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過對《管子》中遺存的河圖說和洛書說的解讀，從民族學和考古學等多方面考證出：河圖、洛書是一萬至四千多年前的五行、四時太陽歷圖示。這種上古中國先民生產(chǎn)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歷法，其優(yōu)美、簡潔、精確的理論構(gòu)建令人驚嘆。陰陽五行這類象從誕生伊始就具有純粹科學的意義，在數(shù)千年的應用過程中，河圖、洛書所表征的五行、四時歷鎖定了中國人的思維方法、文化品格和科學范式，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綿綿不絕萬年之久的文化基因，對于二十一世紀人類科學的進步，人類文明的可持續(xù)發(fā)展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在中國文化史上，幾乎沒有什么事物像河圖洛書這樣過去一千多年來聚訟紛壇，莫衷一是。直至現(xiàn)代，學者們還要不斷地“破譯”它們。造成這種現(xiàn)象的原因是什么呢？筆者認為，以下三方面的原因是最主要的。

　　一是河圖洛書圖形早佚，北宋以前只保存對兩圖數(shù)字序列的陳述；二是至晚在戰(zhàn)國時代河圖洛書的圖與說就已經(jīng)相脫離，使人們除了面壁玄想以外，幾乎沒有辦法弄清楚兩圖的實際意義；二是保存在今天《管子》一書中河圖說和洛書說被兩兩拆分為四篇，依次是：河圖說《管子-五行第四十一》、《管子-幼官第八》（該篇內(nèi)容與《管子-幼官圖第九》幾乎全同，但順序不同）；洛書說《管子-四時第四十》、《管子？輕重己第八十五》。這種拆分進一步增加了后人理解河圖洛書真義的困難。

　　學界很早發(fā)現(xiàn)在《管子》相關篇章中存在河圖、洛書的文字說明的黎翔鳳先生。黎翔鳳（1901~1979年），字丹池，湖北黃梅人。1925年畢業(yè)于武昌師范大學，師從黃侃，專攻漢學。從1961年開始，在遼寧大學中文系任教，直至1979年去世。1962年，黎先生鑒于郭沫若《管子集校》的諸多不足，用一年半的時間完成《管子校注》，其考證之精深，非一般學者可及；《管子校注》一書在1984年由中華書局購得，正式校訂出版則是在二十年后的2004年6月，距該書成稿已經(jīng)整整四十年，距黎翔鳳去逝也已經(jīng)25年了。

　　在《管子-幼官圖第九》的題解中，黎翔鳳先生注意到《幼官圖》實為洛書，《幼官篇》為其說。他寫道：“《幼官圖》與《幼官篇》文字相同，重復不合理，古人決不如是之愚蠢。以屈原祖廟及長沙軼侯墓畫絹例之，《幼官圖》是圖。是照《幼官篇》文字繪圖于壁，即用《幼官篇》文字說明之。《幼官圖》即是此意。郭沫若誤會文義，用文分列為圖而不言五帝、五獸之形象，非是。且篇中數(shù)字之意義即用《洪范》，其圖為《洛書》。各書有《洛書圖》，而不知即在《管子-幼官篇》中?？芍獔D不僅是畫像，即黑白點亦為圖。本圖、副圖亦有分別者。楊忱本先西方，次南方，次中方，次北方，次中副，次北副，次東方，由左而上中下，合乎繪畫順序，郭不知也?！保ɡ柘桫P：《管子校注》，中華書局，2004年6月，第182頁。）另外，在《管子校注》的序論中，黎先生著力強調(diào)了《幼官篇》居《管子》一書的“腦神經(jīng)中樞，理論體系由是出焉”，“其數(shù)為洛書，‘圖’比文字重要，全書每一篇皆可于《幼官》尋其脈絡?！保ɡ柘桫P：《管子校注》，中華書局，2004年6月，“序論”第21頁。）

