鑒》，讀此“非三代兩漢之書”。
用手機讀經(jīng)典有個好處，是多有免費資源，我讀《通鑒》亦然。（不過，近期找到希羅多德《歷史》的免費電子本，因錯字連篇，無法卒讀，不得不買了正式電子本，才發(fā)覺正本確甚精良。于是有點悔不當初，是不是該花錢買《通鑒》的正規(guī)電子本呢？）
我讀書的習(xí)慣，是必作批注。有觸發(fā)的問題，有用處的材料，所有值得重點關(guān)注的地方，都用紅筆批注。坐車時讀紙書，是先折頁，讀電子書，則是先用手機備忘錄簡單記下關(guān)鍵詞，回去再瀏覽紙書一過，在相應(yīng)處作批注。我就是這么斷斷續(xù)續(xù)讀完《通鑒》的，批注用的是岳麓書社四卷本。
查我的眉批，是從2012年7月開始讀的，但沒記下什么時候讀完。
必定有人問：閱讀古文的能力不夠，可以讀《通鑒》嗎？
我的回答是：如果讀完《通鑒》，閱讀古文的能力自然就夠了！
學(xué)習(xí)一種語文最有效的辦法，是直接跨入這種語文所承載的意義世界。正如熟悉一門學(xué)問最好的辦法，是直接鉆研這門學(xué)問范圍內(nèi)的具體問題。（我熟悉繁體字，最主要的途徑恐怕是舊詩詞，印象特別深的有上海古籍版的《詞綜》，可能也包括港版《射雕英雄傳》的第一冊。對書的內(nèi)容抱有大興趣，自然就能闖過繁體字的關(guān)。我進入舊詩箋注的領(lǐng)域，是由于對陳寅恪的心事感興味，欲知人論世，始能打破詩意闡釋的困境。）沒有誰是作好百分百的準備，才去讀一本書，才去研究一門學(xué)問的。
正因我們每個人的能力各有欠缺，知識結(jié)構(gòu)各自有不完備的地方，如此去讀同一本書，就必然有不同的視角，發(fā)現(xiàn)不同的問題，激發(fā)出不同的火花，才成就一個互補的閱讀世界和學(xué)術(shù)世界。
當然，《通鑒》難讀，自有客觀上的因素。文言還只是基本因素，走馬燈式的人物及其名號，還有多如牛毛的職官、制度、地理專名，我們都很隔膜，是更重要的因素。如能有專業(yè)人士，對《通鑒》每卷分別做個提要，對全書的專名做出簡注，在緊要處配上地圖，那就比如今方便多了。——可話要說回來，我們現(xiàn)在讀《通鑒》，其實已比前人便利多了。不僅可用手機來讀，更可用手機隨時檢索專名之類的疑難，還想怎么樣？還指望像讀公號文那么容易？
而且我覺得，讀《通鑒》，不必拘泥，不必追求讀懂《通鑒》的全部?？梢詭е约旱膭訖C去讀，可以只著重自己感興趣的東西，可以忽略自己不感興趣的東西，可以用自己想得到的辦法來讀。
我向來很喜歡舉九方皋相馬的例——能找到好馬的就是大師，雖則他把馬的毛色弄錯了。讀書亦然，用不著面面俱到，能在我們關(guān)注的層面讀進去就好。我讀《通鑒》，最感凌亂的應(yīng)是中古時期，五胡十六國之際，族名、人名、官名種種，你方唱罷我登場；但我關(guān)注的重點在于人的事跡，于繁雜的專名之類，輒往往效仿陶淵明，“不求甚解”而已。
《通鑒》之難讀，除了文字、專名因素，我想還有個無形而根本的因素：古人對歷史的關(guān)注點跟我們不同，對歷史的寫法也跟我們不同。現(xiàn)代人著史，是站在一個“整體”立場，要概括社會、政治、經(jīng)濟、文化諸方面的狀況，要突出重大的歷史事件，突出大寫的“歷史”，人物和事跡只是用以說明這個大寫“歷史”進程的；而古人著史，卻是以人物為本位，最突出的是人物及其言行，社會、政治、經(jīng)濟、文化這類問題是融入到人事的敘述之中的，其“歷史”可以說總是小寫的。《史記》及后來的正史，基本有“書”或“志”的內(nèi)容，帶有從剖面呈現(xiàn)歷史的性質(zhì)，而《通鑒》作為編年體史書，更是只能將剖面的成分納入到歷時性的敘事之中。
