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主席多次提到何鳴危險

何鳴，在我黨內確實不是什么顯赫人物，卻由于毛主席的一再提及而逐漸出名。

1937年11月，隨著上海、太原接連失守，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問題擺在了面前。毛主席在延安會議上提出，要警惕黨內產生的“右傾”思想，其中特別指出了“何鳴危險”。這是“何鳴危險”的首次提出，也是毛主席首次在大會上點名批評何鳴。

時隔8年之后，也就是1945年，毛主席又舊事重提。此時國共兩黨又面臨著日本戰(zhàn)敗滾蛋后，國共談判和平建國的問題。在蔣介石接連三封電報的“盛情”催邀之下，毛主席動身飛赴重慶，參加了那場轟動中外的鴻門宴。不過毛主席在前往重慶前兩天，即1945年8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鮮明地亮出了此次談判絕不會簽訂“城下之盟”的原則，他說：“我們黨的歷史上除何鳴事件外，還沒有隨便繳槍的事。” 這是毛主席又一次公開談及何鳴。

重慶談判劇照

國人皆知，重慶談判是在討論戰(zhàn)后中國國家前途和民族命運的重要會談。為什么在這樣的重大時刻，毛主席又提起往事？8年來念念不忘，說明這件事給毛主席和我黨的影響，是持久而深刻的。

后來隨著《毛澤東選集》《毛澤東年譜》等資料的發(fā)表、公布，何鳴越來越被世人所熟知，也越來越讓人好奇：

他是誰？

他為什么把手中的槍草率地繳了出去？

他為何值得毛主席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及？

他到底做了什么，而被新四軍軍部處決？

二、“何鳴危險”是怎么發(fā)生的

何鳴，原名何君熙，1903年生于海南省萬寧縣，很早就投身于中共地下黨活動，曾擔任共青團萬寧縣委書記等職務，1927年12月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可以說在黨內也算是個老資格了。

后來，因為國民黨對海南革命者實施大搜捕，何鳴不得不出走南洋新加坡等地。1931年，何鳴游擊于廈門、漳州等地，并擔任閩南紅軍第三團連政治指導員。憑借豐富的斗爭經驗和出色的領導才能，到了1932年底何鳴又被任命為中共漳州中心縣委書記、紅軍第三團政治委員。隨著中共閩粵邊特委的成立（1936年），何鳴很快又成為特委代理書記，這時的他只有33歲，正是建功立業(yè)之時。按照這個履歷的發(fā)展來看，如果沒有“何鳴危險”事件，他應該會發(fā)展成為我黨內一個出色的將才，可他偏偏為什么又和“危險”二字掛上鉤了，而被毛主席多次提及？

1927年國民黨先后發(fā)動四·一二、七·一五兩場反革命政變，大肆屠殺清洗共產黨人，從此國共兩黨分道揚鑣，徹底成為敵人，斗爭遍布祖國各地。當時由何鳴等人領導的閩粵邊區(qū)是中共一塊重要的革命根據(jù)地，高潮時勢力范圍囊括閩南、粵東16個縣，擁有240多個黨支部，紅軍800多人，農民武裝7000多人，是一支不容小覷的武裝力量。為了鎮(zhèn)壓這支武裝，蔣介石于1936年特意將粵軍一五七師調往閩南，企圖圍剿中共革命勢力。

當時的中國，除了國共兩黨意識形態(tài)上的對立外，還有更嚴重的民族矛盾。自1931年日本發(fā)動“九一八事變”以來，中日民族矛盾逐漸成為中國的主要矛盾。面對國內形勢的轉變，蔣介石并未改變其政治態(tài)度，始終將剿共放在首位，這導致部分國民黨將領的不滿。張學良、楊虎城就是在這種嚴峻又荒唐的形勢之下，發(fā)動兵諫，逼迫蔣介石接受了我黨提出的“停止內戰(zhàn)，一致抗日”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主張。國共第二次合作于是拉開了帷幕，彼此之間的關系出現(xiàn)了重大轉折。

兩黨合作抗日的形勢，讓黨內一部分人出現(xiàn)了天真的、不切實際的幻想，以為國民黨會放下成見，真誠待我，共同加強中國的國防力量。

很快，當共同抗日之風刮到閩南，一個錯誤正在醞釀之中。1937年2月，何鳴通過國民黨的喉舌《中央日報》得知了國共兩黨合作的新動向，便立即展開行動，試圖與國民黨一五七師化干戈為玉帛，達成共同抗日的協(xié)議，同時，特委也向中共南委報告了局勢的發(fā)展。

