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素稱詩的國度,不僅抒情詩豐富多彩,而以《詩經》(部分篇章)、漢代樂府、南北朝民歌、唐代排律等為主要代表樣式的敘事詩歌也蔚為大觀,在中國詩歌史、文學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對后世中國詩歌的發(fā)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當代對中國古典敘事詩的研究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績,在敘事詩文本的整理、代表詩篇的解讀、斷代和通代的研究及研究方法、研究模式都有所突破。在21世紀之初,對其認真加以研究總結,促進這一學術領域的未來發(fā)展是具有非常積極的意義,促使敘事詩研究向更深更廣的領域發(fā)展。
　　
　　一、古代有關研究的簡單回顧
　　
　　總結現代以來對中國古典敘事詩的研究狀況,有必要先回顧一下中國古代有關敘事詩的探討。
　　中國古代對敘事詩探討總結,當始于西漢末年的劉歆。根據班固《漢書?藝文志》 所載,劉歆在《七略》中已有對敘事詩論說:“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于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于哀樂,緣事而發(fā),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 這標志著中國敘事詩理論走向自覺,并清楚地認識到敘事詩的特征是在“感于哀樂”之“情”背后隱藏這“緣事而發(fā)”之“事”。此后,曹丕《典論?論文》、陸機《文賦》、劉勰《文心雕龍》、鐘嶸《詩品》、劉知幾《史通》、司空圖《二十四詩品》 、嚴羽的《滄浪詩話》、葉燮的《原詩》、袁枚的《隨園詩話》、劉熙載的《藝概》,這些中國古代豐富的文學理論及文學批評著作,都涉及到對敘事詩歌的理解與闡釋。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古代文藝批評的第一個發(fā)展高峰。曹丕《典論?論文》提出“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 ,氣有清濁兩體。實際上,人的創(chuàng)作個性的不同,導致了作家創(chuàng)作內容的不同,于是,我們看到,有人創(chuàng)作抒情詩,有人創(chuàng)作敘事詩。陸機《文賦》探討了藝術構思和各類文體的特征及其藝術風格。“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于勁秋,喜柔條于芳春,心懔懔以懷霜,志眇眇而臨云?？镀P,聊宣之乎斯文” 。自然萬物,四時更替,無不觸動作家的情思,激起主體的創(chuàng)作欲望。“情曈昽而彌鮮,物昭晣而互進”。他提出了“緣情”、“體物”,而“體物”是形象的塑造,敘事詩是缺不了形象的。
　　劉勰《文心雕龍》上編包括5篇總論及20篇文體論,對文學的基本問題及各種不同文體的歷史發(fā)展狀況,作了詳細的論述;下編則是有關文學創(chuàng)作、文學批評、文學的歷史發(fā)展、作家的才能與修養(yǎng)等綜合性理論問題的論述。劉勰運用“敘事”的詞語及話語,稱蔡邕的碑文“其敘事也該而要,其綴采也雅而澤,清詞轉而贊譽不窮,巧義出而卓立,察其為才,自然而至矣”(《卷三?誄碑》),稱潘岳的哀辭文“觀其慮善辭變,情調悲苦,敘事如傳,結言摹詩,促節(jié)四言,鮮有緩句(《卷三?哀吊》)等特點 并肯定及注意到“敘事”的形式美學價值。鐘嶸《詩品》提出了感情論、自然論、風骨論和滋味論這些關于詩歌的本質特征以及詩歌創(chuàng)作與鑒賞批評的理論。他指出詩歌的本質是表現人的感情的,但是歸結為“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行諸舞詠” ,稱陸機的敘事詩“所擬十四首,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
　　唐代的劉知幾《史通》提出了寫歷史的主要任務在于敘事,指出“夫史之稱美者,以敘事為先”,并闡述了 “敘事”所能產生的“書功過,記善惡,文而不麗,質而不野,使人味其滋旨,懷其德音,三復忘疲,百遍無敄(《敘事篇》)的形式美學功能。他認為這種文字的杰出典范,就是《左傳》。他在《雜說上》中指出《左傳》的文筆生動和感人之處,說它“著述罕聞,古今卓絕”。在他看來,好的歷史書,必須有生動的文筆,所謂“史之為務,必借于文”(《敘事篇》)。另一方面,他又反對作史者一味追求文彩而忽略內容的真實。他說:“今之所作,有異于是。其立言也,或虛加練飾,輕事雕彩。或體兼賦頌,詞類俳優(yōu)。文非文,史非史。譬夫烏孫造室,雜以漢儀,而刻鵠不成,反類于鶩者也。”(《敘事篇》)這是強調史書的文字特點,反對形式主義,反對文人把矯揉造作的風氣,帶進史學中去。于是,提出了“尚簡”、“省字約文,事溢于外”、“用晦”、“虛設不可”、“妄飾”等敘事原則,以及“直紀其才行”、“唯書其事跡”、“因言語而可知”、“假贊論而自見”的敘事技巧 。《二十四詩品》則指出“文之難,而詩之難尤難,‘詩家之景,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豈容易可譚哉!” 這里的“象”與“景”就是指詩境具體描繪的實象與實景,是敘事詩所依據與敘述的“事”。并提出“韻外之致”、“味外之旨”、“思與境偕”等著名的詩歌美學范疇。