這意味著，讀《通鑒》，難在我們需要調(diào)整閱讀視角，需要跳出三界外，嘗試以古人的視角來看待古人的歷史世界。我們首先得學(xué)會理解：司馬光為什么要記下這些事情，為什么他會覺得這些事情很重要？
單就篇幅來說，《通鑒》確很長，是部大書。岳麓書社版字印得小，也有四大冊，中華書局版更有二十冊。但就它的內(nèi)涵來說，其實它是一部比外觀更要大得多的書，是高度緊湊和濃縮的書。在寫此文的過程中，曾翻檢《陳登原全集》，恰在《甸南讀書記》里見到有一則關(guān)于《通鑒》的考論，總結(jié)了《通鑒》幾項優(yōu)點，其中很緊要的一項就是“博收約取”。現(xiàn)在我們所見的《通鑒》，是司馬光依據(jù)助手提供的草稿仔細刪改出來的，比如唐代部分先由范祖禹起草，照司馬光自述，草稿“共計不減七百卷。更須數(shù)年，方可成編。又須細刪，所存不過數(shù)十卷而已”，南宋李燾也說“當時祖禹所修長編，蓋六百余卷。光細刪之，只八十卷，今《唐紀》自一百八十五卷至二百六十五卷是也”，僅保留草稿的十分之一多一點！可知《通鑒》已是刪而又刪、改而又改的結(jié)果。所以，我們讀的時候要有強烈的意識：司馬光留下來的，是他（他們）認為最重要的東西，是非寫出來不可的東西！
這樣，讀其書，需要我們不斷反省自身的歷史觀念：什么才是重要的事情？什么才是值得記下來傳諸后世的東西？
到底《通鑒》好在哪里，讀它又有什么用處？
《通鑒》作為史籍經(jīng)典，地位尊隆，前人多援與《史記》并列，康有為所謂“良史無如兩司馬”是也；而清代大儒阮元又將之與《文獻通考》并舉，稱為“二通”，以為由此“庶知千百年來治亂之原、政事之跡，可備他日出為世用”。有關(guān)其書的基本知識不難查閱，這里只講我個人的閱讀體會。
首先，《通鑒》文字流暢，敘事簡練，而范圍極廣闊，細節(jié)極豐盈，以最少的篇幅容納了最多的內(nèi)容。其內(nèi)容雖未必“有用”，未必皆合我們今日的“需要”，但絕對是干貨。我們讀到的無不是精華。
就寫作的原始動機來說，《通鑒》名義上是給統(tǒng)治者作借鑒，但原始動機是一回事，寫作實踐是另一回事；它的實際價值已遠遠超出了“資治”，客觀上是一部以人物為重心的大歷史圖卷，只是側(cè)重于政治社會方面罷了。其體裁是按年敘事，以大事件為主干，準確度很高；主干之外，附載了大量旁逸斜出的內(nèi)容，所述的人物未必是什么大人物，所述的事跡也未必是什么大歷史，但事跡本身卻往往深有意味，足以動人。照今天的話說，《通鑒》實包含了無數(shù)“段子”，它所以獲得古今共許的史學(xué)地位，實在也由于它的內(nèi)容萬象皆備，多姿多彩，可讀可鑒。
對于不以史學(xué)為業(yè)的讀者來說，《通鑒》的價值或許尤在于這些主干之外的成分。其精彩往往更過于主干，能令人感動，也能令人感慨，能令人發(fā)奮，亦能令人發(fā)指，對我們理解古代社會，乃至理解現(xiàn)代社會——理解普遍的人性，亦深有幫助。讀這些人與事，往往能使人代入到歷史世界之中，讓你不禁竦然而思：如果換了是你，你會怎么做？你能做得更好嗎？
若從治史的角度來說，讀《通鑒》的好處，是可以直達史料，直奔學(xué)術(shù)問題。
