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井底望天
本來新疆是中國民族成份，人種和文化傳承最繁雜的地域。當時居住在這些地方的人民，并沒有一個單一族群的認同。考慮到這個地區(qū)的各個綠州城市之間的距離相當遙遠，可以說是百里不同音，千里不同俗，因此民族復雜程度，堪與中國的另外一個省份—云南相比。
那個時候的人民談到自己，多用地方來說明，比如說俺是和田人、葉城人、喀什人等等。甚至外面的穆斯林信眾，都不把這些地方的人民當作一個民族。當然在這些地方的各族人民，大部分是操突厥語系的各種語言，也有部分是伊朗語系，比如說塔吉克語等等。
而其中的一些民族，則和大家很不相同，比如說現(xiàn)在俺們非常熟悉的刀郎人，還有牛魯蓋人、瓦罕人等等。在很多地方還保留著前穆斯林文化的痕跡，比如說伊朗的拜火教等等。
因此整個新疆，大概是兩種經(jīng)濟和文化傳承。一個就是北疆和庫爾勒地區(qū)的游牧文明，可以說是蒙古游牧文明的延伸。另一個就是南疆塔里木盆地邊緣和東疆吐魯番盆地的綠州農(nóng)業(yè)文明。這里的主要文明傳承，是伊朗-突厥系，除了農(nóng)業(yè)耕種之外，還包括貿(mào)易和手工業(yè)。
從清朝政府的管制眼光來看，當時的主要外部威脅，一個是逐漸坐大的浩罕，一個是慢慢向東邊蠶食的沙俄。因此清朝駐軍的主要方向，是在北疆，尤其是伊犁地區(qū)。這里有差不多十萬人的軍隊，除了主力滿族和漢族的旗兵營之外，還有錫伯營、索倫營、察哈爾營，和收復的準葛爾營、回歸的土爾扈特營、達斡爾營等等。
東疆則因為這里的人民和中國內(nèi)陸的交往深厚，比較放心，只有少量的駐軍。
而清朝政府對南疆的看法，則認為這里被三面大山—蔥嶺、天山和昆侖山，一面大漠所包圍，因此無論在政治和軍事上，都翻不了天。再加上內(nèi)部的威脅考慮，農(nóng)耕民族總是比游牧民族要老實，因此對南疆的管制，就是在喀什設立參贊，然后在北方的要害地烏什駐扎了軍隊，以及在南部三城喀什、英吉沙和葉兒羌也有些換防的小部隊，總數(shù)大概不到6千人。
在行政管理上面，南疆是靠清朝政府任命的當?shù)刭F族官僚伯克來管理。這些伯克大概是3品或者4品官員，可以說嫻熟的滿語和漢語，穿著打扮和內(nèi)陸的官員一致，而且同樣要每個月去拜孔廟。這些官員也是同樣采取了非世襲的外地任職制度，和哈密和吐魯番的王爺世襲完全不同。
正是對南疆的忽略，清朝政府甚至連南疆使用的貨幣都和東疆與北疆不同。在北疆和東疆，主要是使用全國統(tǒng)一的銀子和在伊犁生產(chǎn)的銅幣。但是在南疆，則用了不同的叫做蒲爾，俗稱紅錢的純紅銅幣，由阿克蘇出產(chǎn)。
但是當年新疆的貿(mào)易對中國不那么重要，并不等于新疆對中亞的各個國家不重要。在當時，南疆，尤其是葉兒羌城，扮演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中轉(zhuǎn)站角色，就是俄羅斯和印度之間的貿(mào)易。因此，在南疆到處充斥了來自于中亞國家和印度南亞諸國的商人，其中勢力最強大的就是浩罕國的商人。
當年在南疆的伊斯蘭民眾，主要是信奉蘇菲派中的納格什班迪耶教團。因此其統(tǒng)治階層，被稱為和卓家族，是教團的第五代首領麥赫杜姆阿扎姆的后裔。而阿扎姆又是據(jù)稱是伊斯蘭教創(chuàng)始人穆罕默德的女兒法蒂瑪?shù)牡?span lang="EN-US" xml:lang="EN-US">19代后裔。
但是在和卓家族之中，又因為教派紛爭，分化為白山派和黑山派兩個派別。白山派的地盤大概是東邊幾城，就是從庫車、阿克蘇、烏什和喀什的東北部分。而黑山派的地盤，大概是南邊幾城，就是喀什的西南部、葉城、英吉沙和和田。
當清軍平定準葛爾之后，被準葛爾軟禁的屬于白山派的大小和卓兄弟被放回，然后很快開始反叛，但遭到清軍平定。其中大和卓波羅尼都的4子薩姆薩克逃到浩罕，后來和他的兒子們一起，在浩罕的支持下，多次殺回南疆，準備復辟。
因此清朝在南疆的經(jīng)濟政策，主要是提供駐軍的糧餉，但是在貿(mào)易政策上，變成了籠絡浩罕的工具，對外來商人采取免稅的優(yōu)惠態(tài)度，導致了浩罕人在南疆的勢力坐大，并且很多本地商人，假裝成外商得到優(yōu)惠。這套政策，頗像中國今天的優(yōu)惠外商投資法規(guī)，害得不少國人戴上假外資的面具。
浩罕人在南疆的勢力很大，人數(shù)最高的時候，居然有11萬人之眾。而且在外商團體中間，推選了商目一職，來管理所有商業(yè)業(yè)務。而這個職位，通常為浩罕人出任。
那么這個浩罕人出身的商目，結(jié)合了當?shù)厣倘说膹妱輬F體，基本上擔當了兩個角色：一個是為浩罕政府干涉南疆，尤其是喀什的事務，起一個工具作用。另一個就是作為中間渠道，為浩罕的逃亡和卓家族及其跟隨者，和南疆本地的支持勢力，保持聯(lián)系。
如果看一下今天的中國，外商的地位受到優(yōu)待，加上這些外商團體的中方合伙人，也稱為買辦，已經(jīng)形成了頗為強大的勢力。而象谷歌那樣的外資企業(yè)，同樣扮演的當年浩罕商人團體的角色，就是成為海外反政府勢力和內(nèi)部支持者的聚會平臺，同時也擔當了外國政府的外交工具，作為干涉中國內(nèi)部事務的基地。
因此當清政府對時局采取應付的態(tài)度，又沒有足夠的兵力面對外來的威脅，那么被外部勢力在南疆頻頻出手，就是意料中之事了。
當時浩罕自己一方面努力擴張，企圖吃掉布哈拉，一方面盡量把各地散居的哈薩克族、烏茲別克族、柯爾克孜族等等，予以控制以收稅，一方面希望用武力威懾，來勒索對俄羅斯-印度貿(mào)易的控制權。
因此當浩罕的無理要求，除了治外法權之外，主要是擁有在中國領土上，對外國人的征稅權，就是說浩罕政府有權征收那些其他中亞國家，以及南亞諸國的商人們在中國土地上經(jīng)商的稅收，被清政府拒絕之后，浩罕就開始支持流亡海外的叛亂者回來翻盤。
浩罕的野心造成的后果，就是1826年的張格爾叛亂和1930年浩罕的入侵， 以及后來1847年、1857年的叛亂。最大的一次，是1865年阿古柏的入侵，導致了左宗棠的遠征。
清朝其實在1775年開始，慢慢衰落，已經(jīng)無力處理浩罕的挑戰(zhàn)。最后還是崛起后的俄羅斯帝國，在1864年到1876年，最后攻滅了浩罕，并開始把影響力施加于北疆地區(q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