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作為一個讀書欄目，以下會推薦若干本跟城市和士紳化有關的書。讀書筆記很長，分三篇文章發(fā)出。
城市在我們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很多時候，它往往就是我們生活本身。每個人都會表達對城市的理解——某種意義上就是這個人對生活的理解。
我們的推薦，可以理解成是一個索引；我們希望它所能傳遞的，并不僅僅是這些先行的思考者所得出的結論，一如既往，可以促進我們的思考。
1
《像與上帝握手》與城市的關聯(lián)度并不高。它是一本文學相關的書，小說家?guī)鞝柼亍ゑT內(nèi)古特的幾篇演講。其中一篇是兩個人——馮內(nèi)古特和李·斯金格——聯(lián)合推廣自己的小說。
這位李·斯金格我們所知不多，黑人，住在紐約，覺得應該記錄自己的生活，所以寫了一本小說，名字叫《中央車站的冬天》。馮內(nèi)古特說：“你的書理應產(chǎn)生政治后果，雖然你壓根兒沒有要求改革的意思。至少在紐約，這本書（《中央車站的冬天》）當之無愧成為暢銷書，它向我們展示了我們中的大多數(shù)人真正一無所知的事情：無家可歸者的生活是什么樣的。你無意替風餐露宿者搖尾乞憐。但所有讀過這本書的人都一定會說：老天爺，必須做些事情改變這幅光景?！?/p>
做什么呢？李·斯金格發(fā)問。
取締這一現(xiàn)象？把這些人趕走？讓他們從我們面前消失？填飽每個人的肚子？
我不知道能為此做些什么，除了弄清楚你同它的關系是什么。
我認為這是唯一能做的。
并不是要將侵犯我們對事物和自身觀感的現(xiàn)象消滅干凈。要做的只是去發(fā)現(xiàn)同它之間的關系。僅僅是說，當你在街頭從某人身邊走過：你同這個人有什么關系？
我的意思是，作為人類的我們是如何彼此相關的？除此以外的種種皆為空談。
庫爾特·馮內(nèi)古特，《像與上帝握手》
“作為人類的我們是如何彼此相關的”。我認可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實際上在下面探討的每一個問題、關于每一本書的推薦，我認為都應該圍繞它而進行。它是所有思考的前提。
“除此以外的種種皆為空談”。
鑒于這個前提，我們這里探討的大部分內(nèi)容——尤其是應該如何——都是針對全球范圍意義上的城市，而不僅僅是我們的城市。我們也不想回避我們的城市，把目光放得遠一些，有助于擴大我們的視野。當然，也只有把目光放遠一些之后，我們才會更多思考在一個打著為窮人的旗號而建立起來的國家，誰是新窮人，為什么會有新窮人，為什么我們會選擇視而不見，還試圖把他們從眼前趕走，尤其是在富有、強大、崛起了之后。
我們要特別強調(diào)的，所有探討城市應該是什么樣，探討士紳化，探討城市更新的唯一一個前提，是對人的尊重。
關于城市、士紳化、政府、“他們”、窮人、中產(chǎn)階級，還有“我們”……不管這個“我們”指的到底是誰的讀者——是眼下正在看這篇推薦文章的讀者、馮內(nèi)古特的書的讀者或者李·斯金格的讀者——總之，我們的推薦從這里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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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家羅伯特·E. 帕克在《城市》一書中剝離掉無生命的“人工構造物”之說。城市“乍看上去根本不像是毫無人工痕跡的自然生長之物，因而人們很難將其看作一個生命體”，“人們很容易被城市的幾何外形欺騙，以為它是一種純粹的人工構造物，可以像一個積木搭建的房屋一樣，將其任意拆分和重組”。實際上，城市發(fā)端于人性。
然而，城市實際上根植于其居民的習慣與風俗之中。這意味著，它在具有一種物理機制的同時，還保有一種道德機體，兩者以某些特定的方式相互作用，相互形塑，并相互改變。城市作為一個客觀可見的結構，體態(tài)巨大，結構復雜，這往往是它留給我們的第一印象。然而，這一結構卻是發(fā)端于人性的，它是人性的某種表現(xiàn)形式。從另一方面說，這一龐大的客觀機制雖然是出于滿足居民的實際需要而產(chǎn)生的，但是，它一旦形成，就會作為一種自然存在的外在事實加諸于他們身上，并反過來根據(jù)它內(nèi)在的設計與利益塑造這些居民。城市的構造與傳統(tǒng)不過是同一個文化復合體的不同面向，只有這一文化復合體才能決定什么是城市區(qū)別于鄉(xiāng)村，城市生活區(qū)別于野外生活的特性。
