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北京大學100周年校慶的熱鬧繁忙情景至今還歷歷在目，與之有關的種種話題更是令人記憶猶新。北京大學的精神或傳統(tǒng)就是這樣一個歷久彌新的話題。但情形似乎是，北京大學的精神或傳統(tǒng)是什么依然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話題，還需要我們作進一步的認真討論。
百年校慶期間對于北京大學的傳統(tǒng)或精神既有官方的版本，也有民間的說法。民間版本中最典型且影響較大者要數(shù)自由主義傳統(tǒng)的說法。如劉軍寧《北大傳統(tǒng)與近代中國自由主義》一文就明確地提出北京大學的傳統(tǒng)就是自由主義的傳統(tǒng)。把北大的傳統(tǒng)歸結為自由主義似乎是有理由的，因為蔡元培校長在其《我在教育界的經(jīng)驗》中就明確地說過：“我對于各家學說，依各國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兼容并包。”[1]5111923年后接替蔡元培擔任北京大學校長15年之久的蔣夢麟先生在其《北大之精神》一文中也強調(diào)指出，北京大學精神包括這樣兩條：第一條是本校具有大度包容的精神，他說：“本校自蔡先生長校以來，七八年間這個‘容’字，已在本校的肥土之中，根深蒂固。故本校內(nèi)各派別均能互相容受，平時于講堂之內(nèi)，會議席之上，作劇烈的辯駁和爭論，一到患難的時候，便共力合作。這是已屢試不爽的了。”第二條是“本校具有思想自由的原則”，他說：“本校里面，各種思想能自由發(fā)展，不受一種統(tǒng)一思想所壓迫，故各種思想雖平時互相歧異，到了有某種思想受外部壓迫時，就共同來御外侮”。[2]584—585凡此種種都在清楚地表明，北京大學的傳統(tǒng)應該就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其他如胡適、傅斯年等人關于北京大學精神或傳統(tǒng)的說法似乎也清楚地表明了兼容并包應該是北京大學的傳統(tǒng)或精神。問題是，即便“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北京大學的傳統(tǒng)或精神，我們能否從中進一步充分地演繹出自由主義這一傳統(tǒng)呢？兼容并包與自由主義之間是應該有所區(qū)別呢？還是兩者就是一個東西呢？我們的看法是他們之間應該是有明確的分界。我們很難從“兼容并包”直接地推出北京大學的傳統(tǒng)就是自由主義傳統(tǒng)的說法。因為：
第一，從事實層面來看，從新文化運動以后的二三十年間的北京大學的校園內(nèi)不僅僅有自由主義的傳統(tǒng)，也有其他的種種主義或思潮，如馬克思主義、無政府主義、封建專制主義、文化保守主義、虛無主義、進化論思潮等?？梢哉f，中國當時社會所有的或當時世界上所有的種種思潮幾乎都可以在北京大學找到他們的代表。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自由主義只是當時北京大學校園內(nèi)花色繁多的主義中的一種，并不能包容其他的種種主義。我們可以說，自由主義是一種最能容忍其他主義的、最開放的主義，但我們卻也能清楚地看見，自由主義與其他種種思潮或主義之間的明確的區(qū)別。如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與封建專制主義之間就有著明確的分界，這兩種主義似乎就很難歸結到自由主義之中。所以自由主義并不能涵蓋一切的主義或思潮。因此，我們可以說，自由主義是北京大學傳統(tǒng)或精神的一個方面的內(nèi)容，而不能說自由主義就是北京大學的傳統(tǒng)或精神。
第二，從學理層面看“，兼容并包”不能歸結為自由主義。所謂“兼容并包”即是指把各種主義都收羅凈盡，是各種思想同時并存的局面，而不是單打一，由某一種思想獨霸天下，所以“兼容并包”不能歸結為某一種主義如自由主義或其他的什么主義。如果說，自由主義是北京大學的傳統(tǒng)或精神，那就不得不將其他的思潮排除在外，如此就必不能反映北京大學的整個思想風貌。從這一角度，我們可以采取蔡元培的說法，就是北京大學是“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并包主義”。思想自由與自由主義之間無疑是有區(qū)分的。如果自由主義真能包容所有其他一切的主義或思潮，那么結論也就是自由主義也就不成其為自由主義了。