今人著史，凡引用古代史料，實為對史料的重新解釋，史料是史料，解釋是解釋，完全是思維方式的轉(zhuǎn)換；但古人著史，體裁完全不同，引用史料的方式完全不同。即如《通鑒》，性質(zhì)固然屬于“編纂”，不是一手史料（當然《通鑒》所引的史料也未必就是真正的一手史料）；但其“編纂”方式是對舊史料汲取和融會，屬于“改寫”的性質(zhì)，新文本與舊史料是打成一片的（古代史書的“編纂”多是如此，如《史記》也包含了大量對《尚書》、《左傳》的“改寫”）。這種體裁雖不合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規(guī)范，但也不無優(yōu)點，即能保存舊史料的“原汁原味”，從遣詞造句到具體含義，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原始信息。借用傳統(tǒng)形容拓本的話來說，這是“下真跡一等”的史料。它在嚴格意義上雖非原始史料，但我們卻不妨將它當作原始史料來讀——只要我們存有史料意識，在使用時盡可能查對其史源即可。
從這個角度來看，《通鑒》包含了無數(shù)線索、無數(shù)細節(jié)，也容納了無數(shù)原始史料的信息。如此，讀《通鑒》，我們既是讀了一部五代以前的通史，又等于讀了一部五代以前的史料精編。透過這一文本，我們就能直接進入古代史的世界，若能自這一文本中發(fā)現(xiàn)問題，更能將之作為可靠的史料支點，直接展開進一步的探討。
《通鑒》的好處還有一點：其敘史年代，始于戰(zhàn)國三家分晉，可謂“截斷眾流”，一筆抹去了上古，抹去了 “怪力亂神”的歷史傳說，也抹去了儒家“三代之治”那些理想化的歷史敘事。因此，《通鑒》天然地跟現(xiàn)代的歷史心智接軌，更符合經(jīng)歷了“疑古”洗禮的歷史觀，這是相當難得的。別忘了，《史記》有《五帝本紀》，是勉強從“其言不雅馴”的黃帝開始講的，而《通鑒》連孔圣人都不管，完美地避開了儒家擾亂的歷史。
讀《通鑒》，只要讀進去，就是進入了古人的歷史世界。而惟其如此，才可能談得上對古人抱有“了解之同情”，才可能談得上“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吧。
當然，《通鑒》畢竟是千年之前的史著了。司馬光的史觀，我們不可能完全接受?！锻ㄨb》勝在史事選擇精當，敘述剪裁得體，但他的“臣光曰”，作為議論自然未必妥當，免不了有迂腐的地方。
重復(fù)一次，《通鑒》的好處就在于無數(shù)細節(jié)。故在此姑亦列舉一些實例，竹頭木屑，聊見這部巨著的光彩之一斑。
隋煬帝時，洋鬼子想到洛陽東市做生意，煬帝就大搞“面子工程”，“先命整飾店肆，檐宇如一，盛設(shè)帷帳，珍貨充積，人物華盛，賣菜者亦藉以龍須席。胡客每過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不取其直，紿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徒泽@嘆。其黠者頗覺之，見以繒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纏樹何為？市人慚不能答?！?/p>
唐初有位叫郝處俊的名臣，當唐高宗因多病想讓位于武則天時，他極力反對。武則天恨其入骨，但他言行無暇，無以入罪。后來武則天奪了天下，就誣殺其孫郝象賢，“象賢臨刑，極口罵太后，發(fā)揚宮中隱慝……太后命支解其尸，發(fā)其父祖墳，毀棺焚尸。自是終太后之世，法官每刑人，先以木丸塞其口。”
外國人吃飯“不取其直”，處決死囚“先以木丸塞其口”，果真是太陽底下無新事，我們總能在古代史中看到現(xiàn)代史。