羅伯特·E. 帕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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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師和規(guī)劃師亨利·丘吉爾從他的職業(yè)角度解釋了城市滿足什么樣的需求?！吧拾邤痰臒艄?、擁擠的人群、自由市場的緊張氣氛、大都市中奢侈又罪惡的生活帶來的壓迫感，不過是大型城市中心的表象而已，不是真實的城市生活”——盡管這幾乎是他職業(yè)價值和回報所應該追求的，但他還是認為這只是大城市的表象，不是真實的城市生活，“那些東西可能把人們吸引到大城市里來，它們可能讓沒見過世面的人瞠目結舌，然后把自己住在小縣城里的表兄弟叫作‘鄉(xiāng)巴佬’；它們能夠吸引旅游人群或者流浪人群。但是，它們絕對不是城市賴以生存的東西”。
城市的真正價值在于：
從廣義上說，除非和社會努力的目標結合起來，否則城市硬件設施的規(guī)劃和經(jīng)濟規(guī)劃都沒有任何意義。
社會努力的目標就是，或者說應當是：讓城市成為一個可以把孩子養(yǎng)育、教育成為健康正常人的地方；在那里，人們可以找到足以養(yǎng)家糊口的工作，并且有適當?shù)谋Ｕ?；在那里，生活便利、社會交往、休閑娛樂、文化提升等都能夠?qū)崿F(xiàn)。無論從哪方面講，這絕不是什么烏托邦式的理想，過去和現(xiàn)在已經(jīng)有很多城鎮(zhèn)接近這個目標。
事實上，大多數(shù)人的需求并不是很多，他們也不幻想這些標準有多么高。
一套滿足一家人生活的干凈住宅，有自己的私密空間，有一點可供孩子玩耍的場地或者社區(qū)活動場所；一所好學校；一份穩(wěn)定的工作，可以給家人提供足夠的吃、住房、置衣、看病的費用；社區(qū)內(nèi)有電影院、保齡球館、沙龍；有圖書館、博物館、劇場，或者一些位于從屬地位的東西。這是城市日常生活的主要內(nèi)容。
亨利·丘吉爾，《城市即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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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用 E.B. 懷特一段針對紐約的感性描繪來強調(diào)一遍城市生活的本質(zhì)。
但紐約的事情就妙在，每個大的地理單位都由無數(shù)小區(qū)組成。每個小區(qū)都自給自足。通常，它長不過三兩個街區(qū)，寬不過幾個街區(qū)。每個小區(qū)都是城中的城中之城。因此，不管你生活在紐約何處，一兩個街區(qū)內(nèi)都能找見雜貨店、理發(fā)店、報攤、擦鞋攤、賣冰賣炭的地下店鋪（路過時，可以把你要買的東西寫在門外的便箋上）、干洗店、洗衣店、熟食店（啤酒和三明治隨時外賣）、花店、殯儀館、電影院、收音機修理店、文具店、服裝店、裁縫鋪、藥店、泊車場、茶館、酒吧、五金店、修鞋店。在紐約的大多數(shù)小區(qū)，每隔一兩條街，都有一處小小的商業(yè)街。人們清早出門工作，走不上兩百碼遠，就能完成五六件事情：買份報紙；把鞋送到店里釘鞋掌；買盒香煙；訂一瓶威士忌吩咐下班時送來；留個字條給煤炭鋪的隱身人；通知干洗店有條褲子等著穿。八小時后的回家途中，買一束絨柳、一個馬自達燈泡，喝上杯酒，擦擦皮鞋 ——都在街角下車處與家門之間。這些地面兒事事完備，人們油然而生歸屬感，許多紐約人一生都守在其中，還大不過一個村子。
E.B. 懷特，《這就是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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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里將出現(xiàn)第一個矛盾。