第三，從功能的角度著眼，說北京大學的傳統(tǒng)或精神是自由主義也沒有清楚地反映北京大學這樣的教育團體的性質或理念或功能。在此我們當然首先得明白究竟什么是自由主義。根據(jù)當代著名的政治學家羅爾斯的看法，所謂的自由主義包含如下的一些基本原則：(1)自決原則：個人的生活只有在他們是自我決定的即自由選擇的意義上才是有價值的；(2)最大限度的平等自由：國家應當保障每個人與他人的同等自由相容的最大的個人自由；(3)多元主義：由于個人確實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他們有可能做出不同的選擇，簡言之，存在善的觀念的多樣性；(4)中立性：從前三項原則可以推出，國家應當在各種生活方式與善的觀念之間保持中立，反對至善主義；(5)善的原則：應當公平分配資源，以使所有人都有追求其自身善的觀念的公平機會；(6)正當對善的優(yōu)先性：正義(正當)原則約束個人對其自身善的觀念的追求。從上述的關于自由主義基本原則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自由主義理論的出發(fā)點無疑是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政治理論可以說紛紜復雜，但不管是何種自由主義似乎都必須以上述的個人作為其立論和論證的基本點。自由主義可以說是一種政治思潮，一種經(jīng)濟思想，是一種社會政治制度，當然也可以是一種生活的態(tài)度。但是我們也可以同樣確切無疑地斷定，北京大學顯然并不是政黨，也不是經(jīng)濟運作的場所，當然更不是一種社會政治制度。因此，說北京大學的傳統(tǒng)或精神是自由主義似乎并沒有能夠準確地表達出北京大學作為學術研究和教學團體實際上所應該發(fā)揮的真正功能。
二
要真正弄清北京大學的傳統(tǒng)或精神，首先要明白北京大學的性質及其歷史。
北京大學的前身是京師大學堂。京師大學堂名為當時中國最高學府，但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學術機構。所收的學生都是京官，被稱為老爺，都雇有當差。學堂的監(jiān)督和教員則被稱為中堂或大人，大都是封建官僚。學生進入京師大學堂并不志在求學，而是攫取功名利祿?？梢?，京師大學堂只不過是變相的官僚衙門，當時人稱之為“官僚養(yǎng)成所”。畢業(yè)的學生的理想就是去做官，學生就是候補官僚。學生入學“仍抱科舉時代思想，以大學為取得官吏資格之機構，故對于教員之專任者，不甚歡迎。其稍稍認真者，且反對之。獨于行政司法界官吏之兼任者，雖時時請假，年年發(fā)舊講義，而學生特別歡迎之，以為有此師生關系，可為畢業(yè)后奧援也”[3]670。在京師大學堂求學者皆有做官發(fā)財?shù)乃枷牖蚰繕?，所以預科畢業(yè)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很少，入理科者更少，其原因在于“法科為干祿之終南捷徑也”。
此種狀態(tài)一直延續(xù)至蔡元培來北京大學之時。對于此種狀況，蔡元培當然是清楚的，也是很不滿意的。在他看來，“大約大學之所以不滿人意者，一在學課之凌雜，二在風紀之敗壞。救第一弊，在延聘純粹之學問家，一面教授，一面與學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救第二弊，在延聘學生之模范人物，以整飭學風”[3]11。所以蔡元培上任伊始就明確地提出改造北大的三項任務。這就是，一曰抱定宗旨，到北大來就是研究學問，而無其他任何旁的目標。二曰砥礪德行。三曰敬愛師友。表面上看，三項任務是并列的。但這三項任務實質上就是一項，即研究學問。比如第三項任務的實質是要為研究學問營造一個和諧寬松的氛圍。而第二項，據(jù)蔡元培本人的解釋也是為了學問的研究。他說：“研究學理，不可不擯棄分心的嗜好，所以本校提倡進德會，對于嫖賭的惡習，官吏議員的運動，是懸為戒律的。”[3]701在他看來，新型的大學的理念只有一條，即“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3]8。現(xiàn)在看來，此番講話并不具有什么重要的意義。但在當時卻是石破天驚，具有強烈的顛覆作用。它預示著整個北京大學的性質將要發(fā)生根本的變化。