　　宋代的嚴羽《滄浪詩話》曾指出“盛唐諸人唯在興趣,……唐人好詩,多是征戍、遷謫、行旅、離別之作,往往能感動激發(fā)人意”。 詩人對外界事物的感觸所發(fā)生的情思正是“興”,這在某種程度上接觸到詩歌的形象思維問題。葉燮《原詩》以草木之滋生發(fā)育為例來說明創(chuàng)作客體“其能發(fā)生者,理也;其既發(fā)生,則事也;既發(fā)生之后,夭喬滋植,情狀萬千,咸有自得之趣,則情也” ,這里的“事”指事物存在的實際,當然也是敘事詩所敘之“事”。
　　清代袁枚的《隨園詩話》指出“天地間不能一日無諸題,則古今來不可一日無諸詩。” 世界是豐富多彩的,詩歌反映的對象應是多種多樣,范圍極其寬廣,敘事詩當然也在其列。劉熙載在《藝概》中認為文學應該重視現實、是作用于現實的所謂有“關系”的作品。文學創(chuàng)作有兩種方法,或“憑虛構象”或“按實肖象”, 后一種正是敘事詩藝術形象的創(chuàng)作。
　　
　　二、敘事詩文本的編纂整理
　　
　　20世紀對中國古典敘事詩的文本整理和編撰工作,基本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敘事詩總集,一是敘事詩選集。
　　(一)敘事詩總集
　　敘事詩總集主要是路南孚先生編輯的《中國歷代敘事詩歌—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編》 一書。該書是以丁福?！度珴h三國晉南北朝詩》 、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為藍本選擇先秦至陳“敘事詩”而成。
　　《中國歷代敘事詩歌—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編》收錄先秦至陳的敘事、記人、詠史等詩作共有320首,其中先秦部分53首,兩漢部分66首,魏代部分56首,晉代部分44首,南北朝部分101首,較為全面地介紹了中國古典敘事詩歌的產生與發(fā)展。鑒于中國古典敘事詩歌“抒情記事緊密結合”的特點,本書選詩原則以全詩記敘成分所占的比重定取舍,凡以記事為主要表現手法,因事而抒情者,均視為敘事詩。所收寫景方面的詩作,本諸敘事詩較廣的定義。即使如此,也僅收錄有人物形象參加、可以據此推衍為記事的詩作,因此,是類多是記游之作。所收詠史方面的詩作,均以能記載史實為入選標準。一篇之內,或有數則,但各則之間,首尾分明(如曹子建《精微篇》),不似詩中用典、筒略難尋端緒者,亦予收錄。本書以時代為經,按時間先后編次詩作,以便源流清晰,端緒明了。其中確知作者的作品,按作者生活年代之先后編次;不能確知作者的作品,按典籍所載之年代編次;如果詩作年代典籍亦無徵,則以記錄它的典籍產生的年代或近人研究成果所考訂的年代加以編次。各類詩作之前綴有簡括介紹,各位作家亦有小傳。
　　
　　本書收詩大體囊括了中國古典敘事詩歌產生以臻成熟的漫長時期,其根據這一時期敘事詩的特點所確立的收詩原則,并不完全適應唐代以后的中國古典敘事詩歌?；诖?作者在本書《前言》中認為:敘事詩詞源的含義是“吟誦的歌”,一般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敘事詩又可分為寫景和記事兩類,一個相對獨立的生活場景,一組描述生活情趣的鏡頭,一幅速寫性質的、透視著人物形象的自然景物畫面,自可歸入寫景類;一段較為完整的情節(jié),一則首尾有序的故事,一個詩人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或自我形象,自可歸入記事類。狹義的敘事詩則專指記事類詩歌。但無論是寫景類還是記事類,都必須有人物形象參加,都可以藉之推衍出所敘之事。根據中國敘事詩歌早期發(fā)展的實際情況,為了向大家介紹中國敘事詩產生、發(fā)展的全貌,本編取其廣義,所收詩歌都是以記敘為主要表現手法的寫景、記事詩歌。
　　作者在《前言》中還總結了中國敘事詩歌產生到南北朝各個時期的特點,并在“綜觀中國敘事詩歌的產生與前期發(fā)展”,認為這一時期敘事詩我們具有以下幾個特點:現實主義的詩歌傳統,敘事詩歌既然以現實世界的人、事、物作為表現對象,就要求運用客觀描寫的手法,其實地再現客觀,記敘本身就要求對描寫對象忠實記載;敘事、抒情的完美結合,中國古代詩歌理論認為,詩是抒情的工具,所以《詩?大序》暢論詩歌的發(fā)源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fā)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認為詩歌伴隨歌舞而產生,最先是抒情的工具。這種“言志”的理論為文藝界普遍接受,引起中國抒情詩的長足發(fā)展,也顯著影響敘事詩的創(chuàng)作,使得中國古代敘事詩都借事抒情,因情傳事,幾乎沒有純粹的敘事詩;精粹、典型的表現藝術,詩歌不同于其他文體,它追求意境,講究煉字,必須選擇最準確、鮮明、傳神的字眼,最典型的、有高度概括力的細節(jié)來表現內容,所以,精粹、典型是詩的靈魂。我國古典敘事詩這一特點是很鮮明的。