在 E.B. 懷特的描述中，大量工作——如果是在他所描繪的 1940 年代的紐約——將由若干東歐猶太人、黑人、意大利人、愛爾蘭人等第一代或第二代移民來完成；如果是在上海，如果我們還能保有這樣的社區(qū)的話，那么很有可能是安徽人、江西人、蘇北人、四川人等來完成。
但是，城里人不喜歡沒有安全感，對外來人口保持警惕，并視他們?yōu)槌鞘忻篮镁坝^的破壞者，可能還是潛在的犯罪者。
段義孚在《戀地情結》中強調(diào)了這種對“獨特性”和“純凈”的需求。人類會為自己設立邊界，邊界內(nèi)外分為“我們”和“他們”；對自己這一邊“純凈”的追求來自于安全感，也來自于對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認可。
有自己特色的社區(qū)會有清晰的界限，把它與城市生活中的主流區(qū)分開。它們的獨特性基于經(jīng)濟、社會和文化因素。在城市的網(wǎng)格中有幾類社區(qū)一眼就能識別出來，比如說極富裕的社區(qū)、極窮困的社區(qū)、與外界交流甚少的城郊社區(qū)和貧民窟、由少數(shù)種族人群或者移民們組成的棚戶區(qū)等。
不過，居住在這種地方的人并沒有在同樣程度上認識到自己社區(qū)的獨特性。
特別富裕的人群非常重視自己領域的邊界——“我們要保持純凈”。
住在城郊的中間階層相比前者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也非常重視自己領域的完整性，因為相比于富人，他們的領土更容易被“不懂規(guī)矩”的外來人入侵。
棚戶區(qū)里的有色人種被迫建立起一種關于家園的警惕性，因為只要不在家的附近，他們就能感受到明顯的敵意。
而住在貧民窟里面的白人（例如從歐洲來的移民聚居在某些地段）就不會太在意自己是否占據(jù)了某個具有特定邊界、帶有特定性質(zhì)的地區(qū)。
段義孚，《戀地情結》
其實在 E.B. 懷特上述文章接下來的一段，就已經(jīng)講到了這樣的安全感。
……這些地面兒事事完備，人們油然而生歸屬感，許多紐約人一生都守在其中，還大不過一個村子。多走出兩個街區(qū)，他就仿佛到了異鄉(xiāng)，渾身不自在，非得回來。小店的店主對小區(qū)的界限尤其敏感。我的一位女性朋友最近搬家，住進另一處公寓，在三個街區(qū)之外。搬家后第二天，她出現(xiàn)在多年來一直光顧的雜貨店，店主見到她，激動得幾乎落下眼淚。“你這一走，”他說，“我以為再也見不著你了?！睂λ麃碚f，三個街區(qū)，或者大約七百五十英尺，就是離開了。
E.B. 懷特《這就是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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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和矛盾似乎是必然的，并且很有可能沒有好的解決方案。好在李·斯金格那個問題一直都在：作為人類的我們是如何彼此相關的。它會讓我們的思考始終在一個可能是正確的維度上——如果離開了“人”這個概念，思考這些東西還有什么價值呢？
畢竟城市是新的，歷史并不長，內(nèi)城衰敗、社區(qū)解組、士紳化等等這些城市遇到的大問題對于大多城市來說都是第一次；畢竟城市如帕克所說是人性的有機體，而人又是復雜且不斷處于變化中的，它反過來作用于城市，每一步都可能產(chǎn)生不同的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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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伯特·E. 帕克將城市的組織化和解體過程看成生物體新陳代謝的合成與分解過程。個體被整合到城市當中，個體成為社會有機組成的一部分，“擁有一種文化的自然方式是出生于其中。一個人在某個家庭中出生時，該家庭已經(jīng)適應了一種社會環(huán)境——在此處就是指現(xiàn)代城市”，由此，社區(qū)、鄰里之類的概念才變得更重要。當這些社區(qū)中的組成分子遭遇到更多經(jīng)濟上的變故——比如失業(yè)、貧窮等問題時，在城市發(fā)展過程當中，分化不斷發(fā)生……
