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發(fā)動戰(zhàn)爭的口實
日本法西斯為發(fā)動侵略戰(zhàn)爭，不斷制造事端，大肆渲染“滿蒙危機”，為行使武力尋找借口。1931年春夏發(fā)生的“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就是最突出的事例。
萬寶山是長春的小村鎮(zhèn)，當時漢奸郝永德將盜租的農(nóng)田轉(zhuǎn)包給無籍朝鮮人耕種，并在其他農(nóng)戶耕地上開掘溝渠，引起糾紛。日本遂出動武裝警察，鎮(zhèn)壓當?shù)剞r(nóng)民，雙方發(fā)生沖突但無傷亡。而后在日警的武力保護下，強行開渠竣工，使農(nóng)民遭受巨大損失。這樣一樁強盜事件，日本侵略者卻顛倒黑白，捏造數(shù)百名朝鮮農(nóng)民被害，釀成在朝鮮各地的排華風潮。
所謂“中村事件”。1931年5月，日本軍部派遣軍事間諜中村震太郎，非法侵入邊境屯墾地區(qū)，進行軍事偵察，搜集情報。當其一行到達蘇鄂公府附近時，被屯墾第3團關玉衡部捕獲，并將其秘密處死。7月關東軍偵知此事，便將這一事件視為“解決滿蒙問題開端的絕好機會”。
于是，“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成了日本法西斯發(fā)動侵略戰(zhàn)爭的重要口實。在中國東北的法西斯組織滿洲青年聯(lián)盟，派人前往關東軍司令部，要求行使武力，還組成了“母國游說團”，回日本拜訪政軍等各界人物，舉行集會。日本各法西斯團體和右翼組織也召開聯(lián)合大會，叫囂解決“滿蒙問題”，“除斷然使用武力之外，別無其他途徑”。執(zhí)政的民政黨也通過決議：“對于侵犯既得利益的行為，要毅然行使自衛(wèi)權”。至“九一八”事變前，日本侵略者煽動的侵華狂潮，已席卷了日本列島。
關東軍原計劃9月底行動
1931年8月，本莊繁走馬上任關東軍司令官，立即聽取了關于“滿蒙”情況的匯報和作戰(zhàn)計劃報告，隨即發(fā)出“訓示”，表示“已下重大決心……應付多變之時局，共圖伸展國運之大業(yè)”。
接著，本莊會見了關東軍的兩大支柱——第2師團長多門二郎中將和獨立守備隊司令官森連中將，并對所屬部隊進行了巡視，檢閱了以攻擊中國軍隊為目標的軍事演習。本莊訓示中明確提出對于危害日本的“滿蒙”權益的“不逞之徒”或“有侵犯之虞者”，均應“主動采取斷然措施”，予以膺懲；并要求各部隊“萬一發(fā)生事變……要有必勝的決心和準備，不許稍有麻痹”。
到9月18日事變當天，本莊才回到旅順關東軍司令部。至此，關東軍已處于臨戰(zhàn)狀態(tài)。經(jīng)過長達三年之久的精心策劃和充分準備，日本發(fā)動侵華戰(zhàn)爭的日期迫在眉睫。
關東軍原計劃是于9月底發(fā)動事變，并按分工做好了準備。盡管關東軍的活動是在極其秘密的情況下進行，但還是走漏了風聲，外務省已經(jīng)風聞關東軍在策劃陰謀，外務大臣幣原為此向陸軍大臣南次郎提出質(zhì)問。鑒于這種情況，軍部中央決定派遣建川美次前往東北，“以防患于未然”。
對于軍部派建川去東北的意圖，一般認為是讓其“勸說”關東軍暫緩行動。但眾所周知，建川是主張行使武力的強硬派，對關東軍的策劃持支持態(tài)度，與其說讓其“勸說”，不如說前去點火。美國學者甚至認為，建川作為昭和天皇的親信之一，是暗受天皇之命前去指導關東軍的。于是，建川在臨行前授意橋本欣五郎給關東軍發(fā)出了密碼電報，告之：“事已暴露，必須立即動手。”同時還通過大川周明派中島信一立即飛往東北，向關東軍通報有關情況。
防泄密提前發(fā)動侵華戰(zhàn)爭
關東軍接到橋本電報后，當即于15日午后召開了緊急會議，會上今田等人主張立即動手，花谷等主張與建川見面后再做決定，意見不一。
至16日凌晨2時，坂垣詐稱暫停行動。然而僅過了幾小時，坂垣和石原通知今田、三谷
等人提前于9月18日發(fā)動事變。之所以出現(xiàn)變故，并不是因為建川要來東北發(fā)生動搖，而是為防止泄密，并排除所謂“不堅定者”(主要是指花谷正，因為此人愛吹，嘴不嚴)。
公元1931年9月18日，星期五，農(nóng)歷辛未年八月初七日。這一天，在中國沈陽，日本法西斯制造了柳條湖事件，悍然以武力發(fā)動了對中國的侵略戰(zhàn)爭。
9月18日下午7時許，帶著“勸說”使命的建川美次到達沈陽，但他并沒“勸說”，而是在日本飯館里酒足飯飽后，躺在了藝妓的懷里。此時，關東軍守備隊川島中隊已全副武裝出發(fā)了。
他們以巡查南滿鐵路為名，到達了沈陽城以北的東北軍第7旅駐地北大營西南約800米的地方。這里當時叫做柳條湖村(曾訛傳為“柳條溝”)。川島中隊到達后，由河本末守中尉率領幾名士兵，在南滿鐵路一側(cè)路軌的連接處安裝上炸藥，然后點燃了導火索。時間大約是22時20分左右。