4月，經過何鳴的奔波，國民黨一五七師“同意”了談判。然而，國民黨卻全然不顧大局政策，不僅談判毫無誠意可言，甚至設下圈套逮捕了何鳴等人。何鳴等人的被捕引發(fā)了輿論的重大不滿，他們最終被放了出來。之后，經過國共兩黨的多次協(xié)商，在1937年6月達成協(xié)議，中共同意將閩粵邊的紅軍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而國民黨也同意停止封鎖蘇區(qū)的行動等。

這個協(xié)議本身并沒有太大的問題，問題就在于，何鳴沒有聽從南方委員會“就地談判，不能離開根據(jù)地”的指示，擅自命令各游擊隊從根據(jù)地集結到漳浦縣城。這很容易導致中共陷入國民黨的包圍圈。

果不其然，國民黨表面上聯(lián)共抗日，實則反共剿共一天都沒改變過。1937年7月，就是日本發(fā)動七七事變全面侵華，中華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時刻，國民黨第四路軍總司令余漢謀、第五軍區(qū)司令李振球，以及參謀長鄭訓晟等人來到漳州，與一五七師師長黃濤共同商定了剿共事宜，決定對中共實行繳槍。

16日，國民黨以軍事操練，集中點名發(fā)餉為借口，誘騙紅軍游擊隊集結到閩南的漳浦縣城。讓中共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集結地早已被國民黨軍包圍了。

此時紅軍并沒有意識到，危險正在向自己逼近。

當紅軍集結完畢，國民黨扯下國共合作的假面具，他們挾武力之威，直接要求紅軍交出槍械，局勢瞬間劍拔弩張。

槍械，繳還是不繳？

時任閩粵邊獨立營營長盧勝和紅三團參謀長王勝均示意搞武裝突襲，以一部分的犧牲，換取日后的重振旗鼓。

這讓我想起了《亮劍》中李云龍的那句經典臺詞：天下沒有打不破的包圍圈！

但是，何鳴不同意，他高估了國民黨的合作意愿，不愿意做過多的犧牲，最終他率先放下了反抗的槍。何鳴本人，也被國民黨強行編為國民黨軍一個師政訓處的上尉附員。

在何鳴的影響下，近千名戰(zhàn)士被迫下了武裝，國民黨不費一兵一卒，就取得了勝利。這就是著名的“漳浦事件”，也是毛主席口中屢次提到的“何鳴危險”。

后來我黨經過嚴重抗議和交涉，國民黨釋放了何鳴和游擊隊員。

三、何鳴危險的深刻影響

等何鳴重回新四軍軍部后，已經物是人非了。一次慘痛的教訓，不可能就這樣和風細雨地過去，必然要經過一場特殊形式的洗刷，才能在人們的心里留下永不磨滅的溝壑。

很快，就有人揭發(fā)他是內奸。

在那樣復雜的政治環(huán)境中，人往往是渺小的。經過新四軍軍部審查，何鳴貿然率部繳槍，又在國民黨軍隊中任職，無論如何，他都難以洗刷自己叛變的嫌疑。于是在1939年6月，響起了開頭那一聲槍聲。

其實何鳴是冤枉的，他真不是內奸。試想一下，1927年是全國白色恐怖最嚴重的時候，蔣介石和汪精衛(wèi)先后制造的兩場大屠殺，將共產黨人一下子從6萬多人清洗到1萬人，整個1927年浸透著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的熱血。屠刀可斷我頭，卻不可斷我信仰！何鳴正是在當年的12月加入的共產黨。一位在黨最危險的時候加入的好同志，一位擁有多年斗爭經驗的革命志士，怎么會輕易叛變投敵？

在1950年代初中共中央編輯的《毛選》中，講到發(fā)生在福建的這起漳浦事件時，說“何鳴同志對蔣介石的陰謀沒有警惕”。這個結論基本等于給何鳴平反了：一，他還是我們的同志；二，他沒有主觀故意錯誤。建國以后，何鳴就被海南省萬寧縣人民政府追認為革命烈士。

功歸功，過歸過。何鳴需要為“漳浦事件”負直接的責任，他的最大錯誤就在于沒有聽從南方委員會的指示，沒能認清形勢的發(fā)展，不夠了解國共合作的原則，高估了國民黨對于合作的態(tài)度，喪失了革命警惕性，貿然做出了錯誤的決策，最終導致這場嚴重的事故。“漳浦事件”發(fā)生后，毛主席立即吸取教訓，并致電南方各革命根據(jù)地，要求他們跟國民黨合作時務必要牢記“何鳴危險”，認清革命形勢，在警惕左的同時，也要防范右的危險。

回到開頭，在赴重慶談判之前，毛主席再次提到何鳴危險，就是要告誡全黨我們和國民黨反動派談判的原則就是，我們可以為了全國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作出必要的讓步，但我們不會再屈從繳槍。因為，槍桿子里出政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