隨著時間的進一步發(fā)展，城市的每個區(qū)域都開始具有某種與該區(qū)域內(nèi)居民的特性與品質(zhì)密切相關的東西。城市中的各個部分都不可避免地染上了居民們的特殊情感。這就使那最初無甚內(nèi)涵的地理區(qū)劃轉變?yōu)猷徖?，即一個具有感情、傳統(tǒng)與自身歷史的區(qū)域。
在這個鄰里中，歷史保持著自身的延續(xù)。
過去的一切形塑著現(xiàn)在，每一個鄰里在自身動力的作用下不斷展開新的生活，這種情形或多或少都會獨立于鄰里之外更大范圍內(nèi)的生活，以及與這種生活相關的利益。
羅伯特·E. 帕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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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聽威廉·詹姆斯說過“進一步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說它是可怕的，主要是由于它打破了現(xiàn)有社會秩序所賴以存在的生活常規(guī)，從而摧毀了原有的文化和經(jīng)濟價值觀，比如崇尚節(jié)儉、尊重技藝與勤勞的習慣，以及人們的希望、抱負和生活規(guī)劃，正是這些構成了社會秩序得以維持的主要內(nèi)容。
對大城市做過研究的人會發(fā)現(xiàn)，我們的大城市充滿了廢棄物，其中大部分是人，比如那些在工業(yè)化突飛猛進的發(fā)展中，由于某種原因掉隊，從而被其曾為之工作的工業(yè)組織所拋棄的男人和女人。
羅伯特·E. 帕克，《城市》
進一步的可怕的事情——也是那個大多數(shù)人不愿意承認或者有意無意忽略的東西。如果城市是個有機體，它畢竟會不斷產(chǎn)生垃圾；如果城市的主體和產(chǎn)出都是“人”，那么這個“垃圾”毫無疑問也會是人。
城市的悲劇大抵是從這里開始的。
社會分裂，城市更新，士紳化，對內(nèi)城窮人的剝奪，資本有時大度但更多時是殘忍，政府有時溫情有時冷酷的政策……都會圍繞它而產(chǎn)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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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涉及到大城市中人口結構的問題，所以我們還是繼續(xù)說美國好了。
城市對于外來者的態(tài)度，從納稅人口、增加就業(yè)、促進城市繁榮角度，對高端的有錢人保持一種傾斜——如果這種偏愛來自于民間，雖然在政治上不是很正確，但似乎還是可以理解的。這是對生活環(huán)境本能的一種需求，誰不希望自己的鄰居跟自己更接近一些呢？
但如果是城市主政者，就另當別論。因為城市繁榮并非空中樓閣，這是當政者應該具備的一個常識。
城市的發(fā)展是由人所決定的。
高端人口當然也不是空中樓閣。紐約吸引高階外來人口了嗎？當然是這樣，但紐約最重要的是長達一百多年時間里對移民的接納能力。從愛爾蘭人，到意大利人，到猶太人，到從南方來的解放了的黑人，到現(xiàn)在波多黎各人，韓國人，越南人，當然也有中國人。
中國大城市當然也是一樣。上海開埠前 100 年在遠東地區(qū)的輝煌往事，同樣是接納移民的結果。
2008 年，36% 的紐約人是在國外出生的，48% 的紐約人在家里使用兩種語言。整個美國與此對應的數(shù)字分別是 13% 和 20%。1891 年到 2009 年間，除 12 年以外的時間里，紐約交響樂團一直依賴國外出生的音樂總監(jiān)。
愛德華·格萊澤，《城市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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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貢獻了紐約的繁榮。
隨著 1960 年代晚期大規(guī)模移民的恢復，世界上更多地區(qū)的人紛至沓來。到了 1980 年代，這些人開始復興城市中的地方商業(yè)街。過去的經(jīng)年累月的郊區(qū)遷徙、民間騷亂，以及城市自身的財政危機，使得許多商業(yè)街一直得不到投資。