　　(二)選集型著作
　　除了總集型著作外,還有一批選譯和評注類的選集型著作,如馬茂元《古詩十九首初探》(陜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王余紀的《歷代敘事詩選》(貴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治芳和楚葵的《歷代敘事詩選譯》(江蘇教育出版社,1984年)、彭功智的《中國歷代著名敘事詩選》(黃河文藝出版社,1985年)、丁力選、喬斯的《歷代敘事詩選》(花城出版社,1985年)、王強?！豆旁娛攀自u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楊效知《古詩十九首鑒賞》(蘭州大學出版社,1992年)、王運熙《樂府詩述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劉學鍇的《歷代敘事詩賞析》(安徽文藝出版社,2001年)、曹旭的《古詩十九首與樂府詩選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等。
　劉學鍇的《歷代敘事詩賞析》、王余紀的《歷代敘事詩選》、治芳和楚葵的《歷代敘事詩選譯》、彭功智的《中國歷代著名敘事詩選》這幾本書按照歷史朝代的時間順序,選錄了從先秦到清代的敘事詩并進行分析。這幾本書都是對敘事詩進行了界定。他們都認為敘事詩是寫人敘事的詩體,要求有完整的故事情節(jié)和鮮明的人物形象,反映出深刻的思想內容。即使帶有抒情色彩,也要將其融化在所描寫的形象之中,通過典型的性格和形象來反映生活,用饒有節(jié)奏韻律的語言抒發(fā)激蕩的心情。這些書對敘事詩所作的整理工作是功不可磨的。
　　曹旭的《古詩十九首與樂府詩選評》與以往一般古代作品的選注本不同,它采取點(具體作品)與面(創(chuàng)作的整體狀況)、與線(作家的生平經歷)相連接的方式,有局部體現整體,又從整體透視局部,突出了讀本不循舊轍,自創(chuàng)新意的時代特點。
　　以上對敘事詩的整理和研究的著作,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可資借鑒的視點,同時也為敘事詩的研究留下了更為廣闊的空間。
　　
　　三、有關的研究專著
　　
　　對中國古代敘事詩的研究是一個逐步成熟的過程。最初,人們研究中國敘事詩,多從傳統角度入手,從是否有完整的情節(jié)和人物形象角度剖析敘事詩。1985年前后,西方近百年的文論引入中國,這年被稱為“方法年”,于是,西方敘事學的研究方法,逐漸被國內學界所掌握,一大批學者開始了自己的敘事學研究之路,用西方的理論審視中國文本,成為了時尚和前沿。具體體現在以下著作中。
　　程相占《中國古代敘事詩研究》 ,本書的立意是通過對中國古代敘事詩的研究,探索中國文學史研究與著述的新方式。對于敘事詩的界定,本書指出,《辭海?文學分冊》“體裁”一條認為“按作品的內容、性質劃分,詩中有敘事詩、抒情詩”,在“詩歌”一條中認為:“按有無比較完整的故事情節(jié),可分為敘事詩和抒情詩”。這樣,按照《辭海》的理解,敘事詩被認為為“有比較完整的故事情節(jié)和人物形象。”但是我們看到,像《詩經》中的《七月》和杜甫的“三吏”很難說有什么比較完整的故事情節(jié)和人物。于是,作者對敘事詩的界定產生了質疑。這樣,作者首先考察了“敘事”的概念,指出“敘事”一詞在中國古代又作“序事”,而“序”又與“緒”同音假借。因此,所謂敘事無非就是給事件安排順序,理清頭緒。在中國古代,與敘事關系最密切的是史學。古代史學對敘事詩的影響主要是對敘事技巧的影響(如“詩史”、“龍門筆法”等)和對敘事觀念的影響(如“實錄”、“春秋大義”)。文學是以語言為媒介的藝術樣式。因此從中國古代的敘事觀念和語言觀念(“言有物”、“言有序”)出發(fā),作者認為“敘事詩”就是在一定用意的支配下,用押韻的語言將事件安排得具有一定順序、頭緒的文學作品。全書共四章。第一章考察中國古代敘事詩的詩歌思想的歷史流變。指出中國古代敘事詩的意旨始終與“史”相聯,集中地體現在“詩史”這一觀念上。一定的價值取向決定一定的視角—觀察世界、敘述事件的角度,一定的視角又影響一定的結構—事件的展開方式,故第二章“視角與結構”考察了中國古代敘事詩的視角與結構類型。人物是事件的承擔者與造就者,是事件中不可或缺的因素。故有第三章“人物”之設,主要從功能層面考察中國古代敘事詩中的人物類型。一般敘事文學都有意旨、視角、結構、人物諸要素、敘事詩之所以不同于一般敘事性文學如小說,關鍵在其文體樣式—詩體,于是第四章“詩體”,考察了中國古代敘事詩體現在詩歌這一文本樣式上的敘事特點及其歷史發(fā)展,并重點發(fā)掘有別于其他敘事文學的“意象敘事”技巧和用典的敘事意義。
