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80、90年代之交的社會轉型
1、社會轉型
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國社會發(fā)生了急劇的轉型，國家經濟領域的改革開放步伐正在加快，商品經濟意識不斷滲透到各個社會文化領域，社會經濟體制也隨之轉軌，統(tǒng)治了中國近四十年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體制轉型。在這種情形下，傳統(tǒng)意識形態(tài)的格局也相應地發(fā)生了調整，知識分子原先所處的社會文化的中心地位漸漸失落，向社會文化空間的邊緣滑行。但要探究這種變化的根源，除了經濟因素之外還有一些不容忽視的政治文化方面的事實背景，知識分子的社會理想激情受到一而再的挫敗以后，)一方面難以很快地重新獲得明確統(tǒng)一的追求方向和動力，另一方面也暴露了精英意識自身浮躁膨脹的缺陷。來自這兩方面的原因促成了90年代初基本的文化特征：“五四”傳統(tǒng)中的知識分子啟蒙話語受到質疑，個人性的多元文化格局開始形成以及出現(xiàn)了知識分子在精神上的自我反省。在文學創(chuàng)作上則體現(xiàn)為對于傳統(tǒng)的道德理想的懷疑，轉向對個人生存空間的真正關懷，特別是由此走向了民間立場的重新發(fā)現(xiàn)與主動認同。
2、文學轉型
在這諸種變化中，市場經濟迅速發(fā)展所帶來的一系列人文意識的變化是關鍵性的。在當代文學史上，文學藝術一向是作為國家政治權力的宣傳工具而存在的，作家和藝術家都是作為國家干部編制的人員進行寫作活動，某種意義上說，長達四十年的文學創(chuàng)作中，公開發(fā)表的作品只能是國家意志的體現(xiàn)，作家可能在具體創(chuàng)作過程中滲透了有限的主體意識，但不可能持真正的個人立場進行創(chuàng)作。而所謂“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口號也只是對如何使國家意識形態(tài)的宣傳更為有效的思考，并非真正對工農兵審美要求的滿足。隨著市場經濟的迅猛發(fā)展，來自群眾性的審美要求呈現(xiàn)出越來越多樣化，而較為僵硬的傳統(tǒng)政治宣傳方式也相應地發(fā)生了變化，當代文學史上第一次出現(xiàn)了無主潮、無定向、無共名的現(xiàn)象，幾種文學走向同時并存，表達出多元的價值取向。如宣傳主旋律的文藝作品，通常是以政府部門的經濟資助和國家評獎鼓勵來確認其價值；消費型的文學作品是以獲得大眾文化市場的促銷成功為其目的；純文學的創(chuàng)作則是以圈子內的行家認可和某類讀者群的歡迎為標志，等等。由于多種并存的時代主題構成了相對的多層次的復合文化結構，才有可能出現(xiàn)文學多種走向的局面。
但是，在這種看似自由多元的創(chuàng)作格局下，知識分子及其文學創(chuàng)造仍然面對了嚴峻的考驗。市場經濟下的文化建設仍然是不平衡的，現(xiàn)代傳播媒體和大眾文化市場在現(xiàn)代城市文化發(fā)展中起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其背后仍然體現(xiàn)著強大的國家意志與商業(yè)利潤雙重力量的制約，而知識分子所堅持的特立獨行的社會批判立場和純文學的審美理想，在越來越邊緣化的文化趨勢中相對處于比較艱難的境地，這就不能不迫使作家們重新思考和探索文學與市場經濟體制的關系。90年代相對多元的文化格局和文化論爭，都與這樣一種關系的調整有關。
二、轉型期文學的特點
1、體現(xiàn)商業(yè)價值的文學讀物的興起
由表淺到深層的來看，市場經濟對于文學的影響首先表現(xiàn)為流行性的現(xiàn)代文學讀物的大量興起。本來在一個精英文化向市場，文化轉移的社會環(huán)境里，“現(xiàn)代讀物”包括了各種各樣的文化類別，其中文學性的讀物最接近審美的意義。由于市場運作方式進入到文學生產領域，同時形成了對創(chuàng)作起明顯制．約作用的讀者消費市場，所以相應產生了適應于這種運作方式及消費市場的文學作品，其中主體性或精神性的成分大大受到壓抑，因而明顯強化了物化的因素，使寫作含有較為直接的追逐商業(yè)利潤的目的。