　　后面我們將會看到，黎翔鳳先生錯將《幼官圖》誤解成了洛書，《管子？幼官第八》描述的是基于五行歷的時令，要早于《大戴禮記？明堂》中描述的洛書數(shù)，是河圖數(shù)才對，《幼官圖》當為河圖；但黎先生注意到《幼官》在集中華文化之大成的黃老經(jīng)典《管子》一書中的理論核心地位，這是了不起的。因為天文歷法是中華文化的本根，《幼官》是對上古陰陽五行歷的解讀，其當然會成為《管子》“腦神經(jīng)中樞”， “理論體系由是出焉”也就不值得奇怪了。

　　只可惜黎翔鳳先生未將《幼官圖》和《幼官篇》同天文歷法聯(lián)系起來，也沒有能深入研究下去，否則中華文化的的這一精髓會更早地為世人所認識。我們要繼續(xù)這種學術(shù)開拓，恢復河圖洛書的本面目，還要從河圖、洛書的流傳歷史說起。

　　一、圖亡數(shù)存：北宋以前的河圖洛書

　　1、河圖洛書的圖形在東周已經(jīng)失傳

　　中國先秦古籍中對河圖、洛書的記載很多，當時的學者大體將二者看成祥瑞之物，似乎時人已經(jīng)不能清楚理解二者的實際意義?！督裎纳袝?？顧命》最早記錄了河圖的存在，它是公元前1025 年周康王即位之時，在先王廟東西兩側(cè)陳列寶物之一，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文中記載說，廟中有越玉五種，寶刀、赤刀、大訓，大璧、琬琰，陳列在西墻向東的席前。大玉、夷玉、天球、河圖，陳列在東墻向西的席前。（原文：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

　　三千年前的周康王時代，河圖似乎還存在，否則何以能同諸多王室寶石、典冊陳列在一起，且河圖當為主管宗廟禮器的天府所藏，因為《周禮？大宗伯》上有：“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凡國之玉鎮(zhèn)大寶器藏焉?！睎|周時河圖洛書似乎已經(jīng)失傳，但作為神秘莫測的祥瑞之物，《周易》、《論語》、《墨子》、《管子》、《禮記》等古籍中都曾提及河圖洛書。

　　《論語-子罕》：“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墨子-非攻》：“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泰顛來賓，河出綠圖，地出乘黃?！保ā痘茨献?俶真訓》作：“古者至德之世，賈便其肆，農(nóng)樂其業(yè)，大夫安其職，而處士修其道。當此之時，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九鼎重味，珠玉潤澤，洛出丹書，河出綠圖。”）

　　《管子-小匡》：“昔人之言受命者，龍龜假河出圖，洛出書，地出乘黃，今三祥未有見者?！?/p>

　　《周易-系辭傳》：“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則之。天地變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兇，圣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之。”

　　《禮記-禮運》：“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其余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窺也。”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盡管《墨子》中保存著河圖的數(shù)字序列，《管子》四篇中完整保存著河圖洛書的圖說，但在二書寫定的戰(zhàn)國時代，學人已經(jīng)不能將這些數(shù)字序列與河圖洛書聯(lián)系起來。這是河圖洛書的圖形在東周已經(jīng)失傳的重要證據(jù)。所以同孔子一樣，《墨子》和《管子》的作者干脆將河圖洛書視為神物。以至于西漢末年讖緯之學興起后，許多讖緯圖書托名為“河圖”、“洛書”。

　　河圖洛書圖示在東周就已失傳，但其數(shù)字序列卻根深蒂固地存在著。

　　2、史藉中的河圖洛書數(shù)

　　《墨子-迎敵祠》主要講述敵來祭神之法，言及四方與數(shù)字的關系，與河圖全同，即東為八，南為七，西為九，北為六。這些數(shù)字決定了祭壇的高度、人數(shù)、駑數(shù)等等，我們以東方為例，上面說，敵人從東方來，就在東方的祭壇上迎祭神靈，壇高八尺，寬深也各八尺，由八個年齡八十歲的人主持祭青旗的儀式，安排八尺高的八位東方神，八個弓箭手，每個弓箭手射出八支箭；將領的服裝必是青色，用雞作祭品。（原文：敵以東方來，迎之東壇，壇高八尺，堂密八；年八十者八人，主祭；青旗、青神長八尺者八，弩八，八發(fā)而止；將服必青，其牲以雞。）