　　高永年《唐代敘事詩研究》 ,對唐代敘事詩進行了品鑒,全文分五部分。第一章為“緒論”,論述中國漢語詩有“詩史”而無“史詩”。但敘事傳統卻源遠流長。從《詩經》到兩漢樂府,到中晚唐詩篇,中國古代敘事詩發(fā)展留下了深深的足跡,顯示了奪目的光彩,進而指出唐敘事詩研究和意義;更好的認識這座被忽視的“高峰”;看艱難時事怎么造就一代詩豪;全面深入地了解唐代敘事詩的特質。第二章為“唐敘事詩之界定”。先論述“何為敘事”、“何為詩歌之敘事”,在此基礎上對唐代敘事詩作比較明確的界定,劃定研究范圍。這一部分,辨析了唐敘事詩界定中幾個比較重要的“個案性”問題;要不要在唐詩中專門列出“敘事長篇”;某些有時空序列的抒情詩組,能否列入敘事詩的行列;以鋪敘為主的詩,能否視為敘事詩;如何對待有敘事因素的律絕詩。基本觀點是作者認為沒有必要在唐詩中專門列出“敘情長篇”,因為敘事詩既然是“敘事”的詩,就必然帶有詩的根本品格—抒情。不能以“塑造他人形象”和“塑造自我形象”來區(qū)分“敘事詩”和“抒情詩”。應當容許敘事詩中塑造詩人(抒情主人公)的自我形象;不能規(guī)定敘事詩只能虛構,不能寫實。“按照生活的原貌進行敘事”恰恰使詩歌更加靠近向了小說,使詩的內容“高度生活化”,敘事詩的結構,可以用一個完整的故事來貫穿,也可以星羅棋布地展示多個生活或多幅生活畫面。同時還指出;不能把唐詩中某些有時空序列的抒情詩組(如《秋興》八首)歸入敘事詩的行列,因為,這些詩組的時間標記不能牽引出人物的連續(xù)性“行動”不能在此時間轉換中看出“故事”來,它們的地域方位對比也不能包容人物行動在內的時間推移,故只能視為抒情詩,對于那些以鋪敘來融合敘事、抒情的詩篇,由于不能將時空序列中事物的因果關系敘說清楚,所以也不能稱之為敘事詩。經過以上幾個方面的鑒別,唐代敘事詩的“界定”就有了一個比較清楚的眉目,這就為整個敘事詩研究奠定了相對堅實的立足點。第三章為“唐敘事詩之成因”,主要從三個方面進行討論:多“事”的時代,怎樣催生了多“事”的詩歌;崇實尚俗的文學思潮,怎樣推動了敘事詩的發(fā)展;文學各體的交互影響,怎樣生發(fā)了敘事之花。本論文試圖從各種因素的交互作用中,清理出幾個有直接關系的問題,進行比較全面的審視和分析,以探究唐代敘事詩得以繁茂的原因。第四章為“唐敘事詩之特質”。著重剖示了以下幾個問題;唐敘事詩的神韻;唐敘事詩的敘事角度;唐敘事詩的敘事藝術。這一部分努力通過比較研究,揭示唐敘事詩的個性風貌,指出屬于它自身的,有別于其它時代敘事詩的一些特點。最后為“余論”。對唐敘事詩做一個概括的論述,并簡述它對后世文藝的深遠影響,以及它對當今文學創(chuàng)作(特別是詩歌創(chuàng)作)的借鑒意義。
　　高永年《中國敘事詩研究》 ,文中認為“敘事作品”就是在時間流進和空間轉換中清晰地交代“人物行動”的作品。而“敘事詩”的特征就是它要表現時間的長度和空間的變化,交代人物的行動和動作;它對“行動”的描述,總是與抒情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它對“行動”的描述,總是受到詩歌節(jié)奏、韻律和意象性句法結構、修辭規(guī)則的制約。文中論及先秦至唐代、宋代至清代、現代至當代一個廣闊的時間史,文中以唐代敘事詩為主,對先秦至南北朝敘事詩只用了很少的篇章描述。
　　此外, 陳來生《史詩?敘事詩與民族精神》(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0年)、程相占《吳偉業(yè)與中國古代敘事詩》(博士論文,1995年)、王運熙的《樂府詩述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傅修延《先秦敘事研究——關于中國敘事傳統的形成》(東方出版社,1999年)、張永鑫《漢樂府研究》(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錢志熙《魏晉南北朝詩歌史述》(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等等也是成績斐然之作。
　　
　　四、主要的研究論文
　　
　　在20世紀中國古典敘事詩的研究中,出現了一批有價值、有影響力的學術論文,他們分別從思想內容、體例結構等方面對敘事詩進行了研究。
　　(一)思想內容等研究
　　張亞新的《試論〈古詩十九首〉對建安詩歌的影響》(《延安大學學報》,1981/01)、鐘耩的《試論中國古典敘事詩的傳統及其與抒情詩的區(qū)別》(《吉首大學學報》,1984/02)、彭功智的《淺談我國古代敘事詩》(《河北師范大學學報》,1985/02)、葉幼明的《〈古詩十九首〉在我國詩歌史上的地位》(《中國文學研究》,1987/01)、陳少松《清代敘事詩及其理論初探》(《南京師大學報》,1991/03)張碧波、高國興的《試論中國詩歌的敘事傳統》(《天津社會科學》,1992/02)、程相占的《論先秦兩漢民歌的敘事特征》(《學術月刊》, 1997/07)、穆薇的《蔡琰〈悲憤詩〉與中國古代敘事詩傳統》(《齊魯學刊》,1998/05)、王新霞的《先秦漢魏敘事詩述評》(《中國文化研究》,1999/02)、張應斌的《史詩問題和周族的史詩—論〈詩經〉中的史詩》(《嘉應大學學報》, 2000/01)、趙海菱、張榮綱的《論賦在〈詩經〉敘事文本中的作用》(《福州大學學報》,2002/04)、陳來生的《中國傳統敘事詩不發(fā)達的原因》(《文藝理論研究》, 2004/02)、徐邁的《為什么中國古代沒有長篇史詩—從〈詩經?雅〉中的五首敘事詩談起》(《閱讀與寫》,2004/03)、楊宏、陳靜的《漢樂府民歌對〈詩經〉民歌敘事藝術的繼承和發(fā)展》(《太原教育學院學報》,2004/06)從思想內容方面的研究,作為傳統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黃景魁《論先秦漢魏敘事詩的形成與發(fā)展》(《遼寧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0/02)一文指出,在中國詩史中,敘事詩與抒情詩是兩條并行的創(chuàng)作潮流,本文論證了中國敘事詩濫觴于先秦,繁榮于漢樂府,成熟于建安時期的歷史演變過程,為中國敘事詩的形成與發(fā)展勾畫出一條清晰的脈胳。