21 世紀早期，紐約幾乎一半小型企業(yè)都是外國人創(chuàng)立的。此外，90% 的干洗店、84% 的雜貨店、69% 的餐館還有 63% 的服裝店老板都是移民過來的。
莎倫·佐金，菲利普·卡辛尼茲，陳向明《全球城市地方商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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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困人口對于城市不是壞事。
城市里充滿了貧困人口，但并非是城市讓人們變得更加貧困，而是城市利用將會提高他們生活水平的前景吸引來了貧困人口。剛剛進入大城市的人口的貧困率高于常駐人口的貧困率，這表明城市居民的財富可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大幅度地增加。從其他地方來到城市的貧困人口不是傻瓜，也沒有什么錯誤。他們紛紛涌到城市里來，是因為城市具有他們在原來居住地所無法找到的優(yōu)勢。城市貧民窟的嚴重問題并不在于城市里的人口太多，而在于這些居民往往過于脫離大城市的經(jīng)濟中心。大量的貧困人口的確構成了我們所必須面對的挑戰(zhàn)，但是，希望城市能夠接納數(shù)以百萬計的農(nóng)村貧困人口遠遠要比希望那些潛在的移民在農(nóng)業(yè)孤島上壽終正寢要好。
評價一個地區(qū)的依據(jù)不應該是它存在的貧困現(xiàn)象，而應該是它在幫助比較的人口提升自己的社會和經(jīng)濟地位方面所作出的成績，如果一座城市正在吸引著比較貧窮的人口持續(xù)地流入，幫助他們?nèi)〉贸晒?，目送他們離開，然后再吸引新的貧困移民，那么從社會的一個最為重要的功能來看，它是成功的。如果某個地方已經(jīng)變成了那些長期處于貧困狀態(tài)的貧困人口所默認的家園，那么它就是失敗的。
愛德華·格萊澤，《城市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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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說明一下，在這篇文章中，社區(qū)、鄰里、城市在很多時候是相通和可替代的。
我們說的相當多的問題，與內(nèi)城關聯(lián)度更高，與郊區(qū)化的新城有差異性。不過，要特別注意的是，中國城市，尤其是一二線城市經(jīng)過一輪或多輪城市改造之后，內(nèi)城人口大量遷出，比如上海外環(huán)外的多個“大居”、北京五環(huán)外的多個新城，它們大多是接納的內(nèi)城人口，與發(fā)達國家的郊區(qū)化有極大不同，他們基本上是內(nèi)城整體上的遷移。
它比尼爾·史密斯在《新城市前沿》中所描述的城市居民對自身和城市邊界的擴張、與西部拓殖一脈相承的郊區(qū)化過程是完全不同的，實際上要更殘酷一些。
而中國城市郊區(qū)化過程當中，還有類似于“城鄉(xiāng)結合部”——確切說是亞洲城市周邊“貧民窟”問題的中國版本，而因為體制上的原因，此地居住者的政治權利實際上是被剝奪的，他們既沒有成為票倉的可能，也沒有借助選舉而獲得周期性喘息的機會。
回到我們探討的問題本身。盡管我們面對的所有城市問題都有難以解答的一面，但我們不能忽略馮內(nèi)古特針對李·斯金格的描述所提出的那個問題：老天爺，必須做些事情改變這幅光景。
眾說紛紜的士紳化就是在這個大背景下出現(xiàn)的。它在不同的地方表現(xiàn)不一，城市更新，城市轉型，更宜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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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紳化是城市發(fā)展的一部分，其表現(xiàn)為內(nèi)城復興，所以人們通常也會把它的興起原因與內(nèi)城興衰聯(lián)系起來。實際上，內(nèi)城興衰既有社會解組原因，也有技術變革重新塑造城市影響原因。