隨著一聲爆炸，寂靜的夜空被打破了。被炸壞的鐵軌和枕木的碎片，飛落到鐵路兩旁。據(jù)后來滿鐵調(diào)查，爆炸只造成了輕微的破壞。關東軍只進行小規(guī)模破壞是有用意的：第一，避免造成列車阻礙或顛覆，不使旅客滯留現(xiàn)場，防陰謀敗露；第二，關東軍只需在現(xiàn)場留守少數(shù)人員，可集中兵力進攻北大營；第三，可保證將鐵路及時修好，便于以后的軍事運輸。
實施爆破之后，川島中隊隨即趕到現(xiàn)場，向駐守北大營的東北軍發(fā)起攻擊。并用電話向坂垣報告。坂垣接到報告后，遂根據(jù)事先的計劃，下達了全面進攻的命令。關東軍各部隊接到命令后，立即按《攻取奉天城計劃》出動。夜23時許，安裝在獨立守備隊院內(nèi)的巨型榴彈炮開始向北大營轟擊，一場災難降臨到了沈陽城。
張學良不抵抗原因成謎
然而，這時東北當局和東北軍卻是群龍無首，不知所措。軍政長官張學良時在北平，東北軍政委與東北邊防軍副司令長官兼吉林省主席張作相、遼寧省主席臧式毅和東北邊防軍參謀長榮臻代行。由于蔣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內(nèi)”的政策，在1931年夏以來中日關系日趨緊張的局勢下，蔣介石不但不加強東北國防，反而于8月致張學良“銑電”，讓張對日本之挑釁不作抵抗。
根據(jù)蔣介石的指示，張學良給臧式毅、榮臻發(fā)來密電：“查現(xiàn)在日方外交漸趨吃緊。應付一切，亟宜力求穩(wěn)慎。對于日人無論如何尋事，我方務必萬萬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由此看來，張學良是執(zhí)行了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但在1990年張學良接受日本記者采訪時，沒有提及蔣介石的密電，而說當時的中央政策行政院長孫科，下達過一個指示，內(nèi)容是“相應處理”，意思是說中央不負責任。這等于張學良承擔了不抵抗的責任。
張學良為什么不進行抵抗呢?張學良解釋是判斷失誤。他認為，判斷一件事，“應站在對方的立場上設想對方環(huán)境、處境和利害關系”，因此，“我的判斷是，日本那樣做，不僅對中國不幸，對日本來說，要受國際上的責備，后果也是不好的”。“日本是利用軍事行動向我們挑釁，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假如我真知道日本人要挑起戰(zhàn)爭，那我當時可能跟日本人要拼的”。
對于張學良的表白，日本學者認為“考慮到他現(xiàn)今的處境，不得不做如是說”。不管是張學良執(zhí)行蔣介石的命令也好，還是判斷失誤也好，他推行了不抵抗政策，客觀上挫傷了東北軍愛國官兵抵御外侮的積極性，致使東北軍迅即潰敗，將東北的大好河山丟掉。在這個意義上，張學良要承擔丟失國土的歷史責任的。
24小時內(nèi)沈陽內(nèi)外淪陷
由于不抵抗主義，東北軍的防務只能是建立在“逃跑主義”基礎上，駐守北大營的東北軍精銳第7旅，擬定了敵進我退的方案。不抵抗主義和逃跑主義也造成了防務松懈，官不守職。
事變發(fā)生當夜，第7旅主官，只有參謀長趙鎮(zhèn)藩和620團團長王鐵漢留守營中，當敵向北大營發(fā)起進攻時，趙鎮(zhèn)藩急忙用電話向榮臻請示辦法，榮命令：“不準抵抗，挺著死，大家成仁為國犧牲。”在敵攻進營垣大肆殺戮的情況下，趙鎮(zhèn)藩下令部隊按計劃一邊掩護一邊向東撤退。在突圍中，620團王鐵漢部進行了英勇抗擊，其他各部被敵分割，突圍情形極為混亂。至19日晨5時左右，敵完全占領北大營，并將其付之一炬。北大營之戰(zhàn)，日軍以區(qū)區(qū)4個中隊數(shù)百人，進攻東北軍近萬人勁旅，結(jié)局卻是日軍獲勝。這在戰(zhàn)史上極為罕見。其根本原因就是不抵抗主義造成的。如果我軍迎頭抗擊，完全可消滅敵人，日侵略計劃難以實現(xiàn)。
在關東軍獨立守備隊進攻北大營的同時，日軍步兵第29聯(lián)隊侵入商埠地，向沈陽城發(fā)起攻擊。由于中國軍警接到不抵抗命令，除個別略有抵抗外，基本上對日進攻沒進行有組織的抵抗。遼寧省政府幾次與日本駐沈總領事館交涉，要求日軍停止進攻，甚至表示要“打開城門，以示沒抵抗之意”，但日領館卻回答：“中國軍隊破壞滿鐵鐵路，責任在中國”，并以“軍人行動，領事無權過問”相推諉。
日軍第29聯(lián)隊幾乎未遇抵抗，很快從沈陽城西北角突入城內(nèi)，到19日晨6時左右，占領了東北邊防軍長官公署、遼寧省政府等軍政機關。沈陽城失陷了。接著，由遼陽趕來增援的日軍第2師團主力，到達沈陽后，立即投入戰(zhàn)斗，很快占領了沈陽航空處及兵工廠。然后又向沈陽(東北軍講武堂所在地)發(fā)起進攻，所在教職員和學生也由于不抵抗命令，隨敗退下來的第7旅官兵一起撤退。19日中午時分，日軍占領東大營。至此，沈陽內(nèi)外全部淪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