在他看來，大學，尤其是北京大學這樣的最高學府，應該是為學問而研究學問的所在，而不是官僚的培養(yǎng)所，也不是傳授謀生手段或技藝的地方。你進入了北京大學，就應該抱定研究高深學問的宗旨。研究學問就是為了推進學問，是為了學問而學問，不是為了升官發(fā)財。蔡元培指出，你果真要達到升官發(fā)財?shù)哪康模本┯胁簧賹ｉT的學校。要做官可去法律學堂，想發(fā)財可去投考商業(yè)學校，你又何必來到北京大學呢？當然你也可以抱定求學的宗旨來北京大學讀法科和商業(yè)，但“入法科者，非為做官；入商科者，非為致富。”[3]8讀法科和商科的目的，在蔡元培看來，就是把法科和商科作為學問來研究。所以他“希望學生于研究學問以外，別無何等之目的”[3]291。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fā)財之階梯。總之，北京大學是研究高深學問之所在，是純凈的、獨立的研究學術的象牙塔。在這里，學問具有無上的尊嚴，是至高無上的。這就是“為學問而學問”、“學術至上”思想在中國的濫觴。因此結論就是北京大學精神的首要的和基本的含義就是維護學術尊嚴、強調(diào)學術至上。在這里，知識是本位，學問是主體。有沒有知識、有沒有學問是衡量一切的最高標準。正是在蔡元培的積極推動之下，北京大學逐漸地形成了用當時人所說的“學術第一”的傳統(tǒng)或精神。
在蔡元培看來，不僅北京大學應該是一所為學問而學問的研究高深學理的學校，其他任何院校也應該是“為研究學術而設”的。
正是在這一精神的指導下，當時北京大學的校園內(nèi)聚集了具有各種不同的政治思想或意識形態(tài)背景的學者，有自由主義者、有馬克思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復辟主義者。作為校長的蔡元培真正是宰相肚里能撐船，容下了各色不同的學者。“例如復辟主義，民國所排斥也，本校教員中，有拖長辮而持復辟論者，以其所授為英國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3]576。這位拖長辮持復辟論的怪異學者就是辜鴻銘(1856—1928年)，祖籍福建同安，出生于馬來西亞檳榔島，曾在英國、德國學習十四年，精通英語、法語、德語和希臘語，得過英國文學碩士學位。辛亥革命后，他仍效忠清室，曾參與張勛復辟，以復辟派自居，主張尊孔尊王。蔡元培認為，辜的政治思想雖已為當時的社會所排斥，但其在英國文學領域內(nèi)深有造詣(辜用英文著譯的關于中國文化和《四書》等書籍，受到歐洲漢學家們的推崇)，仍然聘他為北京大學教授，講授英國文學。又如“籌安會之發(fā)起人，清議所指為罪人者也，本校教員中有其人，以其所授為古代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3]576蔡元培此處所指是劉師培其人。劉師培(1884—1919)，劉氏家族以治《左傳》、《春秋》而聞名于世，劉師培幼承庭訓，服膺漢學，是古文經(jīng)學的研究領域內(nèi)的權威。他早年曾參加同盟會，不久變節(jié)，投靠清朝兩江總督端方，充當端方暗探，為革命黨人所不齒。1915年袁世凱復辟帝制時，劉師培是籌安會的發(fā)起人之一。
袁氏復辟帝制失敗后，劉師培蜷伏天津。1917年，蔡元培聘劉師培為北京大學文科教授，講授古代文學，看重的是劉氏的學問知識，而不是其政治立場。蔡元培先生用人看重的是學問，是知識，即便在生活上有微疵也是“悉聽自由”。他說：“嫖、賭、娶妾等事，本校進德會所戒也，教員中間有喜作側艷之詩詞，以納妾、狎妓為韻事，以賭為消遣者，茍其功課不荒，并不誘學生而與之脫落，則故聽之。”[3]576生活與學問當然有密切的關系，但兩者畢竟不是一個東西，生活不潔并不必然影響學問深淺高下，只要不引誘學生于生活上放蕩不羈，仍可作聘為北京大學教員。
上面的敘述表明，北京大學歷史上的此種“兼容并包”局面是在蔡元培的“學術第一”的精神之下形成的。“兼容并包”須以學術、學問為前提條件的，并不是什么樣的人都能進入北京大學這一塊學術圣地的。“兼容并包”的實質是說，只要你有學問、知識，而不問你的思想立場、意識形態(tài)，都可以有機會在北京大學這一舞臺上一試身手。如辜鴻銘之能夠進入北京大學，不是因為他腦后拖著辮子、眷戀舊的帝制的封建遺老遺少的心態(tài)，而是他對傳統(tǒng)國學的精深研究，有資格在北京大學占一席之地；又如梁漱溟來北京大學也不是因為他對中國傳統(tǒng)思想的保守心態(tài)，蔡元培當時邀他來北大，是讓他來講授印度哲學的；胡適和陳獨秀進北大也都不是他們的激進主義思想，而是其學術思想。蔡元培用人看重的是學問，只要你學問上是領軍人物，就可以進入北大，而不問你的思想、意識形態(tài)立場。可見“，兼容并包”并不是第一位的，而是從屬于學術之上這一基本原則的。離開了“學術至上”或“學術第一”的原則，對于北京大學而言“，兼容并包”也就毫無意義了。