首先來看，內(nèi)城人口流失是技術革命的一個結果。早在 1930 年弗蘭克·勞埃德·賴特在普林斯頓大學的“卡恩講座”中就已經(jīng)提到了這一點。
在講了涉及建筑、技術、風格、住宅和摩天大樓等五個講座后，他的最后一個講座是“這個城市”。他的話讓聽眾大吃一驚。他提出，“我認為，我們今天知道的這個城市逝去了?！彼信e了多種技術，飛機、汽車、電話、廣播，正是這些技術，鼓勵人們分散開來。
維托爾德·雷布琴斯基，《嬗變的大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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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伯特·桑普森在幾十年后認為人類曾經(jīng)創(chuàng)造了一個“無本地性”的新世界。這個新世界是因為全球化、傳播技術革新和城市多樣化等多種原因疊加影響的結果。
人們普遍聽過這個說法：因為我們哪都能去，所以我們所屬之地的情況對我們的日后生活并不會產(chǎn)生多大的影響。隨著身份的“去中心化”，鄰里被視作落伍之物，被具有可互替換性質(zhì)的全球網(wǎng)絡取代。其他所謂的能瓦解本地背景的因素還包括經(jīng)濟、政治和國家。我們不自覺地受到路易斯·沃思的說法的指引，但加上了一些新的比喻說法：人們憤世嫉俗地認為個體和地方一樣——被原子化并且失去了自己成長的社區(qū)。出于另一個原因，這一視角與個體選擇視角一樣不有容下鄰里效應的空間。它認為自上而下的（“大的”）過程是一種無所不包的力量，淹沒了個體和鄰里。
羅伯特·桑普森，《偉大的美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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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技術改變的過程某種意義上還沒有結束，我們以往所做的“好奇心人類學”欄目中對于人的基于互聯(lián)網(wǎng)社區(qū)的重新組織等系列報道，實際上就是對弗蘭克·勞埃德·賴特所說的“分散化”、羅伯特·桑普森所說的“去中心化”的一種直觀解釋。
科技雖然讓人更易取得地方影像，但也強化了地方社區(qū)是過時產(chǎn)物的看法。19 世紀的鐵路和照片讓人易于前往遙遠的地方，但也令地方的前景視野喪失其直接性和深度。今日，即使是最小的地方也能在電子媒介的同步交換下結合，卻破壞了賦予地方經(jīng)驗獨特性的社會距離。簡言之，隨著市場漸趨全球化，地方則日益式微。
雪倫·朱津（又譯：莎倫·佐金），《權力地景——從底特律到迪士尼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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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中心化”與我們過去所推薦的文章中提到“去工業(yè)化”一道，重新改變了城市。借助于汽車業(yè)的發(fā)展，弗蘭克·勞埃德·賴特“鼓勵人們分散開來”在一定程度上成為現(xiàn)實。郊區(qū)化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成為城市最優(yōu)先的一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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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卡爾維諾筆下，這種新型城市看起來沒有什么誘惑力，他甚至覺得超級工業(yè)化讓人類似乎又回到了農(nóng)耕文明時代。
比起之前在紐約度過的兩個月，我在克利夫蘭和底特律周游的這些日子看到了更多的“美國”。某種程度上，我之前所建立起來的“美國也太不美國化了”的印象，得到了一定糾正。