唐后期，文宗受宦官挾制，李訓(xùn)、鄭注欲清除宦官勢力而功敗垂成，宦官遂聯(lián)合武人對文官大肆屠殺，是為“甘露之變”。舒元輿因參與密謀被殺，也就罷了，但宰相王涯卻是無辜被禍，此時《通鑒》就插播了兩個“段子”：“王涯有再從弟沐……留長安二歲余，始得一見。涯待之殊落莫。久之，沐因嬖奴以道所欲，涯許以微官。自是日夕造涯之門以俟命。及涯家被收，沐適在其第，與涯俱腰斬。舒元輿有族子守謙，愿而敏，元輿愛之。從元輿者十年，一日忽以非罪怒之，日加譴責(zé)，奴婢輩亦薄之。守謙不自安，求歸江南，元輿亦不留，守謙悲嘆而去。夕至昭應(yīng)，聞元輿收族，守謙獨免?！蓖跹囊呀?jīng)夠不走運的了，而王沐連朝廷官員都不算，也隨王涯一同被殺，就更不走運了；相反，舒守謙卻是因不走運而走了大運，居然全身而退，跟王沐“成了殘酷的對照”。從歷史本位來說，王沐、舒守謙兩人無關(guān)大局，本不值一提，相信任何一本歷史教科書都不會寫到他們——可是，這樣的故事，不是很讓我們感嘆個人在歷史中的飄忽命運嗎？難道這不也是我們讀歷史的一個隱秘動機嗎？
五代時閩國國主惠宗娶了南漢國的清遠公主，并遣太監(jiān)林延遇留駐南漢，“漢主賜以大第，稟賜甚厚，數(shù)問以閩事。延遇不對，退，謂人曰：‘去閩語閩，去越語越，處人宮禁，可如是乎！’漢主聞而賢之，以為內(nèi)常侍，使鉤校諸司事。延遇聞惠宗遇弒，求歸，不許，素服向其國三日哭?！边@位林延遇后來留在南漢，行事陰毒，但此時表現(xiàn)卻好，雖在南漢威權(quán)之下，卻不向南漢透露閩國內(nèi)情。此可謂忠于所事，按現(xiàn)代標準就是有“職業(yè)道德”，故司馬光也客觀地為他記下一筆。
就我個人來說，在讀《通鑒》時發(fā)現(xiàn)了很多值得深入考掘的問題。我在“騰訊·大家”發(fā)表的文史雜稿，就頗有從《通鑒》中首先“悟入”，再系聯(lián)其他材料而作的。
如唐僖宗時，黃巢之亂平定后，軍人向僖宗獻上被俘的黃巢家屬及姬妾，“上御大玄樓受之。宣問姬妾：‘汝曹皆勛貴子女，世受國恩，何為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兇逆，國家以百萬之眾，失守宗祧，播遷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zé)一女子，置公卿將帥于何地乎！’上不復(fù)問，皆戮之于市。人爭與之酒，其余皆悲怖昏醉，居首者獨不飲不泣，至于就刑，神色肅然?！贝伺骜g唐僖宗，令其啞口無言，何等剽悍！這段軼事，亦無關(guān)乎歷史大局，但我激賞不已，《大唐女子的任性》一文，即肇因于此。
唐末時，鎮(zhèn)海軍節(jié)度使錢镠與義勝軍節(jié)度使董昌爭戰(zhàn)，“董昌使人覘錢镠兵，有言其強盛者輒怒，斬之；言兵疲食盡，則賞之?！本鸵蚨矚g手下報喜不報憂這一段，我起意考辯王小波的《花剌子模信使問題》，寫出了《“花剌子模信使”的虛與實》（發(fā)表時題為《王小波說的花剌子模信使確有其事嗎？》）。
還有未寫成，但仍值得繼續(xù)挖掘的。
有一陣告密問題成了熱點，“騰訊·大家”編輯問我能否就中國史上的告密寫一篇文字，當時我未有積累，無以應(yīng)命。過后才想起，《通鑒》里有一條：武則天擔(dān)心大權(quán)旁落，就廢了其子中宗李顯為廬陵王，“有飛騎十馀人飲于坊曲，一人言：‘向知別無勛賞，不若奉廬陵。’一人起，出詣北門告之。座未散，皆捕得，系羽林獄。言者斬，余以知反不告皆絞，告者除五品官。告密之端自此興矣?！憋埦謺r吐個槽，就被告密處斬。飯局非小事，吐槽須小心，慎之慎之!