　　《呂氏春秋》十二紀和《禮記-月令》中的四方與數(shù)字配伍與《墨子？迎敵祠》完全相同，只是多了中央為五。并將努力將四季與五行、方位、數(shù)字配合起來，這顯然是受了《管子》河圖洛書圖說諸篇的影響。

　　西漢揚雄在仿《周易》而作的《太玄》中，極為細致地用文字描述了河圖數(shù)字序列，似乎他親眼見過河圖，否則其描述何以與河圖圖示幾乎同出一轍？只是中間的五十兩個數(shù)字有點不同?！短?玄圖》上說：“一與六共宗，二與七為朋，三與八成友，四與九同道，五與五相守”?！短?玄數(shù)》還將數(shù)字與五行方位配合了起來，上面說“三八為木，為東方，為春，日甲乙”，“四九為金，為西方，為秋，日庚辛”，“二七為火，為南方，為夏，日丙丁”，“一六為水，為北方，為冬，日壬癸”，“五五為土，為中央，為四維，日戊己”。

　　洛書的數(shù)字序列《大戴禮記？明堂》中就有記載，其堂室是按洛書數(shù)排列的，它們是“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保ㄈ鐖D一）

圖一：清代經(jīng)學家胡渭在《易圖明辨》中繪出的明堂九室圖

　　這種順序明確顯示出作為發(fā)布時令的場所，明堂與歷法以及與歷法同步的政令有密切的關系。《管子》中的河圖說《管子？幼官第八》，據(jù)郭沫若先生考證，“幼官乃玄官之誤”，（《郭沫若全全集第五卷？管子集校一》，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90頁。）“玄宮時政猶明堂之月令也?！薄豆羧谖寰恚抗茏蛹Ｒ弧?，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89頁。）所以古明堂以洛書數(shù)序排列不是偶然的。

　　1977年，安徽阜陽縣雙古堆西漢汝陰侯夏侯灶墓出土了“太一九宮占盤”（如圖二），年代為漢文帝七年（公元前173年），該漆木占盤已經(jīng)有兩千多年歷史。

圖二：西漢汝陰侯夏侯灶墓出土的“太一九宮占盤”

　　“太一九宮占盤”九宮的名稱和各宮節(jié)氣的日數(shù)與《靈樞？九宮八風》完全一致。李學勤先生寫道：“式盤下盤（地盤——筆者注）邊緣上的八處文字是可以連起來讀的，每處文字前頭的節(jié)氣都有重文號……這和《九宮八風》篇的第一段相對應，只是省去了‘太一’等語及每句動詞‘居’字?！保ɡ顚W勤：《古文獻叢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11月，第238~239頁。）

　　《黃帝內(nèi)經(jīng)-靈樞-九宮八風》記載了太一（即太乙，北辰之神）一年中游九宮的學說，與八節(jié)相配，上面說：“太一常以冬至之日，居葉蟄之宮四十六日，明日居天留四十六日，明日居倉門四十六日，明日居倉門四十六日，明日居陰洛四十五日，明日居天宮四十六日，明日居玄委四十六日，明日居倉果四十六日，明日居新洛四十五日，明日復居葉蟄之宮。曰冬至矣?！?，其圖示如圖三：

圖三：《黃帝內(nèi)經(jīng)-靈樞-九宮八風》圖示

　　“太一九宮占盤”小圓盤（天盤）過圓心劃四條分線，在每條等分線兩端刻“一君”對“九庶民”，“二”對“八”，“三相”對“七將”，“四”對“六”，與洛書九宮布局完全符合。此圖的出土表明，至晚在漢代，洛書數(shù)字序列與歷法的關系還為人們所熟知，并將其應用到了醫(yī)學、數(shù)術(shù)等領域。

　　事實上，北枕頭河圖洛書圖示出現(xiàn)以前，保存二者數(shù)字序列的所有古文獻幾乎都在某種程度上指向二者的真義：天文歷法；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事，北宋陳摶傳出河圖洛書的圖后，這個問題反而更加復雜起來，甚至已經(jīng)分不清到底哪個是河圖，哪個是洛書——因為宋經(jīng)后人們早已經(jīng)習慣于一年366天，一年分十二個月的陰陽合歷了。