首先改變的是我自己關于“城市”的概念。從高速公路上開車下來，尋找城市，城市在哪里？開車轉幾個小時，卻找不到想象中的可以稱為市中心的地方。是的，雖然還是有“市中心”，有辦公集中區(qū)，但是住宅區(qū)消失了，居民住宅像在我們的鄉(xiāng)村一樣星星點點地散落著。中產(chǎn)階級一般是兩層別墅，稀稀拉拉地坐落在大同小異的社區(qū)馬路邊。在這里沒有車子簡直寸步難行，但是確實也沒什么地方可去。住宅區(qū)周圍沒有傳統(tǒng)意義上的小賣部或者小餐館，或許在某個路口會有個購物中心，也就是人們可以去消費購物的地方。
我們或許覺得這是城市商業(yè)高度集中的結果，但是未免已經(jīng)過頭了。城市變得碎片化，文明習俗和思維方式也隨之改變；超級工業(yè)已經(jīng)使得世界退回到以小家庭為核心的狀態(tài)，全家圍著小火爐（現(xiàn)在是電視機），就像昨天的農(nóng)耕文明一樣。
卡爾維諾，《一個樂觀主義者在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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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區(qū)化出現(xiàn)的問題不僅于此。在不到一代人的時間里，種種弊端盡顯。杰夫·斯佩克等人所著《郊區(qū)國家》總結了若干種可能貽害更久遠的問題。
不幸的是，這種種族隔離的模式具有自我延續(xù)性。一個在這種單一環(huán)境中成長起來的孩子，很難對來自社會另一階層的人抱有同情心，也很難融入多元化的社會?！捌渌恕睂τ诤⒆觼碚f就是外人，他只在被認為夸大的電視節(jié)目中才見到過。人們的居住環(huán)境越相似，越安全，他們對不同的人或事物的理解就越少，對圍墻之外的世界也就越漠不關心。
這其實也是一把雙刃劍：窮人們對中產(chǎn)階級也是知之甚少，他們堅信那些人同自己根本就不是同類，對他們的痛苦更是置若罔聞。
安德魯·杜安尼，伊麗莎白·普雷特-茲伯格，杰夫·斯佩克《郊區(qū)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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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即使沒有純粹的郊區(qū)化城市出現(xiàn)，但這樣的“以鄰為壑”的問題也已經(jīng)開始顯露，并且表現(xiàn)得更加兇猛。在《郊區(qū)國家》中，作者們將郊區(qū)出生的新一代中產(chǎn)階級兒童稱為“盡端路兒童”。
我們更熟悉它的另一個名字，“巨嬰”。
郊區(qū)寬闊、安全、綠茵覆蓋的場地適合孩子們玩耍，這也是好處。那么有什么是對孩子不好的呢？那就是，孩子們在郊區(qū)失去了行動自主權。在郊區(qū)，各種活動場所都被分隔獨立開，彼此的距離要用汽車里程表作為衡量。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孩子個人行動的范圍最遠也不會超過住宅區(qū)邊界，就連當?shù)氐膲厩驁?，也?jīng)常是孩子難以獨立到達的。
結果就產(chǎn)生了一個新事物——“盡端路兒童”，這些孩子就像囚犯一樣生活在絕對安全卻又毫無挑戰(zhàn)的環(huán)境之中。
或許，在孩子 5 歲之前，這樣的情形還可以接受，甚至有人正希望如此。但接下來的 10 年、12 年間又會是怎樣的情形呢？孩子們會一直依賴成年人開車帶他們到各處去，這樣一來，兒童、青少年就沒有機會通過實踐使自己成熟起來。
跑出門去打一桶牛奶這樣簡單的家務事，他們不能做；騎自行車到玩具店去花掉自己的零花錢，他們不能做；媽媽上班時突然出現(xiàn)在她面前，他們不能做；步行去上學，他們通常也做不到；甚至過去孩子們臨時拼湊起來舉行的棒球比賽，也成了歷史，因為家長們?yōu)榱嗽诩s好的時間接送每個拼車的孩子，不得不像軍事管理一樣進行精確安排。
孩子們的自理能力仍然停留在嬰兒時期，什么都要依賴別人。
他們既失去了創(chuàng)造多彩生活的能力，也被剝奪了自己判斷與選擇的機會。
郊區(qū)的家長常常會給孩子零用錢，以此鼓勵他們的獨立意識。“喜歡什么就去買什么吧！”他們說。而子女就會說：“謝謝媽媽，什么時候開車帶我去趟購物中心呢？”