　　鄭亮《樂府敘事詩簡論》(碩士論文,2004年)指出樂府詩在中國文學發(fā)展史上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它是在漢代統一的封建集權穩(wěn)定的統治下,以《詩經》為代表的北方文學與以楚辭為代表的南方文學相融合產生的新的文學樣式。自樂府而確立的五言、七言、雜言諸詩體,迄漢以降,無復變改,成為中國詩歌的主流形式。后世詞、曲、戲劇、小說的發(fā)展或多或少都受到樂府的影響。樂府從兩漢始興至唐后分化,發(fā)展大致經過三個時期:兩漢、魏晉南北朝和唐代,流行一千余年。樂府與《詩經》、楚辭在中國詩歌史上是兩源(詩經、楚辭)一流(樂府)的格局,與《詩經》、楚辭,鼎足而三。敘事詩是樂府詩的主要精華之所在,以反映社會現實為主要內容,發(fā)展過程大致經過兩漢、魏晉南北朝和唐代三個階段,漢末和唐代是樂府敘事詩發(fā)展的兩個高峰時期。在創(chuàng)作群體方面,漢末文人樂府創(chuàng)作和民間樂府創(chuàng)作交相輝映,形成以曹氏父子、建安七子和蔡琰為代表的文人創(chuàng)作高峰,民間樂府則產生了《孔雀東南飛》、《陌上?！返葍?yōu)秀作品。唐代主要是文人樂府占據主流,李白、杜甫都是樂府大家,中唐時期在元稹、白居易的大力倡導下,形成新樂府運動。唐以后,受到詞、曲的沖擊,樂府漸趨沒落,雖不無一二詩人,時或偶作仿古樂府,然鳳毛麟角,不成風氣。本文主要對漢至唐的樂府敘事詩的發(fā)展脈絡作一番梳理,同時,提出樂府敘事詩的理論——“詩緣事”說。
　　劉俊陽《論雅詩中的敘事詩及中國古代敘事詩與史詩之不發(fā)達》(《國際關系學院學報》,2004/04)一文指出,雅詩中的13首敘事詩是詩歌史上第一批文人敘事作品,它們敘寫了周族興起到強大的歷史進程,在敘事詩并不發(fā)達的古代詩壇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中國敘事詩不發(fā)達的原因:一、古代文體有散文與韻文之分,敘事的工作由散文分擔;二、中國詩論主張言志抒情,不重敘事;三、封建文人不重視。《大雅》中的10首敘事詩篇幅短小、缺少完整的形象和故事情節(jié),不能稱為史詩。中國古代漢民族沒有史詩的原因是:一、儒家文化的限制;二、中國詩論的影響;三、文明早期的漢字不適于記錄;四、中國古代宗教觀亦是一大障礙。
　　胡如虹的《論漢樂府民歌敘事詩》(《湖南城市學院學報》,2006/01),漢樂府民歌敘事詩是歷史饋贈給我們的不可多得的藝術珍品。由于社會生活的復雜,城市的繁盛,市民階層的興起,詩體的進步以及南北文學的合流等種種原因,漢樂府民歌中敘事詩勃然興起,蔚為大觀,在文學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漢樂府民歌敘事詩根據其藝術上的特點可分為三類,他們在情節(jié)、結構、人物形象等方面都各具特色。
　　此外,敘事詩研究也受到碩士研究生學位論文選題的關注,如于寶蓮的《唐代敘事詩的發(fā)展綜論》(2001年)、高林清的《白居易敘事詩研究》(2005年)、周婷莉的《中唐敘事詩研究》(2005年)、曾垂超的《論梅村體》(2002年)、呂繼紅的《〈木蘭詩〉研究》(2006年)、郝美娟碩士的《清初文人敘事詩研究》(2005年)、劉楊的《〈詩經〉戰(zhàn)爭徭役詩研究》(2006年)等碩士學位論文,都。
　　(二)體例結構等研究
　　李炳海的《〈詩經?國風〉的篇章結構及其文化屬性和文本形態(tài)》(《中州學刊》,2006/07)一文指出《詩經?國風》的篇章結構主要有兩種模式:或是采用三章成篇模式,或是采用兩章成篇模式。三章成篇模式是受周公制禮影響的產物,滲透的是以三為節(jié)的理念,是周代禮樂文明的結晶;在周代禮樂文明浸濡較深的地域,三章成篇作品所占比例較高。兩章成篇的作品帶有鮮明的民間歌謠屬性,其作者多為普通士人和百姓,在題材內容和音調上都疏離于周代禮樂文明。《詩經.國風》將這兩種結構模式的作品都加以收錄,體現了主流文化與非主流文化、禮樂文明與民間文化的整合。同時,《詩經》編訂者在對《國風》作品進行排列時,更推重三章成篇的作品,顯示出對禮樂文明的認同和維護。多篇成章的作品,則顯示出抒情詩和敘事詩在文本形態(tài)上的差異。