這里所說的“文學讀物”，是與純文學(或說嚴肅文學)作品相對立存在的，包括兩者的藝術觀念、寫作方式和審美趣味都截然不同，市場經濟下的文學讀物不是一種盡到“現(xiàn)代知識分子批判責任與使命的精神產品，也不是一種民族生命力的文化積淀，并通過新奇的審美方式表現(xiàn)出來的象征體，更不是憑一己之興趣，孤獨地嘗試著表達各種話語的美文學，后者林林總總，都以作家的主體性為精神前導，是知識分子占有的一片神秘領地”。然而，文學讀物的存在則是“以現(xiàn)代社會的需要為前提，它將幫助人們在現(xiàn)代社會中更適宜地生存”，是可提供給讀者消閑、益智、娛樂的精神消遣品。自80年代以來大陸地區(qū)文學讀物的興盛受到過港臺、國外及民國時期同類作品的刺激與導引，像瓊瑤、亦舒的言情小說，金庸、梁羽生、古龍的新武俠小說，普佐、謝爾頓等的黑社會犯罪小說，以及林語堂、梁實秋、張愛玲、蘇青的閑適型或市民氣的消閑散文，它們都率先占據(jù)了大陸文化消費市場，并培養(yǎng)和形成了后來的文學時尚。正是踏著它們的足印，當代文學才在90年代之后產生出了龐大駁雜的讀物型作品。這類作品中較有影響的大致包括以下這些：王朔的“頑主”系列小說，春風文藝出版社策劃編輯的“布老虎叢書”(包括洪峰的《苦界》、王蒙的《暗殺》、張抗抗的《情愛畫廊》、鐵凝的《無雨之城》等)，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等“大文化”散文，葉永烈等的政治人物傳記，黃蓓佳等女作家的言情小說，秦文君和陳丹燕的青春小說，彭懿的恐怖小說，張中行等前輩文人的學者隨筆等等。隨著社會轉型的進一步深入，文學讀物的種類及內容日益變得豐富多姿，其可讀性和吸引力也逐漸增強，相反的，純文學作品正在失去讀者，成為一種精神奢侈品，文學讀物作為現(xiàn)代讀物的一個較為高級的品種，堂而皇之地接管了各個社會階層的讀者，與影視文化、流行音樂鼎足而立，共向左右著現(xiàn)代城市的文化消費市場。
應該指出的是，文學性的現(xiàn)代讀物與傳統(tǒng)意義上的通俗文學不能完全等同起來，雖然讀物也包括了不同檔次的通俗讀物，但也確實有許多相當嚴肅的普及“高雅”文化的文學性讀物，如余秋雨的散文就是體現(xiàn)了這種“高雅”文化精神的文學讀物。它是追求城市文化品格和商業(yè)效應兩方面同時獲得成功的少數(shù)例子之一，讓人想起30年代的海派文人林語堂。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和《山居筆記》里有許多令人讀之難忘的作品，如《遙遠的絕響》，是一篇追懷魏晉文人風度以及討論其與時代、與政治關系的散文，作者一開始就把魏晉時代描寫成英雄時代消失后的“一個無序和黑暗的后英雄時期”，在這樣的時代里，專制與亂世像兩個輪子載著國家狂奔在懸崖峭壁上，文人是這輛車上唯一頭腦清醒的乘客，但他們稍稍有所動作，就立刻被兩個輪子壓得粉碎。所以當一代文豪嵇康被殺后，他的朋友阮籍、向秀等不得不向司馬氏的政治權力屈服，有的郁悶而死，有的忍辱而活，風流云散。為什么這么一篇涉及到古代知識分子生存狀況的散文會在當下物質欲望與感官欲望支配下的大眾文化市場上引起廣泛的興趣?其閱讀對象顯然已經從學者的書齋轉移到一般社會上追求文化品位的青年中間。究其原因，除了作者的文筆通俗淺顯外，更重要的是城市文化性格的多元發(fā)展滋生了一種對雅致文化的精神需求。二三十年代的現(xiàn)代都市形成之初，教育不普及，知識分子的精英文化與大眾的通俗文化尖銳地對立著，但現(xiàn)代城市里中等和高等教育相當普遍，在知識分子精英教育與追求色相的粗鄙文化以外，還存在著大量“高雅文化”的中間地帶，需要有大量“高雅”的現(xiàn)代讀物來滿足這種精神需要?，F(xiàn)代讀物是一種多層次的文化現(xiàn)象，“高雅”是其中某個層次的標記。從梁實秋的小品到張愛玲的小說，從米蘭·昆德拉小說的譯本到余光中的詩集，從金庸的武俠小說到余秋雨的散文，都可以被納入到現(xiàn)代文學讀物的范疇里加以考察。
2、人文精神的失落