三
蔡元培改革北京大學的思想是深受19世紀德國柏林大學創(chuàng)辦者、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洪堡的影響，竭力在國內(nèi)倡導“為學問而學問”的精神。求學問并沒有旁的目的就是為了求真，就是為了推進學問。對于教師講，你必須有學問，有大學問才能進入北京大學。對于學生來講，你進入北京大學也只能有一個宗旨，這就是“研究高深之學問”。蔡元培的這一努力卻為當時中國的現(xiàn)實所阻斷。1919年由北京大學學生領導而引發(fā)了全國規(guī)模的五四運動。這一場運動從政治上說，學生取得了勝利。大家以為“五四”事件也就結束了。“但是北京大學本身卻成了問題。蔡校長顯然因為事情鬧大而感到意外”[5]172。于是，蔡元培悄然離開了北京。不少關于蔡元培的傳記認為，蔡元培所以出走是“在軍閥勢力壓迫下辭職離京”的。這樣的說法是不錯的，但似乎卻也只道出了蔡元培出走原委的一面。其實蔡元培既公開提出辭呈，何必悄然離開北京大學、離開北京呢？臨行前他在《北京大學日刊》發(fā)了一個《辭北大校長職出京啟事》說道：“我倦矣。‘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殺君馬者道旁兒”出自《風俗通》。究竟是什么意思，學生們理解不了。有人誤解為“君者指政府，馬者指曹、章，路旁兒指各校學生”，就是說蔡元培在怪罪學生了。當時北大文科教授程演生在《北京大學日刊》發(fā)表了一封答復學生的信，向學生指出這個典故的出處和含義：“‘殺君馬者道旁兒’《風俗通》曰，殺君馬者路旁兒也。言長吏養(yǎng)馬肥而希出，路旁小兒觀之，卻驚致死。按長吏馬肥，觀者快之，稱者喜其言，馳驅不已，至于死。”[6]299他說蔡先生用此語的本心是如果不考慮自己所處的地位，“將恐溺身于害”，并無責怪學生的意思。至于“民亦勞止，汔可小休”則取自《毛詩大雅民勞》第二章的前兩句。第二章是這樣的“民亦勞止，汔可小休?；荽酥袊詾槊皴?。無求詭隨，以謹。式曷口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為王體。”蔡先生用此語似不是取全章之義。所謂民者，似乎是自指，他名為子民。意思是說，我已經(jīng)很是疲勞了，應該好好休息一下了。如果取全章之義，那么就不是感嘆自己了，而是在議論執(zhí)政者了?！睹娦颉吩唬?span lang="EN-US">“《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厲王“賦斂重數(shù)，徭役繁多，人民勞苦，輕為奸宄，強陵弱，眾暴寡，作寇害，故穆公以刺之”。后蔡元培本人對程演生的這一解讀有個按語，說“引此語但取勞則可休一義，別無他意”。為了消除同學的誤解，表明自己同情和支持學生愛國運動的心跡，
其實，蔡元培本人對于學生運動是“有成見”的。他在后來回憶自己在北京大學的經(jīng)歷時如斯說道：“我對于學生運動，素有一種成見，以為學生在學校里面，應以求學為最大目的，不應有何等之政治組織。其有年在二十歲以上，對于政治有特殊興趣者，可以個人資格參加政治團體，不必牽涉學校。所以民國七年夏間，北京各校學生，曾為外交問題，結隊游行，向總統(tǒng)府請愿；當北大學生出發(fā)時，我曾力阻他們，他們一定要參與；我因此引咎辭職。經(jīng)慰留而罷。(蔡元培當時對學生說道：諸君有何意見，盡可告我，定當代達總統(tǒng)總理，若此全體出發(fā)，不但無補于事，且難免不受干涉之辱，為君等計，還以勿出為是。)到民國八年五月四日，學生又有不簽字于巴黎和約與罷免親日派曹、陸、章的主張，仍以結隊游行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們了。他們因憤激的緣故，遂有焚曹汝霖及攢毆章宗祥的事，學生被警廳逮捕者數(shù)十人，各校皆有，而北大學生居多數(shù)；我與各專門學校的校長向警廳力保，始釋放。但被拘的雖已保釋，而學生尚抱再接再厲的決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態(tài)度，都中喧傳政府將明令免我職而以馬其昶君任北大校長，我恐若因此增加學生對于政府的糾紛，我個人且將有運動學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辭職，一面秘密出京，時為