　　胡根林的論文《唐代敘事詩研究》(碩士論文,2004年)認為長期以來,人們對唐詩側重社會學研究,習慣從詩人生活的時代背景品評作品,而對文本有一定程度的忽視。本文運用西方敘事理論和中國古典詩學相結合的方法側重文本分析。具體到文章內容,先分析唐代敘事詩歷史地位,然后重點研究詩歌文本,包括對唐代敘事詩故事、本文及敘述分析,最后探究其繁榮原因。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唐代敘事詩歷史地位。本章簡要描述古代敘事詩的流變,不僅總覽唐代敘事詩概貌,而且以此確立唐代敘事詩里程碑式的重要地位。第二章,唐代敘事詩故事研究。其中“故事類型”主要探討唐代敘事詩基于角色功能的基本分類,著眼于故事本身;“人物作用”分析唐代敘事詩中人物作為角色、行動元、角色兼行動元的作用,概括其人物塑造的主要特點。“結構模式”則從結構角度探討唐代敘事詩三種基本的敘事結構和創(chuàng)作模式。第三章,唐代敘事詩文本研究。其中“意象敘事”根據古典詩歌語言是意象語言的特點,分析一些代表性敘事詩的敘事意象,探究其敘事方式。“用典敘事”分析敘事中用典的情形,認為用典的敘事語言增強了詩歌的承傳性、表現性和聯想力,也因此給故事造就了一種立體文化空間。第四章,唐代敘事詩敘述研究。本章一方面探討唐代敘事詩全知視角和有限視角,并總結兩類視角體現在敘述方式上的特點。另一方面則從時序(順序、倒敘)和速度(停頓、省略、場面)角度分析唐代敘事詩的節(jié)奏。第五章,唐代敘事詩繁榮原因。
　　
　　從體例結構去研究敘事詩是一種有益的探索。
　　(三)綜述性研究
　　在研究綜述中,趙敏俐的《論漢代文人五言詩的藝術特征》(《文學遺產》,1995/02)、馬慶洲的《百年漢樂府研究概述》(《濟南教育學院學報》,2000/05)、王榮的《發(fā)現與重估:中國古典敘事詩藝術論析》(《陜西師范大學學報》,2001/02,)、劉運好的《新時期漢樂府詩研究之回顧》(《煙臺師范學院學報》,2004/04)是杰出代表。
　　王榮的《中國敘事詩研究與批評綜述》(《陜西廣播電視大學學報》, 2001/03)論及與古代的抒情詩及其他文學類型研究相比,古代敘事詩研究雖然無論從理論上,還是研究方法及學術成果上,都不成規(guī)模。但古代敘事詩研究從作品批評入手,對于其作品的整理、藝術特征的發(fā)現和領悟、文體觀念和審美意識的變化等,都為以后的研究作了準備。
　　趙敏俐的《20世紀漢代詩歌研究綜述》(《文學遺產》,2002/01)認為以樂府詩和文人五言詩為主要代表樣式的漢代詩歌,對后世中國詩歌的發(fā)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文章分別從魏晉到清末的漢代詩歌研究回顧、1920年到1949年以前的漢詩研究、1949年到1976年以前的漢詩研究、新時期(1976年以后到20世紀末)的漢詩研究、20世紀港臺和國外的兩漢詩歌研究、存在的問題和今后預測等六個方面總結了漢代詩歌研究。關于漢代詩歌的研究,在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史上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20世紀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趙明正的《20世紀漢樂府研究述論》(《甘肅社會科學》,2005/02—03)認為20世紀漢樂府研究呈現出近代學術形態(tài)。“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后涌現了一批編寫樂府詩史和箋注漢樂府的學術精品;50年代以后在馬克思主義文學原理主導下進行研究,有得有失,但“文革”時期學術爭鳴擴大為階級斗爭,留下了深刻的教訓;80年代以后在現代學術思潮影響下出現了多元化研究態(tài)勢,并開始對漢樂府學術史進行研究、整理。海外學者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文心雕龍?樂府篇》的箋注和研究也頗資借鑒。20世紀漢樂府研究突破了古典詩學的研究范式,研究材料得到了拓展,開始利用出土文物;引進了西方文藝觀念和現代文藝理論,運用神話學、民俗學和敘事學理論來研究漢樂府;突破了詩學范疇的評價體系,還原了漢樂府作為歌詩文本和表演文學底本的特質;從效果史和影響史的角度對漢樂府進行比較研究;解決了研究史上的一些難題,其中尤以對漢樂府曲調的考證和《巾舞公莫舞辭》的破譯為勝。這些研究綜述,系統全面地對敘事詩從宏觀上進行把握,為研究者提供了翔實的史料,居功至偉。
　　
　　五、港臺及國外的有關研究
　　
　　中國敘事詩的研究基本根植于大陸,但在港臺和國外也有一些可資稱道的研究成果。
　　(一)港臺的有關研究
　　在港臺地區(qū)對中國敘事詩的研究更是碩果累累。江聰平的《樂府詩研究》(臺灣興國出版社,1978年)、張清鐘的《兩漢樂府詩之研究》(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古詩十九首匯說賞析與研究》(臺灣商務印書館,1991年)、陳義成的《漢魏六朝樂府研究》(臺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76年)、王強模的《古詩十九首評譯》(臺北: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申述詩義,意蘊精辟;訓釋解題,既博采眾說,又有自己的獨特見解,并提出前人具有代表性的論點,供研究者參考。每篇的解題、注釋、今譯和《文選全譯》相得益彰;評說部分頗具學術價值,盡力發(fā)掘其思想性和藝術性。能夠對思想內容大體相近,意境仿佛、情調類似的十九首詩歌,做到評說觀點明確,論述符合實際。總論部分重點放在“文學淵源”、“藝術特色”的評介上,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礎上,或填補空白,或另尋門徑,體現出“其味足、其掘深、其說新”的特色。但這些注本從注釋、賞析等方面對中國上中古的敘事詩進行剖析。這些剖析都是從傳統角度進行的,局限在時代背景、主題思想、人物分析、藝術特色等方面,對敘事模式較少涉獵。