市場經濟影響文學的另一個方面，是作為創(chuàng)作主體的知識分子在精神上受到了劇烈沖擊，這也就是所謂的“人文精神的失落”。事實上，由于舊有計劃經濟體制下文化工作長期都回避了利益問題，因而當商品經濟大潮襲來之后，知識分字頓時失去了經濟地位(也包括心理適應)上的平衡，最淺顯的表現(xiàn)即是堅持純粹精神勞動的作家不能憑此來改善自己的生活，而與此同時，他所從事的事業(yè)在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中也日益被擠向了社會的邊緣。這些切身相關的價值及生存難題，造成了90年代以來知識分子內部出現(xiàn)的一種商業(yè)化傾向，有的知識分子主動地放棄了自己的崗位和使命，而把所謂“生存”放在第一位，為了“生存”(事實上，也就是為了在商品經濟的大潮中也能獲得相應的經濟利益)，部分作家爭相“下海經商”，搖身變成“經濟型文化人”，也有些作家為追逐商業(yè)利潤，而喪失了精神上必需的內斂與自律，炮制了大量媚俗的作品。深入來看這種文化現(xiàn)象，可以發(fā)現(xiàn)其中暴露出中國知識分子長久處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所產生的某些痼疾，這就是其獨立人格的萎縮與喪失，正是這種精神上的巨大殘缺才導致知識分子主體精神在商業(yè)沖擊下那樣不堪一擊，并進而形成了愈加惡劣與粗鄙的物質拜物教。當然，這僅僅是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出現(xiàn)的問題，由引發(fā)了90年代初由相當多的堅守崗位的知識分子參與的“人文精神”大討論，有關的深思與探討表明，人文精神的保持與堅守不應該要求于變動中外在的社會規(guī)范(即不應要求市場經濟的社會環(huán)
境如何來遷就自己)，而是首先需要知識分子在此情境下反省自己并堅固內在的心理規(guī)范。
社會轉型中的知識分子所面對的主要困境，并不是選擇還是拒絕市場經濟的問題，而是如何在市場經濟的社會體制下保持和發(fā)揚知識分子原有的精神傳統(tǒng)。“五四”以來知識分子長期與現(xiàn)實社會的批判斗爭中形成的人文精神，在一個啟蒙話語受到質疑的時代里，究竟能否利用相對寬松多元的文化環(huán)境進一步發(fā)揚開去，還是在隨波逐流的淘金夢里銷蝕散盡?市場經濟以表面上的自由放任來消解傳統(tǒng)意識形態(tài)的一元性規(guī)范，但同時對整體性的人文精神也起著腐蝕的作用，它具有“雙面刃”的效用，既能消解意識形態(tài)的遮蔽，但也會消解一切精神性的存在，顯現(xiàn)為一種破壞性及粗鄙化的向度。這就使知識分子利用市場經濟規(guī)律來爭取文化消費對象、弘揚人文精神的努力始終像在走鋼絲那樣，充滿了冒險的刺激和失落自己的危險。80年代以來，從崔健的搖滾、王朔的小說到蘇童等先鋒作家走影視的道路，都可以看到這樣一條反叛到歸順的艱辛路。
以被稱為“中國當代寫作第一人”的王朔的創(chuàng)作情況為例，從作家個體層面上來看市場對文學的影響力。王朔早期致力于寫作“言情”及“犯罪”題材的小說，包括《空中小姐》、《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玩的就是心跳》在內的一系列作品，均成為80年代以來最暢銷的文學讀物，其后他發(fā)展了極為個性化的“調侃風格”，在《頑主》、《千萬別把我當人》、《一點正經沒有》等小說中十分成功地觸動了讀者的閱讀興奮點，他的文學創(chuàng)作的商業(yè)傾向愈加明顯，并促使他最終放棄小說，轉入純粹商業(yè)性的影視劇創(chuàng)作，經他策劃和編劇的作品有《渴望》、《編輯部的故事》、《愛你沒商量》等，都曾經轟動一時，成為開拓中國當代商業(yè)影視創(chuàng)作的先鋒。在此過程中，王朔始終明確標榜他的商業(yè)化傾向(及相應的“躲避崇高”和“我天生就是一個俗人”的創(chuàng)作理論)，在開始寫作的時候，他以北京下層社會的市民立場對“文革”以來的虛偽的道德意識和社會時尚作了辛辣的諷刺，順應了當代社會中騷動不安的主導社會情緒，具體表現(xiàn)在作品里的，正是他無所顧忌地褻瀆神圣的放肆、撒野以至于頹廢的語言藝術。但王朔在嘲諷理想主義的同時已經顯露出不分青紅皂白一概拒絕人類理想的暗疾，90年代以后，在理想主義受到普遍唾棄的風氣下，他在致力于影視劇制作時很快就暴露了媚俗的傾向，表現(xiàn)出來的是對知識分子精神傳統(tǒng)的破壞力。
本節(jié)參考書目：
陳思和《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
思考題：
1、 按照不同的價值標準，轉型后文學可以大致分為幾種層面？
2、 論述80、90年代之交的轉型期文學的特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