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jīng)》是我國古代一部樂歌總集，它是由于配歌的需要而出現(xiàn)，并漸漸因樂師的選用而編在一起的。由傳說中的三千余篇，到目前所見的三百零五篇。這些詩的來源，昔人曾有采詩和獻詩的說法。說有采詩之官主持其事，或諸侯獻詩規(guī)過。但此種完備制度，恐系后人臆度：一、記采詩獻詩之說為漢人所記，其言采詩制度頗為完整，實為儒家理想之夸張；二、現(xiàn)存詩中前后年代及地區(qū)分布之數(shù)量不平衡，如有完備的采詩制度，何以前少后多或偏于某些諸侯國；三、現(xiàn)存其他書中，尚有未采入之逸詩。觀其內(nèi)容，實可采入。故采詩之說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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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以禮、樂為教化之本，故伴隨音樂發(fā)展之詩亦為人所重。這些詩伴著樂曲，經(jīng)樂工之手，并在民間流行。既有民間歌謠入樂，亦有因樂而作詞者。這些詩為人們口傳心誦，逐漸許多佳篇固定下來，大致形成三百篇。這三百篇，一說定于孔子，一說孔子之際已為三百。
言孔子定詩三百者，見《史記?孔子世家》，有影響，但亦有否認者。其理由是：一、其說僅見于《史記》，無佐證；二、三千與三百之比，較懸殊，未免刪詩太多，不近情理；三、孔子講禮教，不能留鄭、衛(wèi)之音；四、先秦諸子稱詩，均言三百，未論三千。故孔子刪詩之說不可信。
孔子自述，一再言三百之數(shù)，諸子亦然?？鬃訒幸辔刺釀h詩，且在孔子前之人言國風情況，已為三百篇，然則又因何而有逸詩？三百篇為有譜可歌之篇，逸詩則否。三百篇為人所重，則因孔子之推重。
《詩經(jīng)》既在孔子推重下而成經(jīng)典，于是便有人來為它歸納體例，如《周禮》和偽毛詩序中便提出六詩、六義之說，即風雅頌、賦比興。前者為體，是樂章之名。后者為言，是修辭技巧?！对娊?jīng)》之體，應為“南、風、雅、頌”（有稱四詩的，有的將“南”并入“風”中）?！澳稀睘槟戏揭魳分帮L”是鄉(xiāng)土樂歌，“雅”是和南對立者，是西周之聲，“頌”是兼舞之樂。
賦比興是《詩經(jīng)》的寫作技巧，試釋如下：
先說賦。劉勰《文心雕龍》云：“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敝祆洹对娂瘋鳌吩疲骸百x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彼^賦者，不過是用素樸的文字表現(xiàn)內(nèi)心感懷。
再說比。劉勰云：“比者，附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敝祆湓疲骸氨日?，以彼物比此物也?！北仁且砸晃锉纫晃铮钢鲁Ｔ谘酝?，把本事同比喻作平行的比。如“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婦如何？匪媒不得”即是一例。
興的歧義最多。劉勰：“興者，起也。起情者依微以擬議?！敝祆洌骸芭d者，先言他物，以引其所詠之辭也?！迸d是一種象征，觸景生情，觸物起興，對一種物象，有了感情，因而引起別的情緒。二者可能有關聯(lián)，但也有無關聯(lián)而詩人由此引起詩思的。例如“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這是詩經(jīng)的六義。如按今日看來，《詩經(jīng)》內(nèi)容大體可分為民間歌謠詩人創(chuàng)作及貴族歌曲。民謠為最主要部分，它的兩大題材是農(nóng)歌和戀歌。其農(nóng)歌部分尤具史料價值，主要寫農(nóng)民們的勞動生產(chǎn)，所受的壓迫與剝削、苦難的生活等。例如：《魏風?七月》描寫農(nóng)民全年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過程、貢物剝削及徭役的沉重，反映農(nóng)民遭受的人格侮辱及其苦難生活。《魏風?伐檀》反映勞役、實物地租的剝削及農(nóng)民的不滿和反抗情緒。
總之，《詩經(jīng)》是古代遺留典籍中竄亂較少的一種，因易于上口背誦，故存留較全。其涉及問題較廣，故為研究古史的重要史料之一。歷代研究詩經(jīng)者亦多，清學者陳奐的《詩毛氏傳疏》和馬瑞辰的《毛詩傳箋通釋》，可供初修《詩經(jīng)》參讀。（《今晚報》2013-1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