　　張清鐘《古詩十九首匯說賞析與研究》 一書,前有對每首作品的詳細評注,分詩旨、注釋、作法、評介、賞析五部分,搜集材料比較豐富、言簡意賅,頗得詩之旨趣。后有對《古詩十九首》源流的考察、介紹了關于十九首產生年代和作者的各家觀點,最后得出“其作者未必是一人,時代亦未必是同時”結論。
　　這一時期,港臺地區(qū)還出現了一大批專事研究敘事詩的碩博學位論文。博士學位論文有:張修蓉《中唐樂府詩研究》(臺灣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81年;臺北:文津出版社,1985年),田寶玉《中國敘事詩的傳承研究--以唐代敘事詩為主》(臺灣師范大學國文所,1993年)。碩士學位論文:(1)對中國敘事詩作整體關照的還不多,所知僅有吳國榮《中國敘事詩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文學研究所,1985年);(2)專門探討漢魏敘事詩的也不甚多,所知有鄭開道《漢代樂府詩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學院中文所, 1971年年),黃羨惠《兩漢樂府古辭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文學研究所,1991年),林彩淑《漢魏敘事詩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文學研究所,1998年);(3)專門研究唐代敘事詩者有梁榮源《唐代敘事詩研究》(臺灣大學中文所,1972年),張國相《唐代樂府詩之研究》(臺灣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1980年),而對白居易及其敘事詩的研究尤為集中,如俞炳禮《白居易研究》(臺灣師大國文研究所,1980年),梁國標《白居易及其諷諭詩之探討》(臺灣珠海書院中文研究所,1983年),黃兆康《白居易新樂府研究》(臺灣能仁書院中文研究所,1985年),廖美云《元白新樂府研究》(臺灣師大國文研究所,1987年),林明珠《白居易敘事詩研究》(臺北東吳大學中文所,1990年),侯配晴《白居易敘事詩美學研究—以諷諭詩、感傷詩為主》(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應用語言文學研究所,1994年),邱曉淳《白居易敘事詩研究》(臺灣高雄師范大學國文系,2001年)等。這些都是港臺等地在敘事詩研究方面的成就。
　　(二)國外的有關研究
　　日本澤田總清的《中國韻文史》(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對漢代樂府詩歌的介紹,吉川幸次郎對《古詩十九首》的研究、小西昇對兩漢樂府的研究、澤口剛雄對樂府游仙詩的研究、《陌上?！返难芯?、增田清秀的《樂府の歷史的研究》(東京創(chuàng)文社,1975年)、法國戴密微的《中國古詩選》(巴黎,1962年)收錄了《古詩十九首》的全部譯文,并稱贊它“是漢代流傳下來的最優(yōu)美的詩歌:這種五言詩體保持了民歌特色,且具有完美的藝術技巧。”桀溺的《古詩十九首》(巴黎, 1963年)則是一部專門的研究著作,對十九首進行重譯并對每首詩的詳盡注釋。把古詩十九首與法國文學作了比較。同時,以漢樂府《陌上?！窞橥黄瓶?對美女采桑這一中國文學題材進行了相當細致的文化研究,并與西方文化進行比較研究。
　敘事詩是整個詩歌史的一部分,中國敘事詩同抒情詩一樣,在民族詩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20世紀的中國敘事詩研究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績,隨著社會文化思想的變革,21世紀的學人在敘事詩的研究方法與研究模式上將會產生新的變化,這必然會帶動敘事詩的研究,也必將會產生一批代表21世紀的學術思想的研究著作,促使敘事詩研究向更深更廣的領域發(fā)展。隨著中西文化的交流擴大,西方的敘事研究也會以其新穎的視角給我們以啟示。在未來的歲月里,中國敘事詩的研究必將取得更大的成就。
　　
　　
　　附:中西敘事學方法論研究專著
　　
　　對敘事文學的研究是一個古老的課題,敘事的研討在西方文論中有悠久的歷史。早在古希臘,亞里士多德的《詩學》就把悲劇的主要成分歸納為情節(jié)、性格、言詞、思想、形象和歌曲六個方面,情節(jié)居于首位,情節(jié)就是敘事之事。