在蔡元培看來，五四運動的勝利已使學生不能夠抱定“為學問而學問”的宗旨。蔡元培先到天津、后到上海，最后悄然到了杭州，住在一個朋友家里。住處就在西湖邊上，臨湖依山，環(huán)境非常優(yōu)美“，他希望能像傳統(tǒng)的文人雅士，就此息隱山林。雖然大家一再敦勸，他仍舊不肯回到北大。”[5]172在社會各界的一再勸說之下，不得已蔡元培同意由蔣夢麟前往北京大學代理他的職務。蔣到校后，學生團體開了一個歡迎大會。蔣說道：“故諸君當以學問為莫大的任務。西洋文化先進國家到今日之地位，系累世文化積聚而成，非旦夕可幾。千百年來，經(jīng)多少學問家累世不斷的勞苦工作而始成今日之文化。故救國之要道，在從事增進文化之基礎工作，而以自己的學問工夫為立腳點，此豈搖旗吶喊之運動所可幾？當法國之圍困德國時，有德國學者費希德在圍城之大學講演，而作致國民書曰：‘增進德國之文化，以救德國。’國人行之，遂樹普魯士敗法之基礎。故救國當謀文化之增進，而負此增進文化之責者，惟有青年學生。”[5]174—175于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蔣夢麟此番話的重點顯然想讓初嘗五四運動勝利果實的學生重新抱定“為學問而學問”宗旨。蔣夢麟前往北大代行校長之職時，蔡元培仍然在杭州養(yǎng)病。他在杭州接見全國學聯(lián)代表時，提出了“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的口號。
那么學生的重任是什么呢？于是蔡元培接著說道：“世界進化，實由分功，凡事之成，必資預備。”此番話自有深意在。從分工的角度講，學生的重任無疑在研究學問和以學問對于國家社會現(xiàn)象的觀察批評。愛國固然重要，但愛國的根本、文化的基礎卻在于學問，所以學生必須在學問和文化方面早做“預備”。這就是蔡元培常講的所謂“力學救國”的道理。在他看來，從事愛國運動，必然會“犧牲研究神圣學術之光陰”。學生的重任就是研究神圣之學問。對于學生而言，責無旁貸。對于中國學生講，尤其是如此。因為“我國輸入歐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繼而練軍，繼而變法，最后乃始知教育之必要。其言教育也，始而專門技術，繼而普通學校，最后乃始知純粹科學之必要。吾國人口號四萬萬，當此教育萬能，科學萬能時代，得受普通教育者，百分之幾，得受純粹教育者，萬分之幾。諸君以環(huán)境之適宜，而有受教育之機會，且有研究純粹科學之機會，所以樹吾國新文化之基礎，而參加世界學術之林者，皆將有賴于諸君。諸君之責任，何等重大。今乃為參加大多數(shù)國民政治運動之故，而絕對犧牲之乎？”他認為，參加大多數(shù)國民政治運動也無可厚非，但要知道的是，要永久地喚醒國民“則非有以擴充其知識，高尚其知趣，純潔其品性，必難幸致。茍能應機擴充，持久不息，影響所及，未可限量。而其要點，尤在注意自己之知識，若知趣，若品性，使有左右逢源之學力，而養(yǎng)成模范之資格，則推尋本始，仍不能不以研究學問為第一責任也”。蔡元培點明學生的第一重任就是研究學問。五四運動之后的學生們也意識到力學報國的重要。在其敦促蔡元培回校的電報中有“力學報國”的壯志和意愿，深深地感動了蔡元培。于是他說道：“讀諸君十日三電，均以‘力學報國’為言，勤勤懇懇，實獲我心。自今以后，愿與諸君共同盡瘁學術，使大學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國文明前途百年大計。諸君與仆，當共負其責焉。”[3]641—643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然這兩者從蔡元培大學的理念來審視的話，不是并列的，而是有先后輕重的。他認為，對學生而言，讀書是救亡的基礎。