安德魯·杜安尼，伊麗莎白·普雷特-茲伯格，杰夫·斯佩克《郊區(qū)國家》
20
嗯，還有汽車。它把一個樂于交流的民族變成了各自為戰(zhàn)的敵人——如果你還記得托克維爾對 19 世紀美國人的熱情贊揚，你一定會對下面的這段描述充滿絕望。
在郊區(qū)，人們過去在公共領域度過的時間，現(xiàn)在卻被消磨在一個既是私人空間，又是潛在反社會的空間里，那就是汽車。
一個普通的美國人，在他坐到汽車方向盤后的那一刻起，就不再是公民，而變身為一名駕車者。
這意味著，你再也不可能和鄰居成為彼此了解并熟悉的朋友，因為你們之間主要是競爭關系。
你們?yōu)槁访婵臻g展開爭奪戰(zhàn)，你在開車時稍一猶豫，或是一點錯誤的舉動，你的鄰居就會立刻向你示威：朝你按喇叭，搶你的位置，把車開到你的前面去，甚至其他一些粗暴行為都有可能發(fā)生。
當人們?yōu)樽约旱母鞣N無理、粗暴和挑釁的行為進行辯解時，開車已經(jīng)成了和喝酒一樣用爛了的借口——“他搶了我的車道，簡直讓人忍無可忍！”就這樣，社會契約被撕毀了。其背后的原因值得我們進一步研究。
可以肯定地說，兩個步行者經(jīng)過對方時做出過激舉動的情況是極為罕見的。
安德魯·杜安尼，伊麗莎白·普雷特-茲伯格，杰夫·斯佩克《郊區(qū)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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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外的中產(chǎn)階級開始懷念城里的生活。反思在各個層面展開。
“市民生活需要人與人平等相處的場所。從政治團體到公園，乃至其他非正式的聚會場所，所有的城市公共空間都在衰退，于是人與人的交往幾乎成了和知識生產(chǎn)一樣的專業(yè)事物?！保–hristopher Lasch，《精英的反抗與民主的背棄》）在缺少步行空間——如街道、廣場、公園等公共領域——的情況下，不同年齡、種族和信仰的人們很難有機會彼此相遇和交談。有些人認為互聯(lián)網(wǎng)上的網(wǎng)站和聊天室能有效地代替公共空間，但他們嚴重低估了電腦顯示器和真實人體的區(qū)別。
安德魯·杜安尼，伊麗莎白·普雷特-茲伯格，杰夫·斯佩克《郊區(qū)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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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迪士尼都成了一種財富：它滿足的是生活當中匱乏的社會交流的可能性。再一次回顧一下托克維爾對美國社會民主氣氛和社區(qū)認同，會感覺“理所應當”在現(xiàn)代城市發(fā)展過程當中到底都發(fā)生了什么樣的異化。
大量郊區(qū)居民都喜歡到那里去度假。迪士尼一位建筑設計師指出，游客們用來玩游戲和看表演的時間通常只有 3%，其余的絕大部分時間都用來享受在他們郊區(qū)家園嚴重匱乏的商品：愜意而便利的步行公共空間，以及這種環(huán)境氛圍所促成的社交活動。
社交空間，現(xiàn)在幾乎成了迪士尼公司和大型購物中心的開發(fā)商們的專利產(chǎn)品了，而在過去，它曾是城市建造者們（無論是古希臘的漁民，還是美國早期的觀察家們）認為理應要做的事情。直到現(xiàn)代城市規(guī)劃興起以后，成功的公共環(huán)境建設才日漸衰落。
在導致這種衰落的種種原因中，十分重要的一點就是：關于這些公共場所的建設規(guī)則過于簡單。
安德魯·杜安尼，伊麗莎白·普雷特-茲伯格，杰夫·斯佩克《郊區(qū)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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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是，士紳化無可逃避。
（未完待續(xù)）
題圖為電影《紐約，我愛你》劇照，來自：豆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