　　當代的敘事研究或者說敘事詩學,與傳統的研究方式不同的是在研究的方向上出現了一種明顯的分化,一種是語言學詩學,另一種是文化詩學。西方結構主義文論在索緒爾結構語言學的影響和啟發(fā)下,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應運而生。他們尋求批評的恒定模式,反對印象派一類的主觀批評,要求用相對穩(wěn)定的模式來把握文學,以達到有理性、有深度的認識。強調文學研究的整體觀,他們把文學看成一個整體、強調文學系統和外在于文學的文化系統對具體作品解讀的重要性,追尋文學的深層結構。
　　結構主義自誕生之日起,就對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西方的一些學者開始用敘事理論研究中國的文本,諸如美國丁乃通的《中西敘事文學比較研究》(華中師范大學出版,1994年)、美國蒲安迪的《中國敘事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美國王靖宇的《中國早期敘事文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法國的列維—斯特勞斯對《救風塵》的研究、法國的格雷馬斯用符號矩陣對《救風塵》的研究、美國的杰姆遜對《聊齋志異?鴝鵒》進行研究等等。
　　自20世紀80年代初敘事學被引入中國以來,國內學者陸續(xù)寫作、出版了大量導讀性、理論建設性和理論探索性的文章。20世紀80年代主要以外國理論資料的翻譯為主,90年代初至中葉則以中國學者對西方敘事學的理論系統整理、介紹為主,90年代末期至今,一部分中國學者開始有意識地建設具中國特色的敘事學理論,還有一些學者在吸納已有的敘事學研究方法的基礎上進行敘事學與具體作品分析相結合的理論研究,與此同時,有些學者則拓寬敘事學研究的理論視野,將敘事與文化的理解、反思相結合。此時期中國學者的理論作品按其理論關注點及研究方法大致分為這樣幾類:以理論介紹為主的導讀性作品,代表作有徐岱的《小說敘事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傅修延的《講故事的奧秘――文學敘述論》(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3年)和羅鋼的《敘事學導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等;從語言學和邏輯學角度研究敘述學,以董小英的《敘述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和王陽的《小說藝術形式分析――敘事學研究》(華夏出版社,2002年)為代表;以澄清敘事學理論研究中出現的系列問題(術語概念和某些定論中的分歧)為主并對敘事學理論的研究范疇進行拓展或納入新的研究方法的,如胡亞敏的《敘事學》(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申丹的《敘述學與小說文體學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以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敘事學理論為主的著作有楊義的《中國敘事學》(人民出版社,1997年)、傅修延的《先秦敘事研究――關于中國敘事傳統的形成》(東方出版社,1999年)和高小康的《市民、士人與故事:中國近古社會文化中的敘事》(人民出版社,2001年)等;注重敘事學與文學作品個案分析相結合的理論研究作品有譚君強的《敘述的力量:魯迅小說敘事研究》(云南大學出版社,2000年)、格非的《小說敘事研究》(清華大學出版,2002年)、胡全生的《英美后現代主義小說敘述結構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和徐岱的《邊緣敘事:20世紀中國女性小說個案批評》(學林出版社,2002年)等;注重敘事與文化之間影響關系的作品有譚君強的《敘事理論與審美文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耿占春的《敘事美學:探索一種百科全書式的小說》(鄭州大學出版,2002年) 、高小康的《中國古代敘事觀念與意識形態(tài)》(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李春青的《詩與意識形態(tài)—西周至兩漢詩歌功能的演變與中國詩學觀念的生成》(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和李春青的《在文本與歷史之間—中國古代詩學意義生成模式探微》(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等 。正是在這一大批學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國文學被置于非常豐富的世界文學發(fā)展脈絡之中,為從多種角度加以欣賞和分析中國古代敘事詩,開辟出了許多新的視域和途徑。

                                  原載：　《古籍整理研究學刊》 2009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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