正是基于這樣的看法，他對五四運動所帶來的負面影響頗感憂慮。他說道：“學生在求學期間，自應惟學是務，朝朝暮暮，自宜在書本里用工夫。但大家不用誤會。我并不是說學生應完全的不參加愛國運動，總要能愛國不忘讀書，讀書不忘愛國，如此方謂得其要旨。至若現(xiàn)在有一班學生，借著愛國的美名，今日罷課，明天游行。完全把讀書忘了，像這樣的愛國運動，是我所不敢贊同的。我在外國已有多年，并未多見罷課的事情。而我國則不然，自‘五四’以后，學潮澎湃，日勝一日，罷課游行，成為司空見慣，不以為異。不知學人之長，惟知采人之短，以至江河日下，不可收拾，言之實堪痛心??！總之，救國問題，談何容易，決非一朝一夕空言愛國所可生效的。從前勾踐雪恥，也曾用‘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工夫，而后方克遂志。所以我很希望諸位如今在學校里，能努力研究學術，格物窮理。因為能在學校里多用一點工夫，即為國家將來能多辦一件事體。外務少管些，應酬以適環(huán)境為是，勿虛擲光陰。宜多組織研究會，常常在實驗室里下工夫。他日學成出校，出國效力，胸有成竹，臨事自能措置裕如。一校之學生如是，全國各學校的學生亦如是，那末中國的前途，便自然一天光明一天。”[4]19—20但這僅僅是蔡元培本人的辦學理念或理想，在當時的中國卻難以實現(xiàn)。五四以后學生斷難抱定“為學問而學問”的宗旨。
運動的勝利，使他們過分地相信各種群眾運動，并總企圖通過此種運動來達到自己的目的。1922年，北京大學因辦學經(jīng)費短缺，而于此年向學生征收講義費。于是當年10月17日和18日引發(fā)了所謂的講義費風潮。學生對于教員“肆口漫罵，并加恫嚇”，他們“威迫狂號，秩序蕩然”。此次學潮波及全國，產(chǎn)生了很壞的影響。不得已，蔡元培再度提出辭呈?？傊撕蟮姆N種跡象表明，在一個充斥著內(nèi)憂外患的國家內(nèi)很難持守“為學問而學問”的精神。但蔡元培、蔣夢麟等人辦北京大學的初衷就是要在北京大學建立為學問而學問的精神。
四
蔡元培的大學理念在現(xiàn)實中的落實盡管困難重重、舉步維艱，但他卻從未改變“學校為研究學術而設”的初衷。就大學的功能而言，在他看來，必須始終堅守“學術第一”的理念。也正是在這一理念的指引之下，講學自由原則、兼容并包原則應運而生。當然我們也可進一步推導出教授治校的原則。鑒于上述的材料及其我們對此所做的分析和研究，我們現(xiàn)在大概可以把北京大學的傳統(tǒng)或精神概括為這樣的幾句話：學術第一、講學自由、兼容并包、教授治校。
蔡元培奠定了北京大學的精神，使北京大學走上學術繁榮發(fā)展的道路。其時中國備受列國欺凌，國內(nèi)軍閥混戰(zhàn)，政治極其黑暗。蔡元培所領導的新北京大學的出現(xiàn)，“好像一座燈塔，使全國人民看見了光明，認識了前途，獲得了希望。全國風起云涌，互相呼應，這就是震撼全社會，移風易俗的新文化運動”[8]56。新文化運動從本質上講就是一場文化建設運動。這場運動開始于1917年初的北京大學，而在1919年5月演變?yōu)橐粓龇吹鄯捶饨ǖ膼蹏裰鬟\動，演變?yōu)橐粓稣芜\動。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有著密切的關系，但兩者之間卻不盡相同。前者是政治運動，而后者是一場文化建設運動。中國近一百多年的歷史中革命運動或政治運動屢見不鮮，但真正缺少的是像新文化運動那樣的文化建設運動。
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都源于北京大學。北京大學對中國現(xiàn)代社會的影響應該說是多方面的，但其主要的渠道卻是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這兩場運動給予中國現(xiàn)代社會以不同的深刻的影響。北京大學深深地影響了中國歷史的進程。這一影響可以從用美國著名哲學家杜威評價蔡元培的話窺見一二。胡適曾轉述杜威的話說：“拿世界各國的大學校長來比較一下，牛津、劍橋、巴黎、柏林、哈佛、哥倫比亞等等。這些校長中，在某些學科上有卓越貢獻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個校長身份，而能領導那所大學對一個民族、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個。”[8]57豈但并世大學找不出第二個，在整個中國歷史上也找不出第二個。所以蔡元培是一個偉大的教育家。在他領導和管理下的北京大學也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現(xiàn)代社會。這就是北京大學對社會所能夠起的移風易俗的偉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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