唐僖宗時，西川節(jié)度使崔安潛用特別的辦法治盜賊，“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置榜其上曰：‘有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盜不能獨為，必有侶。侶者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不服，曰：‘汝與我同為盜十七年，贓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與汝同死耳?！矟撛唬骸昙戎嵊邪?，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yīng)死，汝受賞矣。汝既為所失，死復(fù)何辭！’立命給捕者錢，使盜視之，然后冎盜于市，并滅其家。于是諸盜與其侶互相疑，無地容足，夜不及旦，散逃出境，境內(nèi)遂無一人為盜?！边@是以現(xiàn)代經(jīng)濟學(xué)所謂“囚徒困境”之法處理治安問題的先例。只是我檢索了一下，發(fā)現(xiàn)已有人據(jù)《容齋隨筆》先我而指出此意，我又未得更多旁證，就暫時放下了。
例子就舉到這里。我想已足可說明《通鑒》內(nèi)涵的豐富性了。
不過，《通鑒》雖好，也有人要砸司馬光的缸。
我說的是《制造漢武帝》這本書。因為由網(wǎng)紅教授“制造”，又有名牌出版社加持，頗引人矚目，竟引出了一番“爭議”——而我也成了“爭議”中一份子。
《制造漢武帝》的副題是“由漢武帝晚年政治形象的塑造看《資治通鑒》的歷史構(gòu)建”，其中心結(jié)論，是說司馬光虛構(gòu)了漢武帝晚年悔過的史實，進而給司馬溫公戴上“為達到其政治目的而徑隨己意構(gòu)建歷史”、“率以己意取舍史料”、“以主觀理念肆意取舍史料”一串大帽子?？墒牵徊俊稘h書》，《西域傳》明明說“上既悔遠征伐”、“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由是不復(fù)出軍，而封丞相車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yǎng)民也”，《食貨志》也說“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為富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wù)，在于力農(nóng)”，《西域傳》又說“下哀痛之詔，豈非仁圣之所悔哉”；還有，劉向的《新序》也有“孝武皇帝后悔之”的話。記錄如此多而明確，怎么竟成了司馬光“徑隨己意構(gòu)建歷史”呢？退一步說，就算文獻記錄未盡準確，那也是班固、劉向的鍋，砸司馬光的缸未嘗不可，但不能讓他背這個鍋呀！
總之，我以為網(wǎng)紅教授對《通鑒》的指摘，邏輯既多疏漏，結(jié)論更屬武斷，十足表現(xiàn)出一種現(xiàn)代人的無端驕傲。見到這一攻訐，我既覺驚訝，也感憤懣，故起而駁之，先后寫了《制度司馬光》、《從〈鹽鐵論〉看晚年漢武帝》幾篇駁論。此數(shù)文篇幅皆不長，網(wǎng)上不難搜索，且已收入《洛城論學(xué)二集》，這里就不多說了。
談及此事，我想說的是，《通鑒》有什么問題，要通過自己讀《通鑒》來判斷，而不是做學(xué)界名流一偏之見的應(yīng)聲蟲。
自然，我只讀過《通鑒》一次，也不是專業(yè)的讀法；而且我的身份只是“民科”，只是“報社記者”，不足以為《通鑒》站臺。那么，謂予不信，就找?guī)讉€明星級學(xué)者來代言好了。
陳寅恪推重《通鑒》，在史學(xué)界人盡皆知，自不待言。但對于傳統(tǒng)學(xué)問頗有點傲氣的傅斯年，在其著名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那篇宣言里，也特別稱許溫公：“司馬光作《通鑒》，‘遍閱舊史，旁采小說’……能利用無限的史料，考定舊記，凡《通鑒》和所謂正史不同的地方，每多是詳細考定的結(jié)果。”
已故的嚴耕望被稱為“中國史學(xué)的樸實楷?！?，其《資治通鑒的史料價值》有個正大的說明：“就史學(xué)言，當視《通鑒》為一整體論之；若從史料觀點言，可依時代先后分為戰(zhàn)國秦漢、魏晉南北朝與隋唐五代三個階段。戰(zhàn)國秦漢時代，所據(jù)史料，除正史之處或許不多，故史料價值可能不高（此待進一步認識）；魏晉南北朝時代，所采正史以外之史料已很不少；隋唐五代時期，所采正史以外之史料極為豐富；而被采錄之原書絕大多數(shù)都已失傳，僅能在《通鑒》中留其內(nèi)容之蹤跡，故《通鑒》之史料價值乃不得不大為提高?！眹朗显氈卤瓤薄锻ㄨb》史料出處，特別指出其疏誤，但仍然承認“《通鑒》史料豐富，考證著墨亦極謹嚴”。
還有陳尚君先生，作為唐詩研究的集大成者，他也特別推重《通鑒》，其《我的神明書架》一文說到：“……其敘事條理清晰，主次分明，人事恩怨，政事得失，每有深入陳述和誅心之論。以后研究深入，特別是與歐陽修比較，更可知他不強調(diào)春秋筆法，不講究正統(tǒng)偏見，努力探索歷代興亡過程和真相的努力。十多年前做《舊五代史》的考證和輯校，把正史、《冊府元龜》所存實錄與此書作了幾乎每天史實的逐條比較，確認其敘事在紛繁文獻中取舍之有識，在文獻紛歧時遴選和考證的準確精當，以及改寫史文時的忠實嚴肅?！?/p>
嚴、陳是嚴格意義的史料學(xué)家，對有唐一代文獻的掌握無以倫比，也都細致比對過《通鑒》的史源，其判斷足可信任。故我們對《通鑒》的史學(xué)價值，完全可以放心。尤其一般讀者，本不需要拘束于文獻層面，對《通鑒》在史料上的缺點更可以忽略不計。
前面都是在灌迷湯，寫到這里，得潑點冷水了。
我只是說《通鑒》可以讀，值得讀，但我也得說：不是什么人都適宜讀（這是當然的）；而且，即使是適宜讀的人，也不是什么時候都適宜讀的。
什么時候——什么年紀——讀《通鑒》，這是一個問題，非常緊要的問題。我讀《通鑒》，自覺收獲極大，但我開始讀時已四十五歲，可謂“聞道甚晚”。如我早十年、二十年讀，會怎么樣呢？也許會讓我有不一樣的觸動，不一樣的啟發(fā)，但論具體的收獲，我想應(yīng)該比不上人到中年的時候吧。
讀一本書，能否讀進去，能否收獲，收獲多少，既取決于書的本身，也取決于讀書者的知識背景，知識背景越是豐富，收獲自然越大。譬如外出旅游，若未做好功課，對當?shù)厝宋臍v史缺乏理解，那就只能水過鴨背，做膚淺的觀光客了。說到底，讀書經(jīng)驗是很個人的，我之捷徑，未必不是你之迷途。
因之，是否要讀《通鑒》，怎么讀，什么時候讀，要視乎自己的需要。不要因這是一部名著，是一部好書，就非得去讀它。世上的好書多矣，但我以為，沒有任何一本書是非讀不可的。
最后，附帶推薦一下《通鑒》的版本。
我最早只買了岳麓書社的簡體字本，當時未下決心通讀，只是存以備查。后來用手機讀《通鑒》時，批注就是批在這個本子上——這是我有點后悔的事，因為稍后我就買了一套《毛澤東圈點資治通鑒》，天頭地腳更為疏朗。
論《通鑒》的版本，最經(jīng)典的自是中華書局五十年代的舊標點本（包含胡三省注），出自當時眾多史學(xué)名家之手。毛澤東曾認真讀過此本，并留下不少劃線，《毛澤東圈點資治通鑒》就是據(jù)毛澤東讀過的那套書影印的（今藏中央檔案館）；也就是說，其底本就是中華書局原標點本，加上毛的批劃，實具雙重價值。這實際上是變相的盜版，但實在比原版更好！還有，這套書做成精裝十巨冊，我在孔網(wǎng)購得，價僅百元，只是快遞費要70元（當時中華新印本近500元，六折也要300元）。
再后來，我還在網(wǎng)商做活動時買入上海古籍出版社新刊的簡體字本（全六冊，附《通鑒考異》）。此本由鄔國義先生點校，他專于史學(xué)史，對《通鑒》及相關(guān)問題用力湛深，其點校本自可信任，而且篇幅相對較小，是最經(jīng)濟適用的版本。假如有朝一日重讀《通鑒》，我可能會選擇這個